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說我們太上綱上線，而我們樂此不疲。」
成立於2018年國際婦女節的播客《小聲喧譁》將它的2020播客關鍵詞定為「上綱上線」。2019年，在討論幾部紀錄片的內容導致節目被國內三個平臺連續下架後，《小聲喧譁》更新了網站與RSS訂閱地址，沿用成立時設計的LOGO、名字與一以貫之的女性視角，繼續「通過流行文化與影視作品，看向新聞、社會、科技與哲學」。
在這個播客裡，你能聽到四位90後在美當代女性的歡笑戲謔，但絕非糖衣炮彈；她們尖銳地吐槽、反問，從《殺死伊芙》聊中年女性的熒幕形象和欲望，從《瑞克和莫蒂》談論物理科學、超級英雄和虛無主義，邀請黑人嘉賓談論《黑豹》與美國種族問題，關注聚焦美國工廠和獨生子女政策的紀錄片……
在這個網際網路媒體淹沒一切虛擬與現實生活的時代，流行文化正在塑造一代青年群體的思想與價值觀，無人能逃脫。而面對女性主義、種族平等、科技倫理等等話題，「上綱上線」的《小聲喧譁》，正在利用流行文化重建中文輿論場裡被娛樂消解的嚴肅性。
四人主播進化論：
從forming到performing
四位主播的關聯源於播客廠牌IPN旗下一檔政論類播客《選美I am Election》。2015年，《選美》建立了一個聚集了大量在美華人的微信群，成員包括留學生、學者、美籍華人等等，也包括了《小聲喧譁》的四位主播。
刁刁和Ina是高中同學，在微信群裡認識到Izzy，而刁刁原本就與Afra是老鄉。刁刁成為了四人的連接點。90後、相似的留美教育經歷、女性、媒體訓練，她們「身上打滿中國的時代印記，卻在人生最關鍵的幾年浸淫在歐美文化環境中」。而共同的在美華人女性身份則讓她們在面對美國的社會與政治環境時，經歷著類似的生活波折與憂患，共同的憂鬱反而成為了友誼的推力。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個複雜的人類學標本，國企下崗、改革開放、WTO、911、奧運會，到後來的ISIS、川普當選、脫歐、貿易站，每一個事件都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生活軌跡和思維方式。
——來自《小聲喧譁》官方微博
最開始，Izzy想做一檔聊電影的播客，在《選美》群裡徵集到不少報名的人，但經過開始幾期節目的磨合與試驗，最終發現Izzy、Ina、刁刁、Afra四個人非常合拍，很快四人主播的組合便固定下來。
刁刁在美國一家諮詢公司工作，她用心理學家布魯斯·塔克曼「forming-storming-norming-performing」的團隊發展階段模型描述《小聲喧譁》的進化過程：
第一季前五期是forming，形成現在的主播組合；從第一季第六期開始storming，主播們頭腦風暴，探索選題方向，同時慢慢磨合彼此的性格特點與工作習慣；第二季是norming的過程，從第二季中期開始，主播們開始思考《小聲喧譁》的品牌，進行了聽眾調查，並在愛發電上設立了打賞機制，針對聽眾們關於音頻質量的吐槽，主播們找到專業剪輯師來進行後期剪輯，整個播客製作流程被這樣優化了。
從2020年的第三季開始，《小聲喧譁》進入了performing階段——在已有的風格和內容形式上，主播們做出了一些改變和進步。她們發現對於有些選題文本，自己並不處於相關的社群，只是有一個表面的理解，便開始主動找身處於這個社群內部的人來上節目，講述親身經歷，「把麥克風遞給別人」，從而幫助主播和聽眾更深入地探討的問題。在聊到電影《黑豹》的時候，《小聲喧譁》請來了兩位能說中文的非裔美國人，讓他們自己講述自己的故事，而這兩位黑人嘉賓也帶來了很多主播們沒有的新視角和新觀點。
現在的《小聲喧譁》團隊有六人，四位主播們再加上兩位合作的專業剪輯師。兩位剪輯夥伴都是資深業內人士，和主播們並不是僱傭關係，而是好朋友，在2020年的最後一期節目《能活到2020年尾不容易》中，剪輯師們也站到麥克風前，與主播一起分享了自己的年終總結。
互相支持的女性小群體
四位主播都有非常「卷」的全職工作——除了做諮詢行業的刁刁外，Izzy在紐約一家新聞公司做專題片製片人和記者，Ina在紐約的一家品牌公司，而唯一不在紐約的Afra在西岸加州的網際網路公司工作——為了擠時間做播客，她們在節目製作上形成了一套項目經理制度：每期播客選出一位項目經理負責操心各種雜事，不停地催促大家推進選題進度。
在疫情爆發之前，《小聲喧譁》基本可以做到線下錄製。就像所有閨蜜一樣，四個女孩會在周末睡到自然醒，一起吃個早午餐，逛一逛，然後回家錄播客——這已經成為了她們日常外出的一環。但從疫情爆發至今，她們還沒見上一次面，「疫情再不結束，我們四個都要變成存在於軟體中的人了」。
還好有軟體。除了兩個分別用於播客工作和閒聊的微信群以外，她們幾乎在每個社交媒體平臺都有討論群，也經常共用Netflix、Hulu等帳號。項目經理在催更時，便會開展全平臺「抓人行動」，在instagram上看到另一位主播活躍動態，就可以發出靈魂拷問：「郵件都沒有回還在給前男友點讚！」Izzy笑著說：「所以說我們的工作動力，就是為了維持友誼。」
全網鋪開的交流不僅有助於跟進工作進度，還能同步思想交流。她們會在每一個平臺上針對熱點新聞或事件交流意見，進行論辯，或就某一話題一起評論吐槽。選題靈感往往就發生在時時刻刻的討論間。
在中文播客世界，單人主播與雙人主播比較常見，而主播超過三人的播客，則常常被聽眾說「分辨不出聲音」，主播同性別則尤甚。但《小聲喧譁》從成立之初便是非常罕見的四位固定女主播組合。儘管有聽眾反饋，四位主播們的聲音不太好辨識，應該讓個性更突出一些，但她們不希望聽眾將注意力放在她們的身份上，而是放在她們談論的內容。
在過去上千年的歷史裡，女性小群體經常被描繪成關係緊張、貌合神離的模樣，是時候打破這一刻板印象了。如果你是《小聲喧譁》的忠實粉絲，或許能分辨出四人鮮明的性格特點，但主播們更希望自己呈現出的是一個關係緊密、互相支持的女性群體。這個女性小集體正在「讓她們四個人成為最好的自己」，而她們則通過《小聲喧譁》將這種支持與友誼，分享給更多更多人。
2019年底，《小聲喧譁》開始做郵件訂閱服務newsletter《小喧快報》，雖然更新頻率隨機，有時候幾個月才一封，內容和版式也很隨意，但裡面有「沉重的引發自己思考的內容，也偶爾穿插著一些可愛的貓貓狗狗」——除了一些必須「搭梯子」才能閱讀或觀看的內容，對日常生活的碎碎念讓讀者離她們的生活更近了一點。
我原本以為，隔離在家，有書、有音樂、有酒、有飯掃光、有貓，有愛人，我怕啥？
怕腰疼。
後二十歲社畜當代女性的腰椎和頸椎是最敏感的敏感帶，而且不是fun的那種。坐在硬邦邦的餐椅上辦公一周之後，我心一橫牙一咬上網在Herman Miller（一個corporate america最愛的高端家具品牌，無商業合作關係）買了一張打折的辦公椅。
它是紅色的、現代的、節制的、比我所有歷任男友加起來還要supportive的一把優秀的椅子。我恨不得給她寫一出先鋒戲劇，我給她起名字叫牛小紅。
我覺得我的居家辦公生涯可以分成pre-牛小紅和post-牛小紅兩個時期。Virginia Woolf估計沒有體驗過，不然會寫A chair of one’s own.
總之，好椅子=好腰=好生活，這個道理親測成立，推薦給大家。
——來自《小喧快報》
《小喧快報》一方面是為了繞開各種平臺的審查；另一方面，她們想把四人彼此分享的一些有關心理健康、自我關懷、女權、影視和文化分析等話題的「當代青年續命寶典」文整理出來分享給聽眾。
今天下午的小聲喧譁的粉絲群裡，有Mur粉曬出來截圖，說小聲喧譁上了蘋果播客中國區的推薦榜單。那一刻我們4個人心裡都有一種奇妙的感慨：在中國做內容的順風順水的表面，水下是我們幾個人在美國和中國的內容創作環境的交叉口中體會到的無力和啞口。昨天，小聲喧譁的4個人開了遠程電話煲聊節目、聊下一步、聊自我審查，快結束的時候，刁刁在群裡發了一句話：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個播客的初心直到現在一點都沒變。
——來自《小聲喧譁》官方微博
HOT GIRL SHIT！
2020年初，為慶祝開播兩周年，主播們在紐約一家由社會活動家開的書店舉辦了第一次線下活動，現場大約來了30個人，顯露出了一個小而緊密的社群的初貌，有駐美記者、在美留學生，也有從小出生和成長在美國的ABC（Amerian-born Chinese，在美國出生的華人）。
像《小聲喧譁》的主播們一樣，身上同時烙印著中國與歐美文化痕跡的年輕人，在當代網際網路並不少見。最早，主播們並沒有想到《小聲喧譁》會像現在這樣受歡迎，因此只習慣性開通了海外區英文的RSS訂閱地址，用英文寫標題和shownotes文案。後來漸漸發現，《小聲喧譁》在駐外記者圈裡有一定知名度，推特關注者中也有專門觀察中國的學者和媒體人，還有許多來自國內的聽眾。於是，《小聲喧譁》又開通了中文RSS訂閱地址。
在《小聲喧譁》的聽眾群裡，大家經常會自發聊各種話題，有時候也會啟發主播去看或思考一些新東西，有的聽眾則會寫長信分享自己的想法或生活瑣事。Izzy回憶起讓她心暖的一封信：「一個大概20歲出頭的中國女孩，寫信給我們說，感覺自己好像有四個在不同地區不同年齡的年長的朋友。」
「有時候感覺自己被卷到衝不動的時候就會上網看看郵件，看看小程序，在微博上搜《小聲喧譁》。」刁刁笑著說。《小聲喧譁》的官方微博帳號四人都可以登錄，一旦出現了@到自己的微博，四位主播就開始搶椅子般地搶著點讚。
剛開通Patron和愛發電打賞時，主播們設置的是1元、2元、5元的零錢，可能除了爸媽施捨，不會有人願意打賞。出乎意料的是，現在打賞費用已經能夠穩定覆蓋播客運營的支出，包括網站託管費用和專業剪輯師高於行業平均水平的薪水等。
熟悉流行文化和網際網路的年輕人很容易被《小聲喧譁》吸引：混雜著中英文化的梗，當代網際網路語料、段子和玩笑，通過談論流行文化把社會問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oh，你會覺得，這麼說話真是太爽了。
長久以來，女性觀眾常常只能通過帶入男性主角的形象來感受熒幕中的世界。《小聲喧譁》想要對此發起挑戰。用女性視角看待流行文化是我們的默認模式，無須解釋，不必自證，也無需辯護。
我們的出發點是堅定的：每一個人都可以選擇做更清醒的文化產品消費者，與各個領域的優秀青年學者對話，深挖創作者刻意或者不刻意地表現出的社會、政治、哲學內核；直視影視中令人不安、想要逃避的性別、階級和種族元素。
——來自《小聲喧譁》微博
三年前還在為《小聲喧譁》設計LOGO的時候，刁刁坐在Ina床邊綠色的地毯上抱著電腦選LOGO的底色。Izzy看到這個網紅粉，眼前一亮：就要這個，夠女性、夠俗，要讓他們一眼就看得出我們的視角。
快三年過去了，這個視角一直伴隨著、滋養著她們。而她們的視角，也正在被傳遞給更多人。就像在2020年最後一天，《小聲喧譁》第三季最後一期留言區裡主播們和聽眾們發出的新年宣言：一起在抗爭資本主義的空隙裡去搞hot girl shit！
三明治：最初是怎麼想到要做一檔從女性視角出發的美國流行影視評論節目的？
《小聲喧譁》：我們最初的兩期節目是關於2017年的奧斯卡獎，當時身邊有不少對電影研究得比較深入的朋友，男女生都有，我們準備一起錄節目。後來發現我們四個特別聊得出火花。
我們解讀流行文化的出廠設置就是女性視角，而這種視角是整個媒體語境裡十分欠缺的。《小聲喧譁》在2018年推出，正好和美國的「MeToo」是同個時間，所以這也是我們想要去做的一個事情。
三明治：主播們一般是怎麼決定選題和討論內容的？
《小聲喧譁》：選題是一個非常有機的過程。我們喜歡看的東西其實是有差別的，如果四個人中有一個人不喜歡某部作品，我們也會說「好，我們來搞一期節目聊一聊為什麼我們特別喜歡而你特別不喜歡這個劇」。有分歧的時候，其實節目會更好聽。
我們不是很在意熱度，不會因為某個作品很火就去聊它，除非我們自己也有興趣。我們也經常會有路線爭議，最後的結論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一直在做自己。我們的獨特性在於處於中美連線上，既可以理解國內的視角，又可以理解美國亞裔的視角，不停地變換位置，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我們想要做這樣一個連接點。其他選題有很多節目做得比我們好很多，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去談了。
我們都接受過作為記者和媒體的訓練，也都在新聞機構工作過。我們都是那種會因為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影響到情緒，晚上睡不著覺的人。我們的愛好是流行文化，但關心的是世界本身。《小聲喧譁》是通過一個流行文化的文本去發問的播客。這些流行文化是從哪裡來的？為什麼它們是這樣的？我們作為觀眾在觀看時應該去注意一些什麼？比如我們之前聊《這就是街舞》，就會去探討是什麼樣的社群、氛圍和性別文化造就了這樣的節目，同時也會表達我們作為觀看者，希望它去讚揚什麼，支持什麼。
三明治：《小聲喧譁》的聽眾畫像是怎樣的？
《小聲喧譁》：我們其實一直在避免去做聽眾畫像。因為這樣很容易就陷入了猜你的聽眾是誰，然後去討好你設想的聽眾的情況。做這樣一個節目，我們非常希望能夠把精力放在我們自己身上，而不是改變我們去迎合聽眾。
我們的推特上面有很多這種專門觀察中國的學者和媒體人，很多美國人在聽，包括在中國生活過的美國人，以及還在中國生活的美國人。能聽懂《小聲喧譁》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我們的聽眾就是什麼樣的人。我們不會去設想我們面向怎樣的聽眾，因為像這種用愛發電的事情，保持自己的輸出欲望是長久走下去的關鍵。
三明治：女性主義視角是否對《小聲喧譁》非常重要？
《小聲喧譁》：我們不會覺得以女性視角聊一個文本或者節目是多餘的、額外的或可商討的，女性視角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我們想要把這件事情變得很自然。
播客是一個很有安全感的討論環境，我知道其他三人可能會不同意我，但她們不會攻擊我。在這樣一個環境中，不管我們的觀點是尖銳還是沒完全想清楚，它都可以被包裹住。這樣安全的環境對女性發聲非常重要。
還有，播客與聽眾的距離很近。一個人用聲音在跟你講話，Ta的人格特徵會比文字體現得更加完整。而且聽眾有一個緩衝的時間，聽完這一個小時，聽完我為什麼會這樣說，然後才可以告訴我你的想法。所以我覺得播客非常適合做一些理性討論，承載一些挑戰常規的觀點。
在其他的社交媒體平臺上發聲和播客很不一樣。比如知乎和微博，有時候你說一句話，你知道會有人感覺被攻擊到，憤怒，而Ta就會反擊，可能你感到自己需要為女權主義者的身份不斷地去道歉，甚至都不願用「女權主義」這個詞，而改用「女性主義」。在微博上，我們去做一些女權主義表達，會有一種「我要衝上去了！兄弟們照顧著我姐妹們掩護我！」的犧牲感。
但在播客裡面，我們感到更自在、真實，不用自我審查。播客的聲音是一種更勇敢的聲音，一種鬆散的勇敢。我們想把這種安全感和勇氣分享給大家。希望久而久之，這種勇敢也會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三明治：有男嘉賓參加的節目中，在性別觀點上會發生衝突嗎？
《小聲喧譁》：其實我們身處的環境是一個巨大的奢侈品，我們的社交圈裡，女權主義是一個非常自然的事情。我們邀請的男嘉賓大都是我們的好朋友，不會有性別觀念上的衝突，我們也不需要對他們進行審查。我們也想把這種良好的氛圍分享給大家。
三明治：你們怎麼理解女性主義語境下的男性的「原罪」？我們應該如何接洽這件事？
《小聲喧譁》：沒有人喜歡「原罪感」，對男性來說也是這樣。大家都希望做對的事情，被認可為好人。如果你現在告訴他，你一直做對的事情，也不會是好人，沒有人會喜歡這樣的說法。但有的時候就是這樣，而且甚至有的時候都沒有對的事情可以給你做。
舉個例子，比如在消費領域，「吃」這件事，如果你處於一個剝削性非常強的資本主義環境裡，要做到有道德地吃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點一份外賣，可能就參與了剝削外賣騎手的過程。在這種沒有對的事情可以給你做的情況下，你就要去接受我不是個好人這件事，這是一個需要跨過去的坎。有人跨過了，有人沒有跨過。
重要的是我們想讓大家體會到女權主義是天經地義的。我們現在喜歡用女權主義這個詞，因為女性主義像是一種自我審查，去掉了權力的部分。但這確實是一件關乎權力的事情，存在權力的爭奪和增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要做一些大家不喜歡的事情。我們希望分享這種天經地義感，給大家帶來一點力量。
三明治：這兩年國內的播客市場發展蓬勃，你們作為主播如何看待這件事？
《小聲喧譁》：一方面我們在觀察整個播客生態的變化，比如每周都會冒出來很多新播客，很多做內容的博主也開始轉戰播客。我們對這些變化一直有感知，也在跟進，但是這和我們做自己的節目並不強相關。
首先，我們並不覺得現在喜歡我們的聽眾會因為其他播客的出現而流失。這並不是一個零和博弈分蛋糕的遊戲。比較令人欣慰是，我們覺得播客有奪回中文的話語權的潛力。當看到很多朋友做出非常棒的播客內容，我們覺得很高興很振奮，比如《不合時宜》《時差》做得都很好。有時候甚至會覺得，幾乎從來沒有聽過有人用中文這樣講話。
目前為止，我們覺得播客可能是所有媒體中最純粹、質量最高的一種。我們特別欣慰自己是這個世界的一員，也特別希望越來越多好播客出現。Please！多出來一點！
三明治：《小聲喧譁》有接到更多的商業合作嗎？
《小聲喧譁》：國內的播客圈子已經形成自己的社群，經常舉行活動，但囿於地理限制或其他原因，我們並沒有深度參與這個圈子。之前跟另一檔女性主義播客《The F Word》合作也是因為是朋友原本就認識。
我們接到的第一個廣告是一個睡眠環境品牌做的枕頭，放在「S2E22 社交陷阱（上）：圖靈啊，我們做了什麼？」這一期。不過，就在我們聊社交媒體怎麼佔用了用戶的時間，向他們賣東西的時候，我們佔用了聽眾的時間，向聽眾賣東西。
三明治：《小聲喧譁》在內容以外，未來有什麼樣的計劃？
《小聲喧譁》：等到世界恢復正常，我們希望能夠多做線下活動，更多地把身處紐約這樣一個文化中心的體驗分享給大家，比如各種大眾或小眾的電影節、LGBTQ的活動等，我們都可以參加，並把組織者請來和大家分享。
三明治：三明治有很多身處海外的讀者和寫作者，包括許多女性，關於發出自己的聲音，有什麼建議嗎？
《小聲喧譁》：個人建議是，你在海外有一個得天獨厚的優勢，就是你能夠參與，這是你人生中進行政治參與風險最低的一個時間段。You have to go。要去做事情。
三明治：可以一人推薦一期《小聲喧譁》的節目嗎？
《小聲喧譁》：S2 E16 獨生女孩的獨生之國；S2 E17 美國工廠，福耀人間；S2 E20-21 Rick & Morty；S3 E22-23 社交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