嘗聞天地間有不朽之人,端賴其人有萬世不朽之言行。
從明末的耶穌會士入華開始,傳教士除了口頭宣講福音之外,還有四大輔助手段,即印刷出版、醫藥治療、學校教育及慈善救濟。
當時的天主教士大都接受以傳統的中國雕版印刷,作為其傳教或宣傳知識的方法。與此同時,在東南亞一帶向華僑傳教的教士,也採用了木刻這一技術,如菲律賓的西班牙多明我會傳教士所刊行的高母羨(P. Juan Cobo,1546-1592)《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Pien-Cheng-Chiao Chen-Ch』uan Shih Lu,1593,馬德裡國家圖書館藏)、《天主教理》(Dotrina Christiana en Letra y Lengua China,1593,梵蒂岡圖書館藏)和佚名撰《天主教理》(Doctrina Christiana en lengua espanola y tagala,1593,美國國會圖書館藏)等。
這一傳統,直至第一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倫敦會的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時,仍然被遵循不悖——他的二十一種中文著作中,有十九種都是由雕版印刷的。
第一位入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
First protestant missionary
英國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是西方派到中國大陸的第一位基督新教傳教士,1807年馬禮遜自英國啟程來到中國,當時他是二十五歲的青年,未婚,獨自一人首途赴華。
由於東印度公司船隻拒絕傳教士搭乘,馬禮遜只得取道美國來中國。1807年9月7日,馬禮遜進入廣州,因為不能夠合法地進入中國內地,所以滯留在廣州的十三洋行,在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一位領事的庇護下隱居,1年間隱居在廣州和澳門苦學中文。此後在華的25年裡,他在許多方面都有首創之功。
第一本用木刻雕版印刷的聖經
First bible by woodblock
據《馬禮遜回憶錄》載,編纂字典是受到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指示。赴東方國度傳教前,一個叫做容三德(YongSamTak)的中國人成為他的漢語啟蒙老師。「……達成目標(掌握漢語)之後,你要儘快將這項成就轉變對於全世界有益的事——也許你有此榮幸編纂一部較以前更為全面、正確的漢語詞典……」
此外,倫敦會還希望馬禮遜把《聖經》翻譯成「世界上1/3人所講的中文」。這裡強調「較以前」,是因為當時已經出現了以漢語為譯出語的手稿詞典或抄本,包括17世紀末義大利神父葉尊孝的《漢字西譯》(漢語-拉丁語)。
到華後,馬禮遜就翻譯中文版新舊約聖經。全部《聖經》於1819年11月譯完,1823年出版,取名為《神天聖書》,凡《舊約》稱《舊遺詔書》,《新約》稱《新遺詔書》。
這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部以中國木刻雕版印刷技藝印刷的《聖經》中文全譯本。
1811年1月7日,馬禮遜寫給倫敦傳教士董事們的信:今年9月,我把所譯的《使徒行傳》與希臘原文對照做了仔細的校對後,已經交給一個中國印刷工人予以改正。現在我已經和他的印刷所訂立了合約共印1000份。根據合約,如果木刻字模完好,還可繼續印15000份,印刷費共521元。我已寄送了3冊《使徒行傳》中文譯本的樣本給董事會司庫。
在此之後還有麥都思翻譯的中文聖經(1843年),但馬禮遜的翻譯本因為時間最早和翻譯嚴謹、貼切,所以他這部中文聖經後來被大部分人使用。如今,美國紐約聖經公會博物館仍藏有馬禮遜翻譯的中文版聖經,其他地方難以見到。
馬禮遜為保證譯本更適合中國語言習慣,他聘用中國學者為其校正修飾。梁發不僅是刻字印刷工,還是《聖經》中譯本的潤飾加工者;馬禮遜的中文老師高先生也幫助校正譯本中的語法。
衛三畏在談到馬禮遜的譯本時說,馬禮遜及其同伴的翻譯原則是忠實、明達、質樸。最忠實地把《聖經》翻譯得合乎中國文法,使普通的讀者也能理。
中國經典文化著作英譯的第一人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馬禮遜在翻譯、編排和出版《聖經》的同時,也進行了中國文化經典翻譯。他認為翻譯中國經典將有助於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國,他是比較系統地將中國經典翻譯成英文的第一人。1812年馬禮遜出版了翻譯的第一本中國傳統經典《三字經》(The Three-Character Classic)、《大學》(The Great Science)、《三教源流》(Account of FOE)、《太上老君》(Account of the Sect TAO-SZU)等。
1810年,馬禮遜寫給倫敦傳教士董事們的信:在過去的兩年裡,我是日以繼夜地、孜孜不倦地集中時間讀中文,如今已可使用中文寫公文給兩廣總督了,並且已經和政府官員們用中文交談。我也把孔夫子的《大學》、《中庸》和《論語》的一部分翻譯成英文。
引進第一臺現代化的石印機器
First modern printingmachine
嘉慶以來,因教案逐漸增多,朝廷對傳教嚴加控制,使得馬禮遜處境唯艱,雕版印刷對他和他的傳教同道而言,不僅在技術上,而且在成本上,都越來越難以承受。正是基於這一點,馬禮遜開始嘗試引進西方的印刷術,來繼續其傳教事業。
事實上,馬禮遜不僅嘗試採用了西法鑄造中文活字,因為印刷《華英字典》,中國內地輸入了第一臺現代化的石印機器,這對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來說都是嶄新的。
因為印刷 《華英字典》,製造了第一副中文鉛合金活字,第一次用中文鉛活字排版,並使用機器印刷,開創了中文圖書採用鉛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的現代出版歷史。隨之,清廷與中國的官商、民商也逐漸認識到了現代印刷、出版的力量,間接地推動了中國民族印刷、出版的誕生以及發展。
1823年,馬禮遜歷時15年,出版了六大本共計4595頁的漢英對照字典:《華英字典》。當時大部分的歐洲人都懂英文,因此懂英文的傳教士就可以根據這部字典來學習中文或從事翻譯工作,所以《華英字典》和基要真理的小冊,是馬禮遜的重要貢獻。在這項奠基性的工作中他得到梁發和其他一兩位中國助手的幫助。
1823年12月更正教信徒梁發被馬禮遜按立為中國第一個更正教的牧師,他協助馬禮遜來做印刷工作。梁發在1832年用中文寫了一本《勸世良言》,也就是日後太平天國開國者洪秀全的思想根據。
第一本中文期刊的誕生
The first Chinese journal
馬禮遜於1815年8月5日在米憐的協助下,於馬六甲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這份月刊主要是介紹基督教的教義,也有少量的介紹歷史、自然科學等方面的內容,讓中國人對西方文化有些了解,同時也對聖經的教義有些了解 。
它是近代以來以中國人為對象的第一份中文期刊,揭開了中國期刊史的序幕,自此,中文期刊在國門內外大量湧現,外國傳教士與商人成為這一時期辦刊的主體。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然在馬六甲出版,但它的宣傳對象是中國人。具有很強讀者觀念的米憐,採用了一個重要的宣傳策略,這就是儘量運用中國的傳統形式,儘量迎合中國人的思想習慣來宣傳自己的觀點。
一是附會濡學。每一期的封面都印上「子日: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的字句。在文章內更是大量引用《四書》、《五經》和孔孟程朱的言論。
二是刊物在寫作上還常採用中國文學特別是小說的表現手法。如大量搬用章回體,不僅用於故事性強、有人物活動的《古今聖史紀》、《張遠兩友相論》等稿,就連解釋天文現象的知識性文章也同樣採用。篇末還常用「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這類字句結尾,文中時而出現中國小說中常見的一些套語。
三是刊物式樣同於中國雕版書本。在刻至「上帝」和「神」的地方,也象中國書上寫到「皇帝」、「諭旨」時一樣,另起一行抬高一字,以示崇敬。這在西方書刊中,是沒有這種做法的。
2007年,澳門郵票還專門發行了馬禮遜來華二百周年紀念郵票。可以說,研究以馬禮遜為代表的基督教入華對於近代中國的意義深遠,對於基督教入華史的進一步研究,更有利於對中國近代科技史和印刷出版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