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與拒斥
——越南邦交詩的文化認同與民族共同體的建構*
□ 黃文凱 陳慶良
摘要：越南邦交詩是中越兩國之間政治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結晶。在兩國之間的交往史上，隨著中越之間宗藩關係的不斷發展與兩國的頻繁往來，越南邦交詩也不斷地得到了發展壯大。作為中越外交活動的產物，越南邦交詩自誕生起便與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且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它卻自始至終都保持著其獨有的民族特性，並成為越南向文化母國展示其漢文化水平與確立政治和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邦交詩 文化認同 政治身份 民族特性
引言：燕行詩意濃
越南與中國山水相連，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關係密切。939年，出生於唐末五代時期的交趾地方豪族吳權（約898—944）利用唐朝末年以來的大亂乘機脫離中國統治而自立為王，拉開了越南走向獨立自主時期的序幕。968年，丁部領削平國內十二使君之亂，完成一統越南的重任，建立大瞿越國，擺脫了長達千年的中國郡縣統治，開啟了獨立自主的安南王朝。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領為檢校太尉、交趾郡王。至此，安南王朝得到了中國北宋政府的承認，兩國之間正式建立起長達近千年的宗藩關係。在這近千年的歲月長河中，越南連續不斷地派遣使臣到中國求封、進貢等，中越文化交流在頻繁的外交活動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當年來華的使臣在越南國內均是極一時之選的著名文臣，不僅漢文修養甚高，對中國歷史文化也極為稔熟。他們在北使旅程和在華與中國官員及文人的交往酬唱中寫下了大量漢詩，可謂燕行詩意濃，而這其中又以邦交詩最為特殊。邦交詩因使臣的外交活動及出使經歷而產生，相對於常見的題材的詩作可謂獨樹一幟。其作為中越文化交流的結晶，生動而細緻地反映了漢文化在兩國之間的傳承與發展，它既是越南作為外邦融入漢文化圈的表徵，同時又展現了使臣們對越南獨立的民族特性建構的期盼及努力。
一、酬唱與吟詠：越南邦交詩史論
越南邦交詩指越南詩人在與中國進行外交活動期間所創作的各類詩歌。大體可分為兩類：一是指越南帝王、官吏和文人在迎接出使越南的中國使節的外交活動中與中國使節的酬唱之作；二是指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國旅途中記敘自己行程中的所見、所聞和所感的吟詠以及與中國文臣的酬唱之作。越南邦交詩是在其獨特歷史、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發展起來的具有越南自身特色的漢詩，其以題材廣泛、內容豐富、作品數量大而在越南詩歌史上佔據了顯著的位置；同時也因其記載著中越兩國之間大量的外交活動，是中越兩國邦交史的見證，在越南外交史也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從越南獨立、丁部領遣使入宋以求結好起，到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之前，出於對漢文化母體的依戀，每一朝的越南君主都頻繁地派遣使者前往中國。據統計，從宋朝至明朝崇禎十年期間，越南共向宋明朝貢170多次；清代從1660—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安南黎朝、西山朝和越南阮朝共遣使清朝61次。伴隨著外交往來，產生了一大批的邦交詩，他們是中越關係最珍貴的歷史文獻和文學文獻。按照越南邦交詩產生的時代與歷史發展情況依次可以分三個時期，分別為丁莫時期、南北朝時期和阮朝時期。
（一）丁莫時期——早期邦交詩
丁朝至莫朝時期，從968年丁部領建立大瞿越國開始至1527年黎朝大臣莫登庸篡位建立胡朝為止，共約五百年歷史。這一時期，由於中越之間政治來往相對較少與時代的久遠的緣故，涉及邦交詩的作家與作品都不多，流傳下來的作品也較少。主要的詩人有阮忠彥、範師孟、陳太宗、陳仁宗、陳藝宗、梁世榮等。阮忠彥（1289—1370）是這一時期寫邦交詩最多的詩人，其《介軒詩集》依然流傳至今，是越南最早邦交詩詩集之一，收錄了阮忠彥1314年出使期間所作的八十一首詩，其中包括作者出使途中所作的《長安懷古》《赤壁懷古》《登揚州城》等歌詠中國名勝古蹟的詩作。
（二）南北朝時期——邦交詩的興盛
1527年，莫登庸篡位建立莫朝，統治著順化以北的地區。同年，黎朝大將阮淦擁立黎昭宗之子黎寧為帝，統治著順化以南的地區。從此越南進入了南北朝對峙時期，北方的鄭氏與南方的阮氏進行了長期的交戰。雖然這一時期相較前一時期，時間跨度較短，只有不到三百年的歷史，但是這一時期的邦交詩卻在越南文學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從各個角度看都有了質的突破：越南文人參與甚眾，作品專集流傳甚多，新的文體——燕行記與喃文六八體邦交詩湧現。這一時期的使臣詩人主要有馮克寬、陶公正、阮共基、丁儒完、黎光賁、阮公沆、阮宗窐、吳時任、武輝瑨等。其中阮宗窐的《使華叢詠集》和《使程詩集》是這一時期版本最多、流傳最為廣泛的邦交詩文集，詩歌內容包括餞送使團宴席上的應酬詩、北使途中的題詠名勝古蹟之詩，以及與其他使臣的唱和詩等，有如《渡黃河偶作》組詩三首、《山東望秋》《題仲夫子廟》《題嶽武穆廟》《他鄉除夕》《途中春節》《衡州記》《題班仙洞》《桂江記》《仰山風景》《登黃鶴樓》《赤壁懷古》等佳作。這一時期重要的詩集還有馮克寬的《使華手澤詩集》《梅嶺使華手澤詩集》和《旅行吟集》，黎光院《華程偶筆錄》，陶公正《北使詩集》，阮公沆《星槎詩集》及吳時任《皇華圖譜》和《燕臺秋詠》等。
燕行記與喃文六八體邦交詩的代表作則有黎貴惇的《北使通錄》（卷三）、阮宗窐的《使程新錄》和武棉的《黎朝武蓮溪公北使述記》等。雖然與漢文邦交詩相比，燕行記與喃文六八體邦交詩只佔據極少的分量，但是它們的出現說明這一時期的邦交詩已經開始向多樣化發展，越南詩人在吸收中國文化的同時，結合本國民族特色不斷地推進了邦交詩的發展。
（三）阮朝——邦交詩的繁榮與終結
1802年，阮福映在法國的幫助下，推翻西山王朝，建立了越南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阮朝，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結束。這一時期，正值中越兩國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所以在此期間中越之間的政治往來與文化交往蓬勃發展，越南邦交詩也進入鼎盛的繁榮時期。整個阮朝的邦交詩文是南北朝時期的三倍。但到1885年，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中越宗藩關係宣告結束，產生於宗藩關係的邦交詩便就此終結了其近千年的歷史，成為了歷史產物。
這一時期主要詩人有鄭懷德、吳仁靜、黎光定、武輝瑨、阮廷素、陳文著、阮攸、潘清簡、李文馥、黎峻、裴樻等。李文馥是這一時期創作邦交詩集最多的作家，有《閩行雜詠》《粵行吟草》《鏡海續吟草》《郿川使程詩集》等九種邦交詩文集；被譽為「嘉定三家」的鄭懷德、吳仁靜、黎光定，著有邦交詩合集《嘉定三家詩集》；文江縣華梂社進士阮嘉吉有《華程詩集》，共收錄出使途中所作的58首詩歌，內容多為題詠之作，有《晨發珥河》《涼山道》《過南關紀實》《登金雞山》《題馬援祠》等詩篇；著名使臣和文學家阮攸的《北行集錄》則是這一時期越南邦交詩中最為重要的一部作品，與以往的使臣的應酬之作有著明顯的不同，它不僅讚美中國山河自然和歷史文化遺蹟，讚嘆中國歷史人物，描述當時中國社會政治狀況，還對中越兩國當時的政治社會、文化做了一定程度的反思。隨著範慎遹、阮述1883年代表阮朝最後一次出使清朝及隨後中越宗藩關係的結束，阮述的《每懷吟草》詩集也成了邦交詩的絕響。
作為中越兩國政治往來和文化交流的產物，越南邦交詩反映了中越兩國之間源遠流長的歷史關係與文化淵源，也反映了漢文化向域外輻射的深度與廣度。越南邦交詩是中越文化的寶貴財富，不僅具有審美的價值，也具備歷史的價值。此外，藉助越南使臣的「異域」之眼來重新審視「中國」，對了解中國真正的歷史和文化特性和對釐清錯綜複雜的中越關係均具有重要意義。
二、追慕認同與民族共同體建構
越南獨立後長期與中國保持著藩屬關係，深受中華文明的影響，但是從一開始，越南便在不斷尋求著獨立與自主。越南一方面追慕認同中國文化，渴望與中國發展關係，一方面心存忌憚並努力建構自身的越南民族性。受此影響，越南邦交詩的特質也繼承了越南民族這一特點。
（一）追慕認同之詩
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和影響並非平衡對等的，先進的文化在交流中往往佔據主導地位。處於領先地位的漢文化成為越南文人追慕與認同的對象，這在越南邦交詩中有著充分的體現，如仰慕漢文化、心儀中華江山、抒寫中國式情懷的作品俯拾皆是。
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表現為倡導儒家忠、孝、仁、義觀念，為人子須孝，為人婦須貞，為人臣須忠等。如阮述在《德州偶興》表達了對顏真卿和三義士的褒揚和敬慕：「九重將命此年春，三百如今有五旬。漢節儒衣臨海岱，馬轆車牽動星辰，寒鍾到枕敲新夢。明月排意問故人，香鐕顏祠三義廟，慨然懷古素吟頻。」再如針對賈誼《吊屈原賦》「歷九州島而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的質問，阮攸以《辯賈》替屈原辯解：「不涉湖南道安知，湘水深深不讀懷，沙賦安識屈原心。湘水千萬清見底，古今安得同心人。賈生一賦徒為耳，烈女從來不二夫。何得棲棲相九州島，眼中湘水空悠悠。」阮攸出使清朝，拜祭嶽墳，寫詩《秦檜像》對中國歷史奸臣進行痛斥：「殿檜何年權作薪，卻來依傍嶽王墳。是非盡屬千年事，打罵何傷一假身。如此錚錚真鐵漢，奈何靡靡事金人。誰雲於世無功烈，萬古猶能懼亂臣。」而《嶽武穆塋》展現了對英雄忠臣的欽慕：「中原百戰出英雄，丈八神槍六石弓。相府已成三字獄，軍門猶惜十年功。江湖處處空南國，松柏錚錚傲比風。悵望臨安舊陵廟，棲霞山在煙幕中。」越南使臣對中國歷史上赤膽忠心、講究節義、殺身成仁的忠義之士的讚頌，在表現對儒家文化在忠孝仁義觀的認同和思慕的同時，也是對自己祖國政治清明、人文教化清廉的期冀。
對中華江山的心儀，表現為越南使臣對神州美麗的自然風光、眾多的名勝古蹟的流連忘返。以洞庭湖為例，多位越南使臣均有詩作。如阮忠彥和段阮俶出使途經浩渺洞庭，心胸豁然開朗，阮忠彥寫詩讚曰：「雲濤雪浪四漫漫，砥柱中流此一山。鶴跡不來松歲老，妃魂猶在竹痕斑。乾坤卯破鴻蒙後，日月萍浮浩渺間。渚汀蓼蘭無限興，片心空羨白鷗閒。」
在抒寫中國式情懷方面，則表現為越南文人使臣謙虛誠懇，謹記為臣之道。陳末，藝宗陳叔明(1322—1395)循宗藩之禮，面對明朝使節，自稱老臣，承認自己的屬臣身份，表現出相當謙遜的姿態。其詩《送北使牛亮》云：「安南老臣不能詩，空對金尊送客歸。圓傘山青瀘水碧，隨風直入五雲飛。」再如阮述《八謁文廟恭紀贊》表達了對儒家文化的心悅誠服：「粵徙開闢有生民，天地英華萃一人。德備溫良恭儉讓，道兼堯舜禹湯文。春秋史外傳心典，卿黨篇中涉世津。江漢秋陽渾在望，恍如親炙得身親。」
（二）民族共同體建構
在中越宗藩關係近千年的歷史中，越南自始至終都在不斷地追求本國的政治和文化獨立自主，尋獨立自主的越南民族文化特性。越南使臣作為具有獨立思想的社會精英，一方面追慕漢文化，但同時也努力地建構越南民族文化特性，並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利用各種機會、方式向宗主國展現越南的國家實力、政治見解和文化價值。
藩國與宗主國的交往不可避免會面對宗主國權臣或文人的傲慢，藩國使臣如何回應？自稱虞舜後裔的胡季嫠（1336—?)在回應明朝使臣李錡的詰問而作的《答北人問安南風俗》一詩中，認為安南有漢唐古風，較之蒙古統治近百年後的中國，安南代表著更為純正的中華文化：「欲問安南事，安南風俗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甕開新酒，金刀祈細鮮。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李錡自恃是大國使臣，傲慢無禮，認為安南「僻在西南，本非華夏，風殊俗異」，視安南為蠻夷，而胡季嫠的回答則淋漓盡致地彰顯了越南的文化自信。此外，阮忠彥的《太平路》更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使用了具有強烈民族中心主義的兩個漢字「胡」和「蠻」指稱中國：「天危萬險扼孤城，才到京門地稍平。秋色重生荒守跡，曉嵐遠隔趁抒聲。江山有意分南沈，蠻觸無心用甲兵。胡越一家今日事，邊民從此樂三耕。」除此之外，在越南邦交詩中，使臣們羈旅宦遊的苦楚和思鄉之情躍然紙上，而對祖國風景的盛讚和對家國的思念之情，亦是民族共同體想像的組成部分。如阮偍北使途經諒山賦詩《諒山即景》：「林麓陰森石徑屼，花巖踏遍谷溪間。路從雲上連天遠，風帶霜飛特地寒。白滾又來泉瀑水，碧堆又起樹含山。青蓮居士如經此，未必單吟蜀道難。」
概言之，越南邦交詩的以上特質屬於典型的藩國心態，即在心態上既認同中華民族，同時亦對中國保持戒心，擔心被中華文明同化，而失去民族特性。特別是明清政權更迭，滿族定鼎中原，而安南一直堅信自己為中華傳統的正朔，對於入主中原的「蠻夷猾夏」滿清甚為輕視，但迫於清朝強大勢力的現實考量，又只能接受其宗主國的地位，實有不甘。文化上的高傲姿態與現實處境的無奈造成了安南對清朝勉強依附的矛盾心理。在這一心態的作用下，越南邦交詩一方面表現出了對中國文化極大的追慕與認同，另一方面，越南使臣利用邦交詩建構其越南民族特性，並在一定程度上對滿清採取拒斥的態度，出現離心的態度。
三、越南邦交詩的終極追求：政治與文化身份的確認
身份認同涉及個體與族群的主體建構意識，既關乎個人與族群的現實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也與特定國家和區域的政治文化生態存在密切聯繫。越南使臣以漢詩為媒介在與中國官員文人酬唱過程中一方面對漢文化的認同，但也不斷地建構著其作為越南人的政治和文化主體身份。
（一）政治身份的確認
越南邦交詩體現了強烈的「政治越南，文化中國」色彩，而邦交詩無疑是最具「文化中國」的色彩。如何在邦交詩中尋求越南作為獨立自主王朝的政治身份，是越南使臣們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而這又多麼像是帶著漢文化的鐐銬跳著越南的舞蹈。而身份恰恰是建立在把他者的特徵概括為與自己不同的基礎之上的。作為藩國的越南，如何在邦交詩中實現向「他者」確認自我政治身份呢？
從968年越南獨立到淪為法國殖民的近千年中，中國與越南的關係都以宗藩關係為主，即越南奉中國為宗主國，定期向中國朝貢，皇帝受中國冊封，而中國則有保證其冊封對象在越南的統治地位的義務，但對越南的行政及主權不加幹涉，越南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但在事實的交往之中，越南作為獨立國家的身份，並未真正得到中國歷代王朝的平等對待，越南往往被中國歷代王朝稱為「蠻夷」。在中國歷代君王心中，越南獨立作為藩屬國，往往都是因為國力不濟而採取的無奈之舉。而幾乎同樣的態度也存在於越南方面，越南雖主動接受和遵從中國的朝貢禮儀制度，但實際上卻使用「對外稱臣對內稱帝」的兩套話語系統。越南著名學者、歷史學家潘輝於1821年所著《歷朝憲章類志》卷四十六《邦交志》載之：「為邦之事，睦鄰為大，而應酬之際，關係匪輕。……我越南奄有南土，通好中華，雖君民建國，自別規模，而內帝外臣，嘗膺封號，擬諸理勢，誠有宜然。故其冊封之禮，貢聘之儀，歷代邦交，視為關著。」
在這樣一種矛盾態勢中，作為中越外交交往的越南文臣使節如何在這紛繁複雜的中越關係中處理好其中關係呢？他們如何在迎合宗主國「柔遠綏懷」禮儀秩序和宗藩朝貢體制，又秉承本國「南國山河南帝居之」的旨意，爭取平等的雙邊話語權不辱使命？邦交詩作為中越政治來往活動的產物，是否體現出他們矛盾的「文化中國」和「政治越南」心態？且以「蠻」「夷」試論之。
針對中國歷代王朝給予越南「蠻夷」的身份，一直都不被越南認同。作為國家代表的文人使臣們更是要極力地否認這一點，而且還時不時反稱中國為「胡」「蠻」，以此來達到顛覆其身份的目的。例如，阮攸的詩「四望雲山人獨老，同舟胡越共相親」（《三江口塘夜泊》）、「喜值聖朝公覆幬，往來臺下雜華夷」（《管仲三歸臺》）；阮忠彥北使時，所作的《北使宿丘溫驛》：「挽盡天河洗甲兵，廟堂無意事西徵。江山有限分南北，胡越同風各弟兄。月滿蠻村間夜析，雨餘野燒樂春耕。君恩未效涓埃報，一介寧辭萬裡行。」這裡的「胡」「蠻」等都是指中國王朝，「越」則指是詩人自己的祖國。詩中如此稱呼，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從而明確中越平等身份的策略。如李文馥出使至福建時，見省城公館門原題「粵南夷使公館」，李以越南之祖乃炎帝神農之後，衣冠文物等皆與中國同源而拒入，稱「我非夷，不入此夷館」，最終迫使中方改題「南粵國使官公館」。李文馥憤而作《夷辨》一文有辭曰：
自古有中華，有夷狄，乃天地自然之限也，而華自為華，夷自為夷，亦聖賢辨別之嚴也。…… (我粵) 以言乎治法，則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統，則本之六經四子，家孔孟而戶朱程也；其學也，源左國而溯班馬；其文也，詩賦則昭明文選，而以李杜為歸依，字畫則周禮六書，而以鐘王為楷式；賓賢取士，漢唐之科目也；博帶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舉之其大也，如是而謂之夷，則正不知其何如為華也。
李文馥系統地闡述了越南之禮樂文物與中華文化禮義的同源共生，由此而強調越南是華而非夷，批判清人將之視為夷類的不當行為。此外，李文馥《夷辨》等文明確表達要求把越南和朝鮮、日本、琉球和中國同樣看成是「天地間同文之國」，試圖擺脫朝貢體系，和清國漸行漸遠。
當然，作為藩國的越南，在特定的場合中，也必須表現出它屬下身份的謙遜與對宗主國的恭敬。前黎朝的佛教領袖匡越法師，受皇帝之命為宋朝使者制曲餞行作《王郎歸》：「祥光風好錦帆張，遙望神仙復帝鄉。萬重山水涉滄浪，九天歸路長。情慘切，對離觴，攀戀使星郎。願將深意為邊疆，分明奏我皇。」該詩文詞優美，感情真摯，語言流暢，表達了詩人對使者依依不捨的眷戀之情，也想藉此說明越南甘願為中國聖朝看守邊疆的意願。陳朝阮固夫的《北使應省堂命席上賦詩》「遠邦慕化來旬宣，春溫盎盎燻玳筵。聖朝天子至明哲，股肱輔弼俱良賢。寬宏博大等天地，包荒納汙臨元元。微生何幸逢盛世，款誠述職來朝天。盈盈金尊浴恩渥，薰陶涵泳隨繁弦。臺光咫尺奉德意，滿堂酬酢作周旋。鴻鈞一氣轉天地，八方四海並陶甄。豈惟我輩受其賜，遐荒樂業長綿綿。」阮固夫與中國官員的酬唱之作再次展現了作為藩國的使臣對宗主國文化恭敬和政治臣服。
越南邦交詩對越南政治身份的確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過邦交詩，越南詩人表達了期盼中越平等心願，希望中國王朝，尊重越南作為獨立國家的事實；同時也向中國王朝說明越南甘願為臣，不會作亂的事實。
（二）文化身份的確認
文化身份是「一種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為我們提供了變幻的歷史經驗之下穩定不變和具有連續性的意義框架。越南與中國有著最深厚的文化淵源，越南早期歷史與中國融為一體，即便越南獨立後，其文化仍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但越南並非簡單的照搬、模仿中國文化，而是在吸收的同時充分地結合本民族的特點，發展獨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這是越南對中國文化進行改造和差異化，不斷進行生產與再生產以更新自身身份的過程。越南邦交詩作為中越交往的產物，很快成為了越南文人們向中國進行文化身份確認的最佳途徑。越南文人使臣們在建構「文化越南」做了諸多努力，如反斥中國「蠻」「胡」「夷」等不平等指稱，或歌贊祖國大好山河、書寫家國思念為題等建構越南民族文化共同體，從而實現文化身份確認。
在追求文化平等方面，胡季嫠、武惟鄺和範師孟等諸多使臣毫無隱晦地彰顯了越南民族的文化自信。例如胡季嫠在他的《答北人問安南風俗》中，向使臣陳述的越南文化的漢唐古風；武惟鄺的《贈大清使周燦》：「聖代才名重壁圭，穿來夫子自關西。九重冊命頒丹陛，萬裡帆檣泛綠溪。鶴禁風標人罕見，雞林姓字價爭題。回朝若問交南事，處處春臺壽域齊。」向清朝使者展現的越南歌舞昇平的繁榮景象；範師孟向明朝使者展現的越南悠久的歷史、豐富的民族文化的《和明使題珥河驛》：「新朝使者樂從容，江上春風施倚筇。玉珥寒光侵廣野，傘圓霧色照升龍。文郎城古山重疊，翁仲寺深雲淡濃。醉墨淋漓題降壁，清朝人物成三雍。」還有他的《送大明國使餘貴》：「萬裡東行兩使臣，一杯別酒意殷勤。馬含庾嶺梅花雪，船過吳江雁影雲。朔漠兵陳令奏捷，南朝人物總能文。歸來密勿陪氈下，進講重華與放勳。」述說作者對本國燦爛的文化的強烈的自豪感等詩，以及越南文人使臣運用本民族創造燕行記體與喃文六八體創作的邦交詩，都是向中國展示越南民族特性，宣揚越南文化的過程。此外，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國的旅程中對家國的思念，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了他們對越南自身南文化的確認。如阮忠彥《思歸》：「百歲能堪幾別離，異鄉為客未成歸。春深庭院槐蔭合，日暖池塘絮柳飛。萬斛鄉愁難當酒，三分病骨不勝衣，黃塵無限都門外，早趁南燻賦式微。」再如《歸興》：「老桑葉落蠶方盡，早稻花香蟹正肥，見說在家貧亦好，江南雖樂不如歸。」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是鄉愁的動物，他時常為自己被拋入外在世界而哀愁。越南使臣北行中國，政治任務和自身使命使之從祖國山河、家庭和故鄉以及文化母體中脫離出去，在羈旅的孤寂中尋找回家的道路成為他們生活的常態。除阮忠彥外，諸多使臣寫作了大量的詩歌表達對家國一往情深的鄉愁。如阮偍《家諱有感》思鄉之切讓人讀後為之動容：「今日前年在北京，幾年今日諒山城。音容以隔思腸斷。歲月相催感淚零，千裏白雲勞矚目，一筵潢水重陽情。未知來歲逢今日，又在何方寓寸城。」在一以貫之的以科舉選拔人才的政治體制中，儒家文化和漢語文學成為了越南官方獨尊的正統文化。越南使臣選擇邦交詩作為文學書寫的媒介，既向文化母國展現了他們悠久的、豐富的民族文化及差異化發展，達到了宣揚越南文化的目的，同時又完成了對文化身份的自我確認。他們通過多向度的文化探尋以及個體與共同體複雜纏繞命運的書寫，越南文化屬性意識得到了含義豐富、方式多樣的表達。
結語：邦交詩的身份確認
作為中越兩國政治往來和文化交流的邦交詩，歷經漫長發展並取得了巨大成就。它與其他的越南漢文學一樣，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各方面都融入了許多中國的元素，但在發展過程中始終追求其獨立的越南民族特性，並多向度地追求和展現其獨特的民族文化內涵，在營造越南民族共同體的努力上做出了諸多努力並表現了深刻的民族文學特點。越南邦交詩作為外交活動的產物，從產生伊始便擔負著促進外交活動的進行、向文化母國展示他們的漢文化水平和建構越南民族文化共同體的三重重任。如同使臣們北行的艱難羈旅一樣，邦交詩在漫長的發展道路上既表現出了對文化母國的追慕之情，又以營造其獨具特色的越南民族文化為己任，在詩意濃鬱的燕行中努力實現政治和文化身份的雙重確認。
中圖分類號：I222
doi:10.19326/j.cnki.2095-9257.2017.02.021
* 本文為廣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工程立項項目「西學人文經典通識教育系列課程」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廣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