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列寧》除了荒誕還說了什麼?
文|藍道
《再見列寧!》電影海報
《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 2003)是一部德國電影,以一個東德家庭為視角,講述了「柏林圍牆倒塌」這一政治劇變之後,普通人所面臨的身份認同危機。
主人公亞歷山大·科爾納的母親克裡斯蒂安是德國統一社會黨的支持者,在目睹了自己兒子參與反政府示威運動被逮捕後,深受打擊,心臟病發作而昏迷不醒。之後不久,柏林圍牆倒塌,民主德國退出歷史舞臺。
8個月後,對這一切全然不知的克裡斯蒂安醒來了。因害怕母親無法承受祖國不復存在的打擊,亞歷山大用盡渾身解數,志在將克裡斯蒂安蒙在鼓裡——他將超市購買的商品重新裝進東德時期的瓶瓶罐罐,對克裡斯蒂安編造西德發生經濟危機,民眾紛紛逃亡東德的謊言,甚至與朋友合作拍攝假的東德新聞給母親觀看……從某種角度講,《再見列寧!》所能夠打動人的點,並不在於荒誕複雜的劇情,而是對於「國家」這一身份要素的探索。
東德時期的亞歷山大對政府有著諸多不滿:他渴望西方社會的自由開放,喜歡西方的流行文化,這對於當時的年輕人來說並不罕見。柏林圍牆倒塌之後,亞歷山大的姐姐沒能讀完大學,去漢堡王當了名點餐員,西方社會的諸多問題隨之也接踵而至:娛樂至上主義、官僚主義、拜金與消費主義……亞歷山大還沒來得及反應,自己也被丟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殘酷競爭洪流。
《再見列寧!》電影劇照(1)
此時,他為照顧母親所編造的新聞,與其說是為了掩蓋東德不復存在的事實,不如說也在反映他個人內心的糾結——自己所嚮往的社會,令自己感到陌生而不安;自己曾反感又熟悉的國家,卻又已不復存在——此時的亞歷山大,處在與兩個世界都有距離的孤獨境遇。
這種心境下,他所編造的新聞中,東德雖然依舊屬於共產主義陣營,依舊執著於意識形態,但與此同時,這個想像中的東德也被他塑造得更具人道主義情懷,更包容,更多元。這不曾存在的虛擬國度,才是亞歷山大一直希望自己祖國應有的模樣。
亞歷山大的這種心思並不罕見。在同美國人聊到有關中國的話題時,我對於中國的描述也大都積極正面,有時甚至還略有誇大。而如此說的動機並非出自愛國主義,甚至都談不上有所謂的動機——僅僅是一種本能而已,你也可以理解成是自我安慰罷。
《再見列寧!》電影劇照(2)
世上有糾結於陣營、三觀、歸屬感的人,亦有政治觀點在兩極化的社會中,與哪一端都不完全兼容的人。對這部分人來說,自我洗腦、構架一個心目中最理想的祖國,並將其與現實中的祖國相混淆,是一種十分有效的自我保護機制。
不然,在面對來自方方面面的各種信息(尤其是對祖國不利的)時,這些人的內心情感是很尷尬的,也缺乏足夠的力量去 選邊站隊。因此,只要在虛擬國家與真實國家中找到些許共性,他們就可以像亞歷山大那樣,短時間內生活在這「理想化的祖國」當中。
至此,有人便要問了:我如何能夠區分虛擬的國家和真實的國家呢?在此之上,我想拋出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所謂「真實的國家」是否真的存在?很多人會自然地回答,有,當然存在。中國、美國,這些不都是真實的國家嗎?我個人也是部分同意的,真實的國家是存在的,但是它以什麼形式存在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再見列寧!》電影劇照(3)
簡單來說,「國家」是一個社會構造,它存在於人的意識之中。作為一個定義,「國家」是有別於自然科學的概念而存在的。任何學過物理學的人對於「力」,「質量」,「加速度」這類概念的理解都是近乎一致的,但是,每個人心中的「國家」卻是略有不同的。「國家」無法量化無法公式化,與「力」,「加速度」,「質量」不同,沒有了人類,「國家」這一概念是無法獨立存在於宇宙之中的。
這時,可能又有人要問了:國界線、國籍、政府管轄範圍、移民法和憲法,這些難道不是可以量化、公式化的因素嗎?誠然,這些因素確實可以量化,也確實決定一個人的國籍以及與他相關的政治權利、政治身份等。
然而,當人們使用「祖國」,「我國」,或者身在異國他鄉「思念祖國」的時候,腦中所想的恐怕不是自己護照上國籍那欄所印的字兒,也不會是自己的公民權利。
人心中的祖國永遠伴隨著感性的成分,如文化認同,熟悉的面孔,等等。換言之,此「國」非彼「國」。前者是依靠政府,紙面上和體制上的國家;後者則是人民認知中的,依託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祖國。
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在使用「國」這一字眼兒時都是在指代後者。但是這二者的關係卻又不是相互對立的,而是撲朔迷離的。儘管人們在探尋身份認同時多半是在考慮後者,但對外界宣稱「我是某某國人」的自信和權利時,卻又都是來自前者的。
表面上看,似乎是「紙面上的國家」提供了通往「認知中的國家」的渠道。然而,事實上,是「紙面上的國家」綁架了「認知中的國家」。這種綁架是現代社會的標誌性特徵之一。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在其書《想像的共同體》中對此有細緻的描述。
自十七世紀的歐洲起,受啟蒙運動的影響,「君權神授」、「天子」等一類概念逐漸失去力量。新時代的政府必須為自己的統治尋找新的正當性。為此,政府開始利用文化、宗教,以及它所能在群眾中找到的任何人文共性,構建出了名為「國家」的認知。
與此同時,權力的去中心化使得國土邊境變的愈發明確,而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使得政府進行話語和意識形態傳播時的力量變得更為強大。往日遠離王都的農民與自己的王或皇帝並無共享的身份認同。隨著科技的發展,政府逐漸可以通過收音機、廣播、電視、甚至網際網路,對話全國。至此,「紙面上的國家」得以誕生,而「認知中的國家」也足以被其利用。
《再見列寧!》電影劇照(4)
我們已知,「認知中的國家」是被政府體制所綁架的概念,但我們尚未探討其背後更為原始的母體,即一個大型群體的寬泛的文化共性。前文中提到,政府有意利用此共性確立自己的統治,並參與了擬訂這些共性,甚至更多地爭取到了對文化的解釋權,但是,如果認為「認知中的國家」僅僅是政府由本土文化中提煉出來正合民心的存在,也未免有些籠統——即便沒有政府,文化共性本身也有一定的整合力,足以憑藉其自身使人類拉幫結派。
卡爾·多伊奇在《民族主義及其替代選擇》一書中對此有所闡述。這位捷克斯洛伐克哲學家聲稱,「國家誕生於群眾對歷史錯誤的認知和對鄰裡的憎恨」。歐內斯特·勒南在《何為國家》(Qu』est-ce qu』une nation?)中提出了相似卻更積極一些的定義,即國家誕生於「曾共創輝煌的人群希望創造更多偉業」(勒南本人是一位種族主義者,加上其著作以法語為主,且部分哲學觀點嚴重過時,在此不推薦一般人閱讀)。
不論如何,如果這二位的觀點有可取之處,可知能夠帶來身份認同感的「認知中的國家」並不依賴政府。即使沒有政府從中引導,社會本身也有可能會因某種共性聚攏。這種趨勢乃是「認知中的國家」的本質。
對這兩個概念作出區分與再整合之後,我們終於可以回答「真實的國家到底是否存在」這一問題了。從「紙面上的國家」這一角度講,真實的國家無疑是存在的,此處的國家指的是體制上的,白紙黑字的國。
至於我們更關心的問題——「認知中的國家」是否也是真實存在的,對其作出回答的重點則在於確立何為「真實」。然而,「何為真實」這一問題所涉及的認知學探討是一個巨大的無底洞。作為權宜之計,我們姑且可以認為「基於客觀事實與邏輯所得出的認知,並在其之上構建的國家」,是所謂真實存在的。
以電影中的亞歷山大為例,當他拋棄了印象中的東德,繼而通過理性分析,基於客觀事實基礎上的社會模型構建出一個更理想的東德,那麼從某種意義上講,他認知中的國家也是真實存在的。
如是,我們已經確定「認知中的國家」與一國政府是纏纏綿綿卻又相互獨立的存在;我們也知道所謂愛國主義情懷,或是任何其他針對「祖國」的感性反應,都是針對「認知中的國家」的,那麼,我們就可以理解那些與兩極社會都不完全兼容的人的邏輯了——他們可能也是不自覺地將兩種「國家」捏合到了一起。
無獨有偶,在向美國人指出美國體制的不足和漏洞時,經常也會遭到「你們中國還不如我們呢」這般極具情緒化卻無邏輯可言的反擊。這不由得不讓人思考,為什麼當外國人批判一個國家的政府時,這個國家的人民會認為自己受到了冒犯和侮辱,仿佛這個外國人的批判是指向他們「認知中的國家」,而非「紙面上的國家」?是什麼,促使人們將這種針對「認知中的國家」的感情,自覺嫁接到政府體制上的呢?這恐怕是更值得思考和探究的問題。
假如各國人民都能梳理清楚產生這種錯接的脈絡,明了這個問題的答案,社會生活和個人命運都會發生改變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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