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榮鑫
（浙江大學出版社）
影印對版本研究的助益，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其實超出了我的駕馭能力。我僅能從自己參與的古籍影印出版實踐出發，談一點自己的心得體會，完全談不上研究。
影印對版本研究的助益當然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是古代典籍流傳至今的本就極為稀少，影印本可使古籍化身千萬，打破廣大學者版本研究的空間限制；二是古籍原本隨著時間的流駛仍在損失，有些古籍原本喪失了，影印本保存了下來，從而打破了廣大學者版本研究的時間局限（涵芬樓在一·二八事變中被炸毀，古籍原本損失慘重，商務印書館的影印本保留了這批書的樣貌，即為一例）。
古人沒有我們今天的條件，即便是號稱影寫、影刻的那些本子，所能保存的原本信息量也十分有限。要判斷一種書的面貌，只能見到原印本。自從有了照相技術，搞版本研究的人就想到了把他應用到版本樣貌的記錄，進而就有了影印。影印本身也在隨著拍照和印刷技術的發展而不斷發展。
近代以來的前輩學人和出版人，在影印古籍方面做了太多的工作，其中很多已經成為古典學術研究中非常普遍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民國商務印書館、世界書局等機構影印的一批主幹典籍，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後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及其前身）所做的這方面的努力。
今天主要談談影印理念與版本研究、過去的影印產品在版本研究中的應用、影印古籍的發展空間以及我們接下來在古籍影印上能做些什麼。
一、影印理念與版本研究
1.你想做成什麼樣：灰度與位圖之爭
使影印本最大限度地接近古籍原貌，是我們做影印共同的追求，這個沒有太大爭議。但是到底怎樣算更「接近古籍原貌」，這是爭論的焦點。
首先，要使影印100%呈現古籍原貌是不可能的。無論多麼高端的設備，拍照或掃描的文件都與原本有必然差別。而無論你圖片處理手段多精妙，處理後的圖片都與原圖有必然差別。無論你印刷技術多高端，印刷出來的東西都與底圖有必然差別。經過這樣多次輾轉，影印一定會損失原本信息，只是多少的問題。
其次，古籍本身是一個變體，「古籍原貌」本身也是一個多解的概念。以一部宋本書為例，首先這部書的原本在宋代和在當代是不一樣的，一千年下來，紙張會變黃，會有蟲蛀，會漫漶。書比人長壽，它在宋代的樣貌不再有人知道了，關於他宋代樣貌的所有描述，都是我們的推測。發黃、蟲蛀、漫漶，這些都是我們能確定的當下的「古籍的原貌」。即使某冊宋版書保存完好，潔白如棉，我們也不敢說現在的潔白與宋代新印出時的潔白一樣。那麼我們說的「留真」是留哪個真呢？我們說的保留「原貌」又是哪種原貌呢？
其實剛才我們已經提到了，古書在古代的所謂「原貌」，如今已不可知了，可知的只有古籍今天的樣貌和我們對它們過去面貌的推測。所以從科學精神出發，我們要儘量減少人為因素的介入，影印古籍時應當以當下古籍的面貌為基準去「接近古籍原貌」。但是在影印古籍傳入中國之初，影印理念卻並不是這麼統一，出版人理念的分歧，反映在影印技術的選擇上。有的人覺得應該接近設想中書在古代的樣子，即修舊如新，也就是白紙黑字，也就是我們說的「位圖影印」；有些人覺得應該接近書在當下的樣子，即修舊如舊，也就是保留原書的底色、蟲蛀、漫漶等，也就是我們說的「灰度影印」。
有意思的是，中國古籍影印事業興起一百多年來，位圖影印一直佔據著影印市場的主流。石印技術和照相技術在近代由歐洲傳來，是古籍影印產生的技術基礎。較早地將這些技術大量應用於中國古代典籍影印的，則是日本人。黎庶昌、張元濟等近代古籍影印的幹將，其實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本影印古籍的影響。但是，他們在影印實踐中卻選擇了一種與日本人有一定差別的方式。日本自影印技術產生至今，灰度影印一直佔據主流，而中國近代的古籍影印則大多選擇了位圖影印。這種選擇出於對中國讀書人心理的揣摩，也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書人的心理。他們覺得中國的讀書人會更喜歡修舊如新，中國的讀書人也在長久接受這種影印方式之後，默認了影印古籍應該是修舊如新的這個樣子，從而使位圖影印成為影印的主流方式，直到如今。直到現在，我的很多同事還覺得我做影印古籍只需要做兩個工作，第一步是拍照片，第二步是把照片印出來。很多人意識不到這中間幾次轉折引起的差異。實際上，我們做的艱難的修圖工作，很容易被讀者忽略。過去印白紙黑字，在膠片上塗抹掉很多東西；我們印出白紙黑字，則是在Photoshop上塗抹掉很多東西。甚至一些比較細的筆畫，在原本上隱約可見，在影印本上就因為對比度的調整而喪失了。
這樣，在不同理念的驅使下，兩個人從同一家圖書館獲取了同樣的古籍照片，他們將製作出差別很大的影印本。它們的行款、內容當然還是一樣的，但是刻字特點、筆畫顏色深淺的變化、蟲眼等信息，就有很大差別了。
近年來，在中國，灰度影印的書多起來。但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是，儘管灰度影印因為保留了更多的信息而方便了版本研究，但是從界面友好程度和方便閱讀的角度看，則還是位圖影印更勝一籌，所以位圖影印仍然十分常見。出版人需要從影印底本的稀缺性和目標讀者的需求出發來決定是灰度印還是位圖印。
2.你能做成什麼樣：修舊如舊，難仍其舊
上面談的還都是理念問題，也就是你想做成什麼樣的問題。在古籍影印的實踐中，又面臨你能做成什麼樣的問題。實際上，從古籍原貌的呈現度上說，彩印要比灰度和位圖都有優勢，這也是一個共識。據徐蜀先生說，他們當年給《中華再造善本》制定的計劃就是彩印、精裝。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改成了線裝，少量彩印，大部分黑白印。這是因為國家給了足夠的錢，足以支撐彩印的成本。而從近代出現古籍影印至今，彩印古籍都在少數，原因就在於彩印的造價太高。一味追求逼真，而不考慮成本，也無法把事做成。
也就是說，即使在理念確定的情況下，實際操作中也面臨諸多變量。
舉例而言，近年我們一直在影印「四部要籍選刊」，與此幾乎同時在運轉的還有一套「師顧堂叢書」。這兩套叢書其實理念是很接近的，大部分是位圖印刷，方便讀者閱讀。但是因為紙張不同(「四部要籍選刊」採用的是80g米黃雙膠紙，「師顧堂叢書」就我所知，大多用的是80g東方書紙)、修圖原則不同、市場定位不同，兩套書效果還是有著明顯差別。總體而言，「師顧堂叢書」的呈現度更高，更多地保留了原刻的刀鋒。「四部要籍選刊」紙張偏黃，更有古意，成本相對低廉，目的是降低定價、方便更多學生和非專業文史愛好者購買。
油墨、印刷機、印刷方式等等，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浙江大學出版社影印《宋畫全集》和《元畫全集》，除了紙張專門訂購了德國優麗紙（一種特殊的啞粉紙）之外，也採用了比較好的油墨，印出的書畫作品明顯比其他畫冊有精氣神，也就是更接近作品原貌。因為調頻印刷的特點限制，前500張印製效果略差於其後印刷的產品，所以前500張全部廢棄，用以調試印刷機。這套書成品總共2000套，實際每個印張印2500張，1/5廢棄了。這都不是理念問題，都知道彩印好、要用好油墨、要用好印刷機，但是拿1/5分之一的產品來做調試，一般的機構條件是達不到的，沒有這1/5的調試，印製效果也不會這麼好。
過雲樓舊藏的宋本《錦繡萬花谷》如今被江蘇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購去，鳳凰出版社曾在蕭山古籍印刷廠原大四色宣紙線裝影印了這套書，我在蕭山古籍印刷廠看到樣書，十分驚嘆，因為效果遠遠好於常見的影印古籍。後來在蘇州看過雲樓舊藏的展覽，看到了這套《錦繡萬花谷》的原本，方知儘管影印本已做得非常精美，仍與原本相去甚遠。原本紙張的柔和性、印上去的字與紙張的令人舒服的層次關係，這些影印本都不具備。這些都不是理念的問題，是技術條件問題。不是你想做成什麼樣的問題，是你能做成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經常收到讀者通過各個渠道轉來的信息：某某本某書，非常好，你們考慮一下出版。這些推薦，雖然有時候也看走眼，大多數情況下推薦的確實是好書，但是也絕大多數無法付諸出版。古籍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圈子，影印又是這個小圈子裡更小的圈子，市場基數非常小。如果沒有國家或者其他方面的資金支持，很難做出來。即使有些書做出來了，印裝用料沒有達到某些讀者的預期或者定價略高於某些讀者的預期，也會遭受一部分讀者的詬病。實際上作為古籍編輯，我們首先也是讀者，我們也是影印古籍的使用者，也有跟這些讀者同樣的預期。但是，現實情況並不像他們想像得那麼簡單。上面談的幾個方面都是說：不是想做成什麼樣就能做成什麼樣。
3.古籍原本的不可替代性
綜合上面說的這些理念性的問題，儘管現在影印古籍已經大大方便了學者們掌握版本信息，但是版本學仍然不是一般人能做好的學問。在當前和可預見的將來的技術條件下，影印本與古籍原本還是存在必然的差別。影印本除了提供查看版式、字跡和校勘異文等服務，版本研究所必需的紙張狀況、氣味、手感等物質性條件，影印本仍難具備。所以要做好版本學，仍然要寄希望於有一定經濟能力得以大量購藏古籍原本和長期在圖書公藏機構廣泛接觸古籍原本的人。在版本研究上，影印古籍是不能完全替代古籍原本的。
二、過去的影印產品在版本研究中的應用
（一）三個不算成功的案例
1.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
文瀾閣《四庫全書》，經過太平天國運動等幾次大大小小的破壞，目前所剩原抄本不足全部體量的25%。丁丙、錢恂和張宗祥曾先後主持補抄。其中丁丙補抄所用底本基於其八千卷樓的藏本，也在江浙地區訪求善本。錢恂、張宗祥補抄，則大部分以文津閣本《四庫全書》作為底本。經過三次補抄，文瀾閣本好歹也成了全本。
2004年，杭州出版社自籌資金600萬元開始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不到兩年，錢就用完了。後來浙江省和杭州市兩級政府撥付了150萬元，杯水車薪，項目遂陷於停滯。2012年綠成集團注資3000萬元，方使項目起死回生。2015年項目完成，綠城集團在其開發的部分別墅中搞了一個買別墅送《四庫全書》的活動。
這三次補抄各自用了不同的稿紙，加上清抄原本，實際有四種稿紙，讀者可以通過稿紙的樣子清楚地看出是原本還是某次補抄。搞清是原本還是某次補抄，這對版本研究和校勘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杭州出版社這次影印，抹掉了原書稿紙的所有痕跡，自己設計了行格欄線，把原書的文字一條條剪切出來，貼到自己設計的行格裡。這個工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也是毫無價值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
這樣一來，杭州出版社的《影印文瀾閣四庫全書》，對於版本研究的助益就被極大縮小了。我們如果要用到文瀾閣四庫本，必須先斷定是清抄原本，還是丁丙抄本或者民國浙江圖書館抄本。更為尷尬的是，影印本出版後，浙江圖書館出於古籍保護的考慮，對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的開放採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普通讀者要看館藏的文瀾閣本比以前更難了。
2.百衲本《史記》（實際是一部不朽的影印著作，說它不成功，僅從當下理念下的版本學意義講）
杜澤遜老師當年隨王紹曾先生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發現商務印書館雖然聲稱百衲本《史記》以他們從日本訪回的黃善夫本為底本，但是他們在影印中做了大量改動，改動達2000餘處。儘管改動大部分是恰當的，但是能不能在不告知讀者的情況下這樣改，是一個存在爭議的話題。這歸根結底是一個圖書定位問題。如果讀者需要的是一部差錯比較少、適合閱讀的《史記》，那麼應該校改差錯。如果讀者就想看黃善夫本的面貌，那麼就不應該改字，某種意義上說，書中的差錯正是黃善夫本的標誌之一，改了便不能稱為黃善夫本了。但是話又說回來了，你如果是為了給讀者提供一個差錯少、適合閱讀的本子，你為什麼不像《四部備要》那樣做一個排印本呢。所以商務印書館當年對底本改動如此之大，卻不對外公布，其實有他不厚道的地方。作為後輩出版人，對於張菊老的做法，我們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效法。
還有一個問題不得不承認，我們今天影印不再在原書圖片上描潤和校改差錯，除了因為呈現古籍原貌的初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不敢改，現在的編輯慫了，一改就錯。我們沒有張菊老那個水平、改2000處大部分都改對，所以乾脆就不要去改。
3.朝華出版社「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這套書在選目上做得還是不錯的，因為文獻影印在清末民初這個時段上，還比較薄弱。印製上，這套書的很多做法，很值得商榷。一是印製實在太不清晰，有些幾乎無法閱讀；二是幾乎沒有做任何加工，沒有像樣的書籍內容介紹，更沒有版本源流分析；三是底本來源很成問題，所印圖書皆不標明底本來源，有很多是網上下載的，這種行為從道德上說不值得鼓勵，另外從學術上，也無法保證底本可靠，不敢用。
（二）一個成功的案例
「國學基本典籍叢刊」
我個人認為，「國學基本典籍叢刊」的成就總體上已經超過了《四部叢刊》。雖然《四部叢刊》中的校勘成果，這個很難超越，但是在其他方面，「國學基本典籍叢刊」緊沿《四部叢刊》的道路，並超越了它。從底本選擇上說，兩種叢書都堅持選主幹典籍的較古較善之本。我們如今的選目基礎、底本獲取的容易程度已經遠遠高於一百年前了。從印製質量上說，現在的拍照、修圖、印刷、裝訂技術自然遠超當年。從發行量上說，洋裝的「國學基本典籍叢刊」的發行量遠超當年線裝的《四部叢刊》，因此它化身千萬、保護古籍原本的作用也就更大。從對版本研究的助益上說，就像剛才說的，《四部叢刊》因為改動巨大，其實是自成版本的，一般不能拿來作為研究古籍原本的材料。而「國學基本典籍叢刊」則儘量呈現古籍原貌，在當下的影印理念驅使下，採用了保存信息更多的灰度印刷，所以對版本研究有頗多助益。
三、影印古籍未來的發展空間
《四庫全書》現存各閣本的影印本、《四庫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續修四庫全書》這些書編織起一張巨大的網，常用典籍幾乎被一網打盡。各大圖書館的「館藏珍本叢刊」、「未刊稿本叢刊」等，幾乎也窮盡了公藏機構的好東西。日本、美國、韓國的一些大圖書館所藏漢籍，已經被陸續影印回來。「國學基本典籍叢刊」以小、快、靈的方式，迅速佔領了廣大學者的書架。國內外圖書館電子圖像逐漸免費公布，電子圖像獲取越發容易……影印市場目前這種狀況，古籍整理的影印版塊是不是沒多少事可做了？我想，空間日漸縮小是肯定的，但是仍然有一些工作可做。
1.既往稀見古籍影印的漏網之魚可以影印。古籍普查尚未完全結束，古籍普查過程中還不斷有先前不知道的古籍珍本、善本被發掘出來，發掘出來的東西，仍可通過影印的形式向社會披露。另有很多珍本、善本藏於私人藏家手中，這些資源更難為學者所利用，能將私人藏品中價值較高的古籍陸續影印出來，亦是嘉惠學林之舉。
2.域外漢籍的零星回歸。國內館藏的家底目前還沒有摸清，國外機構所藏漢籍的家底也沒有摸清，海外漢籍回歸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2016年奉浙大出版社之命調研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漢籍狀況，擬將其中有價值的部分影印回來。後來聽安平秋先生講課，他說據他的調查普林斯頓大學藏有9部宋元版漢籍。我查《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所藏中文善本書目》，得出的數據與安先生大致吻合。9部宋元版古籍已經足夠做一套叢書了，如果深入詳細排查，該館所藏明清版古籍，也可能有不少精品。三年過去了，因為很多複雜的原因，這個策劃方案至今沒有落地。有餘裕的同行不妨考慮一下這個項目。我只是以此為例，說明域外漢籍引進工作還有挖掘的空間。這些工作也必然對版本研究產生積極作用。
3.明清古籍的呈現。無論是過去的「四部叢刊」還是現在的「國學基本典籍叢刊」都儘量甄選較古版本作為底本，所以其底本主要是以宋元本居多。這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民國商務和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這樣的出版機構在底本獲取上有他們的優勢，一般出版機構很難做到。而除了宋元本，明清兩朝的版本值得影印的也很多。
一方面，明清兩代人的著作，自然沒有宋元本，其中學術價值較高的，如果有明清時期的初刻本、初印本、稿本、較好的抄本存世，那麼影印行世就有其價值。另一方面，許多傳世典籍，到明清兩代、特別是清代的乾嘉時期，得到了精當的校勘和深入準確的注釋，即我們常說的後出轉精，用張之洞的話說是「國朝人之精校精注本」，這些也值得影印。「四部要籍選刊」的選目原則，便是選取明清兩朝後出轉精的本子。這些版本文物價值不那麼大，學術價值卻未見得就低於宋元本。
另外，清乾隆以後產生的著作，未趕上列入《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了，但是《續四庫》體量太大，不單行，一般人難於購藏。從中選取價值比較大的本子單行影印，也是不錯的切入點。比如王先謙《荀子集解》等等。
版本特徵的流變有些能通過觀察不同時代刻本的樣貌而感受出來，很多信息可以通過影印本來呈現。從版本特徵上說，宋元以至晚晴，版式、行款、字體必然有一個漸變的過程，影印不同時期的作品可以使讀者對版刻風氣的流變產生比較直觀的感受。比如我們版本學的老師講課時常說大黑口、雙黑魚尾，四周雙邊這樣墨色比較重的版式，曾在明嘉靖年間風行一時，但是學生一般看不到嘉靖原本，這種情況下，就可以通過觀察嘉靖時期書的影印本來直觀感受，一定程度上彌補一些缺憾。從書籍史的角度看，明代、清代的刻書與宋代、元代，有著諸多不同，除了匠體字的日趨成熟，還有很多書籍史的細節可以通過影印本呈現。比如辛德勇老師在他的《翻書說故事》裡專門有一篇文章探討「捺印本」，其中一節講到徐乾學曾印了一批《通志堂經解》的單行本來送人，單行本與叢書本其實是同一塊板子，只是捺去了書口的「通志堂」字樣。捺印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書籍史現象，通過觀察捺印本的影印件，我們能夠感知一段鮮活的印刷史，窺見當時文人的一種交往方式。
3.圖錄性工具書。像《中國版刻圖錄》、《明代版本圖錄》、《清代版本圖錄》這些使用非常普遍、指導性很強的版本圖錄，編出來已經很長時間了。當時的拍照、修圖、印刷技術，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又當時書都是線裝，既不利於反覆翻閱，又因為價殊昂而不利於傳播。即使最近的《清代版本圖錄》，我從杭州通雅軒購得，也花了500塊錢。至於《中國版刻圖錄》購入一套需要數萬元，一般的讀者是很難負擔的。如果對這幾種圖錄進行修訂，重新拍照、修圖，彩色印刷，硬殼精裝，效果可能要好於先前的做法。在使用《清代版本圖錄》的過程中，我曾設想聯繫賈二強先生主持修訂該書，因為工作積壓嚴重，精力又實在有限，就沒有去落實。出版界的同行有精力餘裕可以考慮一下類似的選題。（近來聽說，賈二強先生已經在對此書進行修訂了）
4.深度整理。喬秀巖先生在《文獻學讀書記》中說，影印的每一種書都應該詳加校勘。這雖然是理想化的要求，但是增加整理深度應該是古籍影印的一個增長點。現在「師顧堂叢書」、廣西師大出版社的「蛾術叢書」都有產品在影印時進行了校勘，將校勘記附在書後。即使不能校勘，附上人名、地名、書名等必要的索引也是整理深度增加的表現。最最不濟，交代版本源流、介紹底本出處和特點的出版說明是不能少的。總之，影印出版要為讀者提供更全面的服務，簡單的掃描付印模式不值得提倡了。可以說整理深度越大，對版本學的助益也就越大。
四、「四部要籍選刊」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關於「四部要籍選刊」的整體規劃，蔣鵬翔兄曾寫過一篇《〈四部要籍選刊〉的過去與將來》，詳細介紹了「四部要籍選刊」的策劃緣起、早期運作和未來規劃。因為我要承接著這篇文章的內容說，所以我的副標題叫「兼談『四部要籍選刊』的影印」。蔣鵬翔兄的這篇文章，在網上很容易找到，我就不再複述了。我今天簡單談談很多朋友曾經問起的傳古樓與浙大出版社的合作模式問題。
目前在出版領域，學術著作和古籍整理出版模式是不太一樣的。傳古樓最初與浙大社的合作就是基於學術著作的出版模式，雖然影印古籍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著作，但對於一家當時從未涉足影印古籍的出版社來說，只要選題納入他們熟悉的模式，就可以操作起來了。簡單地說，就是傳古樓扮演一個「作者」的角色，負責策劃、製作，出版社負責編輯加工、發行，雙方各自利用自己的平臺開展營銷工作。這也是後來民營出版繁榮起來以後，不少小型民營出版公司採用的模式。這種模式，從2011年運作至今，「四部要籍選刊」在浙大出版社出版了20餘種，計100餘冊。
現在「四部要籍選刊」的運作模式基本趨於穩定：選目、底本選取、撰寫影印說明、編制目錄等輔文的學術性工作由主編蔣鵬翔負責；修圖、排版等技術性工作由傳古樓團隊負責；出版流程、內容的編輯加工、一些必要的設計、印製、發行由浙大出版社負責。應該說這種合作比一般人想像得要深入，蔣鵬翔先生和傳古樓團隊近年的努力使得浙大出版社在古籍影印領域得以迅速成長起來，成為一個有不少人知道的小品牌。對於傳古樓團隊而言，浙大出版社在經濟效益要求和選題內容的自由度等方面還是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的，社內對於我責編「選刊」的經濟效益要求和選題的通過率也略寬鬆於其他圖書。所以各個方面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共贏局面，這種共贏是經濟效益上的，更多的是社會效益上的。對於我個人而言，儘管這套叢書是我工作中極小的一部分，但是他對我個人的成長是非常關鍵的。我為這套叢書工作，這套叢書也在成就著我。它作為一個平臺，使我能不斷地與業界同仁取得交流。我在運作這套叢書時培養起來的市場意識、成本意識、讀者意識也在反哺著我其他方面的出版工作。
當下出版市場波譎雲詭，很多形勢難於預測。任何一套叢書，能一直延續多少年、出多少種，都沒有人能準確預測。但是，就像其他很多事一樣，我們應該在可預見的時間內，盡最大努力做我們能做的事。我在本文前面部分提到了一些思考，都與「選刊」的未來規劃有關。「選刊」將堅持幾個原則不變：一是堅持單面影印；二是堅持選取明清精校精注本為底本，這也是與「國學基本典籍叢刊」相配合；三是堅持更方便閱讀的位圖印刷；四是在成本允許的範圍內儘量控制定價。以上是幾個不變。還有幾個要變：一是選目上經、子、集都已趨於平衡，史部還很薄弱，所以要在史部上多下點功夫；二是要增加整理深度，從讀者需求出發提供更多的附加值。未來也面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比如紙張和工價上漲，成本壓力越來越大；比如圖書市場整體萎縮的情況下，如何頂住壓力擴大市場；比如目前的數碼印刷技術暫時無法支持古籍影印，怎樣平衡印製方式、印製成本、印量之間的關係；等等。這些需要我本人與蔣鵬翔先生、傳古樓團隊深入思考，也必然需要各位朋友在專業上和運作上提供一些指導。
[1]本文原系筆者在「古籍研究青年同仁聯誼群第八次沙龍」上的發言稿，後經周餘姣師介紹，發表在《古籍保護研究》（第五輯），發表時已對原文口語化的一些內容進行了修改。今仍原稿，造成的閱讀困難敬請諒解。
註：本文發表於《古籍保護研究》（第五輯），此據作者word排版，引用請以該刊為準。感謝王榮鑫老師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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