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聲川的戲裡充滿人生的無奈，他從來不提供解藥，要觀眾自己去尋找答案
特約撰稿 周敏 發自美國/編輯 楊瀟 鄭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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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舞臺劇《寶島一村》已是黃昏，夕陽正紅，燥熱已經消退。快80的頓巴（Dunbar）教授和他的俄羅斯籍妻子一人領到一個熱乎乎的「天津包子」。
包子產於新澤西州，但出自地道的天津師傅之手。每一個包子都裝在一個精緻的紙袋裡，上面印著一個門牌號：寶島一村99號。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戲劇系終身榮譽教授頓巴在紐約上城擁有一座不大的度假公寓。這是他和夫人第一次跑到哈德遜河對岸的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看戲。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成立14年來第一次上演中國戲劇——《寶島一村》，編劇與導演是他三十多年前帶出的戲劇學博士賴聲川。
老夫妻倆第一次看到周圍那麼多的中國面孔。
「3個小時裡，我身邊那麼多中國人一會兒哭，一會兒笑，演出後每個人還領到一個好吃的包子。Stan把我們每個人都變成了寶島一村的村民……」自從賴聲川從柏克萊大學拿到戲劇學博士學位後，頓巴不時從新聞報導中知道，這個昔日的學生一會兒在臺灣，一會兒又在大陸，還帶著戲演到新加坡、美國，可惜他一直無緣觀看。
坐在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的劇場裡，頓巴和妻子感嘆：「Stan還是那個Stan，才華照人而又幽默，他的眼光倒是更銳利，看到了生活最深處的東西。」
他似乎看到，自己三十多年前致力研究的荷蘭劇團換成了Stan和一群東方面孔，在國與國之間流動。
「沒有一個工作可以稱為『大師』」
7月19日中午一點，吃過簡單的盒飯，演員開始彩排。當晚，《寶島一村》將啟動在美東第一場演出，也是《寶島一村》第177場演出。儘管所有的臺詞、所有的細節已經瞭然於胸，但每到一個城市，在第一場演出之前，賴聲川一定要帶著全體演員彩排。
「美國當地的劇團往往只租一天劇場，上午裝臺，下午演出。第一場演出就相當於彩排。可是我們不能這樣做，觀眾花錢來看戲，我們要保證讓人家看到最好的戲。所以我們寧可多付劇場工人一天的報酬，也要彩排。」表演工作坊技術總監斯建華說，這是表坊的「規矩」。
賴聲川坐在劇場中央，不時叫助手記下要修改的地方。
他一說「過」，臺上的演員便像按了快進鍵的錄音機，刷刷往後過臺詞；他一說「停」，所有的演員則立時回到正常語速，一板一眼演起來。
多年幫傭的如芸被辭退，斷了惟一的生活來源。她留下一紙遺書，便出了家門……
賴聲川叫了一聲「停」：「蕭艾，如芸的這份遺書應該是不願讓兒子看到的，她不應該隨手放在桌上。」
蕭艾馬上站起身來，環顧四壁，然後走到柜子前，拉開抽屜，把「遺書」放進去，回頭問道：「藏在這裡可以吧？」
賴聲川沉思幾秒，點點頭：「這就對了。」
排練繼續進行。賴聲川忽然又叫住丁乃竺。這時的她不是妻子，而是表演工作坊行政總監。
「舞臺太寬，觀眾的視線反覆在舞臺與英文字幕之間往返，看起來太累，要調整。」
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的舞臺寬度有116英尺。工作人員把舞臺邊的字幕架往中央一點點挪動，直到賴聲川點頭認可。
大牛與大毛是隔著一扇玻璃長大的眷村第二代。兩人相約凌晨3點，坐船離開眷村。動身的時刻來臨，大毛卻開始猶豫，大牛追問：「那艘船來了，你到底走不走？」大毛落淚不語，大牛轉身而去，英文歌曲「Whydo the birds go on singing」響起……
170多場都這麼平穩地過渡到中場休息，可是賴聲川覺得今天排到這一段，中場休息的燈光亮得略略早了一點。「最漂亮的效果是大牛一下場，燈光暗下去，音樂響起來，然後播放中場休息的提示語音，再亮燈光，出現字幕。我們再試一次。」
於是，燈光、音響師一起，為零點幾秒的音樂、燈光與字幕的銜接進行反覆調試。
「賴老師蠻拗的，他的那種拗不是語言上的強勢，就是他覺得哪裡不夠好，一定想辦法改得更好。」作為賴聲川最堅定的支持者，丁乃竺深知他的個性。
從《寶島一村》2008年首演開始，大牛的「兒子」、小毛的「洋姐夫」一直由劇組人員客串。這次在美國巡演4個城市，劇組每到一處，不僅要找一家願意連夜做出一兩千個包子的中國餐館，還要上街給「大牛」找一個英文講得地道的「兒子」，給「小毛」找一個高鼻藍眼的「姐夫」。
光陰無情。大毛錯過了當年與大牛約定的那班船，卻與大牛在拉斯維加斯賭場不期而遇。面對久別的大毛，大牛欲言又止，只因他突然看見從賭場上走過來的兒子。
「兒子」只有兩句臺詞。英文說得地道，可是從來沒有演過戲。
賴聲川走到舞臺邊，用英文告訴「兒子」：「老爸叫他回房間去，兒子肯定是很不高興的，但又不能說什麼，所以你說話時的重音要放在『Now』上面。」
每次彩排，從語調、手勢到轉身的動作，賴聲川都反覆給新來的「兒子」示範。「大牛」要陪著「兒子」反覆練習上10次才能過關。
在他眼裡，舞臺劇是一個純粹的手工行業，「每一個劇本，每一次演出永遠有可以改進的地方。所以，在這一行裡，沒有一個工作可以稱為『大師』，只有劇場工作者。」
馮翊綱，臺灣相聲瓦舍團長，自稱「劇場活躍分子」，賴聲川執教於臺北藝術大學後帶出的第一位戲劇系研究生。「賴老師是教會我這門手藝的人，只要跟著他做事，我就有安全感。」
開演後，賴聲川並沒有閒下來。他要麼在狹小的休息室裡修改劇本，要麼計劃著下一場演出，耳朵還監聽著演出實況。
「賴老師的父親四十多歲的時候突然去世，賴老師很怕自己也像他父親一樣突然走掉，所以做起事來非常拼命。」丁乃竺說。
「他從來不提供解藥」
離開演還有一個小時，蕭艾已經盤好頭髮，化好妝。她努力讓自己靜下來。
從《寶島一村》第一場演出開始，她一直是觀眾。記不清看過多少場，每一次都淚流滿面。落幕後，她總會去後臺看看賴導，什麼也說不出來，握握手，然後告辭。
她沒想到有一天自己會出演其中一位女主角冷如雲。
蕭艾與賴聲川的合作始於90年代。那時林青霞扮演電影《暗戀桃花源》中的雲之凡，蕭艾扮演海外劇場版雲之凡。她給雲之凡寫過厚厚的一本日記，揣摸著這樣一個美麗、富於幻想的上海女大學生如何在命運的起落中度過每一天。
「賴老師的戲裡充滿人生的無奈，他從來不提供解藥，要觀眾自己去尋找答案。」
蕭艾版如雲從《寶島一村》第100場演出開始，那是劇團第二輪大陸巡演的第一站——深圳。
演出前整整5天，她沒有離開酒店，每天琢磨角色和劇本。
在她的理解裡，如雲快樂的人生停頓在子康出門的那一刻、那一天。「她目送子康出門，看到陽光灑在他的背影上。那天的她是一隻幸福而快樂的小鳥。而後來，她被莫名其妙地拋棄，最親愛的人變成距離最遙遠的人。對這種命運的突變，她完全無能為力。」
在劇中，被汙「投匪」的李子康幾十年後重新出現。
「每次看到他進來，我就呆了：怎麼那麼白的頭髮，那麼彎的腰啊？我的眼淚就不由自主地流下來。」
這時的蕭艾已經跟「如雲」融為一體。她懵了。她好像在問老天，又好像在問自己：「早上出門的時候還是一個二十啷噹的小夥子，怎麼晚上推門進來的卻是一個老人？老天，這倒底是什麼意思？！你是回來吃晚飯的嗎？」
在南加州大學讀研的小謝跟女友一起走出劇場時，他們還在討論這段情節。他們來自杭州，「如果不是看到這齣戲，根本不清楚1949年發生的那些事。」
那一年，兩百多萬中國人跟子康一樣，一個出門，一個轉身，就再也沒有回來。
屈中恆的父親就是這樣。
老屈生於山東泰安，長在泰山腳下。做過鞋匠，當過茶館夥計。為了混口飯吃，1949年跟著當兵的同學來到上海。
「父親知道那條船要去臺灣，已經上了船，覺得心裡不踏實，又下了船，想找個送信的人給老家捎個信，可是一個認識的人都沒有，人都散了。他想，等到了臺灣，安定下來後再捎信吧。就這樣，上船後幾分鐘，船就開了。這一走就是一輩子。」
在紐約法拉盛的記者見面會上，賴聲川又一次向年輕的新聞記者介紹戲的背景：
「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六十多萬人撤退到臺灣，住哪裡？只有搭很簡陋的房子。每個人都以為馬上就會回去，或者過了年就能打回去，但是幾十年過去了，什麼也沒發生。有大陸的媒體朋友說，眷村就像部隊大院，我覺得還不是，眷村的人有家，卻永遠回不去。」
屈中恆出生於臺北市郊的眷村——甘城三村。他劇中的家在「寶島一村」99號。
從第一場演出開始，他就演「老趙」：「老趙」用10塊錢買棺材裝殮眷村第一位去世的老人，「老趙」為淘氣的兒子跟老師低聲下氣賠不是，「老趙」好心粉刷了公共廁所牆上的歪詩卻被抓去「坐冰塊」……在這樣一個處處想著幫別人的小人物身上，屈中恆看到父親的身影。
他怕演得不好，直到《寶島一村》第二輪演出時，才請父親去看戲。哥姐告訴他，父親看戲的時候流淚了，評價只有3個字：「好，很好。」
一直以為「過了年就能回家」的「老趙」最終沒能回到北平。對趙妻錢燕兒來說，北平是「德福軒」一碗永遠香噴噴的醬油炒飯。晚年近乎痴呆的她還常常自語：「那醬油炒飯怎麼那麼好吃啊！」
「它讓我想到了猶太民族的歷史」
生於華盛頓，喝牛奶吃漢堡長大的賴聲川並沒有臺灣眷村的生活經歷。但他知道「背井離鄉」的悲涼。他甚至揣度過，父親1949年離開大陸之前，親手書寫封條，貼在南京外交部門上，然後轉身離去，該是怎樣的惆悵。
太久的分離，太深的創痛。劇中，「老趙」的兒子「小毛」回大陸探親，第一次見到奶奶，奶奶卻甩了他一巴掌。
來自臺北的劉先生和太太看到這裡，雙雙掉下眼淚。
奶奶對小毛說：「這一巴掌是你替你爸挨的。當年他說他出去玩玩就回來，可這一玩就是四十多年，他再也沒有回來。」
「那句話戳在我心裡好痛。」劉太太說。他們從小生在臺灣、長在臺灣，在美國念完大學，找工作、成家、生孩子、買房子，對父輩漂洋過海的經歷早已淡忘。
馮翊綱很早就聽說賴導要做一個眷村戲。他第一個找賴導要角色，還幫多年的搭檔宋少卿也要了一個。
賴聲川安排高高大大的馮翊綱演山東人「老朱」，安排宋少卿演他的鄰居——來自上海的飛行官周寧。
「老朱」是劇中的開心果。直到藏了六十多年的秘密穿幫前一秒，觀眾還跟著他笑。
站在老宅門口，「老朱」才心虛地對臺灣妻子說實話：「裡面那個人是你姐姐。」然後跨進門，「哇」的一聲跪在結髮妻子腳下……
那一聲「哇」像一個驚雷炸在觀眾頭上。
「這個包袱漂亮得一塌糊塗。臺詞是賴老師一句一句寫好的。排練的時候他又添了神來之筆，要我說臺詞之前『哇』這麼一聲。」馮翊綱一開始並不理解賴聲川的處理，後來演了幾次，發現這樣處理的效果很不一樣。
「60年不見，兒女忽成行。當『我』看到兒子長大了，『我』已經把孫子抱在懷裡了，每一聲『哇』不再是哭，而是含淚的大笑、是狂喜。」
在王偉忠的記憶中，眷村榕樹下是男人下棋喝茶談時事、女人說長道短訓孩子的地方。賴聲川保留了「榕樹下」的場景，4個男人的時事辯論三度出現。老趙、老朱、老周加一個說話讓人聽不懂的「紀怪叔叔」坐在各自的藤椅上，為「戴笠死沒死」、為反攻大陸路線該怎麼計劃爭吵了幾十年。老趙走了，他的位置還留著。
「他們吵得越厲害，說明他們把想回家的念頭壓抑得越深。」借著英文字幕的幫助，頓巴教授看到，每個爭得面紅耳赤但誰也說服不了誰的男人心裡都深藏著3個字——「想回家」。
「雖然我沒完全領會那些中國方言，但我無法不為眷村的故事震撼。它讓我想到了猶太民族的歷史，四處漂泊，無法回家。」劇評家ChinaGalland女士說。
賴聲川覺得2008年戲做出來的時候，還是晚了。「有觀眾給我講，如果早5年，他的父親還能看到眷村的故事搬上舞臺。現在連眷村都幾乎拆光了。」
美國工人坐在一邊喝咖啡
美東時間7月19日下午6：00，離《寶島一村》開演還有一小時，所有的舞臺工作已經就緒，表演工作坊技術總監斯建華終於可以坐下來喝杯咖啡，吃點東西，等待大幕開啟。
兩天前，他和技術人員從休斯頓趕到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看到一團忙亂。
從休斯頓到紐瓦克有1600多英裡（約2500公裡），運送道具的時間只有兩天。王先生不敢多睡一個小時。早上5點就開車上路。
三卡車道具星夜兼程運到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從搬運到安裝，劇院完全不讓表坊工作人員插手，強大的工會要保證每個美國工人都有活兒幹。
有工會撐腰，中心的工人牛氣而又嬌貴。卸道具是一批人，裝道具又是另一批人。「他們吃飯的時候還要把劇場鎖上，我們想接著幹都不行。」劇組工作人員大為不解。
1997年10月，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在紐瓦克市落成，成為全美六大表演藝術中心之一，並成為享譽全美的新澤西交響樂隊駐地。這裡舉辦過葛萊美獎頒獎典禮，迎來過兩位總統，表演中心每年吸引觀眾達40萬人次。
斯建華曾隨雲門舞集8次來美演出。對他來說，這個久負盛名的劇場卻是巡演以來遇到的最讓人頭疼的劇場，擁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工會不僅對外來劇場工作人員深懷戒備，而且「有著豐富的錯誤經驗」。
一進場，劇場經理就拿來一張舞檯燈光圖，希望劇組不要移動舞臺上的燈，為的是方便後來的演出。
「我走過世界上那麼多劇場，都沒有這個道理吧？哪有為了後面請客方便，前面就隨便燒兩個菜應付一下的？」
裝臺的時間只有兩天。第一天上午折騰了4個多小時，舞臺上連燈具都沒安裝到位，4道幕布只樹起了第一道，拉幕工人屢屢出錯。「如果在臺灣，我們幾個人只要3個小時就可以把全部舞檯燈光裝好，還把遠景布置好。這裡的進度差太多了。」
劇中第19場，如雲出走，在她身後，眷村的房子在舞臺上旋轉360度。
「劇場經理說要10個工人才能推動，我跟他解釋，這是一部關於臺灣的歷史戲，不可能在臺上出現10個跟劇情毫無關係的老美，美方工作人員只能站在幕後，我們兩個女演員就可以推著房子走一圈。」
斯建華無法想像，接下來還會出現多少紕漏。這臺展示3個家庭、跨度60年的大戲有三十多個場景需要換燈光，一兩百個畫面需要調色。
「光椅子就有76把，隨著年代的推進，3個家庭的椅子不斷更新，光分清這些椅子就能讓這些老美瘋掉。」
劇團藝術統籌迂迴找到劇場工會頭頭，承諾全額支付工人報酬，剩下的所有裝臺工作由劇組技術人員來完成。
「那天下午我們一口氣幹了4個多小時，總算把上午耽誤的活兒補了回來。美國工人坐在一邊喝咖啡，看我們裝臺。」
劇情要求舞臺深度達到50英尺，可是4個城市的劇場沒有一個符合《寶島一村》的舞臺要求。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的舞臺深度約45英尺，舊金山的FlintCenter 只有39英尺，洛杉磯帕莎迪納市政演出大廳深度剛剛36英尺。
戲到尾聲，眷村舉行拆遷前最後一次春節聯歡會。在張燈結彩的背景下，「老趙」的魂魄回到眷村。他託夢給兒子「小毛」，小毛在牆壁的夾縫裡找到自己滿月那天，老爸給他寫的一封信……
賴聲川有些無奈：「這是眷村人在一起過最後一個除夕，雖然老趙在臺上有一大段獨白，但他身後應該是看上去很深的一個背景，觀眾應該看到很多很多鄰居圍著一個又一個圓桌，在互相拜年、嘮家常，就像自己也在眷村跟他們一起過年一樣。可是沒辦法，舞臺深度不夠，我只能儘量去做。」
他們的一位密友說，這回美國巡演在舞臺方面出了很多很多問題，要是正常人也許早崩潰了，但是她從來沒有看到賴導和乃竺抱怨，他們反而總是替別人著想，乃竺總是說：「沒關係，我們想想辦法。」
「這真的裝不出來，我能看到他們永遠懷著慈悲的心在做事。」
「起初準備在林肯中心演，演出合同最後籤下來，發現劇場變成了新澤西。」在賴聲川看來，論聲望和地段，新澤西表演藝術中心雖然無法與一河之隔的紐約林肯中心相比，但他覺得在哪裡演沒有太大關係，「我相信《寶島一村》不會輸給百老匯。」
「你現在還想有把槍嗎？」
7月20日下午兩點，《寶島一村》在美東第二場準時開幕。這也是《寶島一村》在美最後一場演出。
跟在舊金山、洛杉磯等地一樣，很多中年人陪著父母或者扶著走路顫顫巍巍的爺爺奶奶走進劇場。
吳奶奶已經80歲了，女兒挽著她從紐約來看戲。當年她到臺灣後，隨丈夫住在嘉義的眷村。「我聽說這個戲講的是我們那一代人的事。」吳奶奶化了精緻的妝，腮紅隱隱，口紅淡淡。
專程從中國大陸趕來的製作人王可然估計，擁有2800個座位的PrudentialHall觀眾到了約八成，比第一場提高了兩成。
6年前，他隨一個旅遊團去臺灣。下飛機還不到一小時，同行的助手就對他忿忿低語：「我真想有把槍！你看，他們處處說臺灣是個國家！」
第三天，王可然接到丁乃竺的電話：「可然，我們有個新戲《寶島一村》正在高雄上演，要不要去看看？」
曾經就讀於上海戲劇學院的王可然看過很多戲。「我老師的很多作品我是硬著頭皮看的，不看顯得多沒文化啊。」即使在北京最好的劇場看戲，他通常也會沉沉睡去，「一覺醒來接著看，絕對沒有跟不上的地方。」
在高雄的那一晚，他沒墜入夢鄉。「我從第一分鐘流淚到最後一分鐘，從第二分鐘笑到最後，中間的轉換毫無過程。」
在他看來，這哪裡只是眷村的故事。它分明是中國人60年骨肉分離、顛沛流離的集體寫照。
「在我從小接受的教育裡，1949年共產黨的軍隊摧枯拉朽，百萬雄師過大江，一舉佔領總統府。而國民黨的六十多萬殘兵敗將不堪一擊，潰敗到臺灣。我們這一代人哪裡有機會去想，多少個活生生的家庭從此被拆散，多少人跨過那道淺淺的海峽，就再也回不來了？」
散戲之後，他和助手走回酒店。兩人沉默無話。突然，他問助手：
「你現在還想有把槍嗎？」
助手捅他一下：「可然，哪壺不開提哪壺啊！」
他決定把這齣戲「帶回大陸」。
《寶島一村》劇照 圖/本刊記者 大食
「這裡可沒有什麼政府補貼，更不會送票」
作為表坊的行政總監，丁乃竺對這齣戲能不能徵服大陸觀眾，並沒有把握。她坦言：「我的猶豫來自兩層原因，一是不知道大陸觀眾能不能接受歷史大變遷下那些小人物的故事，二是這部戲裡沒有一個大陸觀眾熟悉的『大腕』，票賣得動嗎？」
王可然很堅定：「我來做這部戲，哪怕一分錢都不賺。」
回鄉的路格外漫長。《寶島一村》終於在2009年成行。
「第一場在廣州。開演大約15分鐘，臺下觀眾沒有鼓掌，也沒什麼笑聲。我心裡開始緊張，覺得壞了，他們可能不接受這個戲。」屈中恆心裡打鼓。
劇場裡，笑聲從稀落到爆發。謝幕時，很多觀眾起立鼓掌。站在觀眾中的王可然熱淚盈眶。
「我一直認為，1945年爆發的內戰對中國人的影響不亞於南北戰爭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戰爭最深刻的根源是仇恨，是以牙還牙，是用炮灰置換炮灰。60年來，只有《寶島一村》站在了仇恨之上。這樣的戲大陸觀眾要是不接受，我真無話可說了。」
《寶島一村》一路演到北京世紀劇院。
「北京的演出讓我有點緊張。」丁乃竺專門從臺北飛到北京。在她的印象中，「北京的觀眾往往不是看戲，是『審』戲啊。」
3個多小時的演出結束後，數千名觀眾起立鼓掌。
戴錡回憶，那是他50年來看到的最棒的舞臺劇。「我周圍的觀眾全部起立鼓掌，我看看了表，大概有15分鐘的樣子。」身為美國加州華人票房公司總裁，他很少見到如此痴迷的觀眾。
那天，戴錡碰巧到北京出差。他覺得，這齣關於自己父輩的戲值得讓更多的華人看到，於是衝到後臺，從團團粉絲中扒出王偉忠，然後又找到表坊的製作人謝明昌，向劇組發出來美演出的邀請。
一年後，賴聲川和《寶島一村》劇組踏上美國西海岸，在華人最為集中的舊金山、洛杉磯巡演。
「第一次美國巡演上座率在九成以上啊，從來沒有過的。」戴錡說，「這裡可沒有什麼政府補貼，也沒有財團贊助，更不會送票。這裡的票房就是靠觀眾一張票一張票買出來的。」
丁乃竺覺得，成立了30年的表坊就像一個遊牧民族，從一個地方演到另一個地方。
1982年夏季的一天，賴聲川去到阿姆斯特丹。那時的他正在學術低潮期掙扎。「學了多年戲劇，很快就要拿到博士學位了，卻突然發現自己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戲劇。無論是柏克萊，還是過橋就到的舊金山或者倫敦，我在劇場裡看不到觀眾與表演者應有的共鳴。」
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大草坪上，頓巴教授向他推薦的阿姆斯特丹工作劇坊在這裡演出。工作人員知道他是頓巴教授的學生，給了他一張票。
劇場就是草坪中央搭起的帳篷，能容納八百多觀眾。帳篷後面停著兩輛改建後的公汽，既作為演員的化妝間，又可以裝著帳篷與道具開往下一個城市。
「我還記得演的是一個公共廁所管理員的故事，有唱有跳，觀眾跟著哭跟著笑。我雖然聽不懂，但能感覺到在這個晚上，一個政治議題被消化了，表演者、觀眾互相欣賞。」
那個晚上，賴聲川對劇場的感覺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劇場終於回到了古希臘時代，一個戲劇的題材跟這個社會息息相關。
臺灣曾經有近八百個眷村。王偉忠前前後後跟賴聲川喝過很多回咖啡，講過一百多個眷村的故事。賴聲川聽著，就是一年多沒動靜。在他看來，光有好故事還沒辦法做成一臺好戲。
也許是講眷村故事的機緣到了。2008年3月的一天，賴聲川在臺北自家的樓頂上閉關。3天後，他拿出10頁紙的劇本大綱，他把聽到的和親身經歷過的故事提煉成三家人的故事。
這次輪到王偉忠沉默。「他答應和我合作的那一刻，我仿佛就看到村子裡一大群叔嬸兄妹，在臺下笑淚鼓掌。」
40萬個包子
7月20日下午6點。《寶島一村》最後一場演出結束了。兩場演出共發出約3000個天津包子。
如果按演出178場計算，大約發放了40萬個包子，如果把這些包子一個一個堆起來，比臺北101大樓還高。
在劇中，「天津包子」成為劇情的線索之一。儘管北平「德福軒」的老闆娘錢媽媽跟臺灣本省媳婦語言不通，像雞對鴨講，錢媽媽還是教會了她做天津包子，還把從大陸帶來的擀麵棍傳給了她。
紐約的唐人街上總能買到天津包子。但是能在一夜之間做出幾千個包子的商家並不多。位於新澤西的宏城食品公司為劇組做了三千多個包子。
老闆娘王靜1995年來美國。兩年後，她在租住的房子後面的車庫裡開始做包子，然後一家家推銷。天津狗不理的師傅曾幫過她7年，現在的「天津包子」用的是她自己的配方。
王靜老家在天津大沽口，當年八國聯軍上岸的地方，「每次回去都找不到原來的路，拆光了。」
（特別感謝臺灣表演工作坊張雲婷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