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袍哥組織
對於「袍哥」這個名稱，歷來說法不一。
讀書人說，他是根據《詩經》上「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的含義來的。這當然是讀書人好拉遠古，不足為據。而袍哥們自己說是根據《三國演義.》來的：關二爺被逼投降曹操後，曹操獎與其許多金銀財帛，他一概不收，只受了一件錦袍。平時很少穿它，有事穿上，卻要把舊袍罩在外面。曹操問他原因，關二爺說：「舊袍是我大哥玄德賜的，受了丞相的新袍，不敢忘了我大哥的舊袍啊！」所以這個袍哥組織，老名稱又叫「漢留」，含義就是從漢朝遺留下來的精神氣節，源遠流長地傳到明末清初。明末清初的文學誌士顧炎武、王船山、曾耀祖等人，暗中聯合志同道合的漢族人，搞民間秘密組織，以「反清復明」為口號。這種民間組織，一直深入社會下層，蘊藏著一股潛在的力量。
1634年，清朝取代了明朝的政權以後，對漢族採取武力鎮壓手段，引起了漢族民眾的反抗，民間打起「反清復明」的旗號，各省各地的組織名稱五花八門，其中規模最大的要算「天地會」。後來，天地會中又分出一股叫「哥老會」。清朝道光、同治以後，哥老會逐漸流入四川。在四川，這種組織便通稱為「袍哥」。
這樣看來，四川的袍哥組織應該是起泊於明末清初，發展於清朝末年，泛濫於民國時代，這樣的說法是比較可靠的。
一
清末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在孫中山「同盟會」策劃下，爆發了「保路運動」，全省各地紛紛組織保路「同志會」，進而發展為反清武裝力量——「同志軍」。這實質上是利用各地袍哥組織作骨幹，導引農民起來推翻清朝政權。《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曾載文，敘述辛亥革命前夕，同盟會在全國各地和會黨聯繫日益密切，孫中山在日本招納熊克武、但懋辛、餘英、張石祥等人面授機宜，熊克武等人也認為四川袍哥勢力強大，散布的地區也很廣，同盟會領導各地袍哥勢力，搞推翻滿清的革命工作非常有利。孫中山和餘英接洽以後，逐漸器重，遂委他為「西南大都督」，並派熊克武、謝奉琦等人一同回川，共策行事。
大量的下層群眾蜂擁參加袍哥組織以後，又漸漸影響到士紳富賈們相率效尤，藉此保家。這樣一來，到1911年前後，四川的袍哥組織，更加深入各州府、縣的城鎮鄉村，到處都在「開山、立堂」。當時民間流行兩句口語：「明末無白丁，清末無倥子*」。
同盟會在全川各地煽動保路風潮，發動大規模起義，就是以農民為主。利用袍哥組織為先導。成都附近縣份中，搞得最出色的有廣漢的侯橘園、侯國治，新津的侯寶齋，溫江的吳慶照——「吳二大王」，崇州的孫澤沛，灌縣——今都江堰市的張捷先等人，都是以袍哥「舵把子」的身份，作同志軍首領，帶兵圍攻成都，號稱十萬餘眾。
起義軍聲勢浩大，戰火蔓延全川各州縣，加速了清政權的徹底崩潰。成都光復後，由於都督蒲殿俊缺乏創業執政的本領，被趙爾豐乘機製造「兵變」，希圖復闢。地方另推尹昌衡作都督。而尹昌衡好大喜功，掌握政權以後，由於缺乏政治認識和領導才能，錯誤地認為袍哥力量瀰漫全社會，抓著袍哥力量就可以穩定政權，因此還曾經鬧過不少笑話。
下篇再接著說成都袍哥一些事。
成都的袍哥組織 （2）
二、
接著上篇說成都「袍哥」及其組織形式。
1911年10月，隨著武昌起義成功，「大漢四川軍政府」宣告成立。
據王佑瑜在《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前後見聞》上記載：尹昌衡高居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之後，公開提倡哥老會組織，在都督府大門上，掛出一個「大漢公」的招牌來，自封為大漢公的「舵把子」。在他登臺的幾天內，他天天都要到成都各街的「公口、碼頭」拜客，各公口、碼頭都為他掛紅敬酒。他每出去一次，必披一身的紅綢或紅布回來，堆在床上之後，便又去拜客。如是往返拜客披紅，以致都督府急待處理的公事，也找不到人划行。周俊就任軍政府軍政部長後，在軍政部門口也掛出一個「大陸公」的招牌來……
這時期，全城公口林立，並出現不少奇裝異服，背刀掛彩，頭上挽個「英雄髻」，腳上穿著泡花草鞋的人物，這些都是照戲臺上的演員打扮的。各地袍哥組織，也紛紛響應成都。就在這段時間，滇、黔、湘三省軍政府，曾聯名通電詆斥成都軍政府為「袍哥政府」，表示不予承認。尹昌衡見到外面風聲不好，才下令取締哥老會。於是，成都市面上二百多個公口招牌一律都收拾起來了。
但表面上收招牌，實際上暗地裡仍然在繼續發展。
三、
成都地區的袍哥組織，其形式與全省其他縣市相類似，是橫行組織。即所謂「兄弟道」，以「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信條。聯絡的聚點，最初叫「山頭」「香堂」，隨著參加的會眾日益增多，才由山頭、香堂改為「碼頭」，又叫「公口」「社」。碼頭要分五個堂口：「仁」、「義」、「禮」、「智」、「信」——又稱為「威」、「德」、「福」、「智」「宣」。五個堂口是五類性質的人參加：仁字旗是當時社會上有面子、有地位的人物；義字旗是有錢的紳士商家；禮字旗是小手工業勞動無產者……有幾句概括特徵的口頭語是這樣的：「仁字講頂子，義字講銀子，禮字講刀子」。其他地區也有類似的口頭語：「仁字旗土庶紳商，義字旗賈賣客商，禮字旗耍刀弄槍」。
至於「智」、「信」兩堂的人，都是當時社會中「最低級」的體力勞動者。不過其組織辦法中，有些莫名其妙、亂七八糟的規定，如舊社會被認為操下等職業的娼妓、燒水煙、修腳匠、擦背、理髮、男藝人演女角等類人，都規定不能參加袍哥；還有搞盜竊的，妻子亂搞男女關係的，母親再嫁的，也都受到鄙視，不能參加袍哥。但是，搶劫財物的土匪流氓，卻又可以參加，他們自圓其說是「搶劫對象是貪官汙吏」——殺富濟貧，民間說法叫「渾水袍哥」。
每一個堂口的組成份子分為十排。頭排首腦人物稱為「大爺」——又叫舵把子——意思是行船掌舵之人。大爺中除了「龍頭大爺」或「坐堂大爺」之外，還有專司賞罰的「執法大爺」，另外還有些不管事的「閒大爺」；二排是一個人，稱為「聖賢二爺」，這是大家推舉出來的為人正直、重義守信的人，隱譽為桃園結義的「關聖人」，但這個人一般是在碼頭上不起作用的老好人——「聖賢」與「剩閒」諧音嘛；三排中有一位「當家三爺」，專管內部人事和財務收支，尤其在開香堂時，負責安排規劃各類事務。這是一個全碼頭的重心人物；五排稱「管事五爺」，分「內管事」「紅旗管事」「幫辦管事」「閒管事」，「閒管事」也叫「黑旗管事」，必須熟悉袍哥中的規範禮節、江湖術語，辦會時，由他掌管禮儀，唱名排座和轉達舵把子的吩咐。「紅旗管事」專管外交，負責接待三山五嶽、南北哥弟。在聯絡交往中，要做到來有接，去有送，任務相當繁複。袍哥中有兩句流行口語：「內事不明問當家，外事不明問管事」。
五排以下，還有六排的「巡風六爺」，在辦會期間或開設香堂時，他專司放哨巡風，偵查官府動靜，負有通風報信的專責。八、九排的人，平時專給碼頭上各位拜兄跑腿辦雜事；一到開設香堂的會期，他們最為忙碌，聽從當家三爺的支配提調。全碼頭就靠這些人上下跑跳。十排又稱「老么」，老么還要分「大老么」、「小老么」——大爺、三爺的兒子，又稱為「鳳尾老么」。從一排起到十排止，總稱為「一條龍」。
在成都，一般碼頭都稱「公」和「社」，社還要分「總社」和「分社」。各地袍哥都不設「四排」和「七排」，據說其中有一段淵源：
康熙年間，鄭成功派部將陳近南在四川雅州——今雅安市開山立堂時，有四排方良賓背盟叛約，暗中向建昌鎮告密。鎮臺馬賡廋率兵圍捕，陳近南改裝逃走。後來又有胡四、李七背棄盟約，密告官府，出賣弟兄，被本山頭派人誅殺。他們這種叛賣行為，一直為袍哥所不容，從此便沒有人操四排和七排了。
下篇介紹袍哥的活動和分支情況。
成都的袍哥組織 （3）
四、
接著上篇說成都袍哥的故事。
哥老會雖是以「講豪俠、重義氣、解衣推食、急人之急」相號召，又以舊禮教的「五倫八得」為信條，但是由於封建意識惡性膨脹，一部分人的逐漸變質，結果演變形成了兩種不同的袍哥，即所謂「清水袍哥」和「渾水袍哥」。
在清水袍哥中，又要分「金帶皮」和「下九流」。金帶皮的含義是：金代表有錢，皮是面子，這有面子的有錢人叫金帶皮袍哥。這些人利用自己的權勢，能夠「一步登天當大爺」。至於那些測字、算命、跑堂、道士、兵卒等被視為是下賤行業的人，只能被列在「智」「信」兩堂，所以就叫做下九流袍哥。
渾水袍哥的組織和清水袍哥一樣，只是稱謂上有些不同。清水袍哥的頭頭稱「舵把子」或「社長」，渾水袍哥習慣叫頭頭為「老搖」——搖舵的意思。比「老搖」低一級的叫「邊棚老闆」、「管事」。社會上一般稱渾水袍哥為「跳灘匠」。
五、
袍哥每年有幾次會期，最慎重的一次就是農曆五月十三的「單刀會」，相傳是三國時關雲長單刀赴會的日子。這一天，大小碼頭、公口都要隆重舉辦盛會，張燈結彩，大排香案，歡宴會眾，廣納賓朋。初次參加袍哥的人，必須具備「身家清。己事明」兩個條件，才能由引進拜兄引入會場，參見恩拜四兄——恩兄、承兄、保舉、引進，接受「栽培」，確定「排行」，然後才可以稱兄道弟，成為正式的袍哥。原先入夥的袍哥，也要在這次會上論功行賞，辦理「提升」。
其他的集會有：正月要辦「春臺酒」，臘月要要辦「團員會」，以及不定期的「迎賓會」。在會期中，除了相互拜望，除了大吃大喝，打賭大抽（鴉片）之外，還要藉此機會解決仇怨糾紛，由頭面人物出來、評判是非——「撈梁子」。
在成都，袍哥的碼頭絕大多數是在茶館裡，有些茶館就是碼頭開設的，在門口上正式掛出「××公」或「××社」的招牌。茶館作為袍哥的活動中心和聯絡站，經常由紅旗大管事坐堂負責。
袍哥中還規定有十八條罪行，如：不孝父母罪、不敬長上罪、毆打親屬罪、調戲婦女罪……等等，犯了以後要受到「剽刀」、「碰釘」、「三刀六個眼」、「自己挖坑自己埋」、「掛黑牌」、「連根拔」、「降級」……等等懲處。在袍哥的經典書籍《海底》中還規定有「十條」、「十款」、「十要」、「十禁」、「五倫」、「八德」、「九章」，文字通俗，詳盡有序。而事實上，所有這些規定條款，在成都的袍哥組織中往往說的多，執行得少。
六、
關於袍哥組織的經濟來源，據範紹增在全國文史資料第84集《回憶我在四川袍哥中的組織活動》一文中說：「……錢的來源，主要的有以下幾個：一是嗨袍哥時繳的基金或有錢袍哥的投資，二是拜碼頭、開茶館的收入，三是大擺賭博、抽頭吃利，四是經營煙毒、囤積糧食油脂等霸市所得，五是販賣槍枝彈藥武器等。」
後來還產生一種「保煙幫」，專門為到山區購辦鴉片煙土的幫夥保鏢，安全通過關卡、到達目的地後，收取貨價20%或30％的保鏢費。範紹增說的這些，都是一般來源，各地區袍哥組織的情況不同，手段千奇百怪，無法詳述。但有的組織或明或暗接受特務機構、軍隊、政府津貼，或掛出軍、政某部門的招牌，公開收稅催捐，中飽私囊，在民國後期往往是袍哥組織顯而易見的吃錢勾當。
成都的袍哥組織 （4）
七、
前面說到了成都袍哥組織的發展歷史和大致情況，今天把新中國成立前，成都袍哥中最歪最惡最可恨的徐子昌、冷開泰兩人作一個專項介紹，使大家有一個比較實際直觀的了解。
成都袍哥大、小公口、碼頭，十幾年來發展有千個以上，除了「孫、吳、丁、張」和「馬、袁、江、湯」之外，更為出名的有能通長江一帶青、紅兩幫的冷開泰，有名震川南的鄧叔才，有北路關火的馬崑山，有倒插野雞翎子的龔謂德，還有八方都擺得平的陳俊珊……不勝枚舉。這些人的作用和「毒氣」*，確也不亞於範紹增、陳蘭亭、石肇武之流。除了以上這些人之外，就必須要提兩條毒氣最大的「地頭蛇」了，一個是徐子昌，一個就是冷開泰。
先說徐子昌兩個突出的故事。
徐子昌是郫縣三元鄉人，綽號「笑頭和尚」，看上去隨時都裝著一副笑臉，哪怕他對別人恨之入骨，表面上仍然顯得非常親切。由於專打爛條，陰險狡詐，江湖人稱其為「徐師爺」。最初，他在鄧錫侯部下當排長，先後投拜在郫縣袍哥總把子方茂山和鍾次方兩人的名下，開始大搞袍哥活動。他大肆籠絡當時社會上一些有臭名的惡人，仿效小說中瓦崗寨的故事，邀約這些「叫雞公」*，如鄧錫侯部的喻載陽、崇昌義、張北鬥，田頌堯部的鐘子良，劉文輝部的冷紹康，以及匪首趙連玉等人，結拜為異姓兄弟。有了這個「為虎作倀」的組織，徐子昌成為成都地區的一條大地頭蛇了。
1933年，蔣尚樸當成都警備司令，徐子昌當上督察長。他便創立了一個「西城社」袍哥碼頭，自己當舵把子。他上對軍政頭目、「五老七賢」厚顏巴結，下對土匪惡棍、九流三教廣為接納，逐漸成為成都市毒氣最大的人物。
成都市的治安歷來很糟，大小搶劫殺人案件極少真正破案。徐子昌身為督查長，他搞「自買自賣」，在遇到大案過不了關時，常常都是誣陷一兩個腰杆硬不起的人出來銷案替死，表現他辦案有功
1940年轟動成都的「金城銀行大搶劫案」，上面追查得很緊，徐子昌便苦心羅織，把溫江一個姓袁的純良人誣陷為主犯，判了死刑。當法庭上捆綁袁某時，袁哭叫抗辯無效，看見徐子昌坐在庭上，他悲憤大叫：「徐子昌，我在鬼門關等你！」
徐子昌站起來驕傲的大聲笑著說：「鬼門關等我的人很多，你娃娃還不容易擠進門去咧！」引起看審案的觀眾哄堂大笑。
還有一次，桂花巷陳蘭亭的親戚被搶，因陳也是個當過師爺的大袍哥，警備司令嚴嘯虎限三天內破案。徐子昌從容不迫地把一個曾經一度當過土匪，已經金盆洗手多年不幹的曾體仁，誣為桂花巷劫案主犯而判處死刑，使陳蘭亭無話可說。
1947年，蔣委員長還想當總統，玩了一套選舉國大代表的醜劇。成都市應產生的國大代表，已由蔣中央「圈定」了——孫震。孫是四川大軍閥之一，當時任鄭州綏靖主任，指揮著十幾萬兵馬。他當成都市國大代表當然十拿九穩，毫無問題。殊不知黑松林跑出個徐子昌，他也要在成都競選國大代表，與孫震競爭，拼一拼高低。
儘管事前成都市政當局多方派人向徐子昌疏通，請他打個讓手，他都不幹。他心裡仗持自己擁有大小袍哥和土特務，搞十多萬張選票也是手到擒來。他在成都四門組織了若干個辦事處，由黃光亞、蔣浩澄、銀劍泉等一幹「吃鐵吐火」的人主持，天天開會請客，大拉選票。他的黨羽還為他請集了偽法幣兩億多元作競選費，並表示不惜任何犧牲要為他效勞到底。
他的競選聲勢越來越大，把全成都都鬧震了。孫震為此暗地有些著急，怕在陰溝裡翻船，輸不起這個面子。而最著急的人還是省主席鄧錫侯，他知道孫震是蔣委員長信得過的人，如果「圈選」的都出了岔子，他如何向老頭子交待？
要解決這個僵局，只有向徐子昌許上一個「包袱」，徐才會讓步。於是叫保安處處長劉照黎，準備一個「區保安副司令」的缺給徐子昌；同時派副官長黃瑾懷給嚴嘯虎和幾位老袍哥舵把子打招呼，請他們向徐子昌說情，打個讓手。
徐子昌認為已經撈了個「耿面子」，才順水轉舵，賣個人情給鄧錫侯，同時又贏得了孫震的謝意。於是，他才宣布退出競選。
之
（以上文章源自網絡。焦板兒/文）
另文：
四川袍哥會是一個什麼組織2019-08-20 07:57
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四川地區，政治局面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袍哥之手，要對這種「亦袍亦軍」的人進行管理，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的。不過，國民黨並沒有在實質上打擊和削弱袍哥會既有的實力，其曖昧不明的態度實際上縱容了袍哥會的存在。
袍哥會發源於清朝初期，盛行於民國時期，與青幫、洪門並列為當時的三大民間幫會組織。
新中國成立之初，據初步調查，成都的袍哥「公口」（又稱山頭、堂口）數量就達到了1000多個，重慶也擁有300多個。
到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袍哥人數越來越多，袍哥組織數量不斷增加。在袍哥組織內部也逐漸形成了有高低級別之分的堂口，即仁、義、禮、智、信五個班輩。其中，參加仁字堂的以士紳為多；義字堂以商人為主；禮字堂充盈著匪盜、地痞和士兵；智字堂多為農民、小手工業者、船夫、車夫；信字堂人大都來自「下九流」者，如賣唱、搓澡之流。
袍哥的參政
民國初期，四川的黨、政、軍、農、工、商各界都有人參加了袍哥組織，甚至有人曾公開表示「沒有參加袍哥組織者就很難在四川社會上立足」。到了20世紀30至40年代，袍哥幫會勢力開始廣泛滲入到社團和政黨陣營。到了解放戰爭時期，各地方上的袍哥組織首領有了擴張勢力的野心，同時也有了一定的實力。然而面對國民黨的禁令，袍哥組織的領導人物迫切希望通過政治上的「合法」化來對袍哥組織舊有形式進行改造，於是，參政就成了一個很好的選擇。袍哥頭目大多都開始著手準備，首先對袍哥會成員進行聯合和集中，一些分散性的袍哥會抱團組成了更大範圍的地區性的組織。壯大後的袍哥團體打著「民主」招牌成功入圍地方性政權和參議會，妄圖參與國家政治權力的再分配。
由此，袍哥組織通過合法的民主選舉途徑躋身政壇，也就從秘密轉為了公開，從非法轉為了合法。他們不僅穿上了民意代表的外衣，同時也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蔣介石曾經為了控制住四川地區，採用了聯合軍閥與袍哥組織的辦法，讓其聯合治理四川的地方事務，但是這種方式存在很大的後遺症，袍哥力量超出了蔣介石的預期。抗戰勝利後，中國面臨何去何從的形勢，各地幫會組織面對撲朔迷離的未來，欲給本組織的發展拓展更加廣闊的空間。而四川地區的最大幫會組織——袍哥會也在此次風潮中建立了兩大政黨。兩政黨之一的「中華社會建設黨」是四川袍哥首領冷開泰、鄧叔才所組織建立的，總部設在成都，政黨之下還設有「漢華社」 「生活互助社」等被稱之為外圍組織的社團。這個「中華社會建設黨」號稱以「闡揚民生主義」為黨的宗旨，實際上與原來袍哥組織一樣，「舊瓶裝新酒，換湯不換藥」。
1947年，國民黨政府為裝點門面，穩定政治局勢，在各縣炮製 「國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在這種背景下，四川袍哥會竟然在四川地區演出了一幕幕明爭暗鬥的鬧劇，壟斷了選舉。
袍哥總社舵把子（頭目）胡開雲是新津縣參議會議長，在四川「防區制時代」當過成都警備司令，任過29軍的旅長。另一人藍堯衢，新津人、省參議員，曾投靠過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張繼等，以政客兼企業家身份活躍於成都，他是由國民黨提名參加競選的。此次競選名義上是普選，實際上都是由四川袍哥組織一手控制的，藍堯衢憑藉自己的財力在投票前夕進行拉票，最終當選。
目睹「國大代表」選舉的種種黑幕，原本沒有袍哥會背景的人也尋求袍哥組織的支持，以提高當選的可能性。有些人甚至在臨選之前加入袍哥會。
通過這次競選活動，可以清晰的認識到，袍哥勢力不僅進入了軍隊還通過各種途徑參政。他們已經認識到從政會給自己帶來更大的利益。
可是，袍哥組織顯然並不那麼容易被控制或利用。與正規軍隊和組織相比，袍哥會的紀律性較差，內部管理也更為混亂，對政治秩序的幹擾遠大於貢獻。
袍哥頭目聲名狼藉
以當時的四川省什邡縣（後撤縣設市）為例，當地的袍哥頭目有宣意儒、馬伯華、丁聘如和徐樂齋四人，他們並稱為當地的「四霸」。這幫「袍哥舵爺」大都身兼本地要職，做了名副其實的「地頭蛇」。在他們的下面又有一支俗稱「豆芽子」的手下作幫兇橫行鄉裡。
「四霸」主要通過公口與親屬聯姻的方式逐步建立並擴大自己在袍哥江湖中的實力，成為地方幫派組織。當年，什邡的縣長在工作中都不得不備受袍哥的刁難；還有一任縣長曾專程到去「袍哥舵爺」的家中拜訪，拉攏關係；國民政府任命的最後一任什邡縣縣長剛到任就「拜袍哥碼頭」，尋求他們的支持。
這樣的事在當時的四川地區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社會現象，任何一個外來上任的行政官員或者是客商，如果沒有向袍哥「拜碼頭」，那麼他們都可能面臨舉步維艱的處境，甚至有人為此丟掉性命。什邡縣的一個惡霸施澤，為打倒舊派袍哥勢力，以「清鄉副總指揮」的名義挫敗「永興幫」，並製造了1947年槍殺馬幫貴和槍殺什邡縣特委會情報組長兩大案件。國民黨的特務組織最後竟也拿他無可奈何。
此外，袍哥會在經濟方面的實力也讓人不容小覷，用一次「大出喪」事件就可以來印證袍哥曾經的排場有多驚人。1946年夏，成都袍哥協勝公口舵把子陳俊珊病故，現場設有靈堂，舉辦的流水宴席時間長達七天七夜，據稱招待了上萬人次。來自軍政各界的人士近三百人參加了送葬儀式。祭幛、輓聯、花圈、鑼鼓，長達幾十條街，身著的孝帕孝服，形成了白色的人流。成都春熙路、東大街、總府街等鬧市，竟出現萬人送葬的場面，在送葬隊伍中還有獅子龍燈，沿街碼頭設香案路祭。據統計，喪葬費耗資40萬大銀元，耗費的人力還不計算在內，而這筆巨額消耗，都由成都市和周邊縣城的袍哥籌集。
面對如此張狂的袍哥勢力，國民政府不僅姑息其存在，而且還在一定程度上為袍哥組織打開了從政的大門。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的四川地區，政治局面很大程度上掌握在袍哥之手，要對這種「亦袍亦軍」的人進行管理，其難度是不言而喻的，國民黨愈來愈發現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後來袍哥的肆意妄為，已經禍及國民政府的統治。
不過，國民政府也確實擔心袍哥組織製造出更多的混亂，因此而制定了一系列秘密的政策規定，暗中禁止國民黨黨員及公職人員參加幫會，以確保國民黨骨幹人員與幫會組織劃清界限。
不過，國民黨的這些政策並沒有在實質上打擊和削弱袍哥會既有的實力，其曖昧不明的態度實際上縱容了袍哥會的存在。
袍哥會的結局
直到三大戰役之後，國共力量對比發生了急劇性轉變。從1948年9月到1949年l月，國民黨賴以維持其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在戰略決戰中基本被摧毀，剩下的兵力已無力抵擋人民解放軍的南下，共產黨奪取全國勝利的大局已定。危機之中的國民黨當局再度利用袍哥勢力，策劃推行流氓政治與共產黨相抗衡，作垂死掙扎。在國民黨的暗中指使下，袍哥隊伍展開了瘋狂的反共特務活動。他們自恃為「地頭蛇」，又與群眾穿戴無異，隨時都可以對解放軍發起襲擊，解放軍由此損失慘重。
袍哥會在當時猶如黑社會組織一樣，到處燒殺作惡，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新中國成立前夕，國民黨依舊沒有從失敗的現實中清醒過來，蔣介石糾集一切反動勢力同中國共產黨繼續展開殊死搏鬥，妄圖扭轉局面，進而阻止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步伐。國民黨在解放戰爭後期，寄希望於遷都重慶來達到與解放軍繼續抗爭下去的目的。蔣介石妄圖利用川西袍哥的實力來對付共產黨，國民黨吸收大量袍哥成員加入武裝反抗軍，其中尤以五期「遊擊幹部訓練班」最甚，學員幾乎全是袍哥會成員。袍哥武裝不僅僅在四川有，各地成立的反共軍隊中也滲入了相當數量的袍哥分子。
由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第二野戰軍西進川東，賀龍率領的第18兵團南下川北，兩支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攻城拔寨，席捲大西南。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12月21日，綿陽解放；12月27日成都解放；至1950年3月下旬和4月初，西昌戰役勝利結束，四川及西康全境獲得解放。四川袍哥會的覆滅只是時間問題，歷史已經翻開了嶄新的篇章。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布羅瑞卿起草的《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由此掀起了全國鎮壓包括袍哥會在內的地下幫會的高潮。袍哥幫會組織被取締，重慶袍哥頭目石孝先、成都大袍哥頭目冷開泰、綿陽袍哥頭目左漢章等被鎮壓，各地方的袍哥組織紛紛瓦解，袍哥會的百年歷史走到盡頭，就此覆沒。
（清風明月逍遙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