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節選自《馬基雅維裡與文藝復興》，感謝陳玉聃老師授權「人文共和」公眾號推送。
馬基雅維裡與文藝復興
第二部分：《君主論》：神話與現實
（一）、君主論的誕生
在1513年的最初幾月，仍因短暫的牢獄之災而心有戚戚的馬基雅維裡[1]退隱到了桑·卡希亞諾附近的小屋。桑·卡希亞諾是個位于格雷韋谷（Val di Greve）和佩薩谷（Val di Pesa）之間山丘上的小村莊。在這個平靜而孤獨的地方，對於生活的激昂感覺逐漸淡化了——這種感覺曾讓他在公職在身的最後日子裡不得安寧——而他的思想則更為清晰地浮現了出來，它正在徹底擺脫情緒化的成分，將個人因素限制在明確的界限內。此時，佛羅倫斯已然遙遠，在霧靄沉沉的天幕下只能從聳立的高塔中依稀辨別她的形象，對於馬基雅維裡來說，他終於能夠以一個批評家的從容來反思自己和他人的著作了。此前，這樣的想法只如浮光掠影般在他頭腦中閃現，畢竟，緊要急迫之感才是政府官員的特徵。
事實上，若有任何事物讓馬基雅維裡——哪怕是間接地——與那個給他留下了遠非愉快回憶的世界重新接觸，他原本都是要儘量避免的；[2]但由於命運並沒有給予他羊毛商人的氣質，也沒有讓他具有足夠的經驗可以在銀行談論利益得失，因此他要麼在沉默中衰朽，要麼去談論國家政事，以那種在長久艱苦活動中業已習慣的方式來建築他的「小小城堡」。[3]在沉默中衰朽，這非馬基雅維裡所能；因此他開始思考政治事務。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1469-1527）
如此便產生了《論李維》的最初一些章節。[4]使馬基雅維裡的日常生活陷入苦難的那種沮喪和絕望，在他這裡被轉化成了一帖精神上的復甦劑、一種對於歷史的頌揚、一種對於政治美德的鮮活追憶——諸如此類美德，從未有人能將其召入生活。在乏味的白天，他被愛情詩人所陪伴，耳聞馬車夫的呼喝、賭博者的叫喊和伐木人的爭吵；白日終結時，他的眼前卻倏爾布滿了過去時代的人物。在鬥室中，這位流放者身著朝服，面對的是那夢中都未曾出現的新世界。[5]
馬基雅維裡的思想中常常顯現出對羅馬的追憶，這並非單純地因為他偏愛人文主義。[6]他熱切地篤信一個強大健康、活力充沛、被人民的卓越品質所維護的國家；在那些日子中，這樣的信念是他唯一的慰藉。近來的夢想破滅使他的信念愈發增強，真誠的信仰必須以其理論力量去應對現實事件的殘酷教訓——這只能在對於過去時代的追憶中才能找到具體的表達。落日餘暉中，薄霧籠罩著遠方的佛羅倫斯，馬基雅維裡向她投去一瞥，已然做出了苦澀的回答：他那怨怒的靈魂亟需拯救，但即使是拯救——這與其說是確然，不如說是希冀——也無法在此處找到。
在義大利的歷史中也同樣無法將其找到。因為，如果說我們的這位思想家並不總是對義大利公社的生活及其內在發展有著全面認識的話，那麼至少他對公社最終的衰落及其政治成就的消極面有所洞察，正如他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時代在道德和社會上的崩壞一樣；[7]人類歷史上唯一以那種持續的內部生活——它有著宏偉的主題和節奏，並催生出國家之偉大——為特徵的階段是羅馬共和國時期。那時，貴族和平民都同樣積極能幹，這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促使國家機體能夠始終輝煌壯麗、生氣勃勃地存在著——馬基雅維裡這位前十人委員會的秘書曾深情地設想：自己的城市正應當存在於如此的狀態中。惟有在此他才能以歷史記憶的方式重燃復興的精神，而在他的時代環境中，這種精神已無法得到指望。
李維《史論》[8]的頁邊空白之處是最初的評註得以萌生的地方。該書是對一種政治生活的崇高頌揚，這種生活成長於一個不受腐化墮落侵蝕的社會之中。究其本質，這樣的社會是富於整體能量的，而這一能量的自由釋放則帶來國家法律與政制的不斷演變和進步。
但是，正當馬基雅維裡的這一重構進程達到頂峰時，他卻戛然而止；另一種景象出現在他面前，為他孤獨的沉思設下了明確的框架。在1513年7月[9]至1514年初[10]的這段時間內，他寫出了De Principatibus這部著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君主論》幾乎完全成形了。[11]
馬基雅維裡放棄了對羅馬世界零敲碎打的重構，而是有條不紊、迅速活潑地帶領我們回到了當下的生活，在此背景下，我們看到：一個嚴厲而機敏的新君主的形象明白地浮現了出來。這部沉靜的作品雖仍嫌瑣碎零散，卻熱烈而率性地表達了作者的思想和論斷——在他的思想論斷裡明確地體現出一種觀念，它與那些被擱置一旁的片段[12]中的核心觀點似乎是截然對立的。
從一個論點跳躍到另一個論點，這樣的轉變並不意味著矛盾，而是反映了長久不斷的思維鬥爭，這種鬥爭在《論李維》的草稿中就已有了最初的體現。
在《論李維》第一卷中，開始的幾章所談論的儘是一個強大民族的榮耀，然而此後，我們便會注意到一種在上述章節裡未曾有過的動搖。這種動搖體現得越來越明晰，並在作者轉而思考其他主題的時候徹底表現了出來：在整段整段的內容裡，人類的動機遵循了新的方式，作者第一次強調了個人的能力，並通過詳細具體的準則將它描繪；而在之前的章節中，他所提出的準則在範圍和形式上都涉及集體生活。
事實上，這位孤獨的思想家無法過多地游離於他所處的時代現狀之外，現實不斷地向他湧來，毫無保留、毫不隱諱地展示著自己無可救藥的脆弱不安。他極度渴望遁入歷史，期冀從中汲取新的澎湃活力，但這卻恰恰迫使他投入現世的悲傷經驗中，他那創造性的能力由此開始被禁錮在愈加狹窄的限制裡；古代世界不得不在現代世界面前逐漸退卻，在馬基雅維裡與朋友韋託裡持續的對話中，後一個世界是揮之不去的主題，對於當下義大利的感受愈發響亮地迴蕩在其間。因此，即使是在對李維的評註裡，也悄然混雜著這樣的箴言：它們的主題不再是健康的國家，而是腐敗的機體；古典的案例也讓位於當代歷史中的人物和事件。[13]政治生活的內容完全是個人的能力；馬基雅維裡有時會發現，古代的輝煌玉成於艱難困苦之中，他對於羅馬的讚美便會在這苦澀的思想裡冷卻。[14]
Stories from Livy I.4, on an altar panel from Ostia.
Father Tiber looks on at the lower right
while the national lupa (wolf) nourishes
Romulus and Remus, founders of Rome.
於是，新的觀念趨於成熟。一個未經前人分析過的世界正在被締造出來——儘管其基調和框架還依然模糊；[15]這個新世界仍隱晦不明，因為馬基雅維裡作為人類終究有其宿命——他不可避免地要在對往昔榮光的追憶中尋求擺脫自身的失落。一旦有什麼事件能促成他心理上的「劇變」，那仍未貫通的新思想就會得以準確地定型，這無疑將打斷他原本已開始撰寫的著作。
這樣的「劇變」真的發生了。在地平線上隱約浮現出驚人的政治事件——雖然其影像尚未明晰——而它背後的主角則是美第奇家族。[16]我們這位被流放的思想家有可能重新回到積極的生活中，重新對政府事務操心掛念[17]，這使他愈加渴望——那是一種油然而生、始終不懈的渴望——提高自己的聲音，好著力為潛在的統治者指明道路，使之在政治上獲得成功。所有這些都融合成了單一的動因，其中我們不再能區分純粹實用性的因素和情感性的因素，也不再能區分隨性的動機和作者頭腦中的固有動機；由此，思想的碎片獲得了確定的形式，它們服從於一個主導原則，被安置得井然有序。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在幾個月之內就完成了。在當前的實際利益驅使下，那些「小小城堡」最終被構築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儘管如此，它們依然是一部更宏大作品中的零散碎片，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這樣。[18]
共和國讓位給了君主國；人民——他們具有支配自己意志和向國家施加自身影響的能力——讓位給了單一的個人——他具備個體的活力和自身才幹之資；對往昔榮光的回想縈繞在鄉愁哀怨中，它也被義大利政治復興的理論前景所取代了。
Medici family members placed allegorically
in the entourage of a king
from the Three Wise Men in the Tuscan countryside
in a Benozzo Gozzoli fresco, c. 1459.
（二）、義大利歷史所展現的「往事之鑑」
「領主」（Seigneurs）[19]與區域國家
勿庸置疑，「君主」（the Prince）是義大利歷史到那時為止的巔峰之作。[20]
統治者並非從一開始就享有了「權力之完滿」（plenitudo potestatis），[21]那是最終的結果。而在此之前，在14世紀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領主政府（seigniorial governments）長期在艱難困苦中徘徊。它們深受內部慘痛紛爭之苦——即使那些紛爭並未以武裝衝突的形式所表現。古代的統治集團決心捍衛自己貴族權力的最後一些殘餘，正是由於他們的抵抗才建立起了領主政府。「領主」最初僅僅是黨派的領導，派系成員賦予他們專斷權力以救自身於困厄，不久之後，這些「領主」卻成為了城市資產階級（bourgeoisie）的救世主。這一階級被迫放棄了對國家事務的全面掌控，因為他們面臨著來自較低階級的無情壓力，又必須找到解決內戰問題和金融困局的藥方，還需要保衛自身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他們的財產尤其在偏遠地區深受威脅，每天都被各種不法之徒所劫掠。無奈之下，他們要求有這樣的人物堅決地介入公共生活之中：他手中的力量有時來自經濟權力，有時來自農村和城市百姓的擁戴，有時來自封地和武裝，還有時則來自於上述因素的齊備。儘管困難重重，但這一階級還是力求儘可能地保有往日的權勢。[22]
由此便產生了對舊時市政制度的獨特依戀，這些制度雖僅成空殼，[23]卻仍然留存，它們幾乎可以象徵著當時的思想衝突：人們的思想在對政府的虛幻夢想、對和平與秩序的嚮往以及對獨裁者的憎惡之間動搖不定——這種憎惡有時竟使他們反去追求對立面；獨裁者自行其是地限制公民自由、[24]召回被流放者、試圖安撫對立派別、將邊遠地區的人們吸納進市政議會，[25]並且還改革利率和稅收體系，[26]他們以此遵循著自己「國家理由」（raison d』état）的邏輯律令。
一旦那些先前那些掌控公社的人們意識到他們放棄權力的嚴重性，一旦他們看到自己從前的統治正在漸漸失去最後的屏障，他們就要盡其所能地重啟攻勢，與那個他們一手締造的政府作戰到底，無論成敗都堅持不懈。由此便出現了一個看似充滿矛盾的歷史發展階段：最初支持領主的人不久之後就變成了他的反對者；他先前的敵人，即往日的被流放者，卻挺身成為他的護衛——曾幾何時，將他們逐向村野的可能就是此人。如此矛盾的情勢又被各種情感和宗教因素渲染得光怪陸離，以至於有時，一個教會人士要起而捍衛衰亡中的公社社會。[27]在某些時候，特定的外部環境會使形勢趨於嚴峻，導致財政壓力劇增，而領主也會採用更嚴酷的管制措施來彈壓不聽管教的臣民。最後，這樣的矛盾情勢在某些地方還會因獨裁者的軟弱而長期持續，這些獨裁者既無力採取強硬的行動，又無法掌握巧妙的外交手段。
但漸漸地，反對派愈發無力，他們在無足輕重的小型鬥爭中日趨衰弱，轉而滿足於口頭的抱怨嘟噥。人們迫切需要一個強大的力量來維護街坊安寧、保護財產安全，並通過對外徵服，為貿易活動開闢更寬廣的通途，為食物供給締造新的中心。城市民眾擁護領主；鄉村群眾終究得到了某些好處，也對他表示支持；他的敵手們缺乏決心和團結，又使雙方的實力此消彼長；於是君主斷然鞏固了自己的政權，順便以帝國職權[28]加以裝點，為其統治奠定了法律基礎，使之不再僅僅服從於公民意志。
到了這一世紀末，君主國便出現了，它從此也獲得了正式的確認，並為神聖羅馬帝國的印鑑所批准。[29]這說明皇帝不僅認可了另外一種共同法（common law）[30]原則，也在某種意義上承認，新的政權具有與城市屬性截然不同的區域性特徵；這還說明，他對獨裁者的內部勝利和僱傭軍將領的對外徵服都給予了認可。城市領主被地方領主（territorial seigneur）所取代了。[31]
那些最強大、最有能力的統治者們歷經幾代而完成的功業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認，他們隨即沉醉在了擴張主義的夢想裡。擴張之夢雖然由所屬城市的經濟利益所驅動，但無疑也與領主的個人利益密不可分。對於領主而言，擁有一個廣大的統治區域，就意味著有可能真正消除各個城市的抵抗運動。這些運動各自獨立地湧現，它們彼此缺乏協調，動機不過是狹隘的本土情感，因此各種抵抗運動都註定是相互不容的；與此同時，領主卻幾乎可以在任何一個城市都掌握最高的權威，這些城市之所以各自選其為主，是因為其它城市都向他臣服。貝加莫（Bergamo）和帕維亞不但提升了維斯孔蒂家族的整體實力並滿足了其成員的野心——他們正如所有年輕的大眾領袖一樣雄心勃勃——而且還有利於增強該家族對米蘭的統治。領主們之所以要採取對外徵服或和平滲透的政策，並不只是因為他們意欲建立強健的根基以抵禦外部的威脅。國家生活的繁盛活力與統治者的個人利益糅合在一起，成為了擴張的誘因。
由此，在義大利——尤其是在波河河谷[32]——或快或慢地湧現出了一系列大型領地，從它們身上，我們可以見到區域國家的肇始。國家設立了官僚機構，其強大的結構有時的確令人矚目；領主們儘管能力各有高下，但都不同程度地關注著經濟、司法和財政方面的改革，改革使他們窺見了某些關乎普遍本質的原則，也使他們採取行動為自己的領地帶來真正徹底的變化；權力和特權越來越多地回歸到中央行政機構的手中——在所有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一個統一的政治機體無疑具備了雛形。法律從一個城市擴展到另一個城市，日益增多的法令則包含著普遍適用的條款傳播開來，新的政治機體因這種特殊的方式而得以鞏固；於是，各個地方雖然仍有自己的法律，但一種高於各地市政法律的共同法體系卻慢慢出現了。此外，在這樣的統一過程中，領主行政中心所在的城市也已愈發明顯地體現出了優越地位，它的某些法規拓展到了領主治下那些較為次要的地區，[33]它將逐漸成為首府，成為政治和經濟中心，領主期望利用同化和集中的政策，以該城為核心團結整個領土；如果他要構築一個只服從於自的己意志、能夠抵禦任何外來攻擊的緊密陣營，就必須得這樣做。
Lattes, Il diritto consuetudinario nelle città lombarde（《倫巴第諸城市的習慣法》）, Milan, 1899
內部的分裂
假使這一進程得以完成，那麼實際上就會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統一國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註定要失敗的。的確，由於行政體系日趨均衡有序，某種明顯的統一態勢形成了；但在根本上，歷史是沿著另一條路線發展的。
對外的經濟糾紛和對抗也許停止了；在外部，那些跨越阿爾卑斯山的「倫巴第人」常與當地人發生爭鬥，出於對金融和商業利益的偏愛以及自身所處的特殊狀況，他們在很久之前就建立了商人聯盟——這是那些年中唯一真正且持久的義大利人聯盟。[34]但在各自領土內部，經濟紛爭卻十分嚴重，尤其在小商人和工匠階層更是如此；他們無處不與鄰城競爭相鬥，因為相鄰的城市幾乎總是會涉及相似的產業。經濟紛爭的另一個原因是對土地所有權的長久爭執，因為任何一個社群的生活大概都無法與土地相分離，結果，若是一個外來者在合法的範圍內擁有地產，當地的民眾也會對他懷有敵意。這些紛爭對領主們的政策造成了持續不斷的嚴重幹擾，他們本指望實現國家統一、縮小社會差距，卻發現仍有一種導致不平等的因素橫亙於前：那便是「士族」，[35]或謂之封建主義；它在許多地方——尤其是亞平寧半島的山區——依舊根深蒂固。[36]此外，市民精神之頑固幾乎讓領主的政策陷入絕望，這種精神根深蒂固，以至於容不得絲毫冒犯。[37]這是一種混合了經濟和情感因素的排外精神，它賴以滋生的土壤，是工匠、商人和農民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對舊日敵手無法消弭的仇恨，是對於曾經擁有、直至相當晚近才消失的自治權的持久懷念。
將法律法規從一個城市移植到其他城市，這種政策主要局限在刑法和程序性法律上。[38]然而，法律的某些內容若是牢固地根植於地方習俗和法規之中，成為公社之間相互分裂和敵對的明證，那麼這部分內容是無法被消除的。於是，這樣的法律不斷地在證明新政權與生俱來的裂隙，[39]後者則試圖克服最為棘手的障礙，藉助法學家來攻擊阻撓統一的根本因素——習慣法。[40]
不過，最為集中地體現了這一政權難以彌合的碎裂性的，是次要城市的居民對待首府的思想態度。在領主個人最高權威的大旗下，首府往往實行自己的霸權，要將所有的地方傳統都削減為同一。而次要城市卻驕傲地重申自己的獨立性，它們只向統治者本人低頭，只承認他個人的更高權威。[41]
這樣，區域國家在君主身上得到了人格化的體現。君主是廣袤領土的唯一統治者，而這塊土地上的各個組成部分不論如何緊密地互相結合，都仍然保留著各自的特性。統治在本質上是個人的。
Bernabò and his wife, Beatrice
不過，在這個轉型的時代裡、在城市國家的艱苦擴張中，出現上述現象是完全合乎邏輯的。但為了讓國家的分裂不至於使整個領土都面臨明顯的危險，此時就必須要有一種活躍的精神力量，足以聚合在實踐領域中分散的人心——那是一種深沉的信念，人們從中可以找到構築和諧與和合的穩固根基。為使君主擺脫限制重重、時日尚淺的特徵，就必須要有一種強大的傳統力量，以其久長來託起君主的形象，讓他幾可承啟綿延不絕的歷史存在，幾可承啟整個歷史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所發軔的時代如今已成傳說，它如此遙遠，恰為本民族生活的初次興盛之時，與其領導者的王朝密不可分。
這正是法國王權的本質精神，它創建於人民的「心腸深處」[42]，烙刻著民族情感的印記——這種情感最早體現在騎士時代和《羅蘭之歌》中。國王是神聖的、神授的繼承者，他的祖先在遠古的鬥爭中指引著法國；他是漫長譜系中的一環；他是法國的記憶和榮光的首要守護者；先人的形象仍生氣勃勃地在背後映襯著他的身影。他的個人身份淹沒在「君權」（Royauté）之下。[43]
義大利的領主們則缺乏這樣的精神力量。
1272年，米蘭市民掩埋了「紅鬍子」腓特烈[44]所摧毀的古鐘樓的殘垣斷壁，也掩埋了城市教堂外舉行群眾大會（Arengo）時人們曾安坐於上的巨大石塊；[45]他們將自己城市傳統中可歌可泣的英雄壯舉置之腦後，也漠然淡忘了往日的鬥爭、鮮血換來的自由、曾經的苦難與勝利；久遠的傳統在那遺蹟間向人們的心靈傾訴，此刻又有誰傾聽。這正是維斯孔蒂家族的統治奠基之時！
Couverture de l』Édition populaire de la Chanson de Roland (1881), illustrée par Luc-Olivier Merson.
新的主人們帶來了何種情感上的發酵劑，能在臣民的心中催生出激情、希望與信念？他們會找到怎樣的話語，觸動那些筋疲力盡、渴求和平的人們的靈魂；他們又會找到怎樣的話語，使大眾不僅懷有對麵包和馬戲的熱愛，也能充滿激情、充滿信念——這信念能在嚴峻的形勢下提高人們的覺悟，並警醒他們：必須面對無情的鬥爭？
這些人出身於市民階層或是來自於長期受到排擠的封建氏族，他們會在人民眼前幻化出怎樣的記憶？[46]他們能喚起何種傳統、何種榮光，使臣民能感受到：自己與其先人有著精神上的淵源？他們既未蒙天主所授，又非上帝的牧師，也未受天意冊封，那麼他們可以為人們提供怎樣的信念？[47]或許，信念可以來自於他們無時不在乞求的帝國委任狀？
他們點燃的熱情實在微不足道，無法使人民得到激勵；勿需驚訝，在米蘭，在這個最強大的義大利領主國家的首府，竟然聽不到洋溢著黨派激情的流行歌曲——充滿躁動的心靈正該在此間震顫。情感已冷卻，無人能重燃。這是一個迅速衰亡的時代，事物的新秩序突然到來，將舊日掃出了歷史舞臺；在這個時代中，公社資產階級的憤怨是最後的一聲怒吼。戰鬥的熱情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對和平與安寧勞作的熱愛。
民眾已倦怠之極。他們只求不論在鄉野還是街巷，人身與私產皆可安全。領主當然能提供這種保障；但他所無法提供的，是支撐起疲憊的靈魂並使之足以復甦的更為強烈的情感，是吹散民眾的迷茫並使之重新振作的話語言辭。
除了自治市鎮的小小榮耀或可一提，義大利中世紀根本提供不了什麼偉大的傳統、偉大的國家精神。於是，當人們鑽入故紙堆中，想要尋找可供附麗的某種記憶、尋求民族團結的遠古紐帶，或許除了一個已成為豐功偉業之象徵的帝王，[48]便沒有任何形象可躍然紙上。人民找不到祖先的傳奇可以聚焦自己的情感，只能將目光投向自身內在生活之外。當公社的信念已然消散，帝國和教廷不再能支持人們的精神生活，這生活便崩潰、朽毀。
人文主義者致力於復興人們的精神，他們的學術閒暇既蒙君主所賜，便也為君主來追溯傳統。在有些時期，人們情感上的力量和衝動都陷於衰退，以至於無法從自身的生活和意識中找到激勵行動的精神藥方；在有些年代，對自身漸感厭倦的大眾發覺自己的政治激情和政治情感都在消散；正如所有這些時候一樣，在十五世紀，人們從另一個世界的廢墟中為他們自己時代的榮耀找尋基礎，創造了一種虛構的虔誠，這種虔誠——假使鬥爭不可避免的話——將永遠也無法激發出民族的內在機理。
在某種內在精神的作用下，領主所轄的城市或許既能保持自身與眾不同的特徵，又會意識到一種不受人類生活變動影響的強大的統一力量；然而如上所述，任何內在的精神都無法克服領主屬地中那強烈的分裂性。這些城市的目光只盯著統治者的形象，統一完全由他來維繫。而統治者一旦消失，或在外部壓力下顯出屈從之態，那麼區域國家就會分崩離析，行政上的統合機制也無力保持成員的團結。這些成員既分道揚鑣，無政府狀態便隨之而來，直到一個其「能力」足以重建秩序、重聚散流的新的主權者粉墨登場。在吉安·加萊亞佐和菲利波·瑪麗亞[49]逝後，米蘭公國境內混亂不堪，這表明：義大利諸邦中最為現代和最有組織的一個，實際上根基卻是多麼脆弱，如建沙丘之上。[50]
政治意識的削弱與統治者的形象
由此，君主始終是區域生活得以維持的堅實支柱；而為了使其個人特性更顯突出，另一種意義極為重大的發展現象隨即產生：公社階級的政治能力逐漸衰落了。如果說，過去自由體制被拋棄、黨派領導人被賦予獨裁權力的現象表明，那些長久貪婪地維護自身特權及其政府自治權的人們，其意志力和政治意識正在削弱；[51]如果說，統治階級的這種衰落先是使他們絕望地籲求和平，而和平又只能通過國王的幹預才能實現——「unum proprium et naturalem dominum qui non sit barbarae nationis et regnum eius continuet naturalis posteritas successive」；[52]如果說，領主的成功尤其是要歸因於公社社會政治「能力」的衰落，那麼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就標誌著一個更深入的階段同時也是最終階段的來臨（而其過程竟如此平順），那就是人民政治意識的全然湮滅。
領主最先是作為階級的政黨領導人出現的，這一階級固然願意接受某一個人的領導，但仍未全然拋棄成就卓越的空想，因此，其地位可想而知是既不穩固又不安全的。為了讓自己的統治穩固持久，他們決心去壓制那些選擇了他們，同時又有可能對他們的政權不斷造成威脅的群體；在這方面，他們發現自己不僅與被褫奪公權的黨派目標一致，也與一種更強大、更深刻的政治運動保持一致——後者源自於城鎮和鄉村的平民，兩者都曾受到原先掌權階層的壓迫。被流放者回到自己的城市，他們成為了君主強有力的攻擊武器，以對付那些過去擁護自己上臺的最主要的支持者。然而，這種力量在根本上總免不了黨派政治的特徵，因而當其宗派完全恢復實力，或者當某些新的摩擦因素出現時，它遲早會轉而成為獨裁政權的威脅。另一方面，人民大眾形成了一個極為不同的執政基礎。他們自己無力應對重大的鬥爭，因而總是得尋找一個領導者，但只要有人激勵他們、給他們指引方向，他們便能妥帖地壓制共同的敵人：舊時的統治階級。[53]
君主的政策於是就有了兩重性。一方面，他們需要討好散居在城鎮小巷和鄉野中的平民大眾：此事並不困難，因為後者首要關注的是麵包與和平，只要能實行良好的經濟改革、有效的警務措施，在饑饉時期精明地保持穀物供應，這便足矣；另一方面，他們需要摧毀或至少徹底改變司法和政治體制——舊時公社的統治階級正是容身於這些制度之下。對利率和稅率進行重估；[54]向上層階級的財政特權開戰——新政府試圖從這一階級身上獲得更大的收益；[55]更加積極地捍衛正義；這種種措施使得君主成為了平民大眾的朋友。[56]
就另一方面而言，統治者通過巧妙而無情的方法逐漸剝奪了行會（Guilds）的政治內涵，將後者的危險力量轉化並消除，[57]又毀滅性地壓制了城鎮資產階級的政治組織，同時，他們將仍在形式上存在的城市憲法的主要功能壓縮在單純的管理範圍中，而最後的共和派則將這過去時代的廢墟緊緊抓住，作為他們最終的防線。
Rodolico, Dal Comune alla Signoria. Saggio sul governo di Taddeo Pepoli in Bologna
資產階級不僅面臨著這種自上而下的壓力，而且在長期的內戰之後也自然會倍感疲倦，他們需要休養生息的時間，好將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商業中，或是拯救自己免於經濟災難，由此，他們的政治意識便逐漸消逝了。領主反對他們——儘管不是公開反對；滿懷敵意的底層民眾成群結隊地圍攻他們；於是資產階級放下了自己的過去，轉而尋求在工作中釋放無盡的能量，如今他們只要能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便心滿意足了。舊時統治階級的政治分裂又因許多卓越人物的離去而加劇，後者或是進入了領主的行政機構，[58]或是被徵召加入外交官隊伍和君主的機要班子（Princes』 Councils）；[59]因此，如果說在此情形下國家的內部統一仍未達成，那麼至少它讓原先統治階層中的很大一批人發生了轉變。僱傭軍現象的盛行使情況更為惡化。公社階級在道德上的睏倦，資產階級對軍事訓練的厭惡（他們很難克服這種厭惡，因為這白白浪費了本可以用來從事貿易的寶貴時光），最後還有獨裁政府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僱傭軍便是這種種因素的後果之一，並且還並非是最為無關緊要的後果。然而反過來，僱傭軍又加速了城市社會的瓦解，有了這一武器，領主可以獨立於自己所統治的民眾之上，並使後者沒有可能再重整旗鼓。
舊時的政治世界便如此碎裂了。但與此同時，經濟活動卻活力十足，經濟的增長是因為工業得到了發展——君主們精明地對工業予以了保護；也是因為某些家族新近轉向了生產實業——對於他們公共生活的大門業已關閉；[60]而最重要的原因則是龐大的領土開始形成。過去，在帝國面前，偉大的公社意識也曾光芒四射，如今，君主國的紛紛建立卻昭示著它的最終消融。
此時，只有一種最為卑微的鄉土情緒依然留存，人們費盡心機想要保持此處與別處的差異；或許還時而有些鄉愁之怨，它可能會訴諸言辭，卻無法激勵起新鮮的激情。有時某種情感會突然爆發，似乎顯示出年輕活力的回歸；也有時，若特定的環境提供了合適的機會，還會出現起義，並使自由政府體制短暫恢復。然而，後者的性質已然轉變，這從其守護者的稱號便可看出：他們被稱為「自由之首」（principes libertatis），[61]好像在提醒人們，獨裁現在不可缺少；[62]自由政府很快便垮臺，讓位於一個新近崛起的僱傭軍將領，後者在入城時，身邊圍繞著手持麵包的士兵。[63]強有力的統治階級不復存在，只有「粗野的獸類，他們……不習慣於自食其力，也不知何處能隱匿藏身，一旦有人要重新給他們套上鎖鏈，他們便會被捕獲到手」。[64]當時的政治陰謀自然也不能被視為反映了生氣勃勃的共同精神！
G. Romano, Niccolò Spinelli da Giovinazzo diplomatico del secolo XIV
在一個政治階級衰朽的同時，並未相應地有另一個富於行動力的派別取而代之。例如，鄉村小資產階級就無法興盛起來，因為土地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或是城市有產者的手中，除此之外，那個時代無休無止的小型戰爭和蹂躪破壞也使土地不堪重負。領主的對外政策也常常給鄉村民眾帶來極為沉重的壓力，後者被政府採取的行動所哄騙，隨即為其主人的一時高興付出了代價，在成群結隊、掠奪成性的僱傭軍面前陷入了長久的悲慘境地。也沒有跡象表明出現過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手工業階級。對此形成阻礙的正是經濟體制：它不是建立在原發性的工業資本主義之上——後者可以促進勞動的集中，從而催生出穩固的工薪者組織；相反，它通常是建立在控制著分散勞動的商業資本主義之上；[65]決定這個經濟體制的是原材料的進口需求，是商人（mercatores）壟斷之下的強大資本的要求，此外還有當時的製造工藝；但它所帶來的後果卻是將工人階級分割為眾多零散團體、使之無法聚合在一起。分散的大眾的確可以給領主提供某種支持；他們有時也會揭竿起義，以暴力反抗回應壓迫之苦；但他們顯然無法形成一個能給國家提供穩固的支撐、能向國家施加自己的意志的階級，他們只是在沉重而孤獨的生活中淪落了。即使政治運動的火種不時閃現，行會的規條卻抑制了此類嚮往，至於行會本身，其利益也同樣受到領主的壓制；統治一群缺乏凝聚力的大眾使領主心滿意足，他當然不願看到這個階級自覺地組織起來。
於是，一種強大的政治意識已經消散。種種社會群體依然存在，它們相互敵視，各自分裂，因為資產階級一貫看不起普通百姓，[66]平民大眾則對富人耿耿於懷，而城鎮居民又無論何時都對村野鄙夫嘲諷譏刺。[67]人民依然存在，他們畏怯地注視著君主的寵臣，[68]君主則以其父權政治統治——對其下屬的幸福給予無微不至的關心[69]——反過來加劇了普遍存在的衰弱狀態，而人們的靈魂又在宮廷生活和人文主義文化的薰陶下對任何狂暴情緒都不動於心。大眾也依然存在，他們極少能感覺到，領袖的精神可以使他們重新振作起來。最後，還有那幾乎完全在領主個人身上和行政機制之中才能表現出統一性的社會政治結構——它不再擁有足以奮戰的共同力量，而只有個人的形象，彼此徒勞爭鬥。
Zabughin, Vergilio nel Rinascimento italiano
在15世紀下半葉，義大利諸邦內部這種創造性活力的衰竭，甚至在對外政策中也表現出來。在14世紀，一些領主——尤其是維斯孔蒂家族的成員——知道如何將自己的最終目標隱藏在漸趨有序和完整的方針計劃中，從而創造出權力不斷增長的幻象。在新世紀初，一些鬥士們以吉安·加萊亞佐為榜樣，繼承了他的雄心，他們或是為了在義大利最終稱霸而放手一搏，或是試圖沿著臺伯河谷建立王國。但後來，人們的志向開始收縮，宏大的目標降解為小規模的接觸戰，或是隨著瑣碎權謀的發展而迷失了，相反，外國勢力對於義大利半島政治活動的影響卻與日俱增。因其稱霸宏圖而被全義大利視為「駭人的」（formidolosi）威尼斯人，[70]正在準備對費拉拉發動攻擊。阿拉貢的阿爾方索發現自己被1454年的義大利聯盟（Italic League）所包圍。[71]最終，「均勢」政策開始流行，這顯示出義大利諸邦已經衰弱到多麼無能的境地。[72]
Masaccio, The Tribute Money
如今大展身手的是外交官，尤其是那些商人們——馬薩喬[73]在壁畫中栩栩如生地描繪了他們嚴峻、神秘的形象。這些人過去擅長討論金融貸款的收放，結果卻被驅策來彌補公共生活的缺陷。他們要算計的不再是金錢，而是人：這種算計應用了心理探究的方式，在細微具體的行為準則中表露無疑，並且愈發精微，因為寫下這些準則的人是如此善於察言觀色，如此善於從對手臉部肌肉的一顫中發覺其內在的情緒活動。人際關係中的一切外在表現既然都如此重要，人們就因而形成了審慎的個性，他們鎮定自若、不動如山，甚至冷若磐石，[74]這種氣質發展到極致，便「彬彬有禮，氣自華然，但同時又讓人覺得深不可測」。[75]
在這樣的競爭中，政府的技藝或者說少數人的藝術，就必須達到讓人驚訝的精緻程度。在威尼斯和佛羅倫斯使節的注視下，一切都無可遁形；他們最為令人恐懼，因為作為商人，他們是天生的外交家；他們被派遣出訪，目的是為「最為安寧之國」（Serenissima）和「領主國」（Seigniory）[76]搜集情報。因此，圭恰迪尼的理論精義無非是對這百年曆險的理性總結——在這一個世紀中，人類情感與理智的生活是唯一的要務。
君主的個體形象變得越來越突出。除君主之外，義大利已無鮮活事物留存。事實上，他是一位技師，每天的任務是衡量各種極為不同的環境、探查對手的陰謀、小心翼翼地設計好每一步。在他之下，沒有任何大眾觀點能超越其個人的判斷。
Burckhardt, 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三）、《君主論》
《君主論》之實質
這樣的世界缺乏深刻的道德和政治動機，沒有民眾力量的參與，只有零散的個人各自的能力才具有些許活力——他們在柔弱破碎的材料上打下自己的印記。《君主論》正展現了這個世界原初而終極的特徵。如果歷史著作意味著對特定事件作出細緻的探查並不斷進行瑣碎的評價，那麼該書並非是嚴格意義上關於領主國（Seignories）和君主國（Principates）的歷史著作。《君主論》所做的是概括並釐清歷史的結果，將它通過簡明扼要的線索揭示出來，裁去一切無關緊要的枝節。今天的人們不會將馬基雅維裡視為歷史的書寫者，他的著作自然也不求細節；我們須從別處去尋求細節，正如從別處去發現關於14、15世紀義大利生活準確而據實的論述。這裡所呈現的只是基本的原則，它蘊含和規定著這一生活方方面面的直接表現——它既是原則，又是結果。
馬基雅維裡有著強大的富於創造性的想像力，[77]這讓他能夠不拘於單純的外交領域，而圭恰迪尼卻固守其中。馬基雅維裡的目光超越了最近五十年的宮廷風雲，他那奇妙的思想努力無法被同時代人所理解，被他們描述為「其觀點可謂孤高，其人則對非同尋常的新事物別有所創」，[78]但他卻能使偉大的政治鬥爭有可能重新出現。
正如領主國家的擴張並未伴隨著政治能力的相應增長，馬基雅維裡也只是停留於表面現象；但他至少已有所成。維斯孔蒂家族尋求在波河河谷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這個宏偉的理想在馬基雅維裡筆下作為一種思想觀念得到了再現。對他而言，成就這一偉業已是確定無疑之事，那是信念所指，這種信念揭示了馬基雅維裡靈魂中的全部激情——他的慎重與沉著並不總是足以掩蓋其情感的真實脈動。他所關注的不是外交上的激烈交鋒，也不是談判中的波瀾湧動——人們正是通過談判，以精巧的計算尋找均衡點——真正使他動心的，是對體系清楚無誤的確認，這一體系雖然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政府的技藝、人類的思慮和暗室的密謀，卻並不以均勢為其目標，而是旨在確立自身對於它者不容置疑的超越性。這便是馬基雅維裡所遵循的原則，由此他拋棄了義大利聯邦和洛倫佐·德·美第奇的有限目標，轉而回溯至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和那不勒斯的拉迪斯勞。
因此，他會拒斥中立性，認為這是一切方法準則中最有害的，[79]他也會將早年義大利的政治均勢看作是應予修正、當被遺忘的不合時宜之物。[80]
《君主論》一書便這樣誕生了，在這部著作中，以徵服和權力為突出表現的政治鬥爭，被縮減為了概要框架；但一種新的活力卻從經驗中脫穎而出，它接受了基本的準則，試圖以更為明確的方式將之體現，並由此展示出過去時代的疑慮和錯誤。
至於觀念如何付諸實踐，這毋庸置疑。既然沒有任何共同的力量足以支撐新的大廈，既然如馬基雅維裡所設想的那樣，君主的能力是對於生活的最高掌控，那麼無疑，他所要做的便是遵循業已踏上的道路，復興必將在他身上得以實現。這就是為什麼，《君主論》要圍繞著那假定的統治者的形象進行如此細微、冰冷、敏銳的分析；這就是為什麼，馬基雅維裡要對君主如何處理與屬下和異邦的關係詳加考察。這些細節上的工作顯然保持了作者在起點和終點上都一貫具有的那種個人特質。
在兩百年的歷史中，統治著義大利的，是那些並未受到傳統力量或者任何神話支持的偉大領主們；與此相同，在《君主論》中，作者正是用君主的特性來解釋事件的普遍背景——即使個人並非這些事件唯一的決定性因素。一切精力與思想都是冰冷的，堅不可摧，恰似那千錘百鍊的鋼鐵所鑄就的精良鎧甲，供將士們在戰場上披掛；支撐著新君主的，並非是對其祖先的追思，並非是長年與其人民同甘共苦的回憶，而僅僅是他的個人機敏與意志之力，是他的武功戰力與外交智能。富有能力的行動比「古老的家族」更為緊密地「維繫」著人們。[81]
Copertina de Il principe (ed. 1550)
「人民」，這是催生了《論李維》第一卷並決定其思想的因素，它的作用如此之強，以至於馬基雅維裡將貴族與平民之間的鬥爭視為羅馬偉大之源泉，然而人民在《君主論》中卻消失了。他們甚至都沒有作為一個社會和政治實體出現在邊緣。我們所看到的只有君主的臣民，他們是孤立的生物，或可看作是一個不復存在的巨大整體的碎片，他們也許會反對統治者，但那只是個人之間的鬥爭。於是，君主所要做的是縱容他們，避免冒犯他們的尊嚴或侵犯他們的財產，與他們保持友誼。[82]但是哪裡能體現出從共同行動中產生的力量呢？當馬基雅維裡似乎要回歸大眾的組織能力這一主題時，[83]我們卻發覺，出現在眼前的並不是人民，而是一群雜亂無章的烏合之眾；那並非是一個黨派：它本身的能量充盈，又富有自我進取的精神，它試圖去實現明確的政治抱負，並因此有能力面對爭議和各種觀點的自由衝撞——共和國的幸運正是築基於這不同的聲音之上；相反，我們看到的是「希望不受壓迫」和被「事物的結果」所吸引的群氓。[84]我們可以比較一下《君主論》第九章與《論李維》第一卷第4章：馬基雅維裡在後者中談論了羅馬貴族與平民之間的衝突，該書第6章也可作為參照。[85]《論李維》的這些章節裡存在著一種鮮活的力量，持久而自覺，它創造了自身的存在形式，通過將個體熱情封閉於集體熱情的緊密運作之中而凌駕於前者之上，它或許也會因為對自由的「過度熱愛」而產生錯誤，但在一個並不腐敗的共和國中，這種錯誤將會帶來極大的益處並「為其（共和國）造就自由的生活」。[86]而在《君主論》第九章中，我們看到的卻是混亂鬆散、真正無名的群氓，對於他們來說，除了各自的感情之外其他都無關緊要，他們無法意識到超越自身思維的共同思維，也無力懷有宏偉的政治決心——即便那只是意味著黨派的公共鬥爭。我們再一次看到了「粗野的獸類，他們……不習慣於自食其力，也不知何處能隱匿藏身，一旦有人要重新給他們套上鎖鏈，他們便會被捕獲到手」。[87]
貴族也是同樣地優柔寡斷、漫無目的。簡而言之，他們的行為只不過是與君主和人民鬥智，僅僅是為了實現狹隘的眼前利益而策劃陰謀，除此之外別無它物。這些義大利的貴人們（Grandi）甚至連染有些許英雄品質的傲氣都沒有——法國的封建主們正是因傲氣而聚集起來反對國王；正如馬基雅維裡所言，這些法國人至少還有驕傲的等級意識。[88]仇恨與激情產生於個人之間微不足道——並因此來去匆匆——的分歧。貴人們無法將統治人民的欲望轉化為明確的行動路線，所以他們終究向君主俯首稱臣，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紛爭。
最後，君主必須贏得人民的友誼，藉此便可「激勵」他們；[89]但群氓只能從外在於自身的能力（virtù）和超越自身之上的權力中獲得這種激勵性的「精神」。而在那些「行會」與「部族」之中——它們是古老而光輝的藝術與軍事組織，是公社資產階級創造力的強大象徵——還有何種生活留存？君主應該對這些人民予以重視，[90]為此他可以時而與他們交談，展現一下自己的仁慈和高貴，就像是需要贏得冷漠觀眾歡心的賣藝人。[91]
Zabughin, Storia del Rinascimento cristiano in Italia
正是以下這充滿感情的呼喚，最終徹底顯示出了精神力的匱乏：「各個部分都有巨大的能力」；[92]然而只有當某一位天才的領袖前來引領，他們才可能有所作為；他們在「張口」以待「仙糧」。[93]
於是，馬基雅維裡不得不將目光僅僅鎖定在個人身上。他在長期思考之後有所感悟，從而提出了一些基本準則——其中他認為最根本、最首要的一條，便是國家必須建立自己的國民軍——而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尋找特定的人類法則，使得政府的統治這一極具難度的技藝以後都有徑可循；為此，《君主論》一書在形式上洋溢著持久、熱烈的分析，交織著人類五彩繽紛的形象。
甚至在此處，我們就已經能感受到，馬基雅維裡那充滿創造性的想像力正在持續地表現出來，通過其自身歸納綜合的能力，被用來重構分析上的精細之處；我們也能清楚地感覺到，精緻華美的表達必須被無情地壓縮為嚴格的準則。正如歷史的事實轉化為了理論上的諄諄教導，在馬基雅維裡這裡，對細節的精準觀察也轉化為了意義恆久的警句箴言，[94]從而與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的「慎重」再一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這樣的準則終究含有一種活力——一種紮根於細微具體生活之中的活力，它常常會掩蓋準則的普遍性，使之變得如心理記錄那樣直白。
通過對人類簡潔、清晰和完整的描繪，馬基雅維裡的論點得到了潤色。他在佛羅倫斯共和國政府工作多年，閱人無數，尤其看慣了那些將政治亂麻的紛繁頭緒一手掌握的人。或許他在本質上並不適合外交工作，不習慣巧妙地提出異議、謹慎地讓自己的話語合乎禮儀的要求——這種要求使人無法遵照賀拉斯所言：「fides perlucidior vitro」。[95]或許他缺少一種商人氣質，不能像他們那樣，通過長期的實踐讓自己心如止水、古井不波，以其不動心使人折服。或許他並不總是能以冷靜、高貴的自制力壓抑自己熾熱的情感，而圭恰迪尼卻精於此道。然而，他在多年的經歷中時而遭受苦難，這使他磨去了稜角，也讓他學會了規矩，他能夠遊刃有餘地掌控最為困難的策略，也可以表現得不動聲色、讓人捉摸不透——對於期望以自己的生命和國家的命運為賭注在宮廷風浪中搏擊的人來說，這是必不可少的技能。有時，他的確也會忘記這些經驗，爆發出激情和悲鳴，而一個真正的外交官卻永遠不應如此；正是在《君主論》中，在後天習得的技能之外，他那出於本心的自信又重新展現，將冷靜與嚴肅的分析糅合在那些始終活潑生動、出人意料的段落之中。然而，他在公共生活中所受到的長久限制以及他的觀點判斷中所自然具有的那種敏銳性都使他認識到：對於那些在城市政府中擔任要職的人，要詳加衡量他們的言行；對於那有時不相契合的感情與思想，要仔細探究它們彼此之間的微妙交織——現實的事件從此間產生，但群氓卻視而不見。
E. W. Mayer,
Machiavelli Geschichtsauffassung
und sein Begriff 『virtù』
因此，即使這些準則看似放之四海而皆準，我們依然能夠發現，它們有著具體而明確的根基，在細節上毫不含糊。那簡明清楚的語句，每一個重音都被賦予了色彩和形象；正是在這語句的起承轉合中，呈現出心理探究的精妙所在，新國家的輪廓正躍然紙上，而畫紙間布滿了對心理活動的探尋。
此外，對馬基雅維裡而言，要描繪不同人物形象的特徵、勾勒他們各自的線條也並不困難。他只要緊盯著各種各樣的義大利君主們便足夠了，這群人中不乏從最卑微的環境一躍而上榮登寶座的例子——這在當時完全有可能，他們使自己成為了同時代人的奇蹟；馬基雅維裡或是在封閉的密室中、或是在另一位君主擁擠的廳堂裡見到這樣的人，前者如瓦倫蒂諾公爵，[96]後者如馬克西米利安宮廷中的君主與使節們。[97]這些人物的生活斷片幾乎自動地表現出來，以待重新拼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人們會想到某些著名的人物，例如西吉斯蒙多·馬拉泰斯塔或者費代裡戈·達·蒙泰費爾特羅，[98]兩者都既是「狐狸」又是「獅子」。皮耶羅·德拉·弗蘭切斯卡[99]的肖像畫是無與倫比的，那寬廣的臉龐、野獸般突出的下顎以及冷漠無情的目光，都生動地展示了君主的形象。[100]至於君主的靈魂，馬基雅維裡可以確定無疑地重構出來，他只要思索一下在明亮的背景下已然大致顯現的形象就行了。
Portrait of a man traditionally said
to be Cesare Borgia
在他看來，瓦倫蒂諾公爵是真正完美的，[101]這固然是因為，作為教皇的兒子，「le plus disloyal filz de Prestre qui fut onques」，[102]冰冷的算計與火熱的激情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在他身上達致完美的平衡，使他那沉浸於感官享樂之中的激情不會妨礙他明智的霸業計劃；但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切薩雷·博爾賈試圖創造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他所追求的這一目標與獨居村舍的馬基雅維裡的思想遙相呼應。最後的毀滅難以遮蔽眩目的光亮，在這強烈的追光燈下，那condottière sans peur et sans remords[103]的形象翩然而行。馬基雅維裡將他的毀滅解釋為命運的反覆無常——「命運」是一個模糊不清、含義不明的理念，馬基雅維裡從未能以確定無誤的精神給予它清楚明白的表達，有時他將它視作歷史的力量和邏輯，但在更多的時候，他認為命運是各種事件神秘、超然的聚合，其無定之狀非人類理智所能洞察。[104]瓦倫蒂諾公爵「被命運拋棄了」：[105]但作者並不關注，命運的判決在本質上是否公正。
Croce, Teoria e storia della storiografia
（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
於是，一幅如雕塑般沉靜的景象在我們眼前展開。遠遠望去，佔據中心的是博爾賈那充滿嘲弄的形象，他的微笑和意味深長的目光都神秘莫測；濃密的黑須攀爬在蒼白的頰上，使他的臉龐又帶有一抹憂鬱的色彩，即使在頭腦中充滿了不可動搖的霸業大計，那也只會朦朧地反映在他的每一個舉動裡。
但只有在遠觀時，他才統領著整幅畫卷；因為不論是對切薩雷·博爾賈或是其他屢屢登臺的領主們，《君主論》都無意歌功頌德。有些人物在書中不斷重現，例如我們總能瞥見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和阿拉貢的斐迪南那稜角分明的冷酷模樣。但由於新的國家必須建立在一個特定的人物身上——個人的能力是創造新國家的首要條件，呆滯的材料有待「極其」卓越之人來衝壓成型——那麼自然，《君主論》的分析應當圍繞著這樣一個形象：他能將共同體的觀念從理智和情感上賦予那鬆散的群體；無疑，這位核心人物就是亞歷山大六世的兒子[106]——他受到了佛羅倫斯共和國不遺餘力的謾罵指責。
Portrait of Francesco Sforza
馬基雅維裡的希望
馬基雅維裡這位桑·卡希亞諾的獨居者所要構築的「小小城堡」，便建立在如此的基礎之上，當他等待著自己所期望的最終結果時，這「城堡」也在具體地成形。這可謂了不起的工作，因為15世紀末的義大利君主們大多已遺忘了稱霸的美夢，在外交鬥爭和勢力均衡中固步自封；壯志未泯的威尼斯則發現，自己不得不隱匿意圖，耍起詭計；而此時，馬基雅維裡卻在追溯14世紀那些偉大戰士們的思想，將自己的經驗與想像融入其中，並再一次指出：必須發起公開的鬥爭，繼而建立強大的國家——這正是瓦倫蒂諾公爵最近追求付諸實踐的目標。
他並非是要提倡義大利的完全統一。[107]對於王國的回憶鮮活地體現在他激動的思想中。那些將之摧毀、將義大利的生活剝奪一空的人受到了馬基雅維裡的強烈責罵。然而此處所顯現的，終究只是面對著往昔歲月的發古幽思，只是流露出失落苦澀的杳然遠望，它並不能轉而成為現世的計劃，無法提供現實的可能性。
伴隨著馬基雅維裡對古代羅馬的思考，王國的圖景便自然浮現，羅馬能夠將整個義大利半島統一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給它打上自己富於創造性的印記；[108]馬基雅維裡懷著強烈的激情，如同置身於長久以前羅馬共和國的宏大與光榮之中，他全心全意地沉浸在對歷史的重構裡，以至於召喚出一幅義大利業已失去的極樂美景，同時對那些摧毀這幅歷史景象的首腦人物們百般斥責。後來，馬基雅維裡在他的最後一部歷史著作的開頭，通過描繪被榮光環繞著的狄奧多裡克[109]所創下的偉業，又不斷地將王國的觀念展示在我們面前。[110]在他論及倫巴第人時，王國再次出現——但它已因不和而夭折；[111]最後，在討論安茹的查理[112]時，作者也有些勉強地提到了王國。[113]馬基雅維裡在回憶這些歷史事件的時候，總因心系當代的慘境而帶著痛苦的感情。此後，王國便不再被提及。[114]
統一已是追憶，已成往昔之迴響——最多是一種自知其空洞的憂傷願望。[115]這種觀念對於一種旨在改變現實的思想不會產生什麼影響。在《君主論》誕生的時代，建立王國的可能性比任何時候都要小得多；這部著作更多地是在期待某些特定事件的出現，後者當然不會以一個王國作為圓滿的終結。最後，《君主論》中浸透著一種我們無法忽視的現世性。因此，我們不能將它與時代背景相剝離，讓它適用於過分寬廣的領域，迫使它進入業已過時的圖景。這本書是獻給美第奇家族成員、並且也是部分為其所寫的，後者顯然並未有志於義大利半島的統一，也不關心有利於統一的相關事務；[116]《君主論》的本身構架以及它的寫作對象，都使人們無法產生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統一夢想。此外，馬基雅維裡雖然如此富有感情且生動形象地將義大利的王權、將那被教權摧毀的古代統一國家作為歷史重構的核心，但他的《君主論》是立足於現實的著作，最晚近的歷史對他來說是可資利用而非遭到拒斥的對象，他在寫作時不可能想像，義大利人會在某一位個人的領導下重新統一起來。
君主的「國家」，其意義在於別處。我們發現，它最為明顯地體現在作者對於公開的、不受拘束的政治鬥爭之必要性的重申之中，這種政治鬥爭本身便可有益於復興這塊曾遭受「蹂躪、掠奪、摧殘和凌辱」的土地的偉大和光榮。[117]我們還發現，它體現在對於政治和軍事力量重組的不斷呼籲之中，這種脫離了修辭學和人文主義的力量，其自身便能夠為這個「被奴役、被使喚、四分五裂的」民族重新帶來歡樂。
此刻，我們離開了文學領域，見證了一種政治意識的形成。馬基雅維裡的道德本質正在於此：他很可以譴責那些獨守書齋之中構想精美詞句的君主們，而他本人卻拋棄了文藝復興的「精緻格調」，創造了一種新的風格，並向義大利人傳授社會道德的第一課。
Ferrari, Histoire de la raison d』État
（國家理由的歷史）
然而他渴望建立的是這樣一個國家：它雖有廣袤的領土，卻首先是因其最高統治者的能力而得以重建、得享安全；它因自己所擁有的國民軍而強大，因統治者的明確目標、堅決行動和執政智慧而強盛——簡而言之，這樣的國家既能凌駕於其他義大利君主之上，從而在無政府狀態中重構和平與社會秩序，又能防範外部威脅，將蠻族逐出義大利人的共同家園。[118]畢竟，馬基雅維裡並不是一個「義大利的越山派」（即親法派或外國勢力的追隨者）。[119]最為重要的是，這個國家能夠抵禦蠻族對義大利的侵擾：這是馬基雅維裡的第一要則，他那未被深思熟慮所拘束的思想中的強烈激情又將這一要則轉化為一種希望與信念。
由此，馬基雅維裡所追求的並不是義大利的完全統一，[120]甚至也不是聯邦：他並不太喜歡15世紀的義大利聯盟（Italic foederatio），因為這恰恰表明，要徵服眾多國家是不可能的。他所追求的是圍繞著一個「古代國家」——或許可以是美第奇家族的佛羅倫斯——所建立的政權，這就是說，它以一個已做好準備的核心國家為基礎，佔據義大利中部地區，確保擁有出海口，擁有橫亙亞平寧半島的通道，也擁有明確劃定的邊界，其創立者的能力則是它堅實的內在支撐。簡而言之，這個政權能夠讓義大利「較弱小的國家」各安其位，能夠打壓侵擾共同體生活的「較強大的勢力」，並能夠驅逐「強大的外國人」——為了將義大利置於自己的奴役之下，這些外國人總是不會放過在內爭中插入黑手的機會的。[121]
F. Nitti, Leone X e la sua politica
（萊奧十世及其政策）
建立這樣一個強大的政權一直是瓦倫蒂諾公爵的目標，[122]馬基雅維裡因此覺得他的形象更顯高大。這種類型的國家正是馬基雅維裡——他現在的願望不過是日後成為智囊——意欲向美第奇提出的建議。因為他急不可耐地構思《君主論》，並非是將它看作一部文藝著作，也並不認為那只是論述政治組織的理論作品；《君主論》意味著更多，它僅僅在一卷書中就提綱挈領地將政策建議和實踐原則迅速地集成在一起——我幾乎要稱之為一部臣民自發向領主貢獻的備忘錄。簡而言之，它與馬基雅維裡或其他人書寫的關於重組該城市的各種公文和報告並無多大差異；就其意圖而言，與馬基雅維裡後來在紅衣主教朱利奧·德·美第奇[123]激勵下為萊奧十世所寫的《論佛羅倫斯國家的改革》一文也無太大不同。[124]馬基雅維裡需要創造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在其中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自由的運動和討論；一種清晰的思想體系隨著時間的流逝一點一滴地成型——他幾乎是懷著歡愉的心情進行這種沉思；他期望向那些有志於更為崇高命運的人們指明政府統治的確切途徑，也決心向實踐的世界回歸，他的期望和決心使得上述思想體系日漸具體。正是這各種情感的交織催生了這本小書；而在創作的激情中，這些情感不再以一種清晰的面貌展現在作者眼前。
但《君主論》的寫作並不是一次文學實踐！義大利人長期以來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弱點，即用文學技巧和精緻格調來衝淡所要表達的意識和意志，馬基雅維裡遠非這種陋習的受害者。他甚至都沒有在這本小書的扉頁寫上標題；他用了幾個意義無甚差別的詞來稱呼這部著作：De Principatibus, 「論君權」（Of Principates），「君主論」（The Prince），[125]好像其價值不是來自於正式的名稱或文體結構，而是來自於內在的嚴肅厚重——此書的靈魂正在於此，書中的箴言和建議也正基於此。
Giulio de』 Medici, 1478-1534
然而這一次，實踐上的必要性和目的上的直接性——它們曾過分刺激了《論佛羅倫斯國家的改革》一文的寫作——被作者的創造性熱情轉變為了一種全然發自內心的要求：即進行自我啟蒙和有機創造；這種要求為他的孤獨沉思賦予了意義；於是我們有幸看到了一部不同的作品：《君主論》。
馬基雅維裡重新思考了義大利歷史的最新進展，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政治理論，就好像他的祖國仍處在最為繁盛的階段，有著充沛的有機創造力；他將義大利重建輝煌的展望與個人的獨創之舉——即國家應當擁有自己的國民軍這一論斷——結合在了一起。可是現在，一種再也無法被抑制、甚至可謂全然不受任何外交矜持所約束的情感洪流卻將他的主旨原則衝刷乾淨。不論是判定單個的事件，還是為受到召喚的領袖去逐步構建他所要遵循的新道路，這些都離不開分析的方法，然而《君主論》最後一章中卻只見強烈的呼籲而沒有分析，所有內容都被捏合在一起，服從於一個更高的目標：在這個目標下，才有這些單個部分的存在理由。在這一章裡，馬基雅維裡盡情宣洩了他那受到痛苦壓抑的情感，他在此前始終遵循邏輯的模式，此時卻在一種新的創造衝動下將它傾入自身欲求的洪峰中。他原先視之為理性之物，存在著實現的可能性，此時卻將它變為了希望和信念。[126]
Hermann Baumgarten, 1825-1893
馬基雅維裡異常清晰地闡釋了當時的義大利歷史狀況，並以此為基礎構築了自己的理論，而同時，他也接受了時代的前提。在他看來，君主國代表著與大眾生活相異的個人能力，在創造君主國的過程中，他也宣判了當代社會的死刑。此時的社會雖可被視為一種有能力復興的政治力量，卻與國家的重建相脫離。一切皆依賴於孤獨的僱傭軍將領個人的智計和能量。
這種對於人民的不信任和對於當代社會的重重譴責，在《君主論》的創作中表露無疑。作者曾充滿激情、持續不斷地評估人民的力量，從中發現了其自身偉大性的根源，但這一評估過程卻戛然而止（他雖然在一開始顯露出了對人民能力的信任，但在評價過程中卻偶爾會突現猶豫，這讓他有時在民眾和個人之間難以抉擇，也使他中斷了對人民與貴族鬥爭的頌揚——若循此路徑詳加考察，《君主論》本可避免忘恩負義的瑕疵）。我們發現他突然回到了先前提及的主題，以此為基礎展開宏篇大論，並出人意料地為這一主題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們發現他放棄了對於歷史的綜合考察，代之以詳細精緻的分析，旨在確定一種新的社會體系。這些過程本身便足以解釋馬基雅維裡的思想狀態：當脫下古人的朝服後，他發現自己要不斷地面對如何組織現實生活的尖銳問題，這個問題曾在擔任公職的歲月裡使他苦惱不已，而如今，在他思考實踐性的主題時則更顯嚴峻。
Niccol Machiavelli, Lettere Familiari
在對當代義大利進行沉思之時，馬基雅維裡心中充滿著深切的悲怨。有時這種情感鮮明可辨，在謾罵、嘲諷或是突然爆發的悲鳴中得到宣洩，[127]有時這位眼神憂鬱的作者卻沉溺在徒勞的怨悔之中。[128]他時而會對束縛自己的鎖鏈感到不耐，想要掙脫它，將同胞們拉到自己身邊，但很快他又回復到先前的狀態，懷著一種痛苦的嘲諷來研究民眾，這其中充滿了一個渴望行動卻又被迫自我局限在夢幻泡影中的人理想的破滅。
對他而言，佛羅倫斯可堪深深一嘆，以至於有時，我們都很難感覺到他對故土的舊情。關於皮耶羅•索代裡尼的短詩已廣受討論，而這只不過是某種思想態度的具體表現而已。先前洋溢著的激情與怒火已讓位於充滿嘲弄的譏諷，但當他意識到自身的痛苦是多麼無力時，這譏諷中又揉入了一抹憂傷之色。[129]
Piero Soderini , 1450-1522
在佛羅倫斯從未出現過有組織的政治生活。雖然絲毫沒有參與過索代裡尼的共和國，但馬基雅維裡卻指出：它是弱小無力、不合時宜的，因為佛羅倫斯的資產階級作為建設國家的原材料，與義大利其他所有社會一樣都腐敗不堪。[130]在談論薩伏那洛拉時（他和科米納[131]一樣，都認為薩伏那洛拉是一個「好人」（bon homme），只不過這位實誠的法國思想家不覺訝然，馬基雅維裡卻有著佛羅倫斯人的狡黠和機敏），他唇邊和眼中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其中顯露著滿含譏諷的惋惜之情，毋庸多言，這體現了他對於這個正在崩潰的社會的真正印象。
甚至連深受佛羅倫斯共和派熱愛的威尼斯，[132]也無法成為馬基雅維裡的希望之源。實際上，他在那裡看到的不是聖馬可廣場上輝煌壯麗的獅像，[133]而是一個國家深刻的虛弱。在獨居一隅、為一小群商業寡頭所統治的情況下，威尼斯無法確保自己的安全，若它想要拓展自己的統治領域，讓政治擴張不再停留於天然的狹小範圍之中，那它所面臨的是愈加確定的毀滅。威尼斯驚人的經濟實力並不足以創造政治能力。馬基雅維裡既不中意前一種情形，又不看好後一種情況：他嚴厲地責備威尼斯的稱霸企圖——佛羅倫斯的政治家們對瓦伊拉泰的猝然之災[134]大為震驚，一想到威尼斯的經歷他們心中仍不能平靜。[135]
米蘭和那不勒斯腐敗到了根子裡；[136]熱那亞無足輕重；[137]而義大利就其整體而言，則是各國之中最為腐敗的一個。[138]馬基雅維裡對此深信不疑！
然而，如此的政治衰弱僅僅部分符合事實，是什麼原因促使馬基雅維裡作出這樣尖銳刺耳、直截了當的判定？
有時，馬基雅維裡對於公社體制失敗的某些主要原因有著清醒的認識。[139]在《佛羅倫斯史》一處非常出色的段落中，他極其成功地揭示了這一文明發展的奧秘，指出了其腐化的表現之一，[140]而在其它時候，他的歷史視野中也不乏極為博大和深刻的主題。[141]但這些是作者在凝神沉思整個宏大歷史進程時的靈光一現。當他放低眼光去對這個或者那個義大利國家進行具體的判斷時——尤其是當他銳意改革的意圖想要適應思想中的創造性舉動，而他又無法在與世隔絕的安寧研究中保持平靜，卻要在當時的現實世界裡冒險前行之時——他的思想便失去了視野的寬廣博大。社會問題、派閥之別、人民與貴族之間無益而徒勞的鬥爭，使他的思想轉向了僱傭軍的醜惡、君主的無力，以及沒有自己武裝的共和國的孱弱。對他而言，義大利不幸的首要原因在於缺乏自己的國民軍。他忘記了更為深沉的民眾疾苦，卻滿心關注卑鄙可恥的僱傭軍犯下的外在暴行，以及不知如何率領自己的軍隊的統治者所顯現的荒唐愚蠢。[142]馬基雅維裡在其所有著作都提到了爵爺們和士兵們的庸碌懈怠，他一直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認為這正是當代義大利苦難的根源；而另一方面，他也不斷地譴責共和國惡劣的軍事組織和僱傭軍狹隘的目光。國民軍不僅僅是馬基雅維裡所要建立的新架構的根基，[143]它本身已成為評價歷史的標準。[144]
Dyer, Machiavelli and the Modern State
世人非難馬基雅維裡時，以下這個錯誤極少被提及。他的邏輯推理建立在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之上：自15世紀最後幾十年開始，義大利諸國在軍事等方面都相當落後低劣。在疲弱狀態出現之前，義大利半島的軍備與軍隊都曾有過一段並不灰暗的時期，但是，馬基雅維裡並沒有去刨根究底，徹查這種軟弱之勢的根本原因——不僅是整軍經武的問題，還有經濟和政治原因——相反，他執著於表面現象，與同時代的人們眼光相仿——那些人看到國家的塵世命運在一日之內就由戰場上見分曉，他們的恐懼瞬間轉為希望，平靜即刻化為不安。[145]外交和軍事事件只是被孤立對待，局限於本身面貌，而沒有被認為是在展現出一種持久貫穿於國家整個社會和政治機體中的更為內在的過程。這位佛羅倫斯的秘書在評註古代史的時候，曾經從人民的力量和活躍的黨爭中尋找國家輝煌的深層原因，但現在，他的調查研究卻禁錮在如此的局限之中。
我們幾乎可以說，馬基雅維裡已經對當時的宮廷政治風雲、不斷爆發的武裝騷亂和不期而遇的軍事劇變司空見慣，他的頭腦中充斥著這些印象，以至於在談論自己所處的年代時，忘記了其他所有的聲音。另一方面，他有著痛苦的回憶，他的怒火在強加於身的公務規條下被長久壓抑，最重要的是，他還懷有繼承自先祖的難消之恨——仇恨那些野蠻、可惡、鄙陋的僱傭軍們：他們常常給聚集議事的公民帶來恐怖，也給馬基雅維裡這位十人委員會和九人委員會的秘書[146]帶來了長久的精神痛苦——我們幾乎可以說，所有這一切都在他眼前浮動，將他對歷史的思考裹挾於它們所煽起的激情之中。[147]這位思想家想要尋找一個明確的目標，好讓充塞胸臆的一切仇恨和絕望傾瀉於上；此刻，他在批判中所犯下的錯誤已經深深地帶有了情緒化的特徵。他被自己隱秘的憂愁所壓倒，將憎惡的對象鎖定為「僱傭軍主義」（mercenarism），再也無法解脫。
他並沒有問問自己，在戰術單位形式、軍事訓練和戰爭技術上已經發生的各種變化，是否以及如何導致了義大利的軍事疲弱；[148]他也沒有再想想，政治和經濟力量上的徹底重組以及歐洲各國在作戰能力上所進行的深刻調整，何以密切地影響著這種疲弱狀態。相反，他毫無例外地全面抨擊義大利軍隊的長期軍事實踐，而沒有注意到，在最近一段時期之前，這樣的軍事實踐不僅是必需的，而且事實上也並非全無輝煌。[149]他將有道理的觀點和無理由的論斷混雜在了同一個語境之下。他不加區分、直截了當地指責義大利的一切政權，結果那些最不應當遭他蔑視的政權也受到了嚴厲的批評。[150]
Fueter, Geschichte des Europäischen Staatensystems von 1492-1559
他甚至都沒有去探究，同樣是「僱傭軍主義」，義大利與其他國家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例如，為什麼「僱傭軍將領主義」[151]這種體制在義大利表現得最為成功？（僱傭軍隊是義大利遭遇災難及其整體秩序發生變化的真正原因，但僅僅存在著僱傭軍隊的現象並不等於「僱傭軍將領主義」的體制）。倘若提出這樣的疑問，便可指向問題的核心，就能展現義大利歷史——不僅在軍事方面，而且在政治領域——截然不同的發展過程，就能探明15世紀生活最為隱蔽的奧秘，就能揭示義大利半島各君主國和共和國政體器質性的虛弱。[152]
但馬基雅維裡並沒有意識到這些：他混淆了「僱傭軍主義」與「僱傭軍將領主義」。[153]此外，他還本能地想要將自己的研究所得推而廣之，從而懷著驚人的自信，擴大其理論的應用範圍，一棍子打向義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等各個沒有自己武裝的國家，不加區別地指責斯福爾扎和法國國王。
他也沒有意識到，正當此時，對於那些篳路藍縷創建民族國家的君主們來說，僱用外國軍隊正在成為一種絕對不可或缺的方式。他們需要獲得克敵制勝的手段，以消滅封建主的抵抗，壓制地方與城市的個體主義，同時也需要開創真正的、宏大的歐洲擴張政策，將它變為現實；然而馬基雅維裡卻無法理解，對於他們來說，中央政府首腦有一支自己所統轄的軍隊是多麼必要——這支軍隊只聽命於首腦本人及其帑銀，[154]又在長期的東徵西戰中獲得了良好的訓練和作戰技能，戰則能勝。
西歐國家的對內強化和對外擴張的前提條件，是擁有一支穩定的、久經沙場的軍隊，這樣的部隊在當時只能由本地或者外國的職業軍人所組成。[155]國民軍或許可以起到本土防衛的作用，但決非常備力量。它不能被用來投入對外徵服的戰爭中，更不能確保中央政權具有絕對的對內最高地位。[156]
馬基雅維裡並未注意到這一點，他譴責法國國王撤銷以「自由射手」[157]為名的步兵建制，而這支在吉內加特被可恥地擊敗的部隊，在其不甚光彩的存在過程中，給每一處所經之地都帶來了混亂，與僱傭軍並無兩樣，甚至遭到了本國人的嘲笑。[158]不過幸好，法國的國王們比馬基雅維裡這位率性而為、不明就裡的外國策士更了解自己的利益。他們仍招募瑞士人、德國傭兵、加斯科涅人和皮卡第人，[159]並在這些僱傭軍的協助下用一場場的勝利來確保法國的偉大。[160]
在馬基雅維裡如此的評價標準中，體現出的是一種全面重構歷史的企圖，一種真正值得關注的描繪全景的努力，因為他得以發現，義大利的苦難不僅僅是由於領主們缺乏作為談判者的機敏與才智，也不僅僅是由於這個或那個勢力疑惑不定、猶豫不決、算計不精；更重大、更普遍的原因在於：軍力衰微——一切個體之失盡納於其中。然而，他如此大張旗鼓所強調的這個因素，卻並非唯一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這還並非最本質的原因。僱傭軍將領的形象濃縮了義大利軍事體制的重大失誤，但這種失誤本身卻源自於整個社會和政治機制的根本結構。因此，馬基雅維裡對歷史的重構是全然有誤的。
此後，馬基雅維裡的這種成見還會侵入並誤導他的歷史思考，讓他以為長久的軍事獨裁是羅馬衰落的原因之一；[161]而此刻，他習慣於將任何事物都套上外交和軍事的框架，也過於固執地敵視那些他認為對時代的災難負有責任的人，這些都有礙於他探究造成義大利腐敗的更隱蔽原因，也不利於他尋找強效「療法」的主要藥方——如果這當真存在的話。
但這樣一種深具局限性的評價標準還會帶來另外的後果。誠然，馬基雅維裡能夠注意到，威尼斯和佛羅倫斯這類手無武力卻握有帝國的共和國所統治的領土是分裂零碎的；他與同時代的所有人懷著相同的感情，指責這些共和國總是迫人臣服而非尋找盟友——這與君主統治的國家恰恰相反。但他並未自問，這些共和國的虛弱是因為各個部分未能實現統一，還是因為國家的現實政體內蘊著某些重大缺陷，抑或僅僅是因為他們面對著更大、更強、更富之國，無力有效抵擋後者的舉動？馬基雅維裡凝思著君主和君主的碌碌無為，高談他們在軍事上的怯懦，也闊論他們的軟弱，然而他未曾探究，在這些特定的個人原因之外，是否還存在著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釋他們的深深恐懼、他們的臨陣脫逃、他們的驚人之失？有時，他注意到了貴族的腐化，但並未就此深究。他也曾建議在嚴重不平等的城市中設立君主政體，[162]似乎君權萬能，奇蹟立生。在進行總結的時候，他始終將君主這萬惡之源的形象擺在顯著位置。他在軍事上存在著教條主義，[163]又習慣於對事物特殊而非普遍的原因作出判斷，他的思想極大地受到了這些因素的影響，而且還受制於其他一些缺陷。
例如，在崇尚軍事的觀念下，馬基雅維裡對經濟的作用漠不關心，將財富和私產視作滋生腐敗而非滋養力量的源泉，是衰落之因，軍備之患。不只如此，他還始終堅持城市主義，這一點在他論及鄉村民眾時就表露無遺。[164]這些分散、混亂的民眾在公社政策的沉重壓迫下從事著勞動，卻被排除在公共生活甚至城市自身的精神和道德生活之外，而馬基雅維裡並不支持他們的權益，至多將他們視為獨裁者的僕從。[165]
終究有一天，他將不得不轉而訴諸鄉民，這些人被城市資產階級輕視良久，要求能夠直接參與國家的生活。然而即使到那時，在一切壁壘似乎都被打破的時候，市民們又會再次登場。他們謹慎而多疑，擔心手中的控制權不保，他們壓迫自己的同胞，使後者聽命於一個首領：在其治下，國民因地域宿怨而彼此分隔。[166]此處，對故城的熱愛不斷地在作者心中煽起屬於公社時代的激情！
所有這些主題都顯示出馬基雅維裡精神上的狹隘性，而他思想的根本傾向又使之更為嚴重。在此傾向下，他對任何不受純粹政治理念指引的思想運動都回應冷淡；他漠視永恆與超然之物，[167]對道德上的疑惑以及反求諸己的靈魂所飽含的痛苦焦慮都視而不見；[168]由此，面對著信念中的人事因素和神秘因素，他不得不同時賦予它們徹底的政治意義，歸於國家法律和統治的範疇之內。若有善法和國民軍相佐，宗教頗可以構成國家生活的基石；[169]然而此處所及，並非宗教本身的情感，也不在於：一個苦悶自生的人必得靠它來獲得靈魂的安慰；作者所關注的，只是它附帶的實際作用：宗教可以制衡腐敗，也有利於共同體生活的有序運轉。宗教即等同於通過宗教組織所展現的外在形式，[170]它向國家生活所施加的道德影響，是一種來自上天的強制力量，它聰明地規訓著人們的思想，促使他們完成作為公民應盡的責任。
由此，一切宗教運動都失去了其本質特徵，不再具有神秘的內容，所留下的只有那些一次又一次被不可避免地注入宗教之中的具體政治內涵，而後者也構成宗教演進中雖非唯一卻最強有力的因素。在薩伏那洛拉此人身上，馬基雅維裡僅僅看到了一個沒有武裝的先知形象，對於這個聖馬可修道院修士代上帝立言的說法，他的態度是漠不關心、嘲諷懷疑。[171]但馬基雅維裡並未注意到，這種暴烈的傳教方式的失敗對自己有著深刻的影響，因為對於薩伏那洛拉這個政治改革者所犯下的政治錯誤，他的不滿已悄然轉化為對教士階層的蔑視，再加上他自然具有的非宗教觀念，這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對於教會的尖刻態度。這個多明我會修士對亞歷山大六世所懷有的憤怒得到了馬基雅維裡的共鳴，後者的怒火更廣，蔓延為對教皇政權——他眼中的義大利腐敗之源——的普遍敵視；同時，薩伏那洛拉過度的復古主義又愈加激發了馬基雅維裡的不屑與不信，這在此後對蒂莫泰奧修士的塑造中表現得淋漓盡致。[172]對於某個教皇一時的不滿由此變為了持久無盡的敵視。[173]馬基雅維裡的宗教哲學正是沿著這條線索日漸成熟——它由理論和實踐上的思考所構成，又因其個人的思想本質和所獲的思維訓練而受到局限。[174]
Giuseppe de Leva, Storia documentata di Carlo V in correlazione all'Italia
因此，馬基雅維裡的「君主」產生於一個全然政治性和軍事性的思想世界。作者不再關注人民的生活；而由於宮廷生活和軍事活動都反映在主導它們的人身上，都濃縮在一個特定的人物形象中，所以義大利的君主也就對本國的災難負有了責任。[175]
既然義大利失誤的根源在君主這裡，那麼藥方也將著落在他們身上。薩伏那洛拉將君主視作萬惡之源，相信上帝送他們來是為了懲罰臣民之罪，他所重建的世界要將君主們驅逐出社會生活；馬基雅維裡卻只關注著君主，眼中只有他們的形象。
新的領主由是而生。
在此前多處，馬基雅維裡都曾表達過對個人能力的信念，將它視為使民眾擺脫墮落並重建良好制度的力量；他也早已深信，個人能力是拯救國家的關鍵。[176]即便在思考羅馬人民的複雜生活時，他也將這種孤立的特質視為提綱挈領的力量；個人能力幾乎出現在一切社會之中，[177]馬基雅維裡確信，它在更豐富、更多樣的人民生活中也仍然存在。這裡，他又重新落入了義大利歷史的窠臼，接受了文藝復興的原則。對於個人能力的這種確信，反映出這位作者與圭恰迪尼一樣，都具有同樣的人類局限性。
但在其他時候，人的能力與好的制度這兩個主題會交替出現。復興的能力不再僅存於個人的頭腦之中，也包含在法律自身的力量——即人民生活的活力——之內，人民從自己身上發現了善和秩序，由此可重建始基、重獲偉大。[178]此時，新的立法者不再變為專制者，而僅限於為城市重新指明正道通途，將一切原初之制重新設立。[179]
有時，馬基雅維裡的確會有所猶豫。這並非是因為他不再相信能力，也不是因為他對個人徵服和統治的才能失去了信心；而是因為，他覺得這樣的才能過於依賴命運的青睞，也與人類生存的脆弱不定聯結得太過緊密。[180]誠然，馬基雅維裡的這種猶豫並不完全意味著一種新的觀念，不足以使他認識到：在缺乏基礎的情況下、在領袖的行動無法從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得到足夠的響應時，個人的努力將是多麼徒勞；他的疑慮往往是出於某種特定的原因，而並非來自於思想的倏然轉折，以至於他會認為：若一個人的生命足夠長久，或者統治者的能力可以隨著政權的延續而代代流傳，那麼僅靠能力本身就足以維持一個國家。儘管如此，他仍不免逡巡。一個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公民，一個是間或超越時代限制的思想家，也許，這兩個馬基雅維裡之間的衝突，正是孕育了新人類的土壤。
但是現在，他不再猶豫。好的制度蕩然無存，能為共和國立法定製的原則又再難回復。惟有君主的能力自放光彩：君主必須以自身意志的鞭策之力，為朽木之材注入活力。城市、人民、好的制度，這些都遠不入馬基雅維裡之眼；回歸根本原則並從始基之處重建新的社會，對他而言也過於渺茫。他關注著自己的時代，想要將新的活力播灑其上。在創造的熱情中，他忘記了內心的衝突、思想的猶豫，也不再懷疑：從義大利晚近歷史中產生的人，是否具有規訓社會的能力。這樣的人最終再現於眼前：他特立獨行，橫刀立馬，既精於外交手腕，又輔以內政才智，全身上下無一弱處。他是拯救者，將以自己的輝煌——一個新君主的輝煌——彌補舊領主的罪過。[181]
馬基雅維裡沒有意識到，即便如此的重建之路也不過一場空夢，而這也是他最後和最偉大的想像。
國家的一切生機活力都在瓦解之中，新的力量則尚未出現。公社資產階級不再有能力支撐政府的統治，一種新的意識和一個能夠取而代之的新階級則尚未產生。義大利各地區仍四分五裂、不得統一；它們承受著西方大國的壓力，在政治和經濟上都日漸衰弱。在人文主義和文學的薰陶下，人們的道德生活已然淪喪，社會的基本規範不復存在，而個人主義傾向則並未消失。在如此情況下，讓我們相信：一個軍事領袖可以挽回義大利式微的命運，在這塊不論是公社的超然活力還是14世紀偉大領主們的統一志向都未能凝聚起來的土地上建邦立國；讓我們設想：只需出現新的君主並建立新的國民軍，只需依靠單純的意志、對事物的敏銳洞察、出謀劃策的能力以及一位超卓君主的嚴厲之舉，為此目的而積極採取行動，就足以挽狂瀾於既倒，甚至重建大廈於將傾，整個歷史時代便會有一個圓滿的結局——這樣的夢想美麗絕倫、大膽無畏、令人敬佩，但只是夢想而已！
The senators encircle Caesar
迷醉在羅馬人民榮光中的馬基雅維裡曾對凱撒加以譴責，但此刻，他卻錯誤地預言道，瓦倫蒂諾公爵[182]或美第奇家族的另一位成員將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奇蹟；不論其統治才智多麼令人稱絕，他們的努力終究未能讓義大利社會走上一條新的通途，它依然在自行衰亡的道路上漸行漸遠。若君主遵循馬基雅維裡的建議和告誡，他就必須改變兩百年的歷史進程，就必須將世事洪流引導至其他的渠道，讓它不再沿著命中注定的路徑奔湧。如果說一開始，馬基雅維裡對人民及其健康活潑的力量有著熱情洋溢的想法，這促使他對「暴君」予以譴責（何等的暴君！），那麼當他對一個洋溢著新的活力、才能和自由的義大利充滿期望時，這樣的願望卻使他無法準確估量那個「小小城堡」的價值——這是悽涼賦閒時的他在痛苦緊張中完成的作品。
馬基雅維裡全身心地沉浸在熱烈的情感與想像之中，最終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在理論上的悲觀主義突然轉變為一種漫無邊際的信念：不僅對政治家，也對這個翹首以盼、完全準備好追隨自己拯救者的國家充滿了信心。這就揭示出，他的悲觀主義無非是一種思想態度而已，無力抵禦激情的衝擊。[183]他的懷疑主義轉而成為充滿希望與信念的動情吶喊；他將人類看作本質罪惡的生物，但蔑視人類的言辭卻最終變為了勸誡，充斥著宗教口吻，迴蕩著聖經般的話語。
然而，即使是在全心思考「國民軍隊」（national army）的時候，馬基雅維裡也沒有意識到他沉溺在多麼荒謬的錯誤之中。要確保國家安全人人有責，不僅城市居民，而且郊區的貧苦人口也必須為了共同體的利益被徵召承擔最繁重的任務；要讓生活在一塊領土之上的所有人都積極關注這塊土地的安全和統一；要從共御外侮的集體責任中尋找社會生活的基石——這就意味著，不僅在軍事體制上，而且在政治和道德體系上都需要進行激進的改革。換言之，要達到這些目標，就必須躍出當代歷史之外，躍出這個馬基雅維裡在自己整個政治理論的構建中都為之上下求索的時代。
但他對此視而不見。在為政府的實踐活動操心時，他一方面向心懷不滿的公社提出各種建議，一方面將國民軍視為祖國的支柱，然而行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使他沒能認識到，這兩者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係。作為「國民軍九人委員會」的秘書，他首肯了國家的切割和深深的分裂，也認可了村莊和村莊之間、以及整個鄉村和母城之間的彼此不信任。[184]但這並非全部。即使在後來，當他從原本的實踐計劃退守到了理論形式之中，他也沒有意識到，從軍事體制直至整個政治機制，自己為之帶來了多麼重大的革命。
他會深入思考「以誓言約束士兵」（swearing-in soldiers）的合適方法；[185]也會努力研究，哪種宗教能夠讓人們平靜地面對死亡。但同時，他把新的君主國建立在了自身軍隊的基礎之上，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軍隊」正是其政治構想中最招致非議也最無可救藥的矛盾所在。他始終沒有看清：若要讓士兵們誠心發誓，宗教的存在就不可或缺——但他未曾向他們提供；若要讓士兵們甘願犧牲，就必須要創造一種（至少是宗教上的）社會意識，以及一種政治情感，後者的源泉在於，不管以多麼模糊的方式，人們至少能意識到，統治者與屬民在感情上血肉相連、密不可分。[186]
他沒有問一問自己，對於一個領土廣袤、實力強大的國家而言，建立一支公民組成的軍隊是否真的符合統治者的利益——要將它訓練到足以有效抵擋強勁的外國僱傭軍衝擊的程度，需要耗費長久的歲月，這種醫治國家的藥方，其有效性特別是時效性很值得懷疑；他也沒有考慮過，大權獨攬的國家首腦將武器交到臣民手中是否合適——後者在很多情況下都會用這武器將他驅逐出宮邸。
當馬基雅維裡的思想遇上了這樣的拐點，當他面臨著這種深刻的精神危機，能幫助他脫離困境的或許不是希望，而是更強的判斷能力；此時，他駐足於半途，繼續逗留在問題的細節中。他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技術性的分析，卻沒有認識到這與國家整體政制之間的關聯。
Peter Whitehorne's 1573 translation of
The Art of War
在君主國的構建中，他完全沒有將人民看作創造性的力量，但隨後，在需要人民的道德支持時，他又重新召喚他們。這樣的國家，其整體框架與新建的地基並非同種材料構成，彼此也很不相容。但馬基雅維裡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以一種令人感佩的固執勉力支撐起一座大廈，然而一旦狂風襲來，它就註定倒塌。
這種矛盾無法避免，因為它蘊於本質之中；因為從根本上說，馬基雅維裡想要建立一支國民軍，是由於他發現，義大利災難的根源在於其軍事的腐敗：一旦治癒此疾，萬事便重歸有序。因此，他將注意力只集中在這一療法本身，而忽略了其他一切因素，他既不關心：作為此療法應用對象的那些材料會因此產生怎樣的深刻變化；也未考慮：為了承受治療，機體組織還需要具有多大的精力。
但這也是無法避免的，因為當馬基雅維裡要求將武裝交付給城鎮自身的居民時，他就又一次變成了城市主義者，成為了自由公社時期舊資產階級的後裔。現在，他不再是一個預言未來的先知，而僅僅是一個落伍的鼓吹者，為本應壽終正寢的舊時代搖旗吶喊。[187]他沒有意識到，觸動自己的是怎樣的感情，他自認為正在傳播一種新的救贖教義，實際上只是在重複那些老舊的、流傳於災難時代的話語；[188]他自己都沒有察覺到，這樣做便又陷入了薩伏那洛拉得勢的歲月裡人們的思維習慣，是在有意無意地恢復那時的思想主題。[189]對羅馬共和國隆盛武功的長期研究使他信心更堅：我們又一次與作為佛羅倫斯公民的馬基雅維裡不期而遇，他與作為新君主指導者的馬基雅維裡自相矛盾。[190]
Villari, La storia di Gerolamo Savonarola e de'suoi tempi
要將武器交付給人民，就必得對人民有所信任，這種信任雖然模糊，卻比任何理論上的悲觀主義更加強大；但這樣的信任依然只是一種天真而朦朧的情感：馬基雅維裡尚不能釐清促使自己行動的思想動機，又無法從矛盾中脫身。如果說在他的著作中，《兵法》一書在思想上最接近於《論李維》，那麼單就《君主論》而言，正是關於新國家軍事制度的內容最能讓我們憶及作者對李維的偉大評論，然而，那也僅僅體現了《論李維》的部分思想，只是成就羅馬世界之力量的一個側面。當馬基雅維裡回到自己的時代、承擔起作為改革者的具體責任時，他相信自己正在做出新的、重要的貢獻，但未能將其發展至完備。個人的經驗能夠啟發他為政治重構規劃方案，但這仍局限在特定的領域之內；當個人的經驗一頭撞入文藝復興的世界時，它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將本應構成這個世界的一切主題注入其中。
馬基雅維裡無法克服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在此約束之下，他締造了自己的君主國，卻沒有意識到，艱辛的勞動只是一場空；無拘無束的激情點燃了他的狂熱，使他縱情漫遊在創造性的想像之中，卻無法準確衡量它的具體價值。《君主論》在理論上為義大利的歷史結局描繪了圖景、作出了概括，它也同樣沉醉在空幻的希望中：義大利的君主們已經將這種希望置之腦後。
但正是這一點賦予了這部小書某種特別的意義。我們在每一個階段，都能覺察到一種支撐必傾之大廈的絕望努力，一種建構空中花園的悲劇構想，也能體會到其中所釋放的感情——它最終為理論的分析注入深情，產生了宗教訓誡般的莊重。當我們凝視著這無與倫比的頭腦進行著令人敬佩的努力時，一種悲哀之情油然而生——這位思想家以熱切的信念試圖喚起義大利的救星，卻沒有意識到，要讓締造新國家的「材料」充滿能力只是徒勞，自己的創造力恰恰揭示了它的朽裂。[191]同時代的其他作品雖乍看起來更有誤導性，卻顯示出在那時的歐洲，新的生活正破土而出。[192]《君主論》則在想像力的豐富和戲劇性的強烈方面遠勝同儕，卻是一個輝煌的時代窮途末路、黯然消逝的見證。[193]
John Addington Symonds,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因而，《君主論》既是義大利兩百年歷史的濃縮總括，也是對它的批判譴責；觸動評論者心靈的，遠不該是所謂的反道德性，而應當是我們義大利文明的命運所遭逢的無邊苦難。[194]
（五）、「失去一切之後」（Post Res Perditas）[195]
馬基雅維裡理想的破滅：
《君主論》僅僅成為了詮釋歷史的準則
馬基雅維裡所呼喚的君主事實上並未到來。其實，在短短幾年之內就發生了一些新的事件，最終證明他在實踐上的判斷是錯誤的。
他曾寄希望於美第奇家族的偉大，然而這一夢想在對於烏爾比諾公國的爭奪中便破碎了，洛倫佐在此過程中實在表現不出一個政治改革者的氣質；[196]法國再次侵略倫巴第地區，結果米蘭公爵馬西米利亞諾·斯福爾扎又一次走為上計，由公爵降為平民，以避免軍事的困苦勞頓；萊奧十世疑心重重又冷淡漠然；原本應是《君主論》進獻對象的那個君主逝世了，他是美第奇家族成員中唯一與馬基雅維裡稱得上友好的一個；[197]最重要的是，統治者們的頭腦中每次構想出一個有力的方案，結果都莫名其妙地不了了之，就好像他們一直被遠方的異族夢魘纏身一樣。所有這一切都使馬基雅維裡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希望是多麼空虛貧乏。他與洛倫佐之間發生的故事明確地標誌著他所營造的新世界化為了泡影——這個君主愛他的獵犬更甚於這本充滿了往事之鑑的備忘錄。[198]
Giuliano de' Medici,
Portrait by Sandro Botticelli
馬基雅維裡並非沒有注意到這些警示。這並不是說他理解了其中真切的、本質的意義，若是如此，他就會猛然發現此前自己思維中的所有錯誤，就會超越自己思想裡的局限之處。他並沒有這樣做，而是繼續譴責僱傭軍和君主們，視之為義大利苦難的罪魁禍首；其實按他所想，展示在他眼前的那些新的歷史事件，正為他提供了新的理由，好進行更尖銳也更強烈的抨擊。[199]他的精神指向仍未改變。新的素材使他的經驗而更為豐富，過去時代的舊素材也開始與之融會貫通，但這並未使其思想的本質架構發生變化。
他只是發覺，現實與自己彼此不容，而沒有清楚地看到，這種對立中藏有何種深意。在他為《君主論》精耕細作之時，以及在此後不久，他都預見到，自己的聲音將無人傾聽；但他認為，責任在於人類的激情，也在於命運——命運使人盲目，讓他們聽不進有益的警言。[200]
但與此同時，充滿激情和自信的雄心壯志在痛苦的回憶中淡漠了。行動的呼喚弱化為怨念愁思，在過去的歲月中尋找存在的形象。從前，君主是詮釋現實事件的準則，[201]現在則轉變為一種理想，一種歷史類型；[202]如果說君主仍在馬基雅維裡的畫面中佔據主導地位，那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形象，蒼白而朦朧。
繼《君主論》之後的是《兵法》。這部著作的開頭有著平緩的節奏，顯示出某种放下一切的感覺，這種新的感覺使作者的思想陷入內省，也使之一時不太明晰；[203]而第七卷結尾處，在對義大利各國進行嚴厲抨擊之餘，又更是加入了一位自知已老、有心無力的人悲傷的自省。[204]隨後便是《卡斯特魯喬傳》（Vita di Castruccio），在《君主論》中，馬基雅維裡將一個統治者的形象矗立於未來，而在《卡斯特魯喬傳》中，他卻將這一形象轉送到了過去；但此處，一切信念已失：鴻圖霸業皆成一場空，思及於此，這個垂死之人終究徹悟，懷著憂鬱的慧心，他希望自己的繼承者掌握和平的藝術，要他們認識到，命運才是一切人類事物的最終裁決者[205]——這整段言辭的基調是絕望。而幾年之前，馬基雅維裡在宣揚自己的理論時，主題還是徵服四方的自豪和人類意志的力量！
維繫這三部著作的思想，在《君主論》中表現為一種波瀾壯闊的堅毅信念，在其餘兩部書中卻顯示為一種心灰意冷的平靜屈服，這種安寧也會被突發的暴怒所打斷，那正揭示出作者內心的苦悶是多麼沉重。從歷史事件的教訓中，馬基雅維裡學會了收斂想像，這種更為低調的思想反映在《曼陀羅花》的序幕中，又重現在《佛羅倫斯史》第一卷裡——在這部史書的開篇，馬基雅維裡以非同尋常的宏篇大論記敘了偉大的統治者提奧多裡克，而這位君主如今已無法激起內心的信念，只讓他空自遺憾。在對於歷史的追憶中，作者又回到了王權的主題上，因為信念和激情已不足以締造一個君主國了。
Imagined portrayal of Theodoric,
King of the Goths, by Félix Costello, 1635.
義大利的君主們比馬基雅維裡更為謹慎，他們沒有沉浸在任何過於高遠的夢想中，而是滿足於讓義大利半島平原上交戰的蠻族彼此維持均勢。同樣，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也更為謹慎。他的策略是：零敲碎打地時而提出些建議，力求避免讓自己交上厄運。
此人是真正的貴族，又是貴族的後裔，因而他是一個天生的外交家，而不像馬基雅維裡，是機緣使然。據同時代人所言，他高傲而保守，甚至有些卑鄙。[207]若有任何話語或姿態會讓他在大人物那裡名聲不佳，他都要儘量避免。他的談話和他的微笑一樣，都有禮有節——他當然不會在裡恰這樣的女人屋子裡賴著不走，盡提些無用而多餘的建議。[208]甚至可以說，許多代人的特徵都濃縮在這個聰明絕倫又難以對付的人身上：他的祖先每日沉浸在銀行事務裡，已將自身才智打磨精煉到非常地步，通過在外交活動中縱橫捭闔，他們的思維更是變得機敏異常，我們似乎可以見到，祖先的思想在圭恰迪尼的頭腦中又脫胎換骨，達到了無與倫比的完美程度。
他的思想具有卓越的平衡感，他的判斷則極端冷靜。《義大利史》（Storia d』Italia）的某些章節和《回憶錄》（Ricordi）[209]的不少段落，都在對人物的分析上體現出一種無人能及的沉靜客觀。但他的局限之處在於，對所有時代的一切事務，都通過一個外交官的眼睛去觀察。如果說，在馬基雅維裡這裡，晚近的歷史幾乎都被濃縮在政治和軍事框架中，那麼圭恰迪尼先生的角度則更為狹隘：對歷史的詮釋僅僅成為了對個人技藝的反思，純粹變成了其頭腦的創造物——這個頭腦知道如何能實現自我控制，如何巧妙地達到目標。我們只是偶爾才能看到一幅全景，而即便如此，由於圭恰迪尼固執地追求清晰簡明，他也只是專注於統治者的形象。[210]馬基雅維裡具有強大的想像力，他能夠以此復興宏偉鬥爭的理念，直指義大利的解放和強大國家的建立。圭恰迪尼則繼續平靜地生活在15世紀末期的知識分子氛圍中。他唯一關注的，是如何以自己敏銳的頭腦重構當代歷史，而這只是出於一種學者的求知慾望，想要好好理清織就歷史事件的各種脈絡線索。他也並未夢想開創新的天地、創造新的事物，因為他缺少一種原初的動力：一種充滿了強烈的內在情感、能夠被轉化為信念和行動的意識。我們會看到，馬基雅維裡將義大利歷史的結局加以概括和放大，為一種新的思想視野奠定了最初的根基，而圭恰迪尼卻僅僅體現著優雅絢麗的文藝復興風格，在自己的論著中將其展現得盡善盡美，卻並不關注是否能更具前瞻性。他無疑是時代的真正代表——這個時代的特徵恰如他本人，平靜中隱約滲透著些許痛苦。當然，他也預見了某些新的東西，但即使是對於自己所預言的新社會，他也全然以不溫不火、稍顯冰冷的方式沉著地加以描繪。圭恰迪尼的思想謹慎而機敏，正如他的風格，準確、流暢而清晰，他的思想已然具備後來佛羅倫斯大公國的特徵：井井有條、單調劃一。[211]
Statue of Guicciardini in the Uffizi, Florence
顯然，要讓秉性和習慣都如此不同的兩個人彼此相契並非易事。的確，他們之間並不具有親密的情感——就其本質而言，這首先應當是思想和意識上的志趣相投。兩人的往來信件就清楚地反映了這一點，尤其是在早期，馬基雅維裡顯得保守而猶豫，他不太像平常那樣大談政治偉業，而是談論較為低微之事，談論那些日常生活中具體而短暫的場景和那些關乎眼前利益的問題。在與韋託裡的通信中，他常常寫下自己的希望和宏偉的計劃，這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對義大利事務的持續評論；[212]在與圭恰迪尼的通信裡，對於歷史事件的這種解讀則非常罕見。兩人的通信只有在1525和1526年才較多地涉及政治問題，這也是現實的必要性使然；但即便如此，相比於同自己的朋友、駐萊奧十世教廷大使之間的通信，[213]馬基雅維裡在與圭恰迪尼談論政治問題時仍顯得更為克制和謹慎，也更少涉及普遍性的問題。兩人的對話幾乎總是離不開玩笑戲謔、關於日常生活雞毛蒜皮的俏皮話、對《曼陀羅花》的討論，[214]還有圭恰迪尼先生的重要問題：他女兒們的婚姻大事。[215]
這位神聖羅馬教廷的將校[216]時常以其平穩、準確、冷靜的貴族作派，彬彬有禮地耍弄自己的朋友，要求他將卡爾皮修士的共和國[217]也放在自己的理論考慮範圍之內，將後者比作「你那些模式中的一種」。[218]但馬基雅維裡在回信中只是簡短地、玩笑般地提到此事，並沒有特意為自己辯護，如果他是在與韋託裡通信就不會這樣。[219]
馬基雅維裡那突然爆發的激情有違外交官高貴沉著的形象，也有擾以極大智慧所修得的鎮定；壓倒一切的想像力讓他以新的、從未見過的方式處置事物；他對義大利拯救者的出現抱有強烈的信念——作為克萊門特七世的幕僚，圭恰迪尼具有客觀而和諧的思想，具備風雲變幻的外交博弈中所需的一切穩重和沉靜，馬基雅維裡的上述一切特質都必然使他驚訝，與他不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令他震動。與此同時，面對著圭恰迪尼這種隱匿任何情感衝動的沉著平和，馬基雅維裡也必定會感到些許的不適。
於是他有了一種不受信任甚至遭受懷疑的感覺。通常這只會在他慣有的戲謔、謙卑的風格中稍現痕跡；然而這種感覺在內心深處相當強烈，甚至讓馬基雅維裡誠惶誠恐，他因而極為恭順地稱呼他「總管閣下」，[220]直到圭恰迪尼告訴他不要再使用這些空銜虛名。[221]
圭恰迪尼認為，義大利之前的幸運是由於不存在一個王國，他由此全力支持義大利聯盟（Italic foederatio）和均勢的想法，他這樣的人又如何能理解馬基雅維裡英雄般壯闊的激情和對於強大國家悲劇性的信念？[222]當圭恰迪尼先生閱讀《君主論》時，他或許從心底裡想要他的這位朋友先弄清事實再加以討論，就像有一次他曾建議馬基雅維裡仔細反思一下羅慕路斯的故事；[223]當他思考這個「總是對非同尋常、激進猛烈的藥方太過欣喜」[224]的人所提出的計劃時，必定有一絲含著諷刺的微笑浮現在他那稜角分明的冷峻臉龐上。
兩人之間的差異是極為深刻的，這不僅體現在思想上，也體現在心理上。在分析時代的災難時，圭恰迪尼引為憾事的是他不懂得跳舞、不能優雅地掌握體育技能，因為這些都是一個完美政治家的相宜之物；[225]而即便在其喜劇的序幕裡，馬基雅維裡也沉浸於哀思遺恨之中，雖屢屢失望，曾經的信念仍無法盡忘。前者認為，既然不能將蠻族驅逐出義大利，那麼至少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成雙，如此倒也不無益處，因為各個城市還能存活下來、保其所有；[226]後者則著眼於無法實現的協議和同盟，其目的只是驅除韃虜。兩人之間在情感和抱負上都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因而他們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相符、盡皆一致。
在其他方面，兩人不乏相似之處。例如，他們都能夠抓住變化多端的思想和感情，並對它們進行詳盡透徹的分析。馬基雅維裡從此出發，轉而尋求普遍性的準則——雖然只是人類社會的規律；但在圭恰迪尼這裡，這樣的分析卻變成了一種機敏而堂皇的諷刺，平靜地留存在自身的一切細節之中，當作者微睜著灰色的眼睛，深邃的目光中流露出一抹若有若無的微笑，我們便能看見它在這微笑中閃動。面對著當時的生活，兩人也都同樣地憤世嫉俗。[227]但馬基雅維裡的憤世催生了一種新的信念，仍不脫哀思遺恨的外殼；而圭恰迪尼卻總想對亂其心者眼不見為淨，在這種沉著謹慎的思想之中，他的憤世情懷雖有所顯現，卻漸趨平靜。
Ricordi politici e civili
因此，不論這位偉大的同胞對自己表現得多麼尊重，[228]馬基雅維裡總是避免與他產生過於緊密的關係；他對圭恰迪尼的感情也沒有熱烈到如此程度，能讓自己與這位朋友在思想上完全趨同。[229]他只是繼續構建自己的夢想，用希望將它們點燃，直到看著這些夢想在眼前破滅。
（六）、《君主論》的生命力
儘管馬基雅維裡在思想上的創造物毀滅了，但其中卻有某些意義重大、富有活力的東西留存下來，不論他在細節上有多少謬誤，也不論他的想像是多麼空幻，這些東西都賦予了《君主論》繁盛的生命力。這部小小的著作，本應先遭遇毀滅的命運和世人的譴責，然後在歷史事件中證明其價值（這也是作者最直接的目的），但它並未消失在那吞噬了往昔一切已逝之物的溟濛迷霧中，而是註定要吸引後來者的注意，並隨著時間的流逝日益顯現出自己的重要性。
實話實說，馬基雅維裡所提出的主旨，本身並不會必然地在人們心中引起共鳴；他的寫作意圖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即渴求義大利不再成為蠻族的競技場，如果說這構成了他那孤獨冥思中最為強烈且真正充滿激情的動機，那麼這一主題即便能反覆再現，[230]也必定會在道德教訓面前相形見絀，甚至黯然失色——這種道德教訓具體表現為歐洲的價值觀，它在《君主論》中即可見到。馬基雅維裡所以有身後之名，關鍵在於他作為思想家所提出的偉大論斷——他清楚地認識到：「置於道德上的善惡判斷之外」[231]的政治活動具有自主性和必然性——這是他對人類思想史所作出的真正和本質的貢獻。他從而排斥了中世紀的「統一性」（unity）觀念，成為現代思想的先驅。
然而，在馬基雅維裡逝世之後的相當一段時期內，這個具有豐富精神內涵的主題並未得到復興、發展和完善。同所有變革時代一樣，這一時期的思想與感情也充滿了搖擺不定，在此期間，這個主題只是個空洞的標誌，圍繞著它的多是些酸澀無果的爭論，從中無法產生任何新的、具體的東西。
Croce, Elementi di Politica
但它依然存在；儘管幾乎不為人知，也無法完全顯示其理論力量，它畢竟支撐著這部著作的歷史價值，並通過自身的彰顯，讓此書對於歐洲的意義展現在世人眼前。
馬基雅維裡全盤接受並肯定了政治鬥爭；在他眼中，一切行動準則都必須根源於「國家理由」，即根源於對歷史時機和建構力量的準確衡量——君主應當利用這時機和力量來實現自己的目標；他還主張，統治者的行動只能受限於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因此，他為絕對主義政府鋪就了道路，在理論上，這樣的政府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對外政策中都完全不受任何約束。
如果說，對政治自主性的認知使得上述情況不再是空想，那麼它的實現則反過來還有賴於馬基雅維裡的一種特殊觀念：國家等同於政府，甚至等同於其個人首腦。[232]這就是為什麼，他在《君主論》中將目光完全鎖定在了個人的形象上：這個人駕馭著政府，從而將整個公共生活集於自己一身。馬基雅維裡的思想原則要獲得成功和輝煌，就在根本上離不開上述這種觀念——它直接來自於作者掌握得爐火純青的歷史經驗，關鍵之處是中央政府能夠持續地進行努力。
這是基督教世界的歷史中空前絕後的時刻。政治理論家們的思想不再受到天主教教條的束縛。個人意識的反抗尚未從其他角度威脅到國家的結構。整個道德世界即使沒有沒落，至少也退居暗處，但也沒有新的東西能立即取而代之，重新激發對宗教信仰熱情；因此，政治思想在自我表達的同時，不會被人們與其他種類的思維形式相混淆。在這個時代，集權國家正從中世紀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廢墟中成形，一切鬥爭武器都必須被交到那些仍在與封建主義和個體主義勢力作戰的人手裡。簡而言之，在這個時代中，政治行動的自由和偉大以及中央政府的力量和權威，都必須得到明確的肯定。設非如此，便無法將舊時代的痕跡一掃而空，便無法為未來的社會制定準則，讓它以此為武器在面對著新舊分裂因素之時能保證統一國家的存活。
Giornale storico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這是馬基雅維裡的偉大成就：這位在歐洲兩百年的歷史中被稱讚又被憎恨、受追隨又受反對的人，由此成為了政治與政府的正宗代表；人們的目光都注視著他，因為只有他，一個內爭不斷的城市中貧窮可憐、滿臉倦容的公民，用那已成絕響的滔滔雄辯向世人宣告：主權政府若要贏得勝利，就必須掌握哪些武器。
要達到這樣的結果，馬基雅維裡就必須只關注控制國家神經中樞的人物，除此以外無視他者；就必須捨棄其他一切道德、一切政治體系；[233]就必須專注於一種體系，為它透徹清晰地進行思考，為它注入全部的意志力量。為了充分認識到政治活動的價值和自主性，[234]並在這一堅實的理論基礎上考察歐洲歷史，進而確定那塑造了歷史的基本原則——假以時日，它也必將激發新的歷史活動——作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走極端、求片面。他需要將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中央權力即政府的身上，而政府又必得精煉為某一相當具體的個人形象。如此一來，後者的活動過程就極為清晰可辨，只有這樣，他在周遭的衝突中才能巋然屹立。《君主論》所創造的形象及其在實踐中的無力都源自於馬基雅維裡在評判歷史時的錯誤和缺陷，然而所有這些錯誤和缺陷現在卻滋養了這部著作無盡的生命力：[235]如果馬基雅維裡以真正的批判精神來評價他那個時代的歷史事件，就不會動筆寫下此書。相反，他的評論只有充滿了混亂和誤解、包含著一系列錯誤，這位創造者才能展示出自己的才能；他掌握了義大利兩百年的歷史，並以自己的方式加以鍛造，將其組建合成為一件大師之作。彼時，他只願作出觀察和判斷，心懷著平靜的好奇；此刻，他希望創造新的事物，充滿著熱烈豪放的激情。馬基雅維裡若是一位敏銳而深刻的歷史學家，就僅僅會寫出一部傑作；而事實上他是個相當拙劣的歷史學家，於是便成為了舉世皆知的人物。[236]
顯然，《君主論》對於歐洲的重大意義與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繫。隨著國家的內部統一最終得以完成和鞏固，政治生活的結構產生了緩慢的變化，其重心也同樣緩慢地發生轉移，於是，《君主論》的歷史價值開始削弱，最終在這一意義上不再對近代世界有所教益。相反，這部作品逐漸脫離了它的直接應用範圍，開始充分展現出作為一種思想論斷的恆久價值。於是，馬基雅維裡在一種新的、更為豐滿的形象下具有了世界性的影響，直到現在仍是如此；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君主論》之所以被人所重視，是因為它提綱挈領地概括了歐洲政治生活的變革——馬基雅維裡的思想在當時仍公開或隱秘地主導著這種政治生活，而將其思想付諸實踐的正是那些意欲反對他的人。[237]
Paruta, Discorsi Politici
義大利在不得不屈服於外來統治之前曾經有過偉大的歷史，馬基雅維裡的著作在格言般的樸素話語中鮮活地保存了她的事跡。領主和君主們壯志未酬，他們被更為富有、更為強大、更為精通戰爭和政治技藝的勢力所打敗，不得不黯然退場，或是遠遁他方，或是心灰意冷，將義大利生活的主導權拱手他讓。然而在百年間所進行的兩次努力中，他們卻創造了某些註定不會消亡的東西——即使那要在另一個國家才得以完全、成功地實現。智慧與統治能力使他們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力量；清晰準確的政治眼光使他們至少在自己的統治範圍內採取了積極的集權政策；他們還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以保證最高政權具有絕對的領導地位，並將國家的各種要素聚合在一起——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一種民政智慧和政治能力的傳統，它註定會延續傳承，即便要借他人之手發揚光大。[238]
這便是西歐走過的道路。馬基雅維裡在寥寥數頁中掌握和概括了義大利的傳統，這是後者的唯一幸事，它由此而成為歐洲的範本。馬基雅維裡在他的著作中，以極大的篇幅揭示了一個緩慢、漸進、甚少安寧的歷史過程裡一切事物的最終結局，這個歷史過程總是在此起彼伏的各類事件中、在要求君主們不斷採取政治行動的各種環境下，靈活而又聰明地向前發展著。矛盾已被消滅，延遲和猶豫的時刻也一去不復返，政治家們不再慢慢吞吞、謹慎小心，他們目光如炬、洞燭機先，對一切力量和一切目標都了如指掌。[239]這一歷史發展過程的各個方面有時甚至彼此顯得毫無關聯，馬基雅維裡卻明白無誤地將它在理論上精確地闡釋出來。
顯然，義大利歷史缺少某些東西，尤其在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時更是如此。義大利的君主們為絕對權力所築下的根基遠遠不夠，它應該建立在政治、社會和思想方面更寬廣和更深刻的基礎之上，這不僅是有可能的，也是必須的。結果，那些實現自身偉大和統一（而非徒具其貌）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力量，《君主論》中所浮現出來的國家都未曾具備。而那種深具基礎的中央政權，卻能夠並且也的確在歐洲歷史中有著不一樣的發展軌跡，在世界上遍地開花。[240]
因此，隨著上述特徵——這些義大利歷史和馬基雅維裡思想中所不具備的特徵——的發展，絕對主義政府也在改變著自身的面貌。但這一問題的主線仍可以在《君主論》中找到；因而，這部著作自然會陷入了極為尖銳的爭論之中，也成為了各民族統治者的「《古蘭經》」。
隨後，馬基雅維裡著作的第二春趨於終結；今天，從這一角度而言，他已是過去之人。19世紀和20世紀的歐洲歷史問題不再是16世紀歐洲的那些問題。[241]然而，若撇開這些特定的束縛，也擺脫與人類事務具體進程的一切關聯，馬基雅維裡作為思想家的光芒只增不減，我們應當深深地認識到他的偉大地位。
不過，另有一種或許僅與義大利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因素，它使《君主論》與眾不同，讓我們不免帶著某種模糊而私密的感情重讀此書。
馬基雅維裡一再重申公開抵抗的重要性，那要求思想嚴正、良知無染；他譴責慵懶、安逸和「精緻格調」，與之相對應的則是勤奮、冒險和不斷鬥爭；他還將負有明確而艱苦責任的生活轉化為了信念與激情——所有這一切都體現出一種深刻性和苦行性，足以垂範義大利人的生活。[242]
Portrait of Baldassare Castiglione by Raphael
提到文藝復興，人們已太多地想起本博的對話討論、卡斯蒂廖內的溫雅丰神、[243]阿廖斯託的優美和諧，以及圭恰迪尼那帶上幾分恃才傲物的智慧悟性。馬基雅維裡卻嚴厲、尖刻、自閉、無視文學、不願審慎，與他們的世界格格不入。眼中見到的是怯懦的君主——他將他們責打；周圍所見儘是良知淪喪之人——他將自己的信念表白，而那已不再是宗教上的信念；在那些被自身的冷靜所凍結的外交官之間踽踽獨行——他展現自己的激情；與圭恰迪尼相遇——後者指出了他的錯誤，他則繼續前進，仍舊陷入這錯誤之中，只為了伸張自己思維的力量。他所強調的內容具有驚人的戲劇性，他的語言和風格則熱烈活潑，這樣的特徵與其強烈的戲劇張力自相匹配，與那躍然而出、擲地有聲的告誡教訓也相得益彰。
Tiziano, Ritratto di Pietro Bembo
此刻，我們第一次看到了對個人進行的改革；對政治行動的呼喚壓倒了其他所有人間和宗教的聲音，正是在其中，有著一種痛苦而悲哀的偉大——國家完全可以要求那些意欲掌控她的人：犧牲一切激情，絕對放棄其他任何感情。必須要有人為了信念而捨棄靈魂，不論那是何種信念。
我們行動的重要意義在於其苦行性和戲劇性，正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作為義大利文藝復興的代表，馬基雅維裡體現出他是多麼偉大的人物。
（本文注釋見《陳玉聃|馬基雅維裡與文藝復興注釋》）
陳玉聃，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復旦大學仲英青年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思想史（古希臘、文藝復興、中西比較）和國際關係的文化透視（音樂、文學、武術、飲食）。發表論文《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兩種路徑:觀念史與考古學》《詩與思:國際關係研究的思想文化透視》《國際政治的文學透視:以莎士比亞<亨利五世>為例》等，專著有《人性、戰爭與正義：從國際關係思想史角度對修昔底德的研究》、譯著《馬基雅維裡與文藝復興》等。
《人性、戰爭與正義：
從國際關係思想史角度對修昔底德的研究》
陳玉聃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
ISBN：9787208110366
文章原創|版權所有|轉發請註明出處
責任編輯：龔世琳
本期編輯：孫雯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