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拉·舒曼的第三次愛情（上）
下封信是當年年末即1862年11月從法蘭克福寄走的。這位因演出的緣故常年奔波在外的旅行者克拉拉，在信中首先形容她自己是「被追捕的獵物」，「請您始終站在我這一邊，親愛的朋友。我是多麼幸運啊，能通過一個知心的朋友嘗到忠誠、貼心的滋味……您雖偶爾令人緊張，但這也為時很短……即便是短暫的離別也讓我心緒沉重。」
然而，信裡這種頗有曖昧色彩、似表白非表白的措辭很可能被克什納領會錯了。一個月後，克拉拉在萊比錫不得不重申他們的「友誼」——因為克什納認定了這封法蘭克福書信是愛情宣言，而宣誓者就是克拉拉·舒曼。克拉拉在回信中寫道：「多久了，親愛的朋友，我必須為自己騰出安靜的一小時來給您寫信。您最後一封信在我心上形成的負擔，超出您的想像。當您徜徉在自我意識的海洋裡，當您在信裡『這麼做』時，我必須時時考慮這該如何開交。
克什納紀念作品
您表示，應越過友誼的範圍而『更近一步』，但我想知道這一步是去哪兒？一個『非正常』的關係不會持久，您希冀的『親暱』也會轉瞬即逝啊，特別是對我這樣年紀的女人來說。難道說這不會產生另一更極端的後果嗎！
要知道，親愛的友人，這是您自己的幻想曲，對我而言則為虛無——我只有我的藝術追求和一顆真誠的心，除此無他者。因為我的關係讓您重拾生活勇氣、再獲創作激情，這使我感到無比幸福。我願盡我所能去幫您，直到您進步。通過我，您總能得到友誼的意義，但別再用『你』這個稱呼了——書信來往以外，您還有別的念想？這行不通！」
顯然，從克什納讀信後的反饋，能看出他受到了傷害——克拉拉的「理智」終變成克什納的埋怨，以致克拉拉不得不再勸慰一番：「您覺得我是個冰冷的只有理智的人，呃，這誤解有多深啊！同時您又覺得，我絲毫沒有過『曖昧』的意思，哎，文法和修辭戲弄人哉。就算我有此意，也害怕過頭。
克拉拉·舒曼
您寫給我的，如您所想，儘管有曖昧的東西，但大部分內容讓我受用，只有『你』這個字眼例外。您不覺得，我強大的內心已能輕鬆應對這些了，不是嗎！但在現實生活中來『真格的』，又是多麼的困難。親愛的朋友，我將自己的內心深藏多年，直到去夏才讓這『塵封』微微開啟！」
不久，她於柏林又發出一封信，是再次邀請他去巴登-巴登。「但是，請至少對巴登的溫泉提起些興致，您到時能待多久就多久。我們一起演奏，一同工作，去散步——不過肯定會被一兩次的來訪掃了興致，然而我們定會享受到那些舒適與安逸的。」克拉拉寫道。
下個暑期的拜訪裡，即1863年夏，兩個人這段艱澀、多舛、有一波數折色彩的友情果然就變成了愛情。愛情的成就往往就是這樣遽然而不可思議，在個不起眼的信稿子裡有兩段書寫，可完全證實這種關係：
「我親愛的『你』」……
「1000個祝福給我最愛的人，他的克拉拉……」
時間是1863年8月15日，43歲的女子和39歲的男子。
巴登-巴登
在電報與電話於十九世紀中晚期發明以前，書信是身處異地的人們幾乎唯一的聯絡方式。書信以文字紙張為載體，雖然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信的收發會耗時很久，這種載體卻有個特點：能長期保存。且正因為信的不易傳遞，書寫者一般會認真對待，進而在內容、格式、字體甚至印章方面都斟酌考究，所以過去的書信往往有著很高的藝術和史料價值，而不少歷史名人—因與他人通信頻繁，都成了寫信的高手。十九世紀後半葉出現的電話誠然大大提高了通訊效率，語音及其背後的內容卻在話筒中轉瞬即逝，聽者獲悉後，只得到一時的感覺，重要內容則至多會影響一陣子的心情，然後這一切就一點點「失效」了，比起書信的時效長、可反覆查閱的特點，電話通訊只起了短暫的作用；而電報呢，因篇幅短促，也不具備書信敘述具體、表達詳盡的優勢。所以何其有幸，我們研究的對象，眼前的這位克拉拉•舒曼與克什納，倆人當時通的不是電報電話而是書信，幸而是這樣，不然掌握他們的思想和生命歷程就成了空話和純粹的臆想。上文提到1863年8月克拉拉的一封信裡有兩個「愛意濃厚」的詞句，從稱謂的變化和意思上都能推斷出倆人的戀人關係已成定局。對於女藝術家克拉拉和十九世紀一切有教養的德國人來說，書信裡的稱謂絕不是隨便使用或改動的，改動則必有原因：這濃烈的親暱之意，非瓜熟蒂落的愛情果實不可。倆人在這以後的通信內容可想而知！但是不巧，這之後兩個人的書信原件已蕩然無存了：克拉拉的大女兒瑪麗將那些不利於母親形象的信件全部揀出並進行了銷毀！因此這段關係一直以來就成了「探佚學」，到底是不是愛情，又時長几何，專家們不置可否。瑪麗•舒曼的動機雖「有利於」母親，並且幹得是那樣乾脆利落，可偏偏事與願違——在這個毀滅證據的過程中，她還是碰到了「有心人」——克拉拉寫給克什納的一兩封信到底被「保存」了下來！這無疑要感謝克什納的一位女學生，她在負責把信交還舒曼家之前，鈔下了一份副本。我在前文中提到的被首度公開、由R. Hofmann出版的書信，指的正是由這位女學生謄抄下來的兩封重要信件——它們是克拉拉戀情狀態與結局極其重要的憑據！在意思明朗的、1863年8月15日寫於巴登-巴登的信稿子裡，我們斷出了二者的關係，而半年後的一封信，即由克什納學生謄寫的第一個書信副本，則更能加固我們的這種印象。信是從裡加發出的，這是克拉拉聖彼得堡旅行演出的途徑地之一。值得留意的是，勃拉姆斯在此間也收到她旅行中的第一封來信，時間是1864年3月10日，發信地是聖彼得堡。而寫給克什納的信在2月21日就已完稿並從裡加寄走。此時，克什納在克拉拉心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位於柏林動物園附近的以克拉拉·維克命名的大街
她是這樣開頭的：「我原想到了彼得堡以後再給你（請注意她此時用的稱謂）、我親愛的寫信，報告你我已抵達目的地，但我等不了這許久——我是那麼在乎你，而等待時間越長，失落感越大。如你把我當成最親密的女友，是否也會有同感呢！我親愛的男友。你來信又那麼的少，讓我在這勞頓的行程中少了多少歡樂——在我收到的信裡多希望有一件是你的，可期許又每每落空。」下面敘述的是一些旅途見聞和音樂會情況。在信的末尾寫道：「今就此別過。我真誠地請求你快來音訊，並希望不必再發出這種『請求』。狀態好時寫給我吧，讓我覺得你始終在想著我。」落款是「無時不在、全部靈魂都給了你的克拉拉」。克拉拉·舒曼炭筆畫像
又半年後，從女學生謄抄的另一封信得知，倆人的關係又「果斷」地畫上句號：男友克什納在信裡又重被稱作「您」！從1863年夏到1864年下半年，一場持續了一年的愛情就這樣猝然收場，期間到底發生過什麼，沒有更多現成的材料可考。但從倆人之前的書信往來以及旁人的線索來看，「分手」的主要原因很可能是賭博。因為「無賴」Lump一詞在倆人的和其他相關者的書信中經常出現，但又好像是「禁地」，點到為止，從未深入說明過，我們也只能猜測。作曲家J. 施託克豪森是克拉拉在法蘭克福的好友，此人在今後促成舒曼夫人移居法蘭克福並在這裡任教上幫了大忙。施託克豪森在克拉拉與克什納「分手」後的第三周裡致信前者稱：「我一直當他是意志不堅定的人，但萬沒想到他竟會對您這樣耍無賴！」並非孤證，二十年以後，克拉拉在致信好友伊莉莎白時說：「他直接拿走錢去賭！而當我不再給時，他又是怎樣地無賴！為您和我的感受起見，我不願去說細節！」書信出版者Hofmann認為，第二個謄寫副本、即克拉拉於1864年7月21日寫下的「絕交信」，其背景很可能是下面這個情形，即幾周以前克什納仍在巴登-巴登，並在那裡賭錢。舒曼的孩子們
克拉拉在信裡寫道：「因為您，我們一年以來形成的信任關係已被嚴重破壞，使我們不可能回到原先的狀態了。您多次宣稱，我是您最愛的、唯一的女友，並認為只有與我相處才帶給您幸運，讓您有了生趣並獲得勇氣……對這些您曾寫給我的、說過的話，我是同意了的。簡言之，我當時確信，當我給了您這『不尋常的友誼』時，不單為我自己贏得了一位男伴，同時將給予您個人美好而積極的意義。這個企盼是多麼令我幸福啊！這一點您應該清楚——去年冬天，您的逗留和恬靜，讓我說服了自己——像這樣真正的、溫暖的友情應該是生命的最後一次了。然而此後，您對我做了什麼，我真不願再觸碰這個傷口，獨處時，您可以去回顧並應理解，我是經過怎樣的鬥爭才做出今天這個決定。通過我的陳述以及您的回憶，您也應該認為，我們之間只能保持最初的那種關係！我對您還會像往常那樣——只要是對您有利、我力所能及的，都願意效命。還有我請求您，就是自去夏開始我寫給您的信悉數寄還給我，如您願意的話，也將收到您的那些信。」就這樣，二人情感的溫度到達沸點後迅速降溫乃至「回零」。克拉拉雖在信中說了委婉的如保持友誼之類的話，但這個「情絲」被她斷得是如此徹底，甚至連倆人此後的基本關係都一筆勾銷！1884年的一天，距這段關係已時隔二十載，她也許是觸景生情，在日記本上寫下了關於克什納的幾句話：「今天我好歹克制住自己，沒去看他（原來）的信。晚年的克拉拉
· 掃描二維碼打賞筆者 ·
歡迎新成員加入！一起發光發熱！
（如遇掃碼失敗可保存後微信掃一掃）
今年九月，是克拉拉•舒曼誕辰200周年，這篇文字是關於她的一段戀情故事，筆者和本刊選在這個時間點上發表該文，大概有兩個動機。其一，與國際同步，以萬餘字的該文來紀念這位享譽世界的音樂家和歷史文化名人，在普及一段音樂史的同時，以期讓讀者們關注更多的古典音樂作品；其二，藉助這些著名人物的事跡讓我們學到一些教訓，特別是友情和兩性關係方面。無疑，這些反面和正面的事例都還有著普遍的現實意義！——筆者 宋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