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這篇文章應叫作王安石和他的朋友/對手們。
宋朝，特別是北宋王朝，在我心裡可以說是最燦爛，甚至堪稱奇絕的存在，若要究其原因，有可能一是因為我祖籍開封，放在宋代我也算帝都人，二來宋朝的科技文化實在是耀眼奪目，商業文明上有最早出現的紙幣，文學上有宋詞，科技上，四大發明中的三樣，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都是在宋朝進一步完善並傳向世界的。陳寅恪就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萬曆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也說過趙宋相較其他中國歷史上的主要王朝，是極為不同的。費正清則直接把宋朝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朝代。
而北宋的仁宗、英宗、神宗時期，又是其中更加特殊的時代，最主要的原因，是這個時代裡，聚集了太多響噹噹的大人物。其實歷朝歷代，都不乏名流，也都有領袖，但能在歷史的長河裡，橫亙古今，經久不衰，甚至歷久彌新，不斷煥發著光彩的人，實在寥寥。從1023年宋仁宗上位，到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繼位，不過才經過短短62年，剛過一個甲子，距離開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也不過63年，還是一個甲子，出現了多少英雄人物競風流，我簡單介紹一下：
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蘇轍、蘇洵、曾鞏。
這些人的名字，幾乎是後世所有教科書都無法忽略的人。
廬陵歐陽修，仁宗時期曾官至參知政事，相當於今天的副總理。除了政治上的成就，正史二十四史當中，他參與或主筆了新唐書和新五代史，此外，《醉翁亭記》、《臨江仙》等文學作品都流傳甚廣。
蘇東坡，高產似母豬，天賦值全滿的男人。他不僅有治國之才，還是文學大家。仁宗曾經因同時錄取蘇軾蘇轍兄弟二人而讚嘆自己為後代發現了兩個將相之才，蘇軾後來去杭州修蘇堤，去了儋州，海南便出了進士，可見蘇軾的事功。他一生寫了兩千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四千多篇文，留下的絕句數不勝數，揮就的《寒食帖》號稱天下第三行書，可以說，在詩詞文書中的任何一個領域達到青史留名的程度，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蘇軾一人的成績，頂的上多少聰明人幾輩子的努力。
司馬光，除了砸缸，還主持編撰了《資治通鑑》，說他在史學家中地位僅次於司馬遷應該不過分。
曾鞏，蘇軾的同年，王安石的好朋友，歐陽修的好學生，現代人對他的作品知之甚少，但錢鍾書先生曾說他的詩要排在蘇洵、蘇轍之上，所以我們暫且把他看作一個神人堆裡守正的才子吧。
由此可見，唐宋八大家裡，除韓愈、柳宗元外，宋朝佔了六個。而在北宋南宋近320年的歷史當中，這六位大師竟密集地分布在這六十年的時代裡，這個時代不可謂不神奇，不可謂不輝煌。當然，從題目看，本文要寫的是王安石，但前面介紹這些人，並不是要喧賓奪主，而是當我們看到，王安石竟是與這些人同處一個時代，還能不掩光彩，甚至得到其他人的高度認可，就應當知道，王安石絕非等閒之輩，也絕不是簡單一個人才就能夠形容的。
下面，我們進入正文。
北宋時代，有一個特點，那就是極其包容的士大夫政治環境。這源於宋朝立國的方式，當年宋太祖趙匡胤以前朝禁軍統領之職，在陳橋驛黃袍加身，成功由打工人晉級為人上人。所以，宋太祖相當提防武人幹政，於是他定下了抑制武將，振興文教的國策，相傳他在太廟立下誓碑，令後代子孫不得濫殺士大夫和言事之官，體現其以文治國的理念。因此，士大夫政治，在宋朝，迎來了一個黃金時期。實際上，士大夫這個詞，應當拆開來看，所謂的士，指的就是讀書人，比如「士不可以不弘毅」，而大夫，是戰國時期的官職名，後來就成了官員的代稱。所以士大夫，在英語翻譯裡，稱為scholar official，也就是學者+官員，正是其內涵所在。
但一體兩面地看，大開科舉，文官隊伍繁盛，自然也會泥沙俱下，這樣的時代固然產生了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這些政治成就和文學成就斐然的時代楷模，但也有大量半斤八兩，沽名釣譽，嘴上全是主義，心裡全是生意的人，這也就帶來了冗官的問題。除了冗官，北宋實行的養兵制，又造成了冗兵的問題，於是便有了冗費的困境。
如此一來，泱泱大國背後脆弱的一面便暴露無遺。同時，北宋周邊又有少數民族政權環伺，北有契丹建立的遼，西北有党項人建立的西夏，西有土藩，西南有大理、交趾。按照竺可楨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大約在仁宗到哲宗時期，也就是公元十一世紀，正值氣候變冷的大周期，這一氣候現象，落諸立國之本的農業，便是等降水線的南移，這就導致了北方原先可以發展農業、生長植被的地方，最終減產，甚至荒蕪。不幸的是，中原王朝北部的少數民族政權都是遊牧民族，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較低，因此當氣候不好的時候，便是他們騷擾加劇的時候。於是，北方的少數民族的政權，成了懸在大宋王朝頭上的一把劍，富國強兵的改革，便成了時代的呼喚。（主角王安石即將登場）
時間來到宋神宗時期，神宗皇帝弱冠即位，放到現在，也就是個大學生。年輕人的氣質，總是雄姿英發，銳意進取的。所以他一心希望改革，渴望成為創製垂法，功濟一時的優秀皇帝代表。
於是他找來司馬光，希望請教治國良方，結果司馬光說的無非是那些行王道的事情，往聖先賢的教義絕不是不對，但僅有道而沒有術，不免顯得不實在。他還找來了當年範仲淹慶曆新政的親歷者，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富弼。但此一時，彼一時，當年的激進派也可能成為後來的保守派，富弼對於神宗皇帝安定北方的願望回以決絕的一句「願陛下二十年不言兵事」，據說，神宗聽了以後，良久不語。後來神宗想到了自己當太子時的記室參軍（類似於太子辦公室主任）韓維，此人曾是富弼的幕僚，也是歐陽修賞識的後備幹部，神宗認為韓維特別有想法，韓維卻說：「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至此，王安石從配角，成了主角，開啟了人生從未體驗過的全新版本。
其實，王安石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很久。王安石同志，生於1021年（比宋仁宗即位早兩年），生在大宋朝，長在紅旗下，仁宗慶曆二年，也就是1041年進士及第，時年20歲，歷任淮南節度判官（相當於江蘇和安徽部分地區的政 府 秘 書 長）、鄞縣（寧波）知縣、舒州通判（安徽安慶的政府副職，分管交通運輸、水利、訴訟，兼派駐監察組組長），後調為度支判官（財 政 部 黨 組成員），此時是嘉佑三年（也有學者考證推測嘉佑四年才去），1058年前後，王安石大約37歲。王安石進京述職時，寫出了秦漢以後天下第一大文：《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此書洋洋灑灑逾萬言，此處作一下簡要梳理：
（一）提出問題：皇上人很好（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但是治理狀況沒啥改觀，市場預期不樂觀（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為什麼？是因為不知法度（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二）解釋問題：法度不是法令（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法度也不是效仿、照搬過去的執政方法，前者走向修正主義，後者走向教條主義，時移事異，要領會精神，走有宋朝特色的聖賢治理道路（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
（三）深化問題：如果要走這樣的道路，最缺的就是人才（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可是古代人才多，現在人才卻少，是老天爺的問題嗎？不是，而是要培養人才（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眾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
（四）解決辦法：如何培養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教之便是教育；養之則是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簡單來說就是高薪養廉、從嚴治黨和保持打虎拍蠅高壓態勢三手抓三手硬；取之任之就是觀察言行，敢於壓擔子，同時開展績效考評。除此之外，皇上還要真誠，要 團結下屬，如此一來事兒就能成。（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
（五）分析目標與現狀的差距：教育方面，是應試教育缺乏對素質能力的培養（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乃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待遇方面，是工資太低，但又冗官，落實六保任務壓力大，但話也說回來，這是治理需要，國家財政靠節約三公經費不是長久之計（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然而世之義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選拔則是用人無方（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不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
（六）總結：不患人之不為，而患己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說一千道一萬，不怕你不做，因為有功名利祿可以激勵你，就怕你沒本事做，不怕你沒本事做，就怕不能持之以恆地真心培養你）如果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一定會有效果。
這就是王安石知名的政論文章，語言精練，說理清晰，針砭時弊，但是，仁宗皇帝是個信奉無為而治的君主，更何況這篇文章的觀點得讓多少混吃等死的人膽戰心驚，所以最後也沒得到重視，王安石也沒說啥，再後來，趕上母親病逝，乾脆辭官回家守喪去了。
當改革進入深水區時，衝破既得利益的藩籬，就不是一場閃電戰，而是一場拉鋸戰，無疑其中充滿了艱難。但是，王安石是何許人也，宋朝第一拗相公（司馬光官宣）。當改革的種子在他心裡發了芽，實施改革，便沒有做與不做的問題，只有什麼時候做的問題。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任參知政事（之前歐陽修也當過的職位），赫赫有名的熙寧變法就此拉開了序幕。
（此前的文章介紹過王安石變法，後世研究文獻也汗牛充棟，此處僅作簡單羅列。）
經濟上，王安石設三司條例司，統籌戶部、度支、鹽鐵（近似地理解為成立深化經濟改革領導小組，由人 社 部、財 政 部和主要央 企參與），上《乞置三司條例》，頒行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募役法（也叫免役法，從政府角度就是招募士兵，群眾角度就是免除兵役）、農田水利法、方田均輸法，並治理漕運。簡單來說，王安石經濟改革的主要抓手，就是財政政策（稅）、貨幣政策（貸）和基建。
國防上，主要是省兵、置將、保甲、保馬、設軍器監。簡單來說，就是裁減軍隊，推進國防現代化，狠抓軍隊後勤，打造聽皇上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宋朝軍隊。
除此之外，還有針對教育和選舉的改革。其中的基本方針，正是當年《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所體現的基本觀點。從1058年上書仁宗皇帝，到在1069年推行自己的改革大計，真可以說是十年磨一劍，在推行改革的過程中，王安石放出著名狠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向保守勢力全面開炮，意圖將改革進行到底。
但是王安石相較於後來的張居正，實在是出場時間要短得多，自1069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政以來，王安石就成了眾矢之的，前輩歐陽修批評，當年的好朋友司馬光成了反對者裡的帶頭人，同樣是好朋友的曾鞏也由支持變為反對，蘇軾也不支持，蘇軾的爸爸蘇洵不但不支持，而且把王安石罵的狗血淋頭，但好在神宗支持。1071年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 總 理轉正），在1074年，神宗皇帝因人言可畏，開始對變法動搖，王安石第一次罷相。1075年復起，1076年就再次罷相，徹底去江寧（南京）養老去了。滿打滿算，將將六年，放在今天，也才一屆半。
去了南京後，有兩個故事很有意思：
第一個是王安石曬太陽的故事。王銍《默記》云：王荊公在蔣山野次，跨驢出入。時正盛暑，而提刑李茂直往候見，即於道左遇之。荊公舍蹇相就，與茂直坐於路次，語甚久，日轉西矣，茂直命張傘，而日光正漏荊公身上。茂直語左右，令移傘就相公。公曰：「若使後世做牛，與它日裡耕田。」
第二個則是王安石騎驢不坐轎子的故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王荊公辭相位，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由此可見，王安石並不是一個貪戀權力的人，相反，他淡泊、正直，不擺架子，而且十分善良。王銍是歐陽修的學生，邵伯溫曾批評過王安石變法，他們記錄的王安石的故事，恐怕沒有美化王安石的動機，所以大體是可信的。後來，王安石卸任，蘇軾遭遇烏臺詩案貶謫黃州，在前往汝州時，路過金陵，兩人相聚，摒棄前嫌，王安石勸他留下來做自己的鄰居。蘇軾還寫詩惋惜道「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王安石在臨別時則感嘆道：「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風流人物」。王安石的人格魅力可見一斑。
1086年，王安石逝世，從在世到死後的幾百年，王安石都受盡了冷嘲熱諷、明槍暗箭，甚至變法的主要人物，還被寫進了宋史的奸臣傳，綁在恥辱柱上被唾沫星子一次又一次地攻擊，比如呂惠卿和曾布（曾鞏弟弟），就算沒寫進奸臣傳的，也沒啥好話，哪怕功勞很大，到了別人嘴裡總能雞蛋裡挑骨頭，比如韓絳和元絳（這兩個人都做過參知政事，蘇聯的經歷告訴我們，互相翻案到最後誰都不討好，但又該怎麼說理去）。
有不少人評價王安石，說他剛愎自用，說他禍國殃民，說他道德敗壞，就是個亂臣賊子，甚至把北宋滅亡歸罪於他（沒錯，就是前面記錄他不坐轎子的那個邵伯溫）。
可是，也有著許多人肯定他，或是慢慢地能夠理解他，無論是他在世時，還是死後。
曾鞏曾說：「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司馬光在王安石死後，對於朝臣的攻擊，反而主張厚待王安石，他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
黃庭堅也說：「餘嘗熟觀其風度，真視富貴如浮雲，不溺於財利酒色，一世之偉人也。」
曾經的歡喜冤家蘇軾，在司馬光上臺，徹底廢除新政後，又反過來批評司馬光，肯定王安石變法中有許多積極的成分，還在《與滕達道書》中反思了自己一開始的偏見，認識到王安石當年的遠見卓識。程顥，也就是程朱理學的開山人物，也是當年反對王安石最賣力的人之一，也表示後悔自己的偏激。
當然，無論是懷念讚揚，還是批評敵視，斯人已去，總歸是不會再回來了。回顧王安石曾經面對的攻擊，他在《答司馬諫議書》和《答曾公立書》中，已經看得很清楚。就事論事地說，他所作的改革，皆出於公心，又經過科學的論證，還有曾經的試點經驗，且一沒侵官（越權），二沒生事，三沒徵利（與民爭利），四沒拒諫（不聽勸告），何罪之有？如果要有，則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別人的惡毒攻擊「意不在於法也。」
正義，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當我回顧這段歷史，或許有失片面，但我常感到心意難平。他一心為國，所求不過是國泰民安，甚至對政見不合者，對攻訐中傷者，無非降職或調離，絕不草菅人命，蘇軾捲入烏臺詩案時，王安石雖罷相，仍仗義執言，稱：「安有盛世而殺賢才者」。可以說，王安石是一個胸懷坦蕩的大丈夫，少年成名，志向遠大，即便如此，仍有那麼多人誤會他，辱罵他，實在也是一個可憐人。同時，我也很感動，曾經的對手同樣也是那個時代的傑出人物，他們之間既有競爭，又惺惺相惜，彼此的鬥爭也不過是君子之間的路線之爭，可以說他們都是真正的政治家，這也正是那個時代偉大的原因。
鬥轉星移，來到了我們的時代，在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理解他，努力給他一個公允的評價。2008年3月18日上午，時任國 務 院 總 理 溫 家 寶在記者見面會時說道：「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這就必須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氣、決心和獻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創新，如果說前者是因的話，後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對大家立過誓言，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今天我還想加上一句話，就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