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張黎用四十九日祭出柔軟與傷感
【新劇熱評·《四十九日·祭》】
電視劇《四十九日·祭》裡，並沒有可供津津樂道、啟蒙的新鮮視角和人物，而是善惡是非異常確定的人物。與電影和小說著重區分妓女與女學生不同，張黎的視線裡男人與女人的區別更大。
電視劇《四十九日·祭》的導演張黎，此前曾執導過《走向共和》、《人間正道是滄桑》、《中國往事》等頗多具備精英知識分子氣質的國產劇。這些作品毫無例外地擁有同一個特徵：提供了新鮮的、與主流定論不同的歷史人物與價值觀，也因此備受精英知識分子的推崇。然而，《四十九日·祭》中張黎則走上了不同的路徑：對於南京大屠殺這一事件，與含混立場截然相反，立場相當堅定，相當主流化——日本兵虐殺中國平民不容置辯，歷史不容忘卻。
張黎不止一次地提及自己拍攝《四十九日·祭》的緣由，恰好在於主張忘卻和寬容的我們，逐漸忘記了那一段如此慘絕人寰的歷史；同時，施暴者正試圖抹去這段歷史。「忘記屠殺，等於第二次屠殺」。
所以在這部劇裡，並沒有可供津津樂道、啟蒙的新鮮視角和人物，而是善惡是非異常確定的人物。代表著普世價值與和平意願的安全區國際志願者，他們飽含熱淚卻每每無能為力；身著黃色軍裝的日本人是人間地獄慘劇的製造者，刺刀一次次刺出、槍聲一遍遍響起，他們心硬如鐵；代表著政府意志和取捨的國軍高層，在咒罵和震驚中登上了逃難的大船，放棄這座即將淪為人間地獄的城市；穿軍裝的普通士兵，在戰爭中想著活下去，也堅持著哪怕最艱難的反抗和最微弱的保護。鏡頭下更多的，是被戰亂和屠殺嚇壞了的普通平民，左奔右突卻逃不脫厄運，如草芥一般被殺戮。
張黎形容自己「一顆心又大又柔軟」，他喜歡的男人是「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與電影和小說著重區分妓女與女學生不同，張黎的視線裡男人與女人的區別更大。所以在電視劇裡，男性的角色戲份被加大，他們無論軍官（戴濤），無賴（法比）、雜役（阿順），都在任何時刻想著保護他們身後的將來可能成為母親的女性。不論妓女還是女學生，不論是雜役還是士兵，他們都是帶有汙點的普通人。
故事的開始，法比是個潑皮無賴式的假神父，玉墨是個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煙花女子，孟書娟是個帶著青春期病態的擰巴少女，他們有著自己的情緒和個性，上下左右看不對眼，是是非非模糊勾連。當屠城的滅頂之災來臨，在教堂裡毫無血脈關係的七個男人和十三個女人，相濡以沫，相互扶持，溫情與暖意充滿溼漉漉的感動。
人生只有一次的死亡雖然毫無意義與悲壯感，也因為動機充滿了素白的美好。軍官戴濤與妓女玉墨的一段若有若無的情愫，是這昏天黑地49日裡不多得的希望與美好，也是導演內心的柔軟、浪漫與詩意。倘若戴濤與玉墨在雨中初識，偶然眼神相撞後，戴濤一段雨中的獨舞還帶著正常歲月的憨氣與傻氣，那麼屠殺來臨前，戴濤與玉墨一段充滿激情的熱舞，則充滿了赴死前短暫偷歡的悲愴。
在《四十九日·祭》的鏡頭裡，有血腥和殘暴：日本兵舉起一次次刺向平民的刺刀，腳下是血流如河；也有充滿不幸預兆的美好：碧藍天空下晦暗湧動著的雲彩，殺戮進行時柔軟清涼的鋼琴曲——這便是張黎的柔軟與傷感，那麼多的暴行，撕毀了美好，卻無可迴避。
《四十九日·祭》裡頻繁出現的慘烈鏡頭，毫無疑問對當下觀眾的觀劇體驗是一種挑戰和冒犯，然而在張黎看來，「誅千人不如得一心」，哪怕這部電視劇被不多的人看見，並銘記那段歷史，便已值得。
□梅子笑（劇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