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燕山詩話》完全不像傳統詩話體裁那樣，重視對詩藝的探討，對詩歌的賞析，羅孚所屬意的，是詩歌之後的政治、歷史，以及詩歌寫作者被政治與歷史緊緊纏繞的人生。
作者：章詩依，騰訊·大家專欄作者，媒體人。
因為「間諜案」，羅孚從1982年開始，被迫客居京城十一載。那時的他，已過花甲之年，遭此奇劫，不但沒有一蹶不振，相反卻遍訪京城文化前輩，寫出許多一手、生動的文章。這些文字，加上羅孚返港之後的作品，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於2011年結成八卷本的羅孚文集，成為了解晚年羅孚心路的重要資料。著名文學史專家陳子善先生認為，羅孚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知名文化人的書寫，也是關於八十年代中國文壇的重要檔案。
羅孚在家中。
或許，對羅孚來說，晚年的這些文字，更具有救贖的意義。在羅孚兒子羅海雷所寫的《我的父親羅孚》一書中，曾經毫不客氣地對羅孚八十年代前的文字進行了嚴厲的否定，他說，父親寫的所謂「時事評論」，長時間脫離不了一個「左」字，對於大躍進與三年大饑荒，完全沒有想到會是政策路線出了問題，反而認為是反對派造謠、蘇修的迫害，都是人家錯。
接著，羅海雷引用海外媒體當年的評論：「無論多少殘民禍國之事，羅孚一律推崇美化」，任何批評內地政策的文章，「必遭羅孚在左報上撰文攻擊指責，其用詞遣字之惡毒，與文革時紅衛兵的大字報十分相似。」羅海雷寫作《我的父親羅孚》，緣起於羅孚年事已高，無法自己執筆去回憶、記錄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遂有替父親撰寫回憶錄之念。書稿完成後，羅孚看過全文，因此，此書也被看作羅孚的自傳。
八卷本以「羅孚文集」命名的書，不收一篇八十年代以前的文章，是羅孚用行動對自己文字生涯的鑑定。
猶記八十年代末，一眾《中國青年報》記者來學校做交流講座，中間，當時的知名記者劉揚講到，他的同事的父親，在黨的機關報幹了一輩子，晚年捧著自己的剪報本，老淚縱橫，哽咽著說：「你看看，你看看，哪一篇能經得住歷史的檢驗！」這一幕，令人震撼。我清楚地記得，聞聽此言，我的老師，一位也在官方新聞機構幹到退休的老者，神情痛苦，眼中有淚光閃動。
相比之下，羅孚夠明智，更夠幸運。人生的下半場，他覺醒了，起而拯救自己的文字，才有了由沈昌文先生促成出版的值得流傳的文集。否則，回首一生勞作，收穫的只是一堆自己無法面對的虛文浮詞、假大空，將會何等荒涼，何等空虛，又何等殘酷。
羅孚文集中，我最喜歡讀的是《燕山詩話》這一卷，其中的文章，全部寫於八十年代。羅孚用詩話這種傳統體裁，記錄了當日文壇、學界中人所寫的一些有意味的舊體詩。他自己說，「我的這些詩話沒有什麼意義，有意義的是有關的詩篇，也提供了一些詩篇寫作的時代背景。」這話的確不是謙虛，《燕山詩話》完全不像傳統詩話體裁那樣，重視對詩藝的探討，對詩歌的賞析，羅孚所屬意的，是詩歌之後的政治、歷史，以及詩歌寫作者被政治與歷史緊緊纏繞的人生。
由於長於交際，羅孚與北京文壇、知識界交往深入而密切，因此能最快地了解動向，一些前輩的作品尚未付梓，他已先睹為快。比如鄭超麟的詩集《玉尹殘集》，出版之前他已讀過。還有一些詩作，當時未能公開發表，或者發表了局外人也因不知「今典」而無從索解，但消息靈通的羅孚卻能給予正解。
比如開篇的《從胡喬木到喬木》，可謂《燕山詩話》中寫的最隱晦、婉轉的一篇。文中，羅孚先後引了黃苗子、楊憲益的詩，但不經詮釋，很難知其三昧。比如楊憲益的這四句詩：「從來客去即茶涼，說理書生怕見槍；舉世皆批人性論，羨君先讀好文章」，通過羅孚的解讀，才知道，是對胡喬木這位八十年代意識形態總管在「清除精神汙染」中的做法的諷刺。
羅孚還寫過一篇與胡喬木有關的文章，題為《詩人荒蕪的悲劇》，也應算詩話類的，但卻沒有收入《燕山詩話》，而是收入文集中的《北京十年》卷。話說荒蕪有兩首題畫詩《為某公畫像》，其一為：「眼已花來耳已聾，腦瓜難免不冬烘。魂銷脂粉綺羅裡，身老瓊樓玉宇中。可笑牛皮非馬列，堪憐公子變毛蟲。彩油剝盡人爭看，特號當今客裡空。」第二首是：「從來樹大易招風，假藥仙丹自不同。遺憾誇誇談馬列，羞人答答扮雷鋒。空傳西城來天馬，不信南陽有臥龍。欲向轅門聽《斬子》，誰知《宿店》放曹公。」
某公就是胡喬木，兩首詩都盡情嘲諷了其以馬列主義理論家自居，而其實不過是吹牛皮、賣假藥而已。詩中的「公子」，指的是胡喬木的兒子胡世英，當年他捲入一場詐騙案，被從住處中搜出好幾大袋的鈔票，「公子」遂變「毛蟲」。本來人們以為應該會有「轅門斬子」的好戲，不料「某公」出來請求寬大，才有了捉而又放的戲碼。但是，在詩人看來，馬列、雷鋒掛在嘴邊的「某公」，形象已然破產。
介紹完詩的背景後，羅孚點評說，這兩首詩流傳刊布的時候，胡喬木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並非無權無勢。
近年來人們開始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致敬，這個十年已經成為人們懷舊的對象。讀了羅孚的如上詩話，你會覺得，這種致敬不是沒有道理的。
《玉尹老人獄中詩》是《燕山詩話》的壓軸之作，這篇長文，是較早介紹鄭超麟詩作的文章。鄭超麟是中國託派中僅次於陳獨秀的第二號人物，終其一生，在國民黨統治下坐過七年牢，在共產黨時期坐過二十七年牢。羅孚讀的是鄭超麟詩的抄本，可謂鄭超麟的知音之一。
鄭超麟從1959年開始在獄中作詩，以打發枯燥的鐵窗歲月。雖然起步晚，但成就可觀。可惜他的大量詩作都在獄中被抄走了，留下來的都是後來憑記憶寫下來的。請看他的《詠史》詩中的兩首：
秦相專權乏遠圖，鋤除異己殺無辜。
生前縱保崇高位，死後難逃斧鉞誅。
平民伐罪起蒿萊，一將功成萬骨埋。
未見黎民登衽席，但聞新貴築樓臺。
詩所表達的，是對專制政治的審判，是對異化的革命政治的沉痛反思。這種鐵窗裡孕育的詩篇，閃耀著人類高貴的獨立思考精神。羅孚贊鄭超麟為「大有『固執』精神的老人」，信非虛語。
羅孚本人亦能詩。他在贈聶紺弩的詩中，有「尚有文章驚草木，更將詩句寫肝腸」之語，稱許聶紺弩歷經磨難而詩心不滅。對於經歷了大半生狂熱、虛假，晚年才覺醒的羅孚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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