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快車謀殺案》:一部沒有推理的推理電影,還可以看什麼

2021-02-12 八角文娛

《東方快車謀殺案》算得上是阿加莎最經典的推理作品,自從1934年出版以來,多次改編成電視劇舞臺劇,2006年甚至有同名遊戲上線。加上今年肯尼思·布拉納拍的,《東方快車謀殺案》已經有了五個電影版本。

 

2017版《東方快車謀殺案》海報

西德尼·呂美特拍的1974版《東方快車謀殺案》集結了阿爾伯特·芬尼、勞倫·白考爾、英格麗·褒曼,群星璀璨。

而肯尼思·布拉納輸陣不輸人,拍的是馬馬虎虎,陣容攢的挺齊整,兩位奧斯卡獎獲得者朱迪·丹奇和佩內洛普·克魯茲,與四位奧斯卡獎提名者約翰尼·德普、米歇爾·菲佛、威廉·達福和導演本人,全奧斯卡陣容。

 

2017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全體主演

2017版《東方快車謀殺案》挺不錯的,古典主義的站臺和林海雪原的布景特效好看,帶有鮮明時代特色和身份標識的角色扮相好看,舞臺劇風格的運鏡和油畫般的構圖好看,但作為一部以經典小說作原型的推理電影,它不好看。

 

2017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

這部新作有個重要缺陷,沒有在解謎之前把伏筆設置完整,而是在劇情推進過程中不斷補充新線索。換句話講,阿加莎的原著小說可以不需要作者親自揭開謎底,讀者就能通過細緻的觀察將隱藏的線索串聯之後發現真相,將波洛作為第一視角也能更好實現和讀者同步思考互動。

但肯尼思·布拉納就沒能做到這點,和這幾年無數平庸的推理類小說電影一樣,野心勃勃的創作者總想把故事的奇觀性做到極致,但才華沒跟上,總會發現坑挖的太大了,僅憑現有的素材沒法自洽,於是只能被迫補充新素材。

2017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就是這樣的感受,雖然阿婆的原著足夠紮實,但導演好像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時機把阿姆斯特朗慘案這個重要伏筆埋進劇情裡。

影片前半段一直不溫不火沒進入正題,在某個節點突然插入了阿姆斯特朗慘案,接著節奏被猛烈加快,劇中所有十二名乘客在短短幾分鐘內紛紛與阿姆斯特朗刻意牽連,導致沒讀過原著的觀眾也能早早看出謎底。

反觀1974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在片頭就用一張張錯落有致的舊報紙和阿姆斯特朗夫婦的影像資料將伏筆埋下了。雖然也顯得有些刻意,但畢竟電影和文本是有差異的,書中用一句話就可以不動聲色的埋下線索,電影中至少得給個特寫鏡頭。

 

1974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

早早埋下伏筆,才能讓波洛的推理有漸趨成熟的連續性,而不是突然加進來某些新線索,就把之前的一切假設全部推倒重建,觀眾在看推理電影時也在捕捉細節努力思考,這樣折騰讓觀眾有挫敗感。

導演對大偵探波洛的定位也很失敗,原著中波洛的形象應該是一個固執於繁文縟節的紳士,一個「不專注於抓獲罪犯, 而是躺在椅子上, 用頭腦中的小小灰色細胞思考」的老頭,但導演設計的一些為了體現波洛個人風格的情節卻和原著的描述背道而馳。

 

肯尼思·布拉納版赫爾克裡·波洛

影片一開始,導演為了體現波洛觀察之細緻入微,安排了一起徒有場面卻毫無技術含量的推理,非常無聊。

下一秒鐘,為了體現波洛的強迫症,觀察能力極強的他就只能順著導演的意思愣是沒觀察到馬路中央的一坨狗屎,左腳不小心踩到後右腳也補了一下,非常做作。

為了體現波洛推理能力之強,他在碼頭遇見了初次見面的瑪麗夫人,賣弄問對方「你的家教工作愉快嗎」,非常冒犯,不是波洛的做派。

 

黛西·雷德利版瑪麗·德本漢

肯尼思·布拉納顛覆了波洛的形象,卻沒有很好的重塑,本該以心理學分析見長的波洛,完全拋棄了心證推理,反而用起了福爾摩斯的演繹法,但在其後的東方快車謀殺案上卻又不能熟練運用演繹法。

全片為數不多的亮點恐怕就是精緻的場面調度吧,每個人在狹小車廂內的站位、動作、神態和光影互相交錯構成了油畫質感的場景。

 

2017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

2017版《東方快車謀殺案》劇照

但遺憾的是,本該是全片高潮的最後一場群戲卻非常潦草,十二名乘客如最後的晚餐一般在隧道口的長桌後坐定,波洛帶著謎底向他們緩緩走去。此時應是波洛娓娓道出真相,鏡頭依次特寫每個被提及的人,他們或鎮靜或恐慌或灑脫或低啜的表情被完整捕捉。

但實際上,來回切換的混亂鏡頭和波洛優雅盡失的怒吼,讓這段群戲失去美感略顯混亂。

總體還是很美的,可是一部推理電影,視聽語言勝過劇情本身,不知是福是禍。

而影片將立意落腳在法律價值的優先級之上,法律的意義在於維護秩序先於維護正義,在法律無法顧及正義之時,同態復仇是人類最原始有效的補充法律缺陷的方式。

影片中有十二人完成共同犯罪,十二人是小陪審團的人數,大陪審團的職責為決定是否起訴被告,小陪審團的職責恰好是決定嫌疑人是否有罪,如今這十二人決定判處罪大惡極的兇手雷切特以死刑。

 

強尼·德普版愛德華·雷切特

立意很有深度,在影片一開始波洛曾說的「這個世界非黑即白」這個伏筆終於被挖掘出來,他開始思考法律和人情之間的灰色地帶,並默許了同態復仇。導演傳達出的觀點還是老一套,完全沿襲了數百年來對公平正義最原始的思考方式。

其實導演若有心,完全能從現代法理學角度重新詮釋這個命題。試想,波洛在最後一段慷慨激昂的陳辭中,闡述著秩序優先的價值、描述性概念和規範性概念的差異,興許能大大彌補影片劇情的薄弱,還能體現一部優秀的改編電影應有的素質,即展現當下時代的內涵。

福克斯放話,「如果《東方快車謀殺案》取得票房成功,福克斯將會把更多波洛破案的故事搬上大熒幕」,看片尾波洛和車站工作人員的對話,下一部搬上大熒幕的會是《尼羅河上的慘案》,福克斯繼謀殺了東方快車之後,會不會又在尼羅河上製造慘案,讓我們拭目以待。

 

1978版《尼羅河上的慘案》全體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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