親愛的阿米和路哈瑪，平安。
使徒保羅在論到基督教信仰時，曾與兩個民族的文化特徵做了對比：「猶太人是要神跡，希臘人是求智慧；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的確，若論人的理性智慧，希臘人在古代世界實在是無與倫比，我們在《亞歷山大和他所葬送的希臘》那一講中對此已有述及，此處不贅。
若論希臘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當推柏拉圖的學生亞里斯多德，他曾被一個希臘城邦（馬其頓）的國王（腓力二世）聘去教王子讀書，這個王子就是日後的亞歷山大大帝。亞歷山大30歲那年徵服了當時整個已知世界，並把希臘文明傳播到了其軍兵所至的歐亞非三洲，開啟了一個「希臘化時代」。亞歷山大於33歲暴斃之後，他的部將瓜分了他的一統江山。及至更善戰的羅馬人崛起，將這些希臘化國家逐一吞併，但在文化上卻被希臘人反向徵服，這樣，希臘文化又借著羅馬人的帝國更加擴大了影響，幾乎滲透了整個地中海世界。
所以當教會出現於1世紀的地中海東岸時，除了要面對驕傲的猶太宗教和強大的羅馬帝國，還必須面對非常成熟的希臘文明的挑戰。據《使徒行傳》第17章，當年保羅在希臘哲學的故鄉——雅典城傳福音時，就曾直面希臘哲人的譏誚：「這胡言亂語的要說什麼？」「他似乎是傳說外邦鬼神的」，證實了「知識叫人自高自大」的道理。但保羅沒有反唇相譏、直接定罪那使他們自高自大的知識，也沒有擺出對其外邦學問不屑一顧的「高派屬靈」姿態，卻說：「眾位雅典人哪，我看你們凡事很敬畏鬼神。我遊行的時候，觀看你們所敬拜的，遇見一座壇，上面寫著『未識之神』。你們不認識而敬拜的，我現在告訴你們……就如你們作詩的，有人說：『我們也是他所生的。』我們既是神所生的，就……」保羅選擇了鄭重其事地跟他們對話，並且是進入他們的知識系統來與他們對話。他顯然了解對方的文化，所以能找到切入點搭建起對話的平臺，先取得認同，再分析對方體系的缺欠，然後引領他們超越自己的文化體系而歸向基督。
在使徒時代之後，早期教會的很多教父都繼承了保羅這種積極對話的態度，主張正面地看待希臘文明。譬如亞歷山大的革利免，他甚至認為，哲學之於外邦人，一如律法之於猶太人，是神賜給不同族群的不同的「訓蒙的師傅」。今天我們當然不會同意這個觀點，但我要提醒各位，萬不可肆意輕看我們的信仰前輩，指責革利免「沒有好好地認識普遍啟示和特殊啟示的區別」。在革利免的時代，這些神學概念尚未被提出，而如今我們這些站在歷代巨人肩膀上的後生小子，卻不可用輕易學來的「正統神學」去定罪腳下的信仰前輩。越是被神放在歷史末後的基督徒，就應該越感恩，而不是越驕傲。我們千萬不要做那種從裡到外只有神學觀念正確的人。
除了革利免，他的接班人、就是我們曾提到過的俄利根，還有早期教會的語言天才耶柔米等教父們，對希臘哲學也都持比較正面的立場。從他們的出處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事實，使徒時代結束後，從第2世紀開始，教會的領袖們就基本都是外邦知識分子出身的了。藉著這些希羅背景的知識精英，主的教會一直在積極地跟希臘文明展開對話，把來自猶太人的好消息用希臘的方式告訴他們。使徒保羅可謂後繼有人。
但與此同時，早期教會也有對希臘哲學持相當負面看法的領袖，譬如特土良，他的名言是：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麼相干呢？並且很尖銳地指出，幾乎所有異端都是從希臘哲學出來的。俄利根的洞見跟使徒的教導其實一脈相承。曾在雅典與希臘知識分子積極對話的使徒保羅，亦曾在《歌羅西書》鄭重提醒教會：「你們要謹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學和虛空的妄言，不照著基督，乃照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就把你們擄去」。可見希臘哲學對基督教的威脅，不僅在其使人自高自大，成為福音的攔阻，更可怕的是其思想會滲入教會內部，歪曲正統信仰，使純正的福音異端化。
所以面對外邦文明，我們必須保持一種平衡。從宣教和護教的角度，我們當然有必要了解外邦的學術，但同時，我們要謹防自己被這些學術擄去。對於「人間的遺傳和世上的小學」，我們信主以後，通常在理性方面會比較容易辨明其錯謬，但情感的更新卻往往是一個更長的過程。所以我們甚至需要破碎自己對外邦文明在審美上的依賴。一種很可悲的現象是，有人都已經移民美國了，除夕夜還是必看春晚；都已經回到耶路撒冷了，最愛看的還是巴比倫中央電視臺；都已經信主了，最念念不忘的還是儒家或國學。我們信主以後的更新，須是全人的更新。「扶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特土良式的決絕，理應成為基督徒面對各自故國遺傳的基本態度。但即便態度決絕如特土良，其本人對希臘文明的造詣亦是極深的。三位一體教義中的「位格」和「本質」這兩個詞彙，就是由特土良從希臘文中借用過來的。這值得我們深思。我們作為基督徒，對於外邦的知識學問雖然不是必須要學習，但無論學還是不學，都應該端正態度，我們不能一邊出於懶惰拒絕學習，一邊又說「這些『世上的小學』學了也沒啥用，對於得救一點幫助都沒有——特土良都說了：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麼相干呢？」我要說，特土良的這句話完全正確，但正確的話不是誰來說都合適。特土良可以這樣說，但不是所有人都是特土良。特土良了解他所反對的東西，這就使他的反對更有說服力。並且因為他了解他所反對的東西，所以他可以使用這些東西當工具。
據《撒母耳記》，以色列的大衛王，正是用歌利亞的刀，砍下了歌利亞的頭。必須承認，希臘文明的確給早期教會提供了很多資源，使教父們得以借用哲學的思維去總結信仰，闡釋教義，好去應對各種受希臘哲學影響而出的異端學說。他們沒有輕浮地去譏誚歌利亞的刀，乃是奪過來去砍歌利亞的頭。
我們生活在一個反智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做基督徒，你很容易聽見這樣的聲音：「神學、教義有什麼用啊？一本聖經難道還不夠嗎？」這種貌似屬靈的詰問，其實有著很強的時代性。但無論如何我們需要去面對。的確，假如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異端出現的可能性，教會也就真的不需要整理神學和教義。就好像當年以色列假如根本沒有敵人要面對，大衛也就真的不需要歌利亞的刀。但問題是，敵軍已經出來罵陣了，他們實實在在威脅到了永生神的軍隊。福音傳到被深深希臘化的外邦世界以後，早期教會面對各種受希臘哲學影響的異端，教父們毫不猶豫地奪過了他們的武器，即出色地借用希臘哲學的概念來闡述聖經的啟示，形成正統教義，去應對異端們以私意對真理的篡改。
譬如第2-4世紀，面對諾斯替異端，教會在啟示論方面有重要的神學實踐；到第4-5世紀，教父們與各種異端的主要戰場轉移到了三一論和基督論方面，確立了很關鍵的教義基礎；第5-7世紀，針對伯拉糾主義的謬種流傳，教會又在人論方面做出了經典的闡述……可見神學教義往往都是回應性的，教會領袖們不是閒著沒事在書齋裡玩玄學遊戲，而是在全副武裝地回應各種邪惡異端的攻擊。兩千年來，神一直在歷史中積極地作為，使用所興起的歷代聖徒們來為真道辯護，有效地保護了祂的教會，並為後世留下了豐厚的屬靈產業，即一系列正統的神學教義。
基督徒作為神的兒女，也是歷代先輩的屬靈子孫，我們必須謙卑領受神在歷史中賜下的恩典（即謙卑繼承歷代教會傳承下來的這些屬靈產業）。所以受時代風潮影響而藐視神學、藐視教義的當代基督徒，我們要小心自己不要藐視了神在歷史中賜給教會的恩典。
基督徒通過對人的愛來表達對神的愛，同樣，我們也通過對神所設的那可見權威的順服來表達對那不可見的權威（即神本身）的順服。敬畏神的基督徒一定是敬重權威的人。我們對於聖經真理的領受，是有一個權威次序的：首先，聖經本身是最高的權威；排名第二的權威，是教會作為神奧秘事的管家（林前四1）在歷代所召開的大公會議的決議；第三是古代聖徒的意見；最後才是我們個人的見解和感動。假如你讀聖經，有了某種「領受」，而這種「領受」如此特別，是一種新的「領受」，跟歷代大公會議所確認的教義都不一樣，跟歷代信仰前輩所領受的都不一樣，那你就有理由認為自己一定是錯的。而對自己的奇特「領受」有特別的自信、決不妥協的英雄好漢們，就是歷代異端邪教的創始人。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我們對於這本神所賜的、來自先知與使徒、而保存於教會的寶貴聖經，當抱有一種特別敬重、嚴謹的態度。我們應該按著正統的信仰準則來讀經解經，也就是按著正統的神學教義來解讀。眼下有一種很流行的「敬虔」說法：神學，你得自己從聖經中讀出來。我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比這更狂妄的思維方式。不可否認，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讀經領受和結果很重要，但神學是什麼？神學是基督教會兩千年集體讀經的結果！教義是歷代聖徒兩千年集體讀經的領受！我們若是以個人的讀經「領受」去跟基督教會兩千年的神學教義相抗衡，那是一種何等可怕的狂妄！因為當一個人這樣去做的時候，實際上是在宣告他個人的讀經領受，是比歷世歷代聖徒的解經結果都更加可靠的，換言之，聖經的最終解釋權不是在教會（聖言的託付者，見羅三2），而是在他個人的手裡。
這樣的狂傲分子代不乏人，從使徒時代直到今天，每一代的教會都受到異端的威脅。在早期教會史上，通常以主後325年的尼西亞會議為界，將各種異端劃分為「前尼西亞時代」的和「後尼西亞時代」的。前尼西亞時代的異端主要有三個：諾斯替主義、馬吉安主義和孟他努主義。
諾斯替主義亦稱「靈智派」，是基督教希臘化的一種極端表現，貴靈賤肉，重魂輕體，其神觀極為抽象化，認為真正的神不可能創造物質世界，因此創世之神是一位劣等的惡神，而救世主基督，則被認為系由至高的善神「流出」，其使命是要把人類從邪惡的物質世界中拯救出來，而拯救的方式並非十字架上的替死，而是授人某種「神秘知識」。凡領受此種「神秘知識」之人皆須棄絕肉身，如禁止婚娶等。諾斯替主義者凌空高蹈，自詡「教外別傳」，為制止其魚目混珠，早期教會極為重視「使徒統緒」的傳承。在愛任紐、特土良等教父的批駁之下，第3世紀以後，諾斯替派便被逐出了歷史舞臺，直到20世紀，因著埃及出土的諾斯替文獻被學界熱炒而再度死灰復燃，《駭客帝國》《達文西密碼》等通俗文藝作品都受其影響甚深。
馬吉安主義是由馬吉安於144年左右所提出的神學思想，受希臘哲學觀念的影響，馬吉安與諾斯替異端一樣主張二元論，他還堅持徹底的字面解經，認為舊約中所記載的「憤怒之神」與主基督的「慈愛天父」並非一位，主張將之摒棄，而只承認數卷使徒保羅及路加的著作為聖經正典。其實，馬吉安所刪減的不僅是聖經，他所理解的「福音」本身就是殘缺不全的，沒有公義的愛，從來就不是基督之愛。馬吉安主義在325年舉行的尼西亞會議上被判為異端。為回應該異端，早期教會開始了確認正典的工作。
與刪減啟示的馬吉安主義相反，孟他努主義者聲言神還有新的啟示，即以孟他努本人和其兩名女助手為「喉舌」，聖靈會把新的預言宣告出來，就這樣，孟他努和他的追隨者們就在使徒教會的架構之外另起爐灶，來取代神所設立的「聖言託付者」的特殊權威。孟他努主義針對當時（3世紀前半葉）教會太平多時、漸趨體制化所帶來的一些弊病，宣告強烈的終末論，提倡嚴厲的道德律，因此吸引了很多人士的跟隨，著名的北非教父特土良晚年竟也加入了孟他努派。針對孟他努主義的錯謬，早期教會確認了啟示的使徒性原則，從而宣告了聖經正典的完成。
325年召開的尼西亞大公會議，主要針對的對象是亞流主義。亞流是亞歷山大教會的一位牧師，深受希臘思維的影響，更傾向於認同神的獨一和超越性，覺得三位一體的教義無法理解，而只有在一情況下，才能說得通，即：基督並非神，而是最先受造的介乎神人之間的「半神」。亞歷山大教會的主教對他進行譴責，亞流不服，繼續宣揚他的神學觀點，終於被亞歷山大教會開除。被除教後，亞流並未悔改歸回，而是在其朋友的支持下將「耶穌非神說」廣為傳播。事態愈演愈烈，甚至驚動了當朝皇帝君士坦丁，這位剛剛宣布基督教合法化的君王為防止教會分裂，在京城附近的一座小城尼西亞召集了一次全國主教會議，正式判定亞流主義為異端，確認聖子基督是完全的神。
後來，老底嘉教會的主教亞波裡拿留又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認為聖子作為道成肉身的神，並沒有真實完全的人性，耶穌只有身體是屬於人的，而其頭腦與心靈則完全被「道」取代並控制。對此東方教父納西盎的貴格利說：「沒有承擔，就沒有醫治」，意思是說，耶穌基督若無完全的人性，我們這些信他的人怎能獲得完全的拯救呢？故此，各地主教於381年又開了一次君士坦丁堡會議，確認聖子基督是完全的人，判定亞波裡拿留主義為異端。
但接下來還有問題：主耶穌是神又是人，那麼其神性與人性又是什麼關係呢？過於強調主的神人二性，會將其聖子位格割裂（如涅斯託利主義）；而過於強調基督是合一的位格，其人性又完全被神性吸收（如歐迪奇主義）。為了反對這兩種錯誤，教會又分別在431年和451年召集了兩次大公會議（以弗所會議和迦克敦會議），正式確認「聖子是一個位格」和「神人二性不相混淆」的教義。其中451年所通過的《迦克頓信經》可視為四次大公會議的一個總結性文件，它是基督教會關於「基督是誰」這一問題的最終定論。值得注意的是，它並沒有用肯定的方式告訴我們，在聖子的單一位格中，神性與人性這兩種本質之合一是怎樣的，而是用了很多否定的方式來表達二者不是怎樣的；而且它也並沒有回答我們在三位一體教義中的所有問題，只是劃定了一個討論的範圍和邊界。這成為我們探討神學的美好典範，即對理性要有理性的認識，要守住人在神面前應有的謙卑與敬畏。「隱秘的事是屬耶和華我們的神的；惟有明顯的事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的子孫的，好叫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申29：29），神學不是研究神的學科，因為神不是我們研究的對象，神是我們信仰和讚美的對象。
早期教會史上影響較大的異端，除前文已述及者外，還有摩尼教、多納圖派和伯拉糾派等三種——
摩尼教系由波斯人摩尼所創，此人志比天高，致力於構建一種世界性信仰，超越已有的一切宗教傳統，故將印度的佛教、波斯的祆教與基督教相雜糅，發展出一種類似諾斯替主義的二元論思想來，認為世界有善神和惡神兩個獨立本原，分別統管精神與物質、靈魂與肉體、光明與黑暗，這兩種力量永恆對抗，共同支配世界，而人作為一種「善惡混合物」，若想得救必須通過苦修把靈魂從肉體中洗滌出來。摩尼教取笑基督徒的單純信心，強調要以理智解決終極問題，吸引了很多羅馬知識分子的跟從，在基督教國教化以後，摩尼教仍以一種隱秘方式在流傳，著名教父奧古斯丁在信主之前便有九年的時間痴迷於摩尼的教導。
多納圖派比較特別，其神學觀點與正統教義沒有任何分歧，之所以從大公教會分裂出去，原因可追溯到基督教合法化之前、戴克里先皇帝所發動的那次史無前例的大逼迫，在那次志在徹底滅絕基督教的帝國行動中，無數信徒殉道，但也有很多人在苦難面前選擇了叛教，其中甚至包括很多的教會領袖。過了幾年風暴結束後，面對那些變節者重新回到教會，尤其是變節的牧者重新擔任聖職，很多基督徒表示無法接受，迦太基的多納圖便嚴肅指出，曾經叛教的牧者所施行的聖禮是無效的，而失卻聖潔本質的教會也不復是教會了。於是很多志同道合者便跟他一起離開，另組新的教會，形成多納圖派。這是早期教會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分裂，所引致的傷害和爭論長達數百年之久。
伯拉糾派由第4世紀的一位不列顛修士伯拉糾創立，他們認為人類生來即有自由意志，此自由意志並未受到亞當犯罪的玷汙，故我們仍可自由地選擇行義或犯罪，這樣所導致的結論就是基督徒的得救也並非完全出於神的恩典，乃是「天助自助者」，有人自身的功績在其中。因此促使伯拉糾派禁慾修道、追求聖潔的精神資源，與其說是基督信仰，不如說是希臘斯多葛主義哲學的禁欲主義自製觀，已經偏離了福音的真義。
在基督教會與上述三種主張的爭戰中，一位非洲神學家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就是奧古斯丁。
不獨在教會史上，在世界史中奧古斯丁也同樣大名鼎鼎，屬於史家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人物。很多人都知道，奧古斯丁信主之前曾與一個姑娘未婚同居，並育有一個私生子。這成為世人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成為奧氏「曾經是個大惡人」的呈堂證供。但是我想，他若生活在我們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檔案當會幹淨很多，就像你我一樣。所以你若不認為自己是個大惡人，就請不要再說奧古斯丁「曾經是個是個大惡人」這樣的話了吧，他其實也就跟你我差不多。所不同者可能有兩點：一是對自己的罪更敏感，也更坦誠，其早年在性方面的犯罪就是他自己在《懺悔錄》中坦白的；二是才華更高，學問更大。
奧古斯丁自幼聰穎，且勤奮好學，十六歲即負笈北非首府迦太基深造，年紀輕輕便成為一位修辭學教授。受羅馬大作家西塞羅影響，奧古斯丁很早就致力於追求合符真理的高尚生活，但同時又一直無法擺脫情慾的困擾，內心常有劇烈衝突。他母親莫妮卡是個敬虔的基督徒，他也曾讀過聖經，但並未從中受益，反而更加覺得基督教是一種很低級的迷信。就這樣，從主後374年開始，他開始加入摩尼教，想從這個自稱超越一切現有宗教的信仰中去尋找答案，九年後因不滿其教義而離開。這期間，奧古斯丁接觸到新柏拉圖主義哲學，同意其「宇宙的根源是一而非多」的一元論觀點，從而更加認清了摩尼教的錯謬。主後384年，奧古斯丁赴米蘭任教，事業再上層樓。但無論理念上的更新還是事業的進步都無助於改善其私生活的混亂，奧古斯丁內心的痛苦愈來愈甚。這時他聽到了米蘭教會領袖安布羅修的震撼人心的布道。
奧古斯丁去米蘭教會聽道的動機本來極不單純，作為一位國立大學的修辭學教授，他只是想去觀摩一下這位知名牧者的演講風格，不料安布羅修所分享的內容竟也吸引了他。安布羅修的寓意法釋經解開了他對舊約的很多困惑，基督教在他心裡的形象開始越來越正面。尤其當他得知安東尼等基督教的修士們是如何棄絕世俗、潔身自好的時候，他深受震動：他作為知識分子求之而不得的，這些無知小民卻做到了。
神的時候終於來到，386年的一天，奧古斯丁在其花園裡突然聽見有小孩子的歌聲：「拿起來，讀！拿起來，讀！」他環顧園中卻並無一人，翻開聖經，正好看見《羅馬書》的13章13-14節：「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爭競嫉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肉體安排，去放縱私慾」。後來，奧古斯丁回憶道：「當我讀到這句話的最後一個字時，心中如有大光照入，黑暗疑雲一散而空」。387年的復活節之夜，奧古斯丁在米蘭教會受洗歸主。
幾個月後，他的母親去世了。這個信主的女人一生經歷過婆母的嫌棄、丈夫的出軌和兒子的悖逆，她用流淚的祈禱和愛心的忍耐，感化了婆母，不再聽信僕人的讒言；贏得了丈夫，從一個放蕩的外邦人成為跟她一樣的基督徒；而在臨終前，又親眼目睹了她那一直逃離神的兒子悔改受洗。如今，那美好的仗她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她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她已經守住了，就心滿意足地離開了世界，去領受神要賜給她的美好冠冕。
將母親安葬之後，奧古斯丁回到北非老家，四年後成為希波教會的主教助理，395年主教去世後接任教會領袖，直至430年辭世，長達三十三年。這三十三年是為主戰鬥的三十三年，不僅祈禱傳道，而且著書立說，與各種異端周旋答辯，如前所述，困擾基督教會多年的摩尼教、多納圖派和伯拉糾派遇到了他們最強的對手。
對摩尼教來說，這位前信徒如今幾乎成了它的掘墓人。在《懺悔錄》中，奧古斯丁記述了自己是如何擺脫摩尼教的觀點，而成為基督徒的，如針對其善惡二元論，奧古斯丁借用新柏拉圖主義的資源，提出了「邪惡本身並非實存，乃是良善之缺失」的著名觀點。
針對多納圖派對基督教會的挑戰，奧古斯丁指出教會最主要的記號是愛而非聖潔，當然他並不否定聖潔是神對教會的要求，但他認為聖潔是教會的目標而非現狀，直至審判的日子，地上的教會必定是麥子和稗子同在其中。而關於聖禮，奧古斯丁也駁斥了多納圖派的「聖禮之有效性取決於施禮者之道德表現」的觀點，他指出關鍵不在於施禮者是誰，而在於奉誰的名施禮，換言之，聖禮的有效性不在於施行聖禮的人，而在於設立聖禮的主。
針對伯拉糾派的錯謬，奧古斯丁指出亞當的犯罪導致他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從此在靈性上已是一個死人，並且最終肉體也會死去，更可怕的是，所有亞當的後裔也「都在亞當之中」，分有他的墮落，因此我們雖有自由意志，但卻並不擁有真正的自由，而是像墮落的亞當一樣，只有犯罪的自由，卻沒有不犯罪的自由，而按著公義的原則，犯罪的結果就是死亡，所以地獄理應是所有人的歸宿。但神卻因著我們所測不透的愛，預定揀選其中的一部分人，沒有按他們所當得的待他們，使他們因信耶穌而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此即白白的恩典。
奧古斯丁這一系列的思考與寫作，幫助第4世紀的教會度過了各樣的危難，功在當代自不消說，但其影響又遠遠超越了第4世紀的教會，其《懺悔錄》《論三位一體》《上帝之城》等作品成為基督教永遠的經典名著，其在教會論、聖禮論、人論、救恩論等方面的偉大洞見，亦標誌著教會正式完成了與希臘文明的對話，兩希文明深度合流，希臘哲學徹底工具化，藉此工具，基督教古典神學正式形成。
至此，初代教會的三大戰役全部告捷：猶太宗教被邊緣化了，羅馬帝國被福音化了，希臘哲學被工具化了。而針對希臘哲學的最後一役，奧古斯丁貢獻甚大。我們甚至可以說，歷世歷代每一個真正的基督徒，都應該算為某種程度上的「奧古斯丁主義者」。後來，中世紀教會正是因為漸漸丟掉了奧古斯丁的恩典教義才成為天主教的，而馬丁·路德的貢獻就在於重新找回了它。
在奧古斯丁的晚年，因著野蠻民族的輪番侵略，曾經不可一世的羅馬帝國（尤其是西羅馬）漸漸招架不住。主後430年，一個名為汪達爾的蠻族部落穿過直布羅陀海峽，殺向奧古斯丁所服侍的希波城，驚慌的百姓四出流徙，七十六歲高齡的奧古斯丁拒不離開，堅持留在希波照顧剩下的信徒，8月28日，在汪達爾人攻城的吶喊聲中，奧古斯丁平靜地安息在基督的懷抱裡。
一年後（431年），希波淪陷。四十六年後（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大舉湧來的各路蠻族，鐵蹄錚錚，踏遍了西方世界，猶如「公牛闖進瓷器店」，無數代人積累下來的古代文明成果被徹底摧毀。在一片焦土廢墟之上，西方歷史跨入了中世紀的門檻。在那個一切都動蕩不安的艱難時世，基督教會成為失序世界裡唯一的穩定力量，而奧古斯丁的著作也奇蹟般地歷劫而存，成為教會迎接前方全新挑戰時的重要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