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二年前（2016年6月25日），著名的雜文家，《求是》雜誌副主編朱鐵志先生在單位地下車庫自縊身亡，以此對抗癌症的巨大痛苦。
而開頭的這句話，就是其遺書中的一段文字。朱鐵志先生說，「別人怎樣想是別人的事，我決不想做這樣可憐的人。」
朱先生說自己雖名叫鐵志，其實沒那麼堅強。但在我看來，朱先生還是很堅強的人，看淡人生與笑面死亡，這得需要多大的堅強？
只所以想起朱先生，是因為中國網際網路業界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中美貿易戰紛紛擾擾，然後又是中興晶片門事件，竟至發展到網絡曝出2016年聯想集團在一個國際的5G標準大會上投票門的事件。
投票門事件在中美貿易戰、制裁中興背景下被演變成為了「賣國」行為，引起輿論的文章是一篇知乎上的《5G標準投票，聯想長碼投給高通，短碼棄權不投華為》。
事件的前奏是事情。這個事情本身不僅專業，而且一波三折。聯想在3GPP會議（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全球影響最大的通訊標準化機構，成立於1998年12月）上，在當年的5G技術未來標準規範的三次86次（未參加）、86B次、87次會議中，聯想及摩託羅拉支持了數據信道短碼上的高通LDPC編碼方案，在控制信道上支持華為的Polar編碼方案。
當然，對於這一會議實情的還原，我是參考了經濟觀察報《還原5G投票門背後：聯想究竟遭遇了什麼》一文，相較於更晚起步的中國通訊業務，不管如何，華為取得標準之一，實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情。
如今的網路，可以說是天天讓人大開眼界，信息獲取得越容易，事實就變化得越快。之所以要鎖定事實，是因為我們正變得越來越不重視事實本身，而是忙著下結論。
鎖定事實，實際上還要鎖定事實發生的場景。2016年的時候，全球化正席捲地球，中國實際上正是在這波全球化的浪潮中獲益良多。而對於聯想的投票，可以很理性地判定為「商業行為」。
之所以會變成與「愛國」相關，是因為正在發生的「美國中心」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是正在發生的中美貿易戰強硬「喊話」的時候。
但是，聯想的反應確實讓我有點「詫異」：在5月6日爆出網絡言論時，聯想保持了沉默，直至5月11日方轉發了華為官微的「感謝信」，即「感謝聯想集團及其旗下的摩託羅拉移動在3GPP舉辦的有關5G標準的表決會議上投票支持Polar碼方案」。
事情演變成為事件的時間是5月16日。
柳傳志先生聯合另兩位高管楊元慶和朱立南的內部信，陣勢之強大，前所未有；而其內容之「危急」，亦是前所未有，《行動起來，誓死打贏聯想榮譽保衛戰》，「很顯然，這不是一個吃瓜群眾不明就裡，隨風起訌的問題。這是真正有策劃有布置，動機極為惡劣的陰謀。」
這樣的內部信不僅僅在聯想大廈外大屏幕上滾動播出，更是調動了數十位網際網路一線創業家在網路上的「支持表態」。
這個事件迅速被放大了，聯想第一次霸屏達兩周之久，而且，這個「危機」似乎仍未結束，深扒聯想舊事及莫須有的事情，仍在不斷或即將出籠。
循例，我和同事們開會探討了這個事件，我們並不想探討聯想「危機公關」做得如何，更希望探索真相，更希望探討柳傳志先生的「雷霆之怒」背後的動機。
按照常規，如果真的有商業競爭的因素，相信聯想早已公布「惡意攻擊方」，很可惜，這麼長時間過去，卻沒看到這樣的表態，莫須有的「陰謀」依然在隨風飄蕩。
在分析了各種因素之後，我們認為，聯想的投票門事件，可能真的就是一個吃瓜群眾的「好事之舉」，陰謀只是聯想的一個鏡像。
那麼，柳傳志先生是在對著空氣發起了「宣戰」麼？
可能事實最終會如此，聯想確實在打空氣戰，並因為這個空氣，將一個原本「各領風騷兩三天」的網絡話題最終反彈成了一個危機。
我曾經有幸採訪過柳先生數次，他是中國最早一批舉起民族企業大旗的旗手之一，他所創辦的聯想，亦曾數次進入全球五百強企業；聯想的PC業務，亦曾多次蟬聯世界第一的桂冠；他甚至直接或間接，支持了更多後來者的創業與成功。柳先生，不管從任何角度，他都是一個時代的弄潮兒，一個時代的符號。
當然，他必是我所尊敬的人。不管聯想是否還有昔日的雄風，亦不管它是一家貿工技的公司與否，更不用說他曾經將中外PC品牌在中國的市場由三七開變成七三開，柳老於這個時代，於我們的國家，都曾經做出了相當的貢獻。
但為何？針對一個標準「羅生門」的探討，會引起柳老如此高的重視，並做出如此嚴厲語氣的決策呢？
「任何行為的背後，都是其心理的折射」，這不是我的話，這是心理學家拉康的理論。
按照這一理論，柳老對此事的「過激反應」，折射出來的不過是其內心的惶恐，這個惶恐，就是事涉「愛國」、「賣國」的問題。
看似維護聯想集團的商譽，實際上是維護一個創業家自身的「羽毛」，以70多歲的高齡，柳老不希望自己背上這樣一個罪名。
實際上，何止是柳老，中國的企業家群像，哪個不怕背上這樣一個罪名？觀照近一年來的萬達事件、復星事件、海航事件，莫不如是，都在輿論上有「民族之罪」的影子。
如若再往歷史上靠一靠，助築都城、犒勞三軍的沈萬三，十三行之首伍秉鑑，紅頂商人之胡雪巖，哪一個不是，若是當時身便死，千古忠侫有誰知？
大漢民族的一統性，中國的集體主義文化，都讓我們的民族更加團結，但亦更加具備民族性，如最近的鴻茅藥酒、暴走漫畫，無不事關民族民心；反之，賣國罪不叫賣國罪，它叫賣國賊。
老而不死，是為賊！說的是老而無德者，這是嚴重的判斷，柳老為此而盛怒，可以理解，因怒而急，因急而亂，因亂而生變。
「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即便如柳老一般優秀，我們看到了仍然是企業家的心中之賊，看到的是「除山中之賊易，除心中之賊難」。
這個賊，就是對「愛國」這一至高之品德，亦是「賣國」這一至高之無德的惶恐。
但企業界特別是民營企業界的這種惶恐，實在讓我們惶恐。這種條件反射式的惶恐，終將進入聯想的企業史，而柳老的衝冠一怒，顯然並不是一個加分項。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實際上，柳老完全可以參考朱鐵志先生的話，「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動寫在我生命軌跡上，用我的文字寫在我的作品裡。『榮』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評價而少一毫。」
舉重若輕，一笑而過。可惜，事實，與此相反。
朱鐵志先生的自殺，是因為他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癌症，是因為現代醫學暫時還拿它束手無策。」
何況，今天的聯想並未到「癌症」的階段，柳老實在不必心慌，在這樣一個「羅生門」式的事件上，來個四進四出。
畢竟，之前的三出聯想，皆是聯想面臨的「生死存亡之秋」。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背景下的中國，營商環境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
誰動了滴滴的奶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