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盟作為國際安全研究的經典議題歷久彌新。經過21世紀初期的研究熱潮後，學界對聯盟相關議題的研究仍在持續深化。聯盟研究的理論視角表現為兩個傾向，一方面將聯盟視為外交戰略即「聯盟戰略」，另一方面把聯盟作為安全合作機制加以考察即「聯盟政治」。當前的研究融合這兩類特徵並在以下五個方面繼續拓展。
一是聯盟因何形成和瓦解。聯盟如何達成是聯盟戰略研究的傳統議題，一般認為聯盟的形成是外部因素驅動的結果，如相關國家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脅，或者國家間的實力分布不均衡導致安全缺失等。然而，如果將聯盟視為一種國際安全合作機制，那麼可以拓展對聯盟形成等既有問題的研究，給出更有解釋力的答案。因為除安全威脅等外部因素外，國家內部的因素如國內軍事力量與軍事體制、國家聲譽等，同樣會影響聯盟形成的進程和結果。作為一種安全合作機制，國家期望從聯盟中獲得安全等收益並儘可能減少合作中的風險，因而聯盟並不必然是針對外部威脅做出的應激性反應，也可以是相關的國家間主動選擇以強化合作、防範風險。聯盟並非國家召之即來、用完即止的外交政策選項，而是一項建立了特定合作條款、具有延續慣性的機制。這一機制不僅能夠為成員國提供安全上的收益，也能夠降低盟友間信息獲取和交換的成本，應對各類不斷湧現的新挑戰。因而外部威脅的弱化或消失並不必然意味著聯盟存續基礎的垮塌，聯盟可以通過機制的轉換來實現合作的延續。
二是聯盟內部管理。如果將聯盟視為外交戰略，締結聯盟或者撕毀盟約都是國家實現其利益的工具，因而聯盟本身並非先驗存在。國家在何種條件下選擇結盟策略或拒絕履行盟約是聯盟戰略研究的核心議題，並由此誕生了權力制衡、威脅制衡等理論流派。然而，冷戰後全球範圍內缺乏新的聯盟戰略實踐，大國間的聯盟關係並沒有出現重大變化，聯盟戰略的發展步伐減緩。對聯盟的研究逐漸轉向討論現有聯盟的內部關係，將聯盟視為客觀存在的機制。從國際機制的視角出發，聯盟本身就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國家間合作方式，其基礎是自願達成的合作契約，形式上表現為程度或高或低的安全、經濟合作機制。傳統上聯盟的內部組織關係被簡化為「被拋棄—被牽連」困境，即強者擔心被弱者利用以實現後者自身利益，弱者則擔憂強者拋棄盟友而不需要付出太多代價。在此基礎上，後續的研究進一步探討了聯盟內部的管理議題，如非對稱聯盟與對稱性聯盟的管理有何差異。聯盟的管理本質上是對成員間關係的協調，相關的研究重點考察聯盟成本的分擔與義務分配方案，協調盟友間安全、經濟和戰略關係，管控盟友間的分歧與爭端，以及提高聯盟凝聚力、向心力的策略與效果評估，例如美國對其盟友的綁定戰略，以及如何管理北約盟友等。
三是如何應對聯盟壓力。聯盟作為一種安全戰略，如被對手運用並對己方造成安全壓力，就需要應對化解對方聯盟造成的不利影響。在理論上，應對聯盟最有效的方式是構建針鋒相對的聯盟體系，通過組建新的聯盟來緩解安全壓力。然而隨著聯盟政治實踐的發展，應對敵對聯盟壓力的新方式不斷出現，對相關手段的討論也更加豐富。部分研究討論採取何種策略來分化、瓦解對手聯盟，並通過對歷史安全的分析，評估分化戰略生效的條件及其效果。同時，國家也可以採取非聯盟合作的方式來應對敵對聯盟，包括建立聯合陣線、達成非正式聯盟或「準聯盟」等，在實現緩解壓力的同時可以降低對抗的激烈程度。同時，聯合陣線或「準聯盟」得以流行，部分原因是作為一種安全合作機制，在為其中的國家提供安全的同時而不必要付出過多自主性、承擔過多的義務，同時可以利用這一合作機制實現交換信息、促成全方位的合作，從而更好地滿足相關國家的利益訴求。可以預見，在對聯盟的後續研究中，類聯盟或準聯盟關係將得到更多的關注，相應地準聯盟與聯盟的異同、效果對比也需要進一步討論。簡言之，在核武器出現後，聯盟作為一種安全戰略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對聯盟的需求也從側重安全轉為更多樣的合作，充分發揮聯盟作為安全合作機制的效果。
四是聯盟的機制設計。與其他領域的合作機制類似，聯盟自出現之日起即面臨如何確保機制有效的難題。在無政府的世界中，由主權國家達成的安全協定並不具備充分的約束力，聯盟成員在面臨安全挑戰時也面臨聯盟失效的風險。作為外交戰略的聯盟，其面臨的關鍵問題是能否達成聯盟以實現合作、釋放安全互助信號。將聯盟視為合作機制時，聯盟政治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設計聯盟的具體條款，使其在需要時儘可能發揮作用，即提高聯盟成員履行承諾的可能性。聯盟機制設計的原則是提高盟友背叛的代價，同時降低成員冒險的可能性。現有研究已經證明，國家間在設定聯盟的合作方式時，主要從實力結構、國家聲譽、威脅類型等維度出發，對聯盟成員的選擇也主要基於提升聯盟的有效性。在實踐中，機制完善、運作穩定的聯盟不僅能夠帶來更多安全，更能夠推動成員國間全方位的合作，對其外交政策、國內改革、安全實現等帶來正面收益。在實踐中，21世紀以來，以北約為代表的軍事聯盟體系啟動轉型，在後冷戰時代繼續尋找聯盟存續的必要性。聯盟轉型就是機制設計的更新，通過設定新的合作條款和條件，強化盟友間的合作，提高成員國履約的可能性，降低聯盟失效甚至瓦解的風險。
五是新的經驗證據和新的研究方法。聯盟政治是國際關係中經驗證據最為完善的領域之一，定量研究和形式模型是近十年來最主要的研究方法。聯盟政治研究的進步，除理論上的創新外，主要體現為研究方法和證據的創新。近年來聯盟研究在方法和經驗證據上的進步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中微觀知識的增加。與安全研究的其他議題類似，聯盟量化研究的初期階段討論的是全球範圍內的聯盟，時間跨度大，聯盟類型多樣，研究的結論必然偏向宏觀和普遍化。隨著量化研究的深入，學界對聯盟議題的關注更加細緻、微觀，著重討論特定區域、時段或特定類型的聯盟，更新經驗證據、研究方法以及重視地域差異。因此，聯盟政治在經驗證據上的發展趨勢表現為貢獻中微觀知識，或提供區域性的聯盟知識。聯盟政治的研究也沿著這一路徑發展。如外部威脅如何促成聯盟的形成。同時，研究者通過搜集新的經驗數據，能夠檢驗更多的變量，從而為聯盟政治的深入發展奠定了基礎。其二是方法上更加多樣。聯盟研究的方法日趨繁榮，例如聯盟作為具有明確聯繫的國家團體，適用於社會網絡分析的研究方法，以聯盟內部關係特徵來研究聯盟對外行為，拓展了聯盟研究的範疇。以形式模型方式研究聯盟經久不衰，在眾多議題上產生了顯著成果。當然，限於聯盟政治本身的議題特徵和證據類型，並非所有新興方法都適用於聯盟議題的研究，諸如計算機模擬、實驗等方法在聯盟研究領域的應用依然有待開拓。
無論是作為外交戰略還是機制安排，聯盟始終與國家間關係的演變密切關聯，聯盟政治的變化也是國際政治的晴雨表，體現了國家間對安全問題的態度與關切。關注聯盟實踐的最新動態，把握聯盟政治理論與方法的發展，不僅有助於深化對國際安全與合作的研究，也利於深化對百年大變局下國際安全局勢的認識，從而為中國營造良好的安全環境。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2020年6月11日第1945期 作者：董柞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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