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我對家鄉的感情是又恨又愛(上)

閱讀提示：家鄉商州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它偏遠卻並不荒涼；它貧瘠又異常美麗。「別以為這塊土地上，有著汙水、腐葉、牛糞；我說，這些不乾淨的東西，卻正使土地肥沃起來了。別以為我的身邊擠滿了荊棘、藤蔓；我說，這些惡劣的玩意，卻正使我努力地長直軀幹了。」

　　從去年到今年，70歲的賈平凹接連寫了兩個長篇小說：《暫坐》和《醬豆》。兩個小說，都交給了作家出版社，最近接連上市。整個疫情期間，他還一直在修改《醬豆》。

　　「我在城市已經生活40多年了，除了《廢都》，幾乎沒有寫過城市題材，所以《暫坐》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小說。」

　　《暫坐》以西安為背景，講述了城市裡12個單身女性的傳奇故事。「茶室賣著全城最好的茶，老闆竟是一位女人，人長得漂亮，她還有一大群的閨蜜，個個優遊自尊，儀態高貴。那些閨蜜們隔三岔五的來到茶室聚會，那是非常熱鬧和華麗的場面。這如一個模特在街上走，或許有人回頭看，而十多個模特列隊在街上走，那就滿街注目。她們是一個世界。」

　　這個小說的創作靈感源於現實生活，賈平凹現在的工作室樓下，以前有一個茶室。他經常在那裡接待南來北往的朋友，後來，茶室卻搬走了。

　　「這些中年女子精神自由瀟灑時尚，追求經濟獨立，但她們的生活仍然會遭遇困境，又以愛和希望支撐著前行。小說要表現的是社會，是人活著的意義，這群女子是如何的生存狀態，又是怎樣的艱辛、迷惘、無奈甚至墮落。小說裡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的一群女性形象，也是這世間每一個人的狀態。」

　　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間，賈平凹一直在修改《醬豆》。

　　「《醬豆》的修改謄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三個月的自我隔離，外邊世界有毒，我也有著，把它寫出來了，就是一場排毒。我這近七十年裡，可以說曾經滄海，每一個歷史節點，我都見識過和經歷過，既看著別人陷入其中的熱鬧，又自己陷入其中被看熱鬧。」

　　「《醬豆》是一本與《廢都》境遇有關的小說，原來的名字是《後記》，充滿了先鋒小說色彩。寫我的小說，我越是真實，小說越是虛構。《醬豆》的故事，無一事沒有出處，但人物有歸納，時間已錯落，還有那些明的暗的，清晰的含糊的，不是賣弄和兜售什麼，為的是一直要拷問自己。」

　　在《醬豆》這本小說裡，賈平凹虛構了另一個「賈平凹」，作為小說的主人公出場，回到寫《廢都》的年代，熟悉的地名，熟悉的場景，似曾相識的人物，真實發生的事件，巧妙自然地成為了小說的一部分。

　　「之前我所有的長篇小說寫作，桌上都有收集來的一大堆材料，或長之短之提綱類的東西。而《醬豆》沒有，根本不需要，一切都自帶了，提起筆人呀事呀，情節場面就在眼前動，照著寫就是了。」

　　《醬豆》是賈平凹寫給自己的小說。這是他對往昔的追憶，也是對時代的致敬。「《醬豆》比《暫坐》的草稿早，《暫坐》卻先在刊物上亮相，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暫坐》走的是電影節大廳前的紅地毯，《醬豆》從後門悄然去了會堂。」

　　在很長一段時間，《廢都》是賈平凹的心病，給他帶來深深的痛苦。他經常想，如果沒有寫《廢都》，他的人生和命運，會不會和寫作不一樣？

　　在《醬豆》後記中，賈平凹如是說，「我曾在很長時間裡疑惑我是屬於知識分子之列嗎？如果不是，那麼多的知識分子的遭際和行狀，應該讓我如何讀懂中國的歷史和歷史上的那些仁人先賢？如果還算是，我是在什麼位置，又充當的哪一類角色？

　　我是太熱愛寫作了，如鬼附體，如渴飲鴆。一方面為寫作受苦受挫受毀，一方面又以排洩苦楚、驚恐、委屈而寫作，如此循環，沉之浮之。時至今日，想之，這或許是命，遭遇那麼多誤解和風波，風來壓在地，風過再浮起，都是讖語啊。」

被旅遊改變的老家

　　丹鳳縣棣花鎮原是商於古道上的一個驛站。棣花鎮位於秦嶺山南麓，丹鳳縣城和商洛市區之間。丹江從小鎮彎彎流過，是歷史上商淤古道上的一個節點，古道從山西商洛丹鳳縣通往河南內鄉縣，為古代政治、軍事、商業要道，歷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

　　當地早年盛產棠棣之花，故名棣花鎮。白居易三過棣花曾留有「遙聞旅宿夢兄弟，應為郵亭名棣花」名句。賈平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秦腔》，以棣花鎮為小說的敘述背景，把家鄉的風土人情和山水景色寫進了書裡。

　　「交通現在非常方便，公路也修得好，車少的時候，一個半小時就到了老家。我父親的那個年代，民國時期十多歲他去西安求學，完全靠步行，穿著草鞋走了7天到西安。新中國成立後，我去西安上學，有了公路，丹鳳縣到西安，每天通一趟客運汽車，沙土路圍著山盤旋，早上出發到傍晚，才到西安城裡。」賈平凹對我回憶說。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沙土路變成黑亮的瀝青公路，坐車三個半小時就到了西安。到了2000年，丹鳳又修了到西安的鐵路，有了火車站，轉公交車到棣花，才兩塊錢。2008年10月，滬陝高速公路開通，這條4車道的公路穿越天險秦嶺，在陝西境內修了隧道55座、橋梁12座。一千多年前，唐代詩人韓愈途經藍關、商於古道時曾發出「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的感慨，以形容這裡行道之艱難。如今隨著國家高速公路的通車，天塹已成通途。

　　「我每年十幾次從西安到棣花，路經藍關，就可憐了當年的韓愈，他當年是『雪擁藍關馬不前』呀，我很幸福，現在坐車一個半小時就到了。經常是我給我弟打電話說我回去，我弟問：吃啥呀？我說：麵條吧。我弟放下電話開始擀麵，擀好面，燒開鍋，一碗撈麵端上桌了，我正好車停在門口。」

　　2011年，賈平凹入選「中國夢踐行者」，我和上海電視臺的導演王小龍等人一起去西安採訪他。當時，在採訪以後，我按照他開的路條，包車去了他老家拍外景花絮。當時，棣花還沒有開發「棣花古鎮」這個旅遊項目。整個小鎮的面貌，和中西部很多小鎮面貌差不多。

　　雖然山美水美，黃土地裡種滿了青綠的麥子，詩情畫意。但一進入小鎮，滿眼的髒亂差，垃圾隨處可見。除了熱鬧的菜市場有人氣外，其它街道，除了幾個店鋪和地攤外，看不到什麼人，街道凋敝、空曠，看到的都是衰敗和悽涼。每當有車經過的時候，灰塵就瀰漫著滿天飛。

　　賈平凹老家棣花村，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大部分都是不同時期的老房子，時空穿越年代混亂，有上世紀40年代改的老木頭屋子和黃土坯砌成的土屋，有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用紅磚、青磚蓋的屋子，有一層、一層半帶閣樓，用水泥預製板蓋的兩層樓，白牆黑瓦，雕花的門窗，仿古式的屋簷和門頭，長著荒草。

　　白天走在村裡，門前屋後，空蕩蕩的，看不到人。偶爾傳來四處遊蕩的狗、雞鴨打鳴，才有一些生氣。很多人家都是老人家和小孩子，中年人和年輕人，稍微有點文化知識的，都進城打工去了。

　　賈平凹老家，也是一個院子，80年代修建的，外牆都是紅磚，裡面刷了白牆，門前是石碾子、石磨子，還有一個水井。院子中央有一棵梨樹是他父親生前種的。我走進主屋，屋子裡堂屋靠牆是一排柜子，是賈平凹父親原來打做的，如今放著香案，放著他母親的黑白遺照。幾把落滿灰塵的藤椅，一個醃鹹菜的大缸，屋子長期沒有住人，顯得荒敗凌亂，四角都有蜘蛛網。

　　老屋裡有一個房間，是賈平凹當年結婚的婚房，當年他大學畢業，工作幾年後，和同是鄉黨的前妻結婚，就是回老家辦的婚禮。屋子一直維持了當年的樣貌，一排半人高的木柜子，上面放著一個老木式的收音機，一個黑白電視機，牆上掛著老照片，靠床的白牆上，掛著一個大大的日曆，一個手打的沙發床，是母親在世的時候，給他打的婚床。

　　當我們九年之後，再次造訪的時候，在政府和商業資本合力打造下，棣花鎮和賈平凹舊居，一起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

　　陝西省商洛市和丹鳳縣兩級政府，投入巨資，開發文化旅遊產業，試圖借用賈平凹的名聲和文學作品裡的力量，投資上億，開發了「棣花古鎮」，試圖通過旅遊開發，發展地方經濟，改變這個國家級貧困縣下屬小鎮的命運。

　　如今的棣花鎮，已經成為了國家4A級旅遊景區。依託賈平凹家鄉這個賣點，挖掘棣花古驛站的歷史文化及當地的民俗文化，開發出了如今的「兩街（宋金街、清風街）、一館（賈平凹文學藝術館及老宅）、一荷塘（千畝荷塘）」的景觀。

　　此外，按照賈平凹的小說作品裡的記憶，新建了原本毀掉的魁星樓、法性寺等老景觀，形成了宋金街、二郎廟、荷塘區、賈塬村、清風街、棣花秀苑區、花海區、作家村等八個遊覽區。

　　不能不說，這是一個中國式的奇蹟，一個作家的虛構出來的文學世界，居然改變了一個真實世界的地理面貌。如今，賈平凹的故鄉，村子裡的舊居，親人和朋友，賈平凹和棣花古鎮、商州，這些不同的詞彙，被商業的手穿起來，成為了文化旅遊的賣點。

　　棣花古鎮景區不收門票。走進清風街，原來的水泥路已經變成了青石路，新修的小溪在街道一旁清澈地流淌。整個小鎮，賈平凹的書法隨處可見，無處不在。高大的牌樓上掛著賈體對聯：上聯是「清風徐來猶見商於漢唐柳」，下聯是「秦腔乍起且醉棠棣宋金人」。

　　我穿過宋金橋，兩側站著兩排銅雕古裝士兵的像，風景區裡面的布置，都是按照賈平凹小說的描寫修建的。走過宋金街美食一條街，行過藝術館茶坊，繞過月牙泉，來到二郎廟，看過戲臺、魁星樓，再一直走到風雨橋，穿過千畝荷塘，經二龍橋再抵達清風街，最後到達賈塬村，參觀賈平凹藝術館和老宅。

　　賈平凹的舊居，歸屬棣花鎮下面的賈塬村東街五組，原本是一個普通的鄉村院落。青磚黑瓦白牆的老宅，如今已經煥然一新。一道簡陋的院門，現在穿上了外衣和包裝，變成了土門樓。老宅的門檻是斜的，原因是風水，為的是方向正對著門前風景秀麗的筆架山。

　　推開兩扇柳木大門，進了門是一個開闊的院子，三棟瓦房，一棟主屋坐南朝北，兩側東西朝向。和以前相比，老宅已經翻新過了，但原有的布局風貌未變。土坯牆改為了磚牆，院子地面也用磚鋪平。屋裡的地面，原是黃土壘平的，現在鋪上了米黃色的大理石磚。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生活艱苦的時候，小院人滿為患，住了賈平凹所在的大家族，8戶人家，快30人。

　　和幾年前相比，院子裡沒有變的是賈平凹父親當年種的梨樹，還有一個巨大的水缸，還有一塊圓滾的石頭，原來是用來洗衣服用的。窮困年代，賈氏家族大家庭的粗布黑衣，用皂角浸泡後再放在石頭上，用棒槌敲打衝洗乾淨。

　　在院子的角落，多了一塊巨大斑斕的石頭，牆邊豎立了一塊木牌子，全文是《醜石》，這篇文章影響巨大，原因是它入選了北師大版的第十一冊《語文》讀本。

　　新建的賈平凹文學藝術館，佔地規模很大。入口臨街的牆上是一大面銅雕，上面銘刻的都是賈平凹小說的圖書封面。文學藝術館統一以傳統的灰色磚砌成，褐紅色的門窗，在藍天白雲下看著很和諧。

　　文學藝術館分成文學館、書畫館、藝術館、影音館，陳列的都是他各種版本的圖書，生平事跡，照片牆，手稿和書法、繪畫作品，還有一些被改成影視的作品的錄像帶、VCD、DVD，最中心的位置掛著一個巨大的電視機，播放的是賈平凹接受董卿《朗讀者》的採訪場景。

　　最大的是文學館。除了他出版的圖書、照片牆，最亮眼的是賈平凹獲得茅盾文學獎的獲獎證書，《廢都》獲得法國費米娜文學獎，《浮躁》等獲得各種獎項的證書，還有賈平凹手拿船槳的立體人像，供遊客合影留念。

　　有趣的還有賈平凹小時候用過的生活器物和學習用具，有他小時候用過砍柴的柴刀、撿菜的竹籃，學習用的算盤，小學和初中學習獲獎的證書。賈平凹的弟弟賈栽凹在老屋的一角，擺了一個書攤，專賣賈平凹的圖書籤名本。

　　賈栽凹繼承了父親的職業，一直在丹鳳縣的中學教書當老師，退休後因為老家旅遊開發，乾脆和老伴搬回鄉下老屋，打理賈平凹文學藝術館，照料老屋擺起書攤，做起了獨家的籤名本的生意。

　　他現在的名字，也是效仿賈平凹，後來根據諧音改的。賈平凹原名「賈平娃」，後來改名「賈平凹」，賈栽凹跟著哥哥，原名「賈再娃」，改成「賈栽凹」。這個名很容易理解，就是賈家又生了一個牛牛娃。下面兩個妹妹，大妹妹住在商洛，小妹妹如今居住在西安。

　　此外，賈平凹小說作品裡的《高興》原型劉書徵，和賈平凹是小學、初中的同學，一個院子裡長大。「我和他小時候一個院子裡長大的。兩人的母親都叫周小娥，同名同姓，也是同學，關係特別親近。」1970年，劉書徵參軍到東北當兵，復員後在縣裡招待所當廚師，後來因為違反計劃生育超生，他回家務農，後來到西安打工，送煤球、撿垃圾為生。後來，賈平凹把他的故事寫成了長篇小說《高興》。

　　因為老家的旅遊開發，劉書徵和老婆結束了在西安撿破爛的打工生涯，回了賈塬村老家，開發了可以住宿吃飯的農家樂，還賣書寫字。我見到劉書徵的時候，他正在家裡堂屋裡的書攤上寫毛筆字。堂屋的三面牆上，掛上了賈平凹送他的幾幅書法作品，還有他和賈平凹的合影。

　　因為小說《高興》後來改成了同名電影上映，劉書徵接受了很多新聞媒體的採訪，還上了電視，成為了老家聞名遐邇的文化名人，乾脆改名「劉高興」。如今，借賈平凹的勢，他後來上了大學的創作班，寫了傳記《我和平凹》，搭配著賈平凹的小說籤名本《高興》一起賣。

　　劉高興的生意不錯，形成了固定模式：兩本書一百元，再和購書者合影留念。為了多賺一些錢，他還學起了老同學賈平凹，練習書法賣字：一幅書法根據大小，價格三百五百元，幾年下來也賣了幾萬元。

　　「我和平娃就是魯迅和少年閏土的關係，我當兵復員回農村，賈平凹上了西北大學，畢業後留在西安當出版社編輯，一個農村一個城市，我們的命運從此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別。不過，現在他送給我一個好的平臺，我就在這上面討生活，使勁地蹦躂。」

沒有長開的身體

　　「我愛我的家鄉，我也恨我的家鄉。」賈平凹對家鄉的心態複雜，又愛又恨。

　　愛是因為家鄉這方水土養育了他：「我出生在那裡，並一直長到了十九歲。讓村鎮人誇誇其談的是祖宗們接待過李白、杜甫、王維、韓愈一些人物，他們在街上住宿過，寫過許多詩詞。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裡認得了字，學會了各種農活，學會了秦腔和寫對聯、銘錦。我感激著故鄉的水土，它使我如蘆葦叢裡的螢火蟲，夜裡自帶了一盞小燈，如滿山遍野的棠棣花，鮮豔的顏色是自染的。」

　　「恨」是因為飢餓，吃不飽肚子。

　　和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家庭一樣，生於1952年的賈平凹，父親是中學老師，母親務農，共生養了3個孩子。賈平凹原名賈平娃，是家裡的老大。弟弟賈再娃，妹妹賈紅娟。按理來說，這樣的家庭不應該吃不飽飯。

　　但當時的傳統是大家庭過日子，吃大鍋飯。賈家是大戶人家，家裡共22口人，上有祖母和父母外，還有三個伯父、伯母，再下面是17個孩子。這麼多人，一起過日子，做飯是用的又深又大的桶子鍋，能盛兩桶水。賈平凹父親的工資，也是交給母親統籌公用。

　　「每天吃飯，按照傳統的規矩，先給平凹的婆（奶奶）盛一碗，然後按照輩分排行長次排隊盛飯。經常是先吃的人放下飯碗，後面的人還沒有盛上飯。大凡好吃好喝的，各自霸佔，搶勺奪鏟，吃在碗裡盯著鍋裡，添兩桶水熬成的稀飯，放了一碗黃豆，那黃豆在第一遍盛飯中就被撈得一顆不剩。

　　「貧困年代，大家庭，鬥嘴吵架是少不了的，都為吃。山多、水多，地少，人口多，吃的都是包穀和玉米仔稀飯，要麼是紅薯、土豆，吃不飽肚子。村裡食堂只有包穀和稀飯，母親拿回家還要加上三大碗開水，全家人再一起喝。我很瘦，有一張稀飯灌得很大的肚子，黑細細的脖子似乎老承負不起那顆大腦袋，我讀書中的『小蘿蔔頭』，老覺得那是我自己。」

　　1960年，日子過不下去了。大家庭分家，五戶人家各自單過。賈平凹回憶，「和當時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體制一樣，日子貧窮又苦，維持這樣多弊病的家庭，只能使人變作是狗、是狼，它的崩潰是自然而然的事」。

　　分家一戶，日子還是難過。「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極度的貧困。那個春上，河堤上的柳樹和槐樹剛一生芽，就會被捋光了，泉池裡是一筐一筐，石頭壓著煮過的樹葉，在水裡泡著拔澀。我和弟弟幫母親把炒過的幹苕蔓在碾子上砸，羅出面兒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裡塞，晚上稀糞就順了褲腿流。」

　　賈平凹回憶，當時「全村沒有一個胖子，人人脖子細長，一開會，大場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褲。在那困難的年月裡，純白麵條只是待客，沒有客人的時候，中午可以吃一頓包穀糝面，母親差不多是先給父親撈一碗，然後下些漿水和菜，連菜帶面再給我們兄妹撈一碗，最後她的碗裡就只有包穀糝和菜了。

　　窮人的孩子早懂事。每天放學回來，「我唯一的願望是能多給家裡搞些可吃的東西。在外回家，手裡是不空過的，有一把柴禾撿起來夾在胳膊下，有一棵菜拔下裝在口袋裡。我還曾經在一個草窩裡撿過一顆雞蛋，如獲至寶拿回家高興了半天」。

　　到了不上學的周末，或者是放暑假寒假，賈平凹還要去幫家裡砍柴。農村做飯燒的是草柴、包穀稈、樹根等，冬天土炕取暖也要用柴燒。柴要到對面的山裡去砍，分成兩捆，每次80斤、100斤，走上好幾裡地再慢慢挑回來。

　　飢餓是難熬的，營養不良讓他的身材沒有長開。在接受我和諸多媒體採訪時，賈平凹曾經反覆提及，「我恨故鄉，故鄉的貧困，使我的身體始終沒有長開，紅苕吃壞了我的胃」。等到後來，弟弟、妹妹長身體的時候，家裡經濟狀況好一些了，所以弟弟和妹妹的個子都比賈平凹要高。

　　上中學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賈平凹結束了學習，回到村子裡當了農民。「我不是個好農民，因為個子瘦小，沒有力氣，幹不了農活。我初中畢業後，在農村種了五年地。種地全是體力活，犁地、挖地，揚場，修水利渠溝，搬石頭，背沙子，都是苦活。我幹一天農活，男人十分工，婦女八分工，我只能拿三分工。一個工分是兩毛錢，一個大人勞動一天，可以掙到兩毛錢，我只能掙到六分錢，後來慢慢才給你漲到四分、六分。當時一個正常的婦女，勞動一天可以掙八分工。老農們全不喜愛我作他們幫手，大聲叱罵，作賤。隊長分配我到婦女組裡去幹農活，讓那些氣量小是非多，庸俗不堪諸多缺點集於一身的婆娘們來管制我，用唾沫星子淹我。」

　　那段日子很難熬。

　　而命運又給了他無情的一棒。「文革」開始，在隔壁縣城中學任教的父親被打成反革命，開除公職押送回老家勞動改造。在那個講究政治成分和出身的年代，扣在賈平凹全家人頭上的那頂「大帽子」，導致他們在全村裡受盡了欺負。

　　不過，在鐵板一塊的壁壘裡，賈平凹硬是靠著堅韌和執著，給自己尋找了一個機會，找到了人生的出路。

　　那時候，搞農業學大寨，興修水利工程，當地修建丹鳳苗嶺水庫，建設一個大壩，當地青壯勞力，都去了水庫幹活，用勞動掙工分。

　　「後來我聽從水庫工地回來的人講，工地上需要一個搞宣傳的，寫字的，因為我當時字寫得好，說你可以去。別人推薦我，但人家也沒有啥下文，我聽了這話以後，就主動去了。那天生產隊長還不允許我去。」

　　賈平凹不願意留在村子裡，和婦女一塊兒勞動，他從家裡拿了一些乾糧，跑到水庫主動幹了三天活。

　　「我沒啥力氣，工地的活兒特別累，挖泥挑沙搬石頭，攪拌混凝土澆大壩，費體力，特別苦，要從平地扛石頭，搬到大壩上。每天要扛夠多少立方，才能掙到工分。一天幹活下來，渾身累得像散了架，胳膊和腿酸痛，都感覺不是自己的了，一躺下就睡得昏天黑地。」

　　後來，他在工地指揮部，給領導毛遂自薦，自己會寫毛筆字，可以在工地上刷標語。指揮部的領導同意了，他開始在山崖的大石頭上，手拎油漆桶，寫上 「農業學大寨」、「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等紅色的宣傳標語。

　　活幹得出色，指揮部的領導覺得賈平凹能吃苦耐勞，老實聽話，勤快，字寫得不錯，就讓他在工地上辦油印宣傳勞動簡報。在工地上終於能夠吃飽飯了。賈平凹幹活很賣力，一個人負責採訪寫稿，編輯刻寫、油印發行，再通過廣播喇叭念自己寫的新聞稿。

　　「當時陝西省只有一份報紙《陝西日報》，我就模仿人家那口氣來寫，當時版面還要特別活躍，你不能老刻一樣的字，比如仿宋體，或者是隸體，這些都是當時學的，而且標題要變化的，還要為了豐富版面學畫畫。我幹這工作幹得特別認真，那時天都黑了，我還趴在門外面刻蠟版，連夜印，所以好多人就說，這小孩幹活特別踏實，對我印象特別好。」

　　照著省裡的日報學習，他也辦了一版副刊。自己繪畫、插圖，還開始學著寫詩歌。白天他認真工作，晚上就在工地宿舍裡不停地寫作，詩歌、散文，什麼都寫，慢慢積攢了很多，寫滿了筆記本。

　　領導覺得賈平凹做事踏實認真，也有一定的文化和才華。

　　1972年，大學復活準備招收一批工農兵學員。當時，上大學不用考試，完全看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按照比例下放錄取名額，由大隊書記確定人選，公社覆審、縣裡最後確定通過。

　　賈平凹通過愛情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在水庫工地上和文藝宣傳隊的一個女孩好上了。女孩是公社幹部的女兒。後來，他們一起被公社推薦到了丹鳳縣招生辦公室。但當時分配給他們公社的是西北工業大學的錄取名額，而且還是「火箭專業」。賈平凹聞訊傻了眼:「當時我壓力特別大，因為我是初中二年級畢業的，只學到一元一次方程，後面是什麼我都不知道。現在造火箭，這咋辦？」

　　後來，縣招生辦的領導幫了他，把西北大學中文系的名額調整了過來。可西北大學中文系的錄取名額只有一個，他那個善良的女朋友，主動放棄了機會，將那機會讓給了心上人。19歲的賈平凹就這樣走出窮山溝的農村，到了西安讀了大學。

　　上大學後，賈平凹與女孩保持著戀愛關係，談了兩年多，因為時間和空間的落差，和其它種種原因，兩個人遺憾地分手了。後來，賈平凹在他的長篇小說代表作《浮躁》裡，把那個善良的初戀情人的形象和性格，變成了女主人公田英英，永遠留在了青春記憶裡。

文學改變了我的命運

　　上大學改變了賈平凹的命運，讓他留在了西安，變成了城裡人。

　　上大學的三年，對賈平凹來說，是自卑和羞怯的。多年以後，他這樣回憶自己的大學歲月：「1972年4月28日，汽車將一個19歲的孩子拉進西大校內，這孩子和他的那隻破綠皮箱就被擱置在了陌生的地方。這是一個十分孱弱的生命，夢幻般的機遇並沒有使他發狂，巨大的憂鬱和孤獨，使他只能小心地睜眼看世界。

　　「他老是低著頭，走路的樣子很滑稽，一個極大的書包，使他的一個肩膀低下去，一個肩膀高上來。他是一個沒有上過高中的鄉下人，學識上的自卑使他敬畏一切人。他默默地聽同窗高談闊論，旁人的議論和嘲笑並沒有使他惶恐和消沉。一次，政治考試分數過低，他將試卷貼於床頭，讓恥辱早晚盯著自己。

　　「冬天，他的被子太薄，長長的夜裡他的膝蓋以下總是涼的，他一直蜷著睡。這雖然影響了他以後繼續長高，卻練就了他聚集內力的功夫。他只是什麼書都看，看了就做筆記，什麼話也不講。因為一次獻血，他患了一場大病，住上了單間。有了不上操、不按時熄燈的方便，文學創作活動由此開始。」

　　能夠上大學不容易。大學四年，賈平凹的床上只有薄被一床，冬天寒冷，夏天沒有蚊帳，蚊子叮咬厲害。賈平凹知道家裡拿不出錢供給他，只能靠文學寫作賺來的稿費，讓自己吃飽飯。他所有的營養，都是家鄉的父老鄉親。剛進大學的時候，賈平凹寫的一首詩，發表在校報上，那是一首寫給父親的詩，這是他變成鉛字的第一篇文章。

　　「現在看它啥也不是，但當時對我影響特別大，從此以後，搞創作的興趣就來了。」

　　1973年8月，賈平凹的文學處女作《一雙襪子》，在《群眾文藝》上公開發表。這篇革命故事，是他和同學馮有源合作寫的。這篇故事發表後，他的寫作動力被喚醒了，接連寫了許多文章，向全國各大媒體投寄自己創作的作品。

　　「稿子向全國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湧回我那6平方米。退稿信真多，幾乎一半是鉛印退稿條，有的編輯同志工作太忙了，鉛印條子上連我的名字也未填。」賈平凹回憶說。評論家、《小說評論》雜誌的主編李星回憶，1970年代初，作為編輯的他經常見賈平凹投稿，字寫得很好看。當時賈平凹在西大中文系上學，經常一投兩三篇，投稿信裡還總有這句：「這是我的又一篇稿子……如蒙採用，感激不盡。」

　　每一首詩或一篇文章發表，四角五分錢的收入，改善一下生活，可以去邊家村食堂買一碗米飯和一碗雞蛋湯吃。

　　1975年的9月他畢業了。離開校門時，他依舊提著那隻破綠皮箱，走向了另一個陌生的地方。

　　按照原來的約定，這批工農兵大學生，是要回老家工作的。

　　「原則上從哪裡來，將來畢業還要回去哪裡去。比如你從學校來，那麼你畢業了就回去學校教書，你從工廠來，畢業了就繼續去工廠工作；你從報社來，就抓緊新聞方面的訓練，回去了就再去報社上班。我從農村來，畢竟讀了大學，不可能回家繼續當農民。我大量同學回去以後就當老師了，當時學校初步決定把我分配回去，縣上我估計還幹不成，只能到當時公社中學去當老師。」

　　大學的實習工作經歷救了賈平凹。「在我大學畢業前，我一共發表了二十七篇作品，有文學作品也有新聞稿子，因為我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實習過，給人家看過稿子，在他們的一個刊物當過業餘編輯，當時編輯部領導同志對我印象特別好，他就直接到學校把我要走了。」

　　賈平凹就這樣到了陝西人民出版社當編輯，在那兒當了五年編輯，通過鄉黨認識了在省藝校進修的前妻韓俊芳，她當時在家鄉縣劇團，唱秦腔，兩人同來自棣花，算是一個公社的老鄉。最後走到了一起，成家立業。

　　他一邊當雜誌編輯，一邊寫作。後來他當了《美文》雜誌的主編，寫作和作家反而是業餘工作。為解決韓俊芳從老家調到西安團聚的工作，最後他調到西安市的《長安》雜誌社當編輯。多年以後，賈平凹對我當面感嘆：「所以人生命運無常，關鍵時候，就發生好多很奇怪的事情。大學畢業以後，如果出版社不要我，分到出版社，把我又回到鄉下學校裡去，那以後也可能搞創作，但是再回城，太費勁了。」

　　賈平凹終於如願以償，離開了農村，留在了省城西安發展。

　　他在小說上成名，是靠獲得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的短篇小說《滿月兒》。「當時出版社叫我去禮泉縣的烽火大隊蹲點，搞社史……到了那裡，和大隊農科所的那幫年輕人，一起精屁股下河遊泳，一起燒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菸葉卷喇叭筒來吸，是很有意思的……後來我依據這段生活，寫了短篇小說《滿月兒》，發表在《上海文學》1978年第3期上。」

　　在文學創作上，賈平凹和當時社會上盛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截然不同，他滿懷感情地書寫家鄉商州在改革開放以後，書寫土地承包製實施後，家鄉父老鄉親終於可以吃飽飯，農村土地上一片欣欣向榮發生的變化。

　　「從1980年左右，我就開始回老家進行採風。我覺得在文學創作上應該有一塊寫作的根據地。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我返回了商州故鄉,一個縣一個鎮的實地考察走了一遍，毫無目標地走村串鎮,飢了就在村民家吃,天黑了就投宿小店,住下了就在筆記本上記錄當天的感受,非常地快樂。

　　我把探訪和所見所聞，故鄉的人和事，改革開放帶來的新變化，寫成了《商州初錄》，結果小說在《鐘山》雜誌發表後，反響很好，好多作家、評論家紛紛給來信，表示祝賀，說是探索出了一條中國式的文學道路。我就又跑了幾次商州，又接著寫了《商州再錄》和《商州又錄》，長篇小說《浮躁》和《商州》，和後邊的一系列關於商州的小說、散文。」

　　家鄉商州是一塊神奇的土地。它偏遠卻並不荒涼；它貧瘠又異常美麗。「別以為這塊土地上，有著汙水、腐葉、牛糞；我說，這些不乾淨的東西，卻正使土地肥沃起來了。別以為我的身邊擠滿了荊棘、藤蔓；我說，這些惡劣的玩意，卻正使我努力地長直軀幹了。」面對故鄉的貧窮、落後與骯髒，他並不為恥，而是「十分感謝我身下的這塊土地了。黑色的土具有五顏六色，它給了我一點淡淡的綠；我夢想著那花果的紅豔，我得加緊著崛進我的根。」

　　賈平凹很高興地看到，改革給家鄉面貌帶來的變化。「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裡，故鄉的消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鍋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裡的花木比他們院子裡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這是災難深重的中國古老農村難得的一段欣欣向榮的時期。

　　賈平凹全心全意，歌頌著故鄉農村的點點滴滴的新變化。「改革開放之初，農村一片蓬勃向上的氣象，我有深切體會，我主動地積極地歡呼和歌頌。我土生土長在那裡，那裡的一叢柏樹下還有我的祖墳，還有雙親高堂，還有眾親廣戚，我雖然塗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寫出這個地方，似乎中國的三千方塊字拼成的形容詞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這麼說，這個地方是多麼好啊！」

　　在那個時期的文學作品裡，《山地筆記》、《臘月·正月》、《小月前本》、《商州》、《天狗》等作品，人物純樸、善良，格調清新、明麗，切合著當時家鄉農村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以商州作為一個點，詳細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國農村的歷史演進和社會變遷以及這個大千世界裡的人的生活、情緒、心理結構變化的軌跡」。

　　這時期的文學創作，讓賈平凹站到了中國一線作家的陣容裡。他的短篇小說《滿月兒》獲得了1978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臘月·正月》獲得了1984年的全國中篇小說獎，長篇小說《浮躁》獲得了1987年的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散文《愛的蹤跡》獲得了1989年全國優秀散文獎。（特約記者 張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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