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身份認同本質上是文化身份認同，核心是價值認同。作為一個建構過程，青年身份認同包含「認異」「求同」「聚類」三個環節，內涵自我身份認同、群體身份認同、文化身份認同的邏輯統一。微空間作為當代青年公共表達、日常交往、文化娛樂的重要場域，深刻影響青年的話語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微空間中多元衝淡主導、動態多於恆常、形式高於內容，使得青年身份認同度明顯低於現實社會，出現方向感弱化、無力感滋生、價值感模糊的身份認同危機。聚焦微空間中青年身份認同建構，需要吸納微話語，強化微敘事;融合微媒介，改善微傳播;建構微文化，提升微引領。伴隨數位技術的迅速發展，微空間日漸成為青年公共表達、日常交往、文化娛樂的新場域。據《2018微博用戶發展報告》顯示，微博月活躍用戶增至4.62億，其中16~30歲的用戶佔比高達81%[1];截至2019年2月抖音平臺日活躍用戶超過2.5億，其中21~25歲的青年用戶黏性最高[2]，足見青年用戶在微空間中的主體地位。由此可見，微空間賦予青年身份認同建構以新的發生場域。探究微空間中青年身份認同的作用機理與建構邏輯，對於凝聚青年價值共識、培育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身份認同」源於英文「identity」，其基本含義是指物質或實體的同一性質或狀態。人的身份認同不同於物的身份認同。人的身份認同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身份歸屬，即社會成員對共同體文化的承認、認可和贊同，進而產生的歸屬意識。現代社會，作為角色歸屬的「身份」，其類型可以是個體身份、群體身份、社會身份，亦可以是職業身份、家庭身份、女性身份等。在眾多身份歸屬中，文化身份是最基礎、最深層、最廣泛的一種歸屬，也是凝聚思想共識、築牢民族共同體的精神紐帶。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需要一個清晰的、可辨識的、統一的文化身份。
理論界關於「文化身份」的研究，主要呈現出三種視角。一是從本質主義視角解讀「文化身份」，認為「文化身份」是已經完成的事實、構造好了的本質，現實的文化實踐只是把「既有的文化身份」在感性的、具體的、多元的個體身上進行恢復和再現。二是從建構主義視角闡釋「文化身份」，認為「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變化』的問題，它屬於過去也同樣屬於未來」[3]。三是從存在主義視角理解「文化身份」，認為「人不是別的，他的實際生活是什麼，他就是什麼」[4]，文化身份既不是「過去」也不是「將來」，而主要看「現在」。綜觀之，本質主義把文化身份看作既定不變的事實，存在「出身論」「宿命論」的嫌疑;而存在主義孤立地看待文化身份，忽視了文化身份的繼承性和發展性;建構主義承認文化身份的歷史繼承性，強調「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為個體提供了一個穩定的、連續的指涉和意義框架，同時表明文化身份具有發展流變性，把文化身份視為處於永不完結的「生產」過程之中，它不是給定的，而是我們自己的設計[5]。因此，立足建構主義的分析視角，我們認為文化身份認同是可以建構的，它不是先驗的給定或固定不變的本質，而是不斷設計、生產和建構出來的。而青年之所以是身份認同建構的重點對象，是由青年的歷史作用、社會地位以及自身特點所決定。建構青年身份認同就是要培育青年對共同體文化的承認、認可和贊同，尤其是推動青年對主流文化、主流價值、主流話語的接納、內化與體認。
1.從過程上看，青年身份認同主要包括「認異」「求同」「聚類」三個環節所謂「認異」是通過「他者」來定位「自我」，確認「我之為我」的意義和價值。「主體的自我」只有在與「有意義的他者」進行差異比照時，才能幫助青年認知其秉承的價值或意義框架，沒有「他者」就難以認識自我。正如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所言:「對尋找社會中自己位置的個人來說，當具有確認功能的『他者』喪失了他們的意義時，現實便崩潰了」[6]。沒有異質性、差異性的「他者」，作為「主體的自我」的文化身份就難以確認。「認異」在區分「自我」與「他者」的同時，也強化了「同類相聚」的吸引力，為「求同」奠定了基礎。所謂「求同」就是個體對群體的歸屬意識，是將自我以類別化的方式置於群體之中，使「我」成為「我們」。人是社會性動物，「任何人類個體，惟當他在他人組成的社會裡學會行動，學會言說和產生感情，他才能長大成人」[7]。個體只有接受並內化群體共同的話語、價值和文化，將其納入自身的思維框架，才能在社會中得以生存和發展。在此基礎上，具有同一性身份標識的個體或群體會在文化內聚力作用下逐漸「聚類」，形成一個共同體。文化依靠引導、吸引和勸服的方式，影響個體的價值、意義和目標，作用於社會成員的價值觀念、行為傾向和生活方式，同時，又使具有價值同一性的社會成員相互吸引，在主觀上產生一種內群體認同。在此意義上講，文化既是維持個體身份認同連續性的「黏合劑」，也是凝聚社會成員的「精神水泥」。
2.從內容上看，青年身份認同主要包括自我身份認同、群體身份認同、文化身份認同三個層次自我身份認同是青年身份認同的邏輯起點，群體身份認同是青年身份認同的邏輯中介，文化身份認同是青年身份認同的邏輯旨歸，也是青年身份認同的本質體現，三者層層遞進、相互聯繫。吉登斯指出:「自我身份認同是個體通過其自我經歷以及反身性方式所理解和認識的自我」[8]。其實質是主體在時間維度上保持自我理解、自我形塑、自我實現、自我發展的內在同一性或連續性，這種同一性還表現為個體意識、情感、價值的內在統一性。在反思性理解中，幫助青年探尋和確認「我是誰」「我應該是誰」「我能成為誰」，從中建構「我之為我」的價值和意義。當身份認同中「自我」的概念不斷擴大，由「我」擴大為「我們」，就需要確認「我們」的共同身份，即所謂的群體身份認同。群體身份認同是「個體認識到他(或她)屬於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也認識到作為群體成員帶給他的情感和價值意義」[9]。群體身份認同實現了自我身份認同從個體性向關係性的轉變，個體不再局限於自我意識或自我理解，而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受到群體共享的某些價值、意義和目標的影響，從中確認「我們」這一概念，並以此作為劃分「我們」與「他們」的身份界限。當群體發展到足夠穩定和成熟的時候，其內部會孕育和生長出體現群體價值、意義和目標的文化，其具體形態可能是共同的語言、信仰、風俗、記憶或儀式等。文化作為一種「大我」的存在，其要素會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中潛移默化地滲入到「自我」的範疇，構成自我身份認同的內核。某種意義上講，身份認同集中體現為文化身份認同，建構青年身份認同本質在於培育青年的文化歸屬意識。這種文化歸屬意識不僅僅來自文化的外顯形式，更源自文化的價值內核。因為「文化認同的核心是價值認同」[10]，任何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思維都蘊含著一定的價值取向，這些價值取向又會影響青年的選擇、判斷和評價，集中反映青年的文化身份。總的來看，青年身份認同本質上是文化身份認同，遵循「認異—求同—聚類」的生成與發展邏輯，內涵自我身份認同、群體身份認同和文化身份認同的邏輯統一，是青年在特定文化場域顯現出的「我是誰」的身份歸屬和「我們是誰」的群體考量。在現實中，青年身份認同總是與價值認同相聯繫，側重於通過青年的價值選擇、價值判斷、價值評價和價值歸屬來體認其身份。
微空間是伴隨微博、微信、微新聞、微視頻等一系列以「微」為表徵的傳播平臺的興起而生成的媒介場域。微空間作為一種「場域」或「環境」，與青年成長過程密切相關。建構主義認為，身份認同並不是與生俱來、既定不變的，環境對人的身份認同起著重塑和同化作用。馬克思也指出:「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11]。當代青年作為微空間的原住民，可謂是「生於斯、長於斯」，微空間作為現實空間的投射，以「微」的方式形塑青年的表達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構成青年公共表達、日常交往、文化娛樂的重要場域。
青年是一個渴望表達的群體，然而現實空間並沒有給予青年過多的公共表達機會。微空間為青年日常性公共表達提供了渠道和平臺，青年可以藉助微媒介、微平臺發布消息、表達意見，並以此介入和影響公共生活。微空間中，青年的公共表達主要分為非理性表達、工具性表達和價值性表達。非理性表達，亦稱為情感式表達。「情感式表達表現為公眾在情感的驅動下非常快速地表達意見，同時夾雜大量的私人情感」[12]，呈現出豐富的情感、情緒色彩，在青年群體中具有很強的感染力，能夠通過情感共鳴吸引更多人的關注和擴散;工具性表達主要是個人利益表達或尋求社會幫扶表達，尤其是在現實利益表達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微空間則成為青年尋找非制度化利益表達的平臺，通過微平臺、微媒介的轉發、擴散，在點擊率、轉發量、評論數的綜合作用下，生成輿論效應，並藉助輿論造勢倒逼有關部門對問題的解決;價值性表達是針對公共利益而進行的公共表達，例如在公益慈善、公共環保等方面的呼籲，意在傳遞社會正能量，助推社會公益事業發展。總而言之，以低門檻、開放性、虛擬性為特徵的微空間，強化了青年的主體意識和身份觀念，激發了青年公共表達的熱情，給予青年對社會熱點、政治熱點公開討論和評判的機會，有助於青年身份認同的建構。但是，非理性表達或工具性表達，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帶來偏激、負面的情緒宣洩，從而影響青年的身份認同。青年是一個依賴同伴的群體，他們需要通過交往表達情感、獲取信息、確認自我。微空間為青年提供了「身體不在場」的交往範式，微信聊天、視頻通信、微博互動等「屏社交」重新定義了人際交往。與此同時，青年對微媒介的熟練操作與樂此不疲，也使得青年「可以運用網際網路等增進相知相識相交，深入了解對方」[13]。微空間中，青年的日常交往主要分為情感型交往、工具型交往和社會型交往。情感型交往是青年尋求友誼、關愛，顯示自我價值，從中獲得情感上的滿足而進行的交往，情感型交往通過滿足青年的情感需要、娛樂需要和自我表現需要，帶給青年滿足感和快樂感;工具型交往是指通過微空間交往，青年能夠以較短的時間或較少的代價獲取信息、知識、經驗，如班級群、工作群、經驗分享群等，能使青年的知識需要及時得到滿足，提升獲得感;社會型交往是指通過微空間交往，青年能夠保持與家人的親密聯繫，並從中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如各種的家庭群，能為青年帶來安全感和歸屬感。總之，微空間拓展了青年日常交往的場域，滿足了青年的情感需要和心理需要，對於構建青年的自我身份認同、群體身份認同、文化身份認同意義重大。青年「思維活躍，喜歡獵奇，強調自己的個性化，並且是最狂熱的時尚愛好者」[14]，微空間中的文化娛樂為青年求新求異、填補空虛、休閒釋壓提供渠道。調查統計，截至2019年6月，我國網絡新聞用戶達68587萬，網絡視頻用戶達75877萬，網絡音樂用戶達60789萬，網路遊戲用戶達49356萬，網絡文學用戶達45454萬，網絡直播用戶達43322萬，短視頻用戶達64764萬[15]。與此同時，「娛樂、搞笑、媒體、情感、時尚、綜藝、電影、美妝、美女、體育等在微博中的閱讀量排名前10」[16]。微空間中，青年文化消費主要分為符號消費、娛樂消費和信息消費。符號消費是指消費不僅僅因為商品的使用價值，更多的是出於商品的表徵意義，青年試圖通過符號消費來表現個性、品味和社會地位，並將其視為身份認同的建構手段，以此實現對自我、對群體的身份確認;娛樂消費即一種休閒消費，是通過對微視頻、微遊戲、微動漫、微音樂、微直播的消費，青年能從中獲得身體刺激與審美快感;信息消費是指通過消費微新聞、微資訊、微百科等，青年能從中獲得重要信息、拓展理論視野，實現自我完善、自我提升。概言之，文化娛樂消費是微空間中影響青年身份認同的重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過度的娛樂消費、符號消費或炫耀性消費也會造成青年的精神空虛、價值迷茫，不利於青年身份認同的建構。
微空間作為社會文化場域的延伸，對青年身份認同產生了深刻影響。由於青年處於走向成熟又尚未完全成熟的階段，其身份認同具有不穩定性的特點。微空間中我國青年身份認同度明顯低於現實社會[17]，從中反映出微空間中的青年身份認同危機。這種認同危機實質是「同一性危機」[18]，即微空間所呈現出的碎片化、動態化、符號化，與青年成長的階段性特徵耦合，從而導致青年方向感弱化、無力感滋生、價值感模糊。
微空間作為公共表達輿論場，話語內容的碎片化、多元化、異質性是其突出特點。然而，多元異質的微話語在為青年提供具有參照意義的「他者」的同時，也分散了青年對主流話語、主流價值、主流文化的注意力，易使青年在「多」中迷失方向，製造著「認異—求同—聚類」環節的困難與緊張。一方面，碎片化信息分散了青年對主流話語的注意力，弱化了青年的信息理解力和研判力。微空間中扁平化的傳播格局造成主導價值「被平視」，需要與其他價值形態同臺競爭「思想市場」。面對形形色色的微信息與微觀點，青年的「可選擇性空間」增大，選擇的自主性、差異性明顯增強。然而，傾向於選擇淺表性、視覺性、娛樂性內容的青年，往往對嚴肅性、規範性、學理性內容「望而生畏、敬而遠之」，甚至形成了一種自動屏蔽、自動跳過、自動省略的閱讀方式。這種閱讀方式日漸導致青年理解能力下降，思想日益淺薄。調查顯示，「高達74%的大學生表示『手機閱讀時討厭冗長的內容和深奧的語言』」[19]。娛樂性代替了嚴肅性，獵奇性代替了深刻性，致使青年辨識「他者」的能力下降，增加了「認異」與「認同」的難度。另一方面，多元異質的微信息易使部分青年在「多」中迷失方向，陷入一種漫無目的的價值游離之中。相關調查顯示，38%用戶每天瀏覽20~50條碎片化信息，其中30歲以下的青年用戶佔97.5%。較大的信息接收量往往使青年遺忘了信息的價值，陷入一種無目的、無方向甚至無意識的「刷屏」快感之中。在各種「醒目的標題」「奇異的事件」「搞笑的段子」「熱搜的排名」面前，青年容易被「話語表象」所蒙蔽，不但不能有效獲取信息，反而在信息的洪流中迷失方向。「任何身份的認同都是以差異的存在為預設的，都是在對差異的比較、反思中進行確立的」[20]，微空間雖然為青年身份認同提供了這種差異比較，但差異性過多、迷惑性過強，則構成了青年身份認同過程中「斥異」與「求同」的困難。微空間作為日常交往關係場，媒介傳播的即時性、動態性、互動性是其突出特質。然而，這種動態性、多變性使得微空間中沒有固定的中心和焦點，「一切皆流、無物常在」，導致青年常常被變化的、即時的、矛盾的因素拉向不同的方向，在「認異—求同—聚類」過程中滋生和蔓延出一種無力感。一方面，微空間中信息傳播的即時性、海量化造成了青年的信息焦慮。移動網際網路實現了微信息的即時交互，縮短了信息傳播的時空閾限，帶來了不同地域、不同時區、不同語言之間在線式、直播式、動態式的信息發布與信息共享。微信息的時時更新，以及網狀、幾何性、裂變式的傳播模式，引發了微信息的海量化增長。信息量多了，信息質量難免良莠不齊。據《2018微博用戶發展報告》顯示，微博日均文字發布量1.3億，日均視頻或直播發布量150萬，日均圖片發布量1.2億，日均長文發布量48萬。然而，「微博中有價值的信息佔到的比例僅為4%左右」[21]。造成了「信息絕對量」龐大與「有效信息相對量」匱乏之間的「反差」。加之，青年的注意力、判斷力、記憶力有限，超負荷的信息攝入容易引發青年「過目即忘」「反記憶」的信息焦慮。另一方面，青年具有「求新、求異、求變」的特質，動態更新、實時互動的微空間容易引發青年的信息依賴和信息崇拜。微信息強大的生產力，在為微空間「賦能」的同時，也製造著青年對新信息的「如饑似渴」，使得青年耗費大量時間在「刷屏」上面，進而淪為「屏奴」「手機控」「低頭族」。據《第44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網民(其中10~39歲的青年網民佔比65.2%)人均周上網時長由2011年的18.7小時上升到2019年的27.9小時，平均每天上網時間近4小時[22]。作為網民主體的青年群體，上網時間相對更長，側面反映出海量的微信息讓青年難以把控。總體而言，動態化的微空間導致青年身份認同缺乏穩定的「參照系」，而微觀點間的分化、分歧與紛爭，也製造了「同一性建構」的困難。微空間作為文化娛樂消費場，文化消費的娛樂性、非理性、盲目性是其突出特點。符號消費透露出「重形式、輕內容」的消費主義價值傾向，與崇尚使用價值、超越符號消費、追求美好生活的綠色消費理念存在明顯的差異與分歧。價值形式與價值內容同一性的割裂，也使得青年在「認異—求同—聚類」過程中出現了價值感模糊。微空間中，符號消費大致可分為兩個層次:話語的符號化和商品的符號化。具體而言，在話語文化消費方面，「重符號」表現為「視覺話語」「圖像話語」「表情話語」在青年群體中的盛行。圖像符號因其「圖有盡、意無窮」的特點，以及個性、前衛、好玩的表達方式，而備受青年青睞。調查顯示，「82.2%的受訪者在上網聊天時使用表情包」[23]。然而，利用諧音、別解、曲解等方式重構的圖像話語，因其「陌生化」表達而帶來圖像符號「能指」與「所指」之間的不確定性、不對稱性，在規避媒體話語禁忌的同時，也導致低俗、庸俗、媚俗的微話語在微空間中發酵、蔓延。調查顯示，「96%的大學生表示自己在網絡中運用過低俗話語，57%的大學生使用網絡低俗話語頻繁」[24]。話語作為價值的折射，低俗話語在青年群體中的廣泛使用，無形中擠壓和解構了主流話語，在微空間中傳遞了一種消極負面情緒，影響了青年正確價值取向的形成。在物質文化消費方面，「重符號」表現為青年的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價值觀不斷攀升。相關研究表明，網絡的使用與青年物質主義價值觀的形成呈正相關性，即青年網絡使用頻率越高，物質主義傾向越明顯。在這一背景下，青年對金錢、成功和快樂的定義更加外部化，自我身份認同傾向於符號化。「當代中國青年為了減輕身份認同危機，呈現出奢侈品消費的狂熱」[25]，但正是這種非理性消費心理，進而導致青年對新潮品牌的消費代替了真實的自我發展與自我實現，形式取代了實質，青年的價值選擇、價值判斷、價值評價更加工具化、符號化。
青年身份認同為青年實踐提供穩定的價值框架，「在這種框架和視界內我能夠嘗試在不同的情況下決定什麼是好的或有價值的，或者什麼應當做，或者我應贊同或反對什麼」[26]。也就是說，青年身份認同為其價值選擇和行為傾向提供了意義導向和價值參照，缺乏這種「導向和參照」就容易陷入精神上的無方向感、無意義感和無力感。立足青年身份認同本質及認同危機，聚焦微空間中青年同一性建設，需要強化主導價值的意義框架作用，通過遵循「微言大義」「無微不至」「鑽堅研微」的原則，著力於微話語、微媒介、微文化的系統化建設。
微空間作為青年「公共表達」的輿論場，微話語是青年表達思想、傳遞能量的重要媒介。構建青年身份認同需要發揮微話語的作用，不僅要在微話語中凸顯主流話語，還需要借鑑微話語的優勢轉化主流話語。具體而言，一是在微話語中凸顯主流話語。主流話語是反映主流價值的語言和言語，雖因其抽象、理性而遭到求全責備，但其內涵的思想性、深刻性是微話語所不能比擬的。因此，需要在微話語中增加和凸顯主流話語元素，推動主流話語與微話語的融合創新，在話語表達上實現優化組合、意義延展、語義更新，既保留網絡流行詞、網絡表情包、網絡術語、動態圖像、可視化文字的語言鮮活，又凸顯主流話語的語言魅力、思想魅力。二是借鑑微話語的優勢轉化主流話語。微話語相對主流話語而言，具有鮮活性、形象化、感性化、趣味化等優勢和特點，將其用於轉化嚴肅性、抽象性、程式化的主流話語，能夠提升主流話語的生命力。一方面，通過「老話新說」彌補主流話語系統的不足，藉此吸引青年的注意力，增強主流內容的可讀性、趣味性、親和力，改善青年對主導價值、意義、目標的認知和理解;另一方面，通過發揮圖像的視覺敘事功能，把青年置換到特定的「意義場域」，製造青年對當代中國複雜社會問題的在場意識，喚醒青年的責任意識和使命意識。「微敘事」相較於長篇累牘的「大道理」更具震撼性和啟發性，用具體形象引申整體、以顯喻隱，在情境還原中驅動觀者進行價值體驗和行為效仿[27]。基於此，主流話語需要藉助圖像進行微敘事，以此化約那些「遙遠」「深奧」「抽象」的理論內容。微空間作為青年「日常交往」的關係場，微媒介是青年交流互動、聯絡情感的重要紐帶。構建青年身份認同需要發揮微媒介的功能，不僅要推動微媒介與主流媒體的功能融合，而且要借鑑微媒介的傳播優勢打造新型主流媒體。具體而言，一是推動微媒介與主流媒體的功能融合。麥克盧漢指出:「沒有一種媒介具有孤立的意義和存在，任何一種媒介只有在與其他媒介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實現自己的意義和存在」[28]，媒介融合不僅能釋放巨大的傳播潛力，而且還能推動媒介內容的高質量發展，使主流價值「無微不至」地滲透到微空間，讓青年更廣泛地接收到主流價值的浸潤。微空間中，需要推動多元媒介「深度融合」，匯聚微傳播合力。譬如《人民日報》先後開通微博、微信公眾號、抖音號，就是結合新時代青年的特點、需求進行媒體融合的典型。以此實現主流媒體的內容生產力與微媒介的傳播滲透力合二為一，進而增強主流價值影響力，助力青年身份認同的「自建」。二是借鑑微媒介的傳播優勢提升主流媒體。微媒介傳播的聚合性推送，實現了「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轉向，比達諮詢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底，超過95%的網絡信息社會化分發是算法推薦完成的」[29]，新聞聚合與智能分發為青年在裂變式增長的微信息中及時抓取有效信息提供了可能，化解了微空間中多元異質信息帶來的迷茫感、無力感，成為主流媒體傳播借鑑的重要方式。但是，聚合性推送也容易帶來「信息繭房」效應，主流媒體需要在借鑑的基礎上，著力化解這一難題。此外，主流媒體還需借鑑微媒介的議程設置優勢，改善自身的議程設置功能。傳統的議程設置往往是將關係國際、國內重大事件的新聞、文章和視頻「置頂」，轉換成屏幕的「第一條」。但問題在於「第一條」未必是青年心中的「頭條」。因此需要結合青年受眾的偏好，打造特色化的議程設置，使主流價值內容更多地被青年納入視野，為製造價值共識提供更多可能。微空間作為青年「文化娛樂」的消費場，微文化是青年休閒娛樂、學習提升的重要來源。建構青年身份認同需要發揮微文化的作用，既要治理不良微文化，又要弘揚主流文化。具體而言，一是立足技術與平臺，治理不良微文化。要以數位技術為支撐，對微空間中的「汙文化」「喪文化」「俗文化」「反主流文化」進行淨化和治理，減少不良微文化對青年價值理念、道德觀念、理想信念的腐蝕和汙染。通過「控制底層代碼和塑造它運行的合法環境」[30]，以及運用數位技術改善「監督」技巧，由法律法規的外在控制轉變為共同治理的內在控制，進而從傳播源頭上對敏感信息、不良內容進行審查、過濾和規避。但是，一味地使用數位技術的「封、堵、攔、刪」治理微文化，容易帶來一種「欲蓋彌彰」的「二律背反」效應，使青年對主流媒體的權威性、公信力產生質疑。鑑於此，深層淨化微文化，需要強化載體意識、陣地意識，通過微平臺治理和構建「主流文化微平臺」，實現內容平臺化，形成新時代微文化治理矩陣。二是重視內容和人才，弘揚主流文化。要推動微文化從「流量為王」轉向「內容為王」，通過主流文化、主流價值、主流話語的注入，提升微文化的價值品位、價值層次、價值追求，滿足青年群體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建構積極向上的精神世界。與此同時，需要培養一支既有立場又懂技術的「人才隊伍」，在微空間中傳播主流文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培養造就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湛、作風優良、黨和人民放心的新聞輿論工作隊伍」[31]，在錯誤思潮、不良信息和虛假消息生成或蔓延之初，在「集體無意識」或「沉默的螺旋」發揮作用之前，及時進行輿情疏導與價值引導。[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教育部專項課題「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科學內涵與培養路徑研究」(項目編號:19JDSZK187)、2018年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三五」規劃項目「改革開放四十年社會意識形態治理經驗研究」(項目編號:GD18CMK04)、2019年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三五」規劃項目「新時代主流媒體提高用網治網水平研究」(項目編號:2019GZYB02)、2018年高校基本業務費中山大學青年教師培育重點項目「改革開放四十年媒介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及時代啟示研究」(項目編號:18wkzd09)的階段性成果]
葛彬超: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網際網路與治理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孟伏琴:中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16]新浪微博數據中心.2018微博用戶發展報告[EB/OL].https://www.useit.com.cn/thread-22578-1-1.html，2019-03-15.
[2]徐煒煒，徐睿.大學生抖音使用狀況的調研報告[J].思想理論教育，2019(7):83.
[3]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211.
[4]趙汀陽.認同與文化自身認同[J].哲學研究，2003(7):16.
[5][德]哈貝馬斯.自治與團結[M].倫敦:弗叟出版社，1992:243.
[6][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嚴蓓雯，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94.
[7][德]諾貝特·埃利亞斯.個體的社會[M].翟三江，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3:86.
[8][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夏璐，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218.
[9]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J].心理科學進展，2006(3):476.
[10]崔新建.文化認同及其根源[J].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4):104.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2-173.
[12]方飛.中國青年網絡公共表達的動因與呈現—基於韋伯社會行動理論的理解[J].中國青年研究，2019(9):40.
[13]習近平.習近平出席第十五屆中越青年友好會見活動時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4-08(2).
[14][25]朱強，張寒.符號消費:代購熱潮下青年消費行為透視[J].中國青年研究，2019(1):9，8.
[15][22]中國網際網路信息中心.第44次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9-
08/30/c_1124938750.htm，2019-08-30.
[17]雷開春.青年網絡集體行動的社會心理機制研究[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228.
[18][美]埃裡克·H.埃裡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M].孫名之，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3.
[19]羅迪.微時代大學生思想行為新樣態透析[J].中國青年研究，2015(4):83.
[20]韓芳.涵化理論視閾下自媒體對大學生身份認同的影響[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4):192.
[21]首都網際網路協會.中國微博發展報告(2015—2016)[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12.
[23]孫靜，周易.82.2%受訪者上網聊天時會使用表情包[N].中國青年報，2016-12-09(5).
[24]羅藝，李久戈.大學生網絡話語失範現象的解讀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2):84.
[26][加]查爾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M].韓震，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40.
[27]蘇海生，孫秀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圖像敘事研究[J].江漢論壇，2019(1):118.
[28][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何道寬，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9:56.
[29]比達諮詢.2018年度中國移動資訊分發平臺市場研究報告[EB/OL].http://www.bigdata-research.cn/
content/201903/925.html，2019-03-20.
[30]鄭永年.技術賦權:中國的網際網路、國家與社會[M].邱道隆，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12.
[31]習近平.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6-02-20(1).
提取碼：ngv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