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三年前創辦了平遙國際電影展。
與往屆一樣，第四屆排片單中有許多影片是亞洲首映，這些影片中，不乏新人導演的作品。今年的主題是「電影，從來不是孤城（Only Film……）」，關於這個主題，賈樟柯是這樣解釋的：它內在的動力，就是我們的熱情和對它的愛，讓電影沒有變成一座孤立無援的孤城。
在平遙電影展之前，賈樟柯在上海榮宅舉辦了首個藝術個展，展覽開始之前，我們通過視頻連線了賈樟柯。
在場 X 賈樟柯
正式連線之前，導演賈樟柯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提出請求：「我可以抽菸嗎？」
賈樟柯的菸癮很重。他曾經戒了一段時間，當時為了對抗菸癮，他嗑起了花生瓜子，也就此發胖了。在電影剪輯時，被工作人員嫌棄吃東西聲音太大。於是，他開始抽起了雪茄，他解釋是，雪茄不過肺。
似乎對於著裝還有一些不安，賈樟柯小聲地詢問旁人的意見，「很上鏡？」
視頻終於接通了，賈樟柯戴著墨鏡，穿著一件黑襯衫，開始慢悠悠地介紹著他的個展，這是與Prada Mode合作的特定場域創作，主題叫「面MIAN」。
連線的幾天之後，我們在上海榮宅再次見到了賈樟柯。他依然穿著一身黑，卻摘下了墨鏡。
上海榮宅是「麵粉大王」榮宗敬的故居。賈樟柯自己也說過，「面」讓他安心，因為他知道面的生產工序，也知道吃了一碗麵就可以讓他活下去。而為了讓觀者吃上一碗麵，他特地帶著山河故人·家廚的廚師一起來了上海，這也是個展的第一章節「吃麵」。
「面」有許多個意思。在第三章節「會面」中，賈樟柯將10年前拍攝的《海上傳奇》重新剪輯，以多屏的方式展示在各個房間裡。
《海上傳奇》劇照
其中，杜美如女士提起父親杜月笙的一句話：人生要吃好「三碗面」：體面、場面、情面。賈樟柯一直對這句話念念不忘，這次也以此為契機，邀請了四組嘉賓進行對談：也像是在介紹著賈樟柯的不同身份：電影院老闆、文學中年、作家。直到最後一場對談，賈樟柯才回歸了導演的身份。
前三場對談，賈樟柯一直穿著黑夾克，腳上是一雙休閒鞋。最後一場對談，他換下了夾克，穿上了西裝。那場對談的嘉賓是廖凡、齊溪和文淇，在觀眾席上，還坐著《山河故人》裡扮演母子的趙濤和榮梓杉和作家梁鴻。
對談結束之後，賈樟柯走到觀眾席裡與梁鴻打了個招呼。「我先去抽支煙了。」說完，他轉身離場。
「過去不要說跳舞了，
在人前說話大家都很害羞」
很多年前，賈樟柯就有過開攝影個展的念頭，當時他就想，可以把「紋身人」作為一個系列展出。儘管紋身在現在已經是一件很普通的裝飾物了，但在以前，紋身幾乎是反叛的象徵。賈樟柯的電影裡有很多性格反叛的人物，卻很少出現紋身。
他開始拍攝紋身也是出於偶然。十幾年前，有一年夏天拍攝的時候，劇組裡有一個軌道員，是個年輕的小夥子，因為天氣很熱，他脫掉了上衣，背後是一整個關公紋身。這個發現讓賈樟柯很震驚，於是他拍下了這個紋身。
那些照片現在已經找不到了，但賈樟柯卻也以此為契機，開始拍攝起別人的紋身。最開始是年輕人，後來他也把鏡頭對準了中年人，「我覺得很有趣，他們的青春發生過怎樣千奇百怪的事情？」
賈樟柯一直記得有一個做棺材的木匠，此人看上去十分老實木訥，但在手臂上卻紋了一個「恨」字，這和他小時候那個在手臂上寫上「忍」的同學一樣，這樣的紋身都自帶著一種故事感，不是為了美，而是紋身主人生活遭遇的投射。但他幾乎不讓自己的拍攝對象對他講故事，他更喜歡自己去想像那些紋身背後的故事。
與紋身相似，迪斯科也是一種自我的釋放。「過去不要說跳舞了，在人前說話大家都很害羞，」賈樟柯回憶，而迪斯科則通過肢體的舞動讓跳舞的人把內心的情緒外放到表面。
迪斯科常常出現在賈樟柯的電影中，迪廳也是男女主角發展感情的地方。
《山河故人》
年輕時的賈樟柯喜歡蹦迪，喜歡搖滾，還沉迷過霹靂舞。在電影學院讀書時，他常去電影學院附近的NASA的迪廳跳舞。為了在《山河故人》中用使用當時的流行曲Go West，他不惜用重金買下了版權。
有一年夏天他還跟著一個叫做「東北虎霹靂舞太空柔姿舞團」去走穴，他騙父親自己是去同學家學英語，跟著舞團一路從山西汾陽跨過黃河去了陝西榆林演出。在那個舞團裡，他還給自己起了個藝名，叫「阿偉」。
就像那個夏天的走穴一樣，為了接觸到更多的文化資源，賈樟柯和他的同齡人們只能移動，從縣城到省會，再從省會到首都。
這些年，賈樟柯不斷在家鄉與城市之間來回遷徙，有人說賈樟柯是一個候鳥型的人，但也正是因為城市的生活經歷，讓賈樟柯對「故鄉」有了更多的理解。
「我沒有辦法不講故鄉，
因為它是我的思維方法」
賈樟柯在21歲的時候離開了汾陽，到太原學美術，後又到了北京，將近30年，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城市裡度過的。
但「故鄉」依然在賈樟柯的作品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記。汾陽人看《小武》，第一件事就是對號入座。賈樟柯很苦惱，只好不斷澄清，這些都是虛構的，都是虛構的。
《小武》
「我沒有辦法不講故鄉，因為它是我的思維方法，」賈樟柯說，「我覺得我自己的語言模式，我自己的情感方法，這個對於人對於事情的理解，都是山西人。」
故鄉的生活又像一座圍城一樣，他一直有離開的衝動，但在離開之後，又有強烈的回去的衝動。故鄉早已融入了賈樟柯的生活秩序裡，而城市也給了賈樟柯另一個角度去理解自己的故鄉，這個全新的角度正是距離感所帶來的。
與賈樟柯不同，許知遠一直都有一種無根感，在他年輕的時候，他一直都想逃離北京的生活，與他相似，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成了無根的人，甚至是世界人，賈樟柯覺得這也挺好。
「我們要做一個真實的人，如果你是一個真實意義上的無根的人，那麼不要強行給自己安一個家。但如果你是一個有家的人，有牽絆，有故鄉，那你要忠於自己的故鄉。其實忠於自己就好。」
賈樟柯也不只拍攝自己的故鄉。10年前，他走訪了50幾位與上海相關的人士，製作了《海上傳奇》，通過那些後人的口述，描繪了另一個上海。10年之後，他跟著4位文學家回到了他們各自的家鄉去。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的兩款海報，左邊的海報正著看山，倒著看海，有某種中國社會的辯證哲學。右邊的海報則是一片幽黯的大海，筆是一座燈塔，翻譯過來就是文學的力量。
從40年代到70年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巨變，而同時，人們在農村都經歷了什麼？很多作家的作品都與鄉村有密切關聯，這也是這部紀錄片最初被命名為《一個村莊的文學》的原因。
直到後來作家餘華講了他的故事，小時候他看見的大海是黃色的，但課本上都說是藍色的，他的夢想就是能一直遊到海水變藍的地方。於是《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便成了紀錄片的新名字。作為一部紀錄片的名字，《一直遊到海水變藍》似乎更有詩意，又有點愚公移山的意思，這些人忙忙活活這幾十年在做些什麼？
《一直遊到海水變藍》
賈樟柯曾經在書中「到訪」過這些作者們的故鄉。他記得梁鴻故鄉裡的夜晚，那些夜晚與他在汾陽、在北京的夜晚都不一樣。但當賈樟柯真正到了梁莊以後，卻無法融入那樣的夜晚。但正如賈樟柯所說，這也正是文學的魅力。
「文學總是給讀者更多的東西，這些更多的東西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的，只是我們捕捉不到而已，文學家用文字去呈現出來，存在於一種意會裡，文學家對於故鄉的意會也是最美妙的。」
這部紀錄片原定於今年4月份上映，被新冠疫情打亂了腳步。
「在疫情之後，
世界的導演會被重新劃分」
疫情打斷的不止是《一直遊到海水變藍》的上映計劃，線下電影行業都在疫情期間停擺了。電影不能拍了，劇組都解散回了家，電影院也關門了。為了生存，一些電影院被迫變成超市和大排檔，有些還被改成了影樓。
但賈樟柯說，生活裡只有電影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如果有人告訴你他的全部生命都是電影，那你快跑吧。」疫情的前半段，他被困在北京，後半段，他又滯留在家鄉。他也沒閒著，開始在微博自稱起老漢，回歸田園，搞起了副業，當起了網課教師，偶爾也會與網友們分享種地的日常。
與電影相關的工作也沒有停下。他修改了十幾年前創作的《在清朝》劇本，創作了一個與年輕人相關的新劇本。他也終於找到時間，把一直想做的電影基礎知識課程講稿完成了，做成了音頻課。
他也為媒體寫了一些文章。在為荷蘭電影雜誌的撰稿中，賈樟柯寫到，這個世界的導演會被重新劃分。「過去電影史劃分導演史按二戰來分的，經歷過二戰的和沒有經歷過的。在疫情之後，電影導演又會劃分為經歷過疫情的和沒有經歷過的。」
賈樟柯給荷蘭的電影雜誌寫的文章
這次席捲全世界的新冠疫情一邊逼迫著所有人做出改變，一邊也讓大眾對現有的生活進行新的思考與反思。所有人都是疫情的經歷者，每個人都希望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電影也可以成為一個這樣的媒介和渠道。」
新冠疫情也總是讓人想到17年前的非典。但也有些不同，在非典的時候，沒有人有經驗，不知道如何應對，現在回想起來，似乎只剩下了一種氛圍，記憶都變得不可靠了。
賈樟柯已經不記得非典的時候他在做什麼了。他只記得北京成了空城，喝過許多板藍根，還有當時緊張的氣氛，卻忘了是怎樣一種緊張。他只記得這麼一個場景：在安華橋邊的一個小區門口停著一輛救護車，醫務人員穿著白色的防護服，像外星人一樣，正在運送一個病人。
所有細節都被遺忘了，也正因為在非典時吃了虧，賈樟柯在這次疫情來臨的時候才能夠做出及時的反應。他接受了希臘塞薩洛尼基電影節的創作邀請，與建築師廉毅銳和電影人梁嘉豔一起，花了一天時間，用一臺手機拍攝了短片《來訪》。賈樟柯說，這種記錄是「感受到的最直接疼痛」。
「為什麼銀幕世界要缺少記錄和直接的疼痛？」
《來訪》
電影發明之初，創作者可以拿著攝影機進入到事件現場，用影像記錄和表現即時的感受。它不需要經過漫長的工業製作流程，可以與社會現實產生互動，當瞬息萬變的世界發生影響人類的事件的時候，攝影機總在場。
當《來訪》在《紐約時報》上首發，賈樟柯在文中說道：「這組短片的完成，標誌著生命的勝利。」
但同時，賈樟柯也在警惕著疫情可能給電影工業帶來的威脅。
「分眾會讓我們失去
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這場疫情讓賈樟柯突然發現，電影工業已然是如此全球化了。
從98年開始拍電影到現在，賈樟柯的主要班底都是他的大學同學，總覺得都是自己人在一起做的事情。但當疫情一來，所有的連接都被迫中斷，國境線封閉，航班取消，所有的聯絡也都搬到了線上，很多電影已經是跨國製作了。
非典的時候，賈樟柯創作了《世界》。當時全球化浪潮席捲而來，正是對於全球化出於焦慮的狀態之中。而到了今年疫情，社會上多了許多的衝突，人們的焦慮也轉變成了對全球化被中斷的焦慮。
《世界》
十七年間，每個人都已經與這個世界深刻地發生過聯繫，這種聯繫真的能夠被切斷嗎？「在這場聯繫被中斷的疫情中，如何通過各種方法努力建立我們與世界的外部世界的接觸，很可能是現在以及將來一段時間內的文化思考。」
他在疫情中重新學習到的另一個知識，是電影是集體的觀看，是一門聚眾的藝術。這其實是他剛進電影學院的時候就學過的定義，但直到這次新冠疫情讓所有電影院都關門之後，他才真正理解了這個定義。
電影從業者在這場疫情中都感到恐慌，讓他們恐慌的不是沒有辦法拍電影這件事，而是電影院中的電影不要就此消失。在疫情期間，人人都可以拿著手機和電腦，在家裡看電影。
這次經歷又讓賈樟柯重新回味羅蘭巴特爾在《走出電影院》裡的一句話：電影是因為電影院存在而存在的。並不是拍攝完成之後，電影就是一部電影。
相對於現在新興崛起的其他媒介，電影已經是一種十分古老的藝術。「對於從事電影工作的人來說，怎麼樣延緩它衰落的速度，已經變成了我們的一項工作。」
《來訪》
最近幾年，賈樟柯不斷跨界，也上了綜藝。他也開始擔任製片人，挖掘年輕的電影人。但賈樟柯承認，自己是一個非常不成功的製片人。
「我自己做製片人主要是喜歡那些東西，是幫助那些年輕人把電影拍出來，在電影的經營管理上確實非常一般。」
賈樟柯稱他投資的電影也許商業價值不大，但「都在藝術上取得了成功」。他需要做的就是用他現有的資源幫助那些年輕人克服困難，讓影片面世，與觀眾見面。
賈樟柯監製的新片《不止不休》，他在裡面飾演一個村霸。
導演依然是賈樟柯最為人熟知的身份。但在他最近的電影中，似乎只剩下自我重複了。有人說，「賈樟柯的電影就是『現實主義』加一點『趙濤』。」最初作品中，他作為導演的衝突還在嗎？他回答，衝突無處不在。
「如果沒有衝突就不會有限制，它是一些極端的感受，可能會觸動了你的良知、尊嚴，它可能是關於平等、公正，或者是給你壓迫感，甚至還可能是優越的生活，這些都有可能最終轉化成創作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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