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樟柯：告訴自己不要被邊緣化

賈樟柯認為，當代藝術具有超驗性，通過藝術可以建立起對世界發展秩序的想像，有很強的預判意味，而他的電影創作同樣深受當代藝術的影響。

2005年，賈樟柯正在拍《三峽好人》，重慶天氣悶熱，攝影組的一個小夥子脫了背心，露出了整背的關公文身。「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麼具象、那麼大的文在人身上的關公，和平時那些小花、小草的文身不一樣。」

賈樟柯拿起相機，記錄下了這一刻。

「我是上世紀70年代生人，在少年時期我就留意到那種原始的文身，不像今天的文身很漂亮，那都是格式化的圖案。過去拿支鋼筆在胳膊上畫兩下，就是刺青了。男孩交了女朋友，把女朋友的名字刻上去，有時候打了一架，打輸了刻一個『忍』，這些看上去粗糙的文身，一筆一畫地刻在他的皮膚上，是刻骨銘心的記憶，是對情感有巨大牽動的東西。」

儘管賈樟柯拍攝文身主題的攝影作品已經15年，但他從未公開過這些作品。2020年8月31日，Prada Mode私人文化俱樂部全球第五站來到上海榮宅，在麵粉大王榮宗敬的舊宅裡，賈樟柯以「面」為主題，以「吃麵」「表面」和「會面」三個章節，打造了他的首次藝術個展。

文身和迪斯科同屬於「表面」這一章節。在賈樟柯看來，迪斯科和文身的屬性相同，在上世紀80年代，人是含蓄害羞的，而迪斯科和文身都解放了身體，「在這背後，是情感自由表達的一個體現」。

賈樟柯經常聚焦於「表面」，就和他電影中那些俗氣的音樂一樣。他的電影被戲稱為「可以一覽流行音樂簡史」。

上世紀80年代，流行音樂開始湧入中國大陸，賈樟柯坐4個小時的車去買了一盤臺灣情歌皇后鄧麗君的錄音帶。這種在當時被稱為「靡靡之音」的音樂，卻讓賈樟柯感受到了社會正在發生的巨大變革。

「在那之前，我們唱的歌是『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和『咱們工人有力量』，一直是『我們』，但鄧麗君的歌唱的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是關於『我』的。」

賈樟柯意識到，流行音樂能準確地展現時代風貌，他開始盡情地在電影裡開展聲音實驗。

小武結識了歌女胡梅梅，他在澡堂子裡唱著《心雨》；《三峽好人》中兩個小男孩背對著鏡頭唱著《兩隻蝴蝶》《老鼠愛大米》；紅極一時的夜店嗨曲Go West迴蕩在《山河故人》中。

在拍攝《小武》時，賈樟柯告訴錄音師儘可能收錄真實的、街頭的聲音，比如汽車喇叭、擴音器裡播放的音樂、嘈雜的背景音，沒想到這位錄音師最後辭職了——她擔心這部電影會玷汙她的名譽。

很多人覺得這些音樂和聲音過於接地氣，和賈樟柯的電影格格不入，但事實恰恰相反。

「我生活中還真不愛聽這種音樂，」賈樟柯笑著說道，他喜歡搖滾，「但是流行音樂構成了中國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支撐起了中小城市最真實的聲音空間。」賈樟柯解釋說，滿街交響樂，那不是中國。

包容的汾陽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尤其是汾陽這樣的小縣城，資源匱乏是普遍現象。然而，這卻激發出小鎮青年們更大的內心渴求。

「那個時候沒有網絡，家裡也沒有錄像機。我們第一次在電影裡看到霹靂舞，就被這種舞蹈震撼了，反覆看，就是為了把舞蹈學會。偶爾在某個同學家錄得不清晰的卡帶裡聽到《一無所有》，又或者在電臺、電視裡聽到什麼歌，因為以後很有可能就不會再播了，在這種資源極其匱乏的時候，人就會用心，會用狂熱的激情去學習。」賈樟柯說。

2019年，賈樟柯創辦了呂梁文學季，很大程度上，這是他希望老家的年輕人不再面臨資源匱乏的狀況。

「說實話，我就是想把這些作家請過去和老家的年輕人見面，這是我最大的私心。北京、上海每天都有這樣的活動，但在老家這種地方，一兩年也不會有一次。」

賈樟柯覺察到，年輕人對外面世界的需求是巨大的，他所要做的，就是讓他們知道夢想並不遙遠。「一個年輕人昨天見到了莫言，今天見了餘華，可能只是說了幾句話，但這個年輕人就會覺得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夢想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但是，在賈樟柯看來，汾陽儘管不是北京、上海那樣的大城市，卻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地方。

「汾陽人對飲食很講究，吃飯講究排場。我們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吃麵都必須配四盤菜碼，沒這四盤菜就覺得不對，沒有儀式感；汾陽人講究生活情調，再貧窮的家庭，家裡都要養花，花草樹木是一定要有的。」

歷史上，近代汾陽很早便與國際文明接軌。1916年，原汾州府中學堂改為河汾中學，幾乎同時產生了銘義中學、汾陽醫院、高級護理學校和神道學院。「這裡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地方，這個城市的市民，對文化、對世界，有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像我的姑媽，能說一口很好的英文，他們從小就接受過英文教育。還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汾陽有一家書店，在山西另外一個地方還有一家這個書店，但汾陽這家書店的銷售量永遠是另一家的十倍。」賈樟柯說。

賈樟柯用「包容」來形容這個晉西小城。即使在保守的年代，文身、迪斯科在這裡都是被包容的，不會有太大的社會阻力。「以前在相對保守的地方，你想從事藝術工作會很難。但在汾陽基本不會，這裡出了很多藝術工作者。」賈樟柯說。

不要說什麼藝術

高中時期，賈樟柯第一次接觸當代藝術。「一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小冊子，介紹德國表現主義。」

這本小冊子對賈樟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意識到，除了客觀世界，人在精神層面的主觀世界同樣重要，某種程度上，一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認知框架去定義這個世界。

「表現主義來自主觀的情緒和情感，再用藝術的方式把它表達出來。我們經常說一個人有沒有藝術感覺，這個感覺就是指他有沒有建立起一個主觀情感世界的想像空間。想像力匱乏的話，就會變成眼見就『有』，眼不見就『沒有』。」賈樟柯說道。

十幾年前，賈樟柯帶著紀錄片《公共場所》在蓬皮杜藝術中心參加了一個大型的中國當代藝術展。蓬皮杜藝術中心把展廳做成超市的樣子，商業氣息非常濃，當時中國的消費文化方興未艾。而現在，消費主義已經成為當代藝術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正在決定當代藝術的走向。

「消費主義改變的是弱者」，賈樟柯直言不諱，他認為消費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勢不可擋，因為它符合人性，同時也符合商業社會的交換方法。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藝術如何保持傳統的獨立性，實際上是對作者提出的要求。你如何在這樣的氛圍裡有一個自我堅持的毅力，而且這種自我的堅持應該採取何種態度，都是要思考的。有一種態度是不接觸，獨善其身；有一種是接觸，但被改變；還有一種態度是接觸，但仍然能夠堅持自我。我告訴自己不要被邊緣化，因為被邊緣化意味著你什麼也做不了。」

另一方面，賈樟柯認為當代藝術具有超驗性，通過藝術可以建立起對世界發展秩序的想像，有很強的預判意味。「儘管這個預判不見得多麼清晰，」賈樟柯說，「但藝術對世界的走向，乃至人類的發展，都是有預見性的。」

1995年，賈樟柯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關注了農民工群體。那個時候，「農民工」這個詞剛剛興起，但仍未普及。「但我預感，這是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趨勢，是一件值得關注的事情。」

可以說，當代藝術切實地影響了賈樟柯的電影創作。早在上世紀80年代，山西實驗藝術計劃「鄉村計劃」就給賈樟柯帶來了靈感。

在他看來，山西實驗藝術計劃在那個年代就呈現了一種結構性，由文學、繪畫、攝影等不同藝術形式來表達同一個主題。「以前我們理解的藝術活動，都是單一的：寫一本書，拍一張照片，寫一首音樂。但是忽然你發現，組織一個事情本身也可以是藝術。這屬於最早具有策展觀念的藝術行動，形成了由結構性產生的對話關係。」賈樟柯說。

在賈樟柯的電影《天註定》中，總共有四組人物，但他們在命運上沒有什麼交叉。賈樟柯回憶起山西實驗藝術計劃的結構性對他的電影帶來的影響時表示，他非常需要用結構的方法來傳達一種時代氣息。

「上個月剛發生一件（暴力事件），這個月又有一件，這種感受你怎麼表示呢？你通過一個單一的故事無法解釋或描繪我們對這類事件頻繁發生的感受。這時結構性就非常重要了：透過四個故事的編織，密集性就可以傳達了。」

另一方面，對公共性和個體性、普遍性和獨特性之間的關係和權力轉換依舊是當代藝術最熱衷的議題，也是賈樟柯電影的精神內核。

可以說，賈樟柯的電影從始至終都帶有對小人物的密切注視，他們無一不身處劇烈的社會洪流之中，被改變、被塑造，這一主題在他的電影中不斷重現。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跟我本人的經歷有關係，」賈樟柯解釋他一直關注這類主題的原因，「儘管我的電影都儘量和人物保持距離，但如果說我有一個特點的話，那就是一體，我就是那個群體的一部分，這屬於我的一種特質。我從情感的角度、邏輯的角度更能理解他們（電影中的人物），比如他們能做些什麼、不能做些什麼，我心裡是很清楚的，就跟我一樣，我能做些什麼、不能做什麼，我自己清楚。」

離開汾陽多年，賈樟柯和兒時的好友如今也沒有什麼隔閡感。只是他們很少談他的電影、他的工作。「我跟大家的工作確實不太一樣，他們有公務員、銀行職員、醫生，我不多說人家也不多問。但人們總是誇大了區域之間的差距，其實生活經驗帶來的共同語言很多，比如政治、中美關係、疫情，我們都能聊一晚上。」

即使有將近一半的時間在北京生活，但賈樟柯仍然覺得，「我的情感世界就在那裡（山西）」。

✎作者 | 宋爽

原標題——賈樟柯：告訴自己不要被邊緣化

首發於《新周刊》5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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