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已經死了。」這是2016年龔古爾文學獎獲獎作品《溫柔之歌》的起筆之語。憑藉個人生涯第二部小說，法國80後作家蕾拉·斯利瑪尼成為龔古爾文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獲獎者之一。對於女性和家庭話題的深刻剖析，也令《溫柔之歌》在世界範圍引起關注，目前已售出37國版權，僅法語版銷量就超過60萬冊。該書中文版是繼德語版後面世的第二個外語版本，由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袁筱一翻譯，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日前在衡山·和集「美食圖書館」舉辦的一場讀書會上，袁筱一與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毛尖、復旦大學文學寫作專業碩士導師梁永安共同討論《溫柔之歌》背後「被家庭和社會圍困的女性」。
保姆殺死嬰兒——這是蕾拉·斯利瑪尼從發生在美國的一則真實社會新聞中獲得的靈感。沿著結局回溯，蕾拉為讀者展開的並非作為殺人狂魔的保姆路易絲，抑或一個精神失常的瘋女人，而是一個對工作盡職盡責的「仙女波平斯」一般完美的保姆，以及一個努力讓保姆融入自己家庭生活的中產階級僱主家庭。甚至，在小說中，保姆是白人，僱主反倒是有色人種，在袁筱一看來，這恰是蕾拉的有意為之，「她不想讓殺人原因這麼戲劇化或是簡單明了——一個處在被壓迫地位的女性，又是有色人族，集弱勢為一身」。事實上，在小說的情節推進中，始終沒有明確地提供一個答案，告訴讀者為什麼路易絲殺了人，而是通過保姆和僱主家庭的諸多生活細節，為讀者提供通向這個答案的各種可能。蘊含在這種種可能之下的，是一張描繪了社會邊緣小人物的圖譜，是女性在家庭與事業之間的兩難，是人在愛與佔有之間的困境。是一個女性在絕望的邊緣向世界宣布她的存在的呼聲。袁筱一說：「《溫柔之歌》是我近5年來翻譯的第一部小說。當我作為讀者還沒有開始翻譯的時候，第一印象我覺得這是一本非常好讀的書，充滿了力量，而且充滿了懸念。」
以謀殺案起筆，蕾拉·斯利瑪尼憑藉天才般的敏銳洞察力，以簡潔利落而由冷靜精準的文筆，書寫了一個保姆和僱主之間的故事，剝繭抽絲地把人類難以捉摸的脆弱感情盡呈紙上：愛、嫉妒、佔有、仇恨……在這些情感背後叩問的是一個個複雜的社會問題：關於階級差異、文化偏見、愛與教育方式、金錢關係和支配關係等等。如袁筱一所說：「這部小說容納了西方當代社會所有的矛盾：一方面我們已經進入現代社會，一個平等社會，但另一方面，當代社會還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身份的矛盾，男女之間的矛盾，夫妻之間的矛盾，包括保姆和僱主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實際上是很平常的，但可怕之處也在這裡。我們早就提倡男女平等，女性也要出去工作，尤其是西方社會，但是女性的處境並沒有因此而得到改變，在西方社會，這種矛盾尤其突出。」
《溫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瑪尼是摩洛哥與法國雙國籍作家，1981年出生於摩洛哥首都拉巴特一個富裕之家，自幼熱愛文學且涉獵廣泛，曾追隨茨威格的足跡橫跨東歐，也沉醉於巴爾扎克、左拉和雨果的文字，對契訶夫尤為鍾情。17歲到法國求學，她開始認識到女性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生存狀況的巨大差異，也獲得不同視角反觀階級問題和種族觀念。2014年出版關於女性癮者的小說處女作《食人魔花園》，被《新觀察家》報讚譽為書寫了「一位當代的包法利夫人」。袁筱一說：「大多數女作家尤其是在最初寫作時，多多少少是有一些自戀的，以及陶醉於自己認為最具特色的地方，會過於渲染自己的特色。在這一點上，蕾拉跟一般年輕的女作家不太一樣。也正是因為她的簡潔和克制，讓讀者發現越簡單的東西留下的想像空間越大，所能產生的能量越大。」
《溫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瑪尼
「當代小說常常十分無能，小說家到最後只能把某個人物殺死作結，在這一點上，《溫柔之歌》是聰明的，蕾拉把結尾提到了小說開端，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白，這個空白就是當代社會留給作家的文學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她重新定義了很多概念，包括溫柔、殘酷、殺人。」在毛尖看來，《溫柔之歌》最值得稱道之處是蕾拉在小說中的中性化處理，「沒有一個人真正值得我們愛，也沒有一個人真正值得我們恨。包括保姆路易絲，我們沒有恨她恨得要死，包括被殺的兩個小孩，也沒有特別同情他們。蕾拉沒有把小說裡的孩子描寫成天使，他們也只是符號化的作為中產階級的孩子。這份中性化來自她筆法的簡潔，動詞為主，很少用形容詞。」
「再一次吹響文學全民集結號的時代到了，當代小說可以做到既有文學性、面對很嚴肅的社會問題，又很暢銷。」毛尖把《溫柔之歌》的出世看作嚴肅小說家重新登場的時代信號，「我們已經生活在超現實的時代，現實案例超出了我們對文學的想像，包括《溫柔之歌》也是來自現實案例。這個時代已經為文學做好了所有鋪墊。80後乃至更年輕的作家們應該從嚴肅作家手中接過接力棒，從蕾拉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影子，中國的年輕作家能不能接過魯迅的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