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雙雪濤辭掉銀行櫃員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小說創作，已經十年了。
今年將有兩部根據他的小說所改編的電影上映，一部就是即將在3天後春節檔公映的《刺殺小說家》；另一部則是懸疑要素和東北元素都很突出的《平原上的摩西》。
從世俗角度來看，雙雪濤似乎已經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了，但他卻在前幾天的採訪中說：「『成功』這個詞用在作家身上很奇怪，我覺得還是活下來了，以作家的身份活下來，而且基本上是相對自由的，以自己比較喜歡的方式在活著。」
雙雪濤說「活下來了」，並不僅僅是出于謙遜。他說，自己還是有信心的，用文字來講故事這件事，那麼古老、卻依然還是很有生命力，他覺得這是「人類很難放棄的」。
可以預想，作為一篇氣質濃厚，主題也十分「文青範兒」的小說，《刺殺》在影像化時一定會進行大刀闊斧地改編。今天，我們仍舊想把目光拉回這篇小說本身，看看它最初的文本，包含著怎樣的力量，又是如何夾雜著憤怒、理想主義與文學的光芒？
1.
鬱郁不得志的小說家
近年來，流行影視作品中的小說家形象往往是充滿傳奇色彩、富有力量的。
比如《消失的妻子》中充滿詭計的腹黑作家妻子，比如韓劇中拽上天的高冷美豔御姐作家。由於穿越文的發展，還出現不少穿越到自己小說或劇本中，傻白甜、瑪麗蘇的作家形象。
但是在正統的嚴肅文學裡，小說家的形象卻從來都是落魄的、艱難的、邊緣的（並且由於根深蒂固的社會性別結構問題，通常都是男性）。比如黑塞在《荒原狼》中塑造的哈裡，貧窮而拘謹，遠離世人，孤苦伶仃，每日將自己關在房間裡經歷哲學家般苦澀的思考。
波拉尼奧的散文詩和小說中，總有一個鬱郁不得志的作家主角，被貧窮和淋病纏身，為了麵包錢把同一篇小說修改標題投到不同比賽中獲取獎金，留戀於女性之間獲取短暫安慰同時反覆染上性病。
《刺殺小說家》（下簡稱《刺殺》）繼承了這個傳統，裡面的主角之一，將要被刺殺的「小說家」也是一名徹頭徹尾的失敗者。沒有工作，沒有戀人和朋友，和母親住在一起，依靠母親的養老金過著連自己也厭棄的生活。
他每天在附近的操場散步一個小時，生活中除了寫小說沒有其它任何事情，偶爾問母親要零用錢去找底層妓女排解寂寞，換來的卻只有接連不斷的退稿信。
這樣一名羸弱的小說家，為什麼有人非要僱傭刺客去刺殺他呢？
這是一個奇幻的展開，因為小說家所寫的故事，與真實世界發生了聯動。在《刺殺小說家》中，小說家構想了一篇奇幻小說，其中的反派叫做「赤發鬼」。
當赤發鬼發生意外或生病時，現實中一個叫做老伯的人也會受到相應身體傷害。按照小說的發展，赤發鬼非死不可，所以老伯才僱殺手刺殺小說家。
殺手詢問道，為什麼非要殺他不可呢？那就是一個不得志的人啊。讓他不要寫，或者去寫別的故事不就好了？
老伯曾經設法阻止過，讓小說家投的每一篇稿子都只能收到退稿信，希望他放棄寫作。但是小說家只是把退稿信團成一團，繼續寫自己的。就是這份一無所有的堅定，讓老伯不得不僱兇殺了他。
雙雪濤說，他構想的初衷十分簡單，這篇小說寫於2013年，那時候他還很年輕，有著理想主義的文學夢和藝術家清高的堅持，在《翅鬼》獲得臺灣百花獎後辭職在家寫作，卻老被退稿，老是遭到否定。
於是他帶著憤怒的情緒寫了這篇小說，並在小說裡設置了一個不斷阻礙他投稿的人物「老伯」。
不過正如小說中的小說家沒有放棄寫作，雙雪濤也沒有。他說，他相信文學的力量，這股「最根本的力量」使他堅持下去，雖然可能是幻覺，一種自己受到某種感召的幻覺。
借《刺殺》裡小說家之口，雙雪濤說出了自己的內心聲音：「我聽見在遙遠的地方有一個聲音在跟我說話，你這個人到了這個時候，只能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存在了，你被選中了，別無選擇了。」
這種莫名的使命感使他堅持了下來，並且保留了憤怒。
2.
憤怒
憤怒，是雙雪濤創作的關鍵詞之一。
2020年，雙雪濤在《單讀》上發表了一篇名為《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的短文。他提到，這個時代的作家還是應該保持一種「憤怒的感覺」，與時代之間的聯繫。
在文中，雙雪濤這麼寫道：「很多時候，憤怒使人盲目，但是在一些時候，憤怒使人清醒，擊碎假裝沉思實際袖手旁觀的外殼，思考文學本質上的活力和去向。
……一個真相與美缺失的社會，永遠孕育著現實災難和人文災難的種子，因為經濟發展而遮掩的這些早已被歷史證明的常識如果還不能回到我們的生活裡，所有人追求的物質生活和安逸的自轉其實都是有意無意的自我矇騙。
因為人類生活絕不是僅此而已，不單是說我們這種造物單純精神層面對智識的需求，而是它遲早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
作家的工作在現實層面非常渺小，但是如果作家也放棄了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那寫幾行字，搞幾部電影也確實沒什麼大意思，無非是生產了一些無魂的材料而已。小林一茶有兩行俳句：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凝望著花朵。
作家恨一些東西，必然地，是因為他（她）愛一些東西。」
在雙雪濤的小說中便常常能看到，諸多細節、諸多暗流洶湧，都被他用文字描述了下來。
《刺殺》中的小說家構建出一個完全架空的、不知時代的世界。幻想小說在熟悉度的把握上很重要，太熟悉了則無趣，太陌生了則沒法帶入。然而，小說中這些元素卻與現實產生了微妙的勾連。
故事中的這個世界是失序的，街頭上掛滿人頭，時不時會有人衝進家裡搶劫和殺人。這緊張的局面卻全程使用了一種克制的文風，再加上少年久藏的憨傻，讀起來別具一番荒誕風味。
無論是制度還是場景，我們都很難從中找到現實中的參照，但接受起來卻毫無問題。。京城、俠客、報仇等屬於古代武俠的元素一下子就將陌生的變成了熟悉的。赤發鬼亦鬼亦神的形象，像極了張牙舞爪的地獄惡神。
《刺殺》中的小說家對應現實中的雙雪濤自己，小說家故事中的久藏則對應小說家自己。憨直的久藏對復仇的執著，正如小說家對小說的堅持。他們都天真而倔強，是各自時代裡僅存的理想主義者。
《刺殺》中故事裡的反派赤發鬼是個將京城分成13塊賣掉的「賣國賊」，結合雙雪濤本人對東北題材的擅長，很難不讓人聯想到90年代下崗潮時，國有集體資產被腐敗者拆分並侵吞的種種行為。
小說家努力想在故事中幹掉赤發鬼，卻遭到刺殺，也正如理想主義者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遭遇。
3.
理想主義
如今，「理想主義」很多時候已經變成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甚至略帶貶義的詞彙。就像《刺殺》中，赤發鬼和主角久藏的父親當初信誓旦旦要重整天下，但面對既得利益，首先踢掉的就是久藏父親這種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而我們在各種網絡媒體文章、成功學中所聽到的理想主義的宣言，更多是一種媚俗，一種姿態。
在情懷也被消費殆盡的今天，還有人在堅持理想主義嗎？所謂理想主義者，從來不是聽起來那麼光鮮亮麗。除了生活與經濟上的窘迫，面臨更多的是來自外界的誤解與由此產生的屈辱。
要成為一個作家、藝術家，在大多數語境中都成了「羞恥的」，仿佛一種原罪。在許多人眼裡，這就是一種超出常規的、怪異的、非正常的人生道路。
就在《刺殺小說家》改編的電影即將上映，另一部小說《平原上的摩西》也即將在大熒幕公映時，雙雪濤接受採訪也開始被問及，「成功的感受如何？」
雙雪濤回答說，他覺得非常幸運，但「不能說是成功了，而是活下來了，以作家的身份活下來，以自己比較喜歡的方式活著。」
雙雪濤說「活下來了」，並不僅僅是出于謙遜，而是飽經折磨後，的確被磨去了些許稜角。但他最尖銳的憤怒和最純粹的理想，仍保留在《刺殺》中。
所謂的「小說家」，多半是拋卻了正常生活的人，再活下來。從貧窮之中活下來，從偏離日常的邊緣社會中活下來，也從創作的痛苦中活下來，從看不到希望的不得志中活下來。
在《刺殺》裡，改變了刺殺小說家的殺手的契機，正是這位不得志小說家的種種生活細節。
當殺手找到小說家時，發現他十分好接近，每天都在操場上一圈圈散步，並且因為寂寞，兩人很快地就聊上了天。原本以為是兇險的刺殺任務，殺手卻發現小說家身體虛弱，殺起來一點都不費勁，甚至小說家自己也沒有太多活下去的慾念。
原來小說家的故事陷入了困局，他想不到如何繼續下去了，因此痛苦不已。小說家毫無防備地說：「我真是完全無希望的人，除了寫小說幹不了別的，而寫小說的人生又是如此痛苦，而我之所以沒死，只是覺得還有些小說沒有寫完。想死和想活，都是因為寫小說這件事，是原因也是結果，反覆推動著我一直這麼生活著。」
文中的小說家與殺手對待生活分別有兩種不同的極端態度：一個完全拋棄現實生活，一心構建自己的小說世界；一個在人生困境中迷失，喪失自我。
在這樣輕鬆的刺殺任務之前，殺手卻猶豫了。而後，殺手被小說家的故事帶著，開始重新面對自己的真實人生。殺手終究是被小說家的故事拯救了，小說家也在殺手的啟發下完成了這個故事。
談及何為「小說」，雙雪濤說：「把它當成一種敘述藝術，把它當成一種精神世界，把它當成一種精神的日記，或者把它當成一種在白日裡可以盡情冒險。
但如果把小說當做一個產品的話，永遠不可能把它寫好，這是我對這個問題比較終極的回答。」
這仿佛是一面現實的鏡子，很多時候，作為普通人的我們，在匆忙的生活中總是難免南轅北轍，偶爾也會迷失自我。
這種時候，往往是文學的力量讓我們得以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去探險，去陷入某種現實難以直面的困境，也因此才得以直面自己真實的訴求，才能有機會獲得心靈的拯救。
在《刺殺小說家》裡，因為有創作者（「小說家」）不惜拋棄正常生活堅持創作出的世界，普通人（「殺手」）才有重新誠實面對自己的那麼一線生機。
這就是文學的存在意義了，儘管在這個充斥著各種娛樂產品和媒體信息的超速奔跑的時代，文學已成為被忽視的小眾一隅，但還有許許多多「小說家」的存在和堅持，我們終究能從中獲取一些慰藉和希望。
就像《死亡詩社》裡講，「金融，工程，建築，計算，固然很重要，那是我們生存的條件；但詩歌，浪漫，愛，是我們生而為人的原因。」
文學從千瘡百孔的生活中撥出一顆心來，擺在人們眼前。儘管大多數人仍然對此視而不見，卻也會在不經意的一瞥中被擊中。給人一點點意義，和一點點希望。
尾聲.
雙雪濤在《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一文中談到，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曾提到過一個哲學問題，晚上開車時，有一隻兔子在車燈前面跑，兔子不知道如何擺脫光束，它只能一直向前跑。
雙雪濤在文中發問，「我想此刻我們很多人都是這隻兔子，在這種情況下，什麼又是對我們有用的呢？」
在帶著憤怒寫下這篇短文一年後，雙雪濤與記者黃月在不久前的一次談話中說到：
「這個世界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荒謬。之前大家都覺得好像這個世界也就那麼樣了，循規蹈矩的往前走，所謂的『發展』。
後來發現，咣當來了一個事，這個世界亂作一團，但是大家也在自救，也在想辦法繼續往前走。很多我們所謂的理性主義的東西，認為通過分析邏輯就能達到某一種幸福的東西，好象有時候有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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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圖：《刺殺小說家》
作者：蘇民
編輯：蘇小七
監製：貓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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