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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視覺中國）
一
「一年以來，我就沒有人生了。現在我努力的方向是不去想未來。」
在接受法新社的採訪時，21歲的馬賽大學生狄歐如是說道。
「學生工沒有了，社交沒有了，上著似是而非的網課，實習一個接一個被取消。我現在要去愛心食堂領救濟餐。」
「病毒對年輕人不是致命的，為什麼他們要把我們關起來？」採訪過程中，狄歐不無抱怨地說道。
狄歐的想法絕非個例，在法新社近日的採訪中，不少年輕人都表達了對於「禁足老年人」的支持。「讓老年人禁足，我覺得是個好主意，他們做決定時從來不徵詢我們意見，我們永遠被人忽略和孤立。」26歲的美日麗尼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其實，今年早些時候，這場由年輕人主導的「代際戰爭」就已然在歐美打響，Boomer Remover（老人消滅者）一度成為社交媒體上最炙手可熱的標籤，在不少年輕人看來，新冠病毒帶來的並非災難與混亂，而是一種新的社會秩序的確立——消滅老年人，留下年輕人，讓免疫力和身體機能成為是否有資格活下去憑證的新森林法則。
▲在當時Boomer Remover所衍生出的表情包。（圖片來自社交網絡）
如今的「禁足老年人」毫無疑問是Boomer Remover精神的傳承，雖然形式上遠沒有後者表現出的激烈，但代際之間的崩離感卻已經昭然若揭，在如今全球抗疫的時代大背景下，發起這樣的「內戰」讓不少人都覺得不太真實。
▲新冠病毒引發了新一輪的代際戰爭。（《華爾街日報》截圖）
比如人類學家阿日爾和（Michel Agie）就認為，眼下的問題從來都不是如何拯救老人，而是如何拯救人類共同的未來。他認為現階段沒人對代際鬥爭感興趣，所有人都在一條船上。
但，遺憾的是，事實並非如此。
二
當地時間12月1日，英國下議院議員查爾斯·沃克在一場有關新冠最新防疫規定的關鍵辯論中，言辭激烈地反對首相鮑裡斯的防疫措施。他稱政府將太多資源和精力「浪費」在「照顧老年人」身上，並表示「將90歲老人的死亡與19歲年輕人的死亡相提並論是不正確的」，「並非所有的死亡都平等」，「與年輕人的死亡相比，老年人的死亡並不是悲劇」。
▲（圖片來自新聞視頻截圖）
此言一出，引發了大範圍的討論。
是的，查爾斯議員拋出了一個問題，老年人和年輕人的命誰更貴呢？相信大多數人，在面對這樣的問題時，都會眉頭一緊。
黑命貴還是白命貴，老年人貴還是年輕人貴，我們之所以會對類似的問題產生本能的反感，是因為我們始終無法理所應當地將生命視作待價而沽的商品。經濟學家往往宣稱經濟學可以解釋一切，但他們卻每每陷入無法自洽的倫理旋渦，因為人類社會中殘存的人性永遠是數學與邏輯繞不開的死結，當所有人的頭頂都清晰地頂著一個數字，世界會因此變得更美好？還是更殘酷？
不過，在當下的語境中，問題已經有了答案。政客們在顱內經過一系列複雜的推演後，無奈地攤了攤手：19就是大於90，19歲年輕人的死亡就是比90歲老年的死亡讓我們更加痛心。自古以來困擾無數哲學家的鐵軌問題道德兩難在這一刻突然變得幼稚可笑了起來。
三
今年3月，英國政府提出對抗疫情的「群體免疫」政策，最終，隨著首相鮑裡斯被推進ICU，英國吹出的群體免疫泡沫被徹底戳破。
但如果英國真的採取了「群體免疫」的抗疫策略，會發生什麼呢？
據英國國家統計署統計，英國2018年的人口為6644萬人。為了達到群體免疫，將會有近 4000萬人感染（60%），其中27～91萬人會因新冠而死亡，這其中的大部分毫無疑問是身體機能相對低下的老年人。
「群體免疫」的提出讓一個科學問題成為了一個倫理問題：在現代文明的背景下，政府應盡力保障每個人的生存權力，還是讓個體以自身的力量面對自然界的優勝劣汰？在現代語境下討論這樣的問題，不免讓把我們的思緒拉回了那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
事實上，優勝劣汰的達爾文主義在西方思想中一直暗流湧動。從西方歷史看，在戰爭、瘟疫等危急時刻「放棄老弱」的做法由來已久，1943年的南亞大饑荒，英國首相邱吉爾就被認為有意餓死印度人，面對殖民屬地嚴重饑荒拒不救援。他曾表示，大饑荒實際上是印度人自己造成的，因為印度人「像兔子一樣生一大群孩子」。
今年年中，歐美各國均爆發了一系列「養老院災難」，各國養老院紛紛成為疫情重災區，其背後的原因，不僅僅源自於老年人群體面對病毒的脆弱，更折射出了醫療設備缺失、空間擁擠、醫護人員不足等社會問題，以及更嚴重的——對於老年人群體的漠視。法國媒體稱，養老院一直是法國醫保系統中被忽視的一環。法國濱海-阿爾卑斯省前省長埃裡克·喬蒂認為，養老院的災難本來可以避免，但由於政府在疫情暴發之初並未足夠重視，導致這些老人成為「被遺忘的群體」。
在聯合國的一份報告指出，在新冠死亡病例中，歐洲有超過95%是60歲及以上的人，美國有80%是65歲及以上的人。
四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專欄作家瑪麗·施米奇寫道：「坦白說，我們許多老年人或許都會為年輕人犧牲我們的生存，只要能夠拯救他們和這個國家。」在這場本就不平等的戰爭中，一方似乎在潛移默化的社會規訓的影響下選擇妥協。一個事實是，養老問題正在成為西方最嚴峻的社會問題。西方一直以來鼓吹的高福利社會政策，正在掏空國家的未來，在歐美各國都明顯出現巨額養老金缺口的情況下，政府無力做出改變，只能任由這條裂縫被越來越大。基於此，有激進人士提出「殖民未來」的概念，認為這些老年人在今天享受的一切高社會福利，都是對後面幾代人的課稅。另一方面，全社會範圍內的老齡化正在加劇這種裂變的形成，1950年全世界老年人（60歲以上）與勞動年齡人口與少年（15歲以下）的比值是1:7.2:4.3，而到了2050年，該比值可能會達到1:2.7:1.2，隨著社會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年輕人甚至會面臨需一人獨立贍養一名老人的巨大壓力。
我們尚不能確定是否「老人的存在是對年輕人的剝削」的想法已經根植，因為我們並不習慣將共同的社會問題歸結到不同的代際之中。我們能夠確定的是，疫情催生了一條新的生存倫理，而這種倫理似乎正在為更多的人接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甚至包括老年人自己。某一天，當老年人終於與年輕人妥協，自願「禁足」，宣稱為了國家抑或是下一代放棄自己的部分生存權，我們無法知道他們是否出於本心，更重要的是，我們甚至不知道該不該因此感到高興。
參考資料：
歐時大參，2020年12月21日，《疫情引爆代際衝突！法國年輕人憤怒：為保護老年人，我們被犧牲了》
第一財經，2016年4月17日，《歐洲：一場代際戰爭正在上演》
宋鴻兵，21世紀最大的危機，將是年輕人與老年人的「代際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