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龐驚濤
壯翁手書（喬大壯兒子喬新提供）
痛失親人
重慶生活期間，喬大壯家庭發生系列重大變故，先後喪妻失子。家國之痛、黍離之悲，對於他這樣至情至性的人，這種痛苦是很難排遣的。飲酒而可稍忘切膚之痛，託於詞章而沉於杯盞，是他在重慶生活後期的真實狀況。
喬大壯夫人高希祖出生瀘州望族，祖上高樹與弟高楠是光緒八年（1882）同榜進士，在兵部任職時與喬大壯祖父喬樹楠訂交，有通家之誼。喬大壯成年後，由兩家老人作主，顧印愚作媒，將高希祖嫁與喬大壯。通家而兼姻親，喬高兩家自此親上加親。
高希祖出生名門閨秀，通翰墨。嫁入喬家後，先後生五男三女，生活重擔可見一斑，高希祖只得放下筆墨，辛勤農事，在住家附近開闢荒地，自種蔬菜，以供家需。
其時，喬大壯的幾個子女都先後到了婚嫁的年齡。喬大壯和高夫人儘管節衣縮食，還是無法為他們籌備出像樣的婚嫁妝奩。為人治印的收入，積少成多，剛好有了一萬元之後，又被喬大壯慷慨贈給了留在南京的好友徐森玉。徐森玉是他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工作時認識的老朋友，困居上海孤島期間，因拒絕為日、汪賣命而身臨困境，喬大壯聞聽消息後動情地說：「這樣的人才稱得上是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他為愛國而遭難，我哪有不幫之理？」於是將自己治印收入的一萬元全數贈給了徐森玉。此事在重慶士林傳為佳話。
喬大壯為楊公庶（右）樂曼雍夫婦所治印
連年辛苦操持家務，使高夫人積勞成疾。1941年秋，高夫人病逝於重慶寬仁醫院（現為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中年失侶，喬大壯異常悲痛，「夜夜伴於靈柩之旁飲酒達旦」。據周冰、劉紹剛編《喬大壯先生年表》記載，是年喬大壯租船由其次子率同年僅十六歲的四子喬無度，將高夫人靈柩運回成都雙流金橋鎮潘家溝祖塋安葬，從後來他的詩詞作品記錄來看，喬大壯此番並未同回成都，一方面可能是節約旅資，另一方面公務纏身，以當時的交通條件，成渝兩地往返加完成葬儀，自當耗費不少時日。不過，在我看來，還有一層最深刻的因素，在於喬大壯怕觸景傷情，痛不能抑。唐圭璋在《回憶詞壇飛將喬大壯》一文中，對當時情景有真實記錄：
天禍壯翁，妻亡室毀。翁顧影悽清，悵悵無所之，念重慶萬人如海，一身逼仄，乃日日杜門傾壺，夜夜和衣而臥。餘偶過訪，即誦東山詞云：「重過閶門萬事非。同來何事不同歸。梧桐半死清霜後，頭白鴛鴦失伴飛。原上草，露初晞。舊棲新壠兩依依。空床臥聽南窗雨，誰復挑燈夜補衣。」知翁之悲痛深矣。
送高夫人回祖塋是在一個有霧的凌晨，喬大壯在一闕《生查子》詞中，記錄其事：
舵樓東逝波，鷁首西沈月。
何似一心人，自此無期別。
犯霧剪江來，打鼓淩晨發。
君去骨成塵，我住頭如雪。
哀婉深沉，不遜前人悼亡之作。唐圭璋論這首生查子「至情流露，句句沉痛」。
然而禍不單行。四子喬無度在葬母后，竟染破傷風敗血症而不治。喪妻失子，雪上加霜，喬大壯「鬚髮為之盡白」。在《無度殤》二首詩裡，詩人強抑個體遭際帶來的切腹之痛，將恨別之情轉移為感時之意，生命境界為之一高，大有「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少陵詩境：「看天病眼哀時淚，得暇垂頭是道場」「兒曹好破虛空陣，淚滿家山百戰場」。日後，二子喬無遏以「飛虎將軍」在對日空戰中擊落日本零式機，給侵略者迎頭痛擊，讓喬大壯為之大快，當年的殤子之痛，終算得到了很好的告慰。
交結名流
戰時重慶，空降許多全國文藝精英，他們與本地文藝界名流之間頗多互動。在重慶期間，喬大壯與本地名流、士紳、書畫界同好、乃至禪門皆有交往，為抗戰期間的重慶翰苑留下很多佳話。
嶽池藏書大家陳樹棠當時也寓居重慶，其家族經兩代人努力，收藏各類圖書達5萬多套卷，其中不乏元代刻板《南齊書》以及明、清金陵刻板善本數十卷珍貴藏品，此外，還有縣誌、府志、省志200多部，清代優拔朝考殿試卷20大櫃。為保護好這些珍貴的藏書，陳樹棠在家鄉嶽池斥資修建藏書樓，並為其取名「樸園書藏」。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親自為「樸園書藏」題寫「縹緗世守」匾額以示祝賀。山城的社會名流及文人雅士，包括于右任、喬大壯等，紛紛寫詩題賦，以賀陳氏。在《題嶽池陳氏樸園書藏》兩首中，喬大壯讚賞陳氏一族之舉堪為「劫後文光」：樸園述祖煩蒐採，寸紐蟠朱押卷端。「樸園書藏」的建成，大約是戰時後方最值得文化人為之高興的一大盛事了。
1942-1943年間，喬大壯還積極在重慶組織成立印社和書會，廣泛聯繫渝漂藝術家及本土藝術家。先是與唐醉石成立巴社，每周舉行一次「中國藝文館」聚會，「凡雅而能文者皆可來之」。巴社吸引了黃笑芸、馮建吳、吳震光、許伯建、徐無聞、李中荃、曾右石等本土篆刻藝術家參與。喬大壯主持其事，對這些本土藝術家多有指導。巴社成員的篆刻作品，後來彙編成《巴社印選》，喬大壯親自為之作序。在序中，他如是寫道：聞之相斯刻玉，乃樹秦威，黃門就章，爰昌漢道，鍥而不捨，繇來尚已。懿夫屠龍絕詣，方聚三巴，倚馬餘閒，彌耽寸鐵，昭茲函夏，紹彼黃虞，庶整金甌，緬稽玉檢，裒然一集。作者八人，氣類有徵，甄匋日廣，可不謂之盛乎？
很顯然，喬大壯是將篆刻之藝事作為整金甌、昭函夏、樹國威、昌漢道的大業，加以昌明號召的。篆刻家手上所持的寸鐵，恰可作抗日殺敵的投槍，以此觀察重慶當年的文藝活動，無一不含抗日救國的深意。薪火相傳，當年巴社的成員如黃笑芸，雖是當時最年輕的成員，但有機會親炙喬大壯篆刻藝術，幫助他日後成長為重慶藝壇大家，舉辦塗山書畫社，使喬大壯篆刻藝術在重慶開枝散葉，這段短暫的戰時巴社經歷，可謂意義深遠。
據《喬大壯印蛻》所載治印信息，可見寓居重慶期間，喬大壯與著名畫家晏濟元有交誼，喬大壯為其治印兩方，分別為「晏氏季子」和「濟元」。
喬大壯為晏濟元所治印
1943年，喬大壯與沈尹默、潘伯鷹、曾克耑、曾紹傑等十二人在重慶組成癸未書會，交流書法篆刻藝術，並舉辦《癸未書法展覽》。參加展覽者有李天馬、于右任、張大千、郭沫若、徐悲鴻、傅抱石、李可染等當時即享譽藝壇的大師級人物，喬大壯也因此結識很多重慶本地藝術家。
藝文名士與禪門高僧的交誼，歷來不乏，史已多見。或因於年幼時那次華嚴寺之遊記憶太過深刻，或因於喬大壯命裡有親近佛法的天緣，在重慶的十年間，除了交結地方名流，他也與高僧大德有過從，如華嚴寺方丈鍾鏡大和尚，兩人在重慶多有往還，留下一段佳話。
鍾鏡俗姓張，籍四川西昌，與喬大壯算是四川同鄉。和喬大壯命運相似，鍾鏡也是幼年失怙。但他讀書悟性很高，不滿於當時的社會現狀，他在年輕時選擇了出家，此後矢志禪學，於1935年被推舉為華嚴寺住持。喬大壯遷居重慶後，因緣巧合，就住在華嚴寺附近，因此與鍾鏡和尚結緣。
重慶華巖寺。喬大壯初到重慶時曾住附近草廬。
在華巖期間，喬大壯與鍾鏡和尚時有晤談，因相互投緣，一僧一俗之間也常寫詩唱和。鍾鏡和尚其時在主持《華嚴寺志》的編撰，就請喬大壯為寺志題籤。喬大壯欣然同意，並為寺志寫序，讚揚他「革故鼎新，振聾發聵。肅僧綱，嚴戒律，宗風為之一振……時人號中興焉」。
喬大壯《波外詩稿》收錄有《待老山華巖寺》五律四首、《次韻仲威見懷華嚴之作》七律一首及《與華嚴寺退院僧鏡公》七律一首，可略窺他們的交往，這些詩作，也被鍾鏡收錄到《華嚴寺志》中。
以六首詩的體量記錄這段難得的交往，在喬大壯《波外詩稿》中，是非常少見的。在《與華嚴寺退院僧鏡公》一詩中，他似乎隱約解釋了自己喜歡華嚴寺、鍾鏡大和尚及期待有朝一日能皈依佛門的緣由：鬢絲宛對茶煙颺，曹務稀逢沐日閒。若問搌眉蓮社否，餘生何計守禪關。
世間所有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這段難得清靜的禪門閒談時光，或許是喬大壯寓居重慶十年間最幸福的一個片段吧。相逢之後，是他們的久別。生當亂離之世，他們甚至都不來及給彼此報個平安。1947年，喬大壯離開南京，前往臺灣大學任教，次年自沉於蘇州平門梅村橋（今蘇州平門橋）。而鍾鏡和尚呢，1950年被迫還俗，留寺小賣度日，1957年病逝。
前後十年，風流雲散。除了《華嚴寺志》和喬大壯的詩，沒有人會注意到這段僧俗之間在戰時重慶結下的緣分。
赴臺餘波
喬大壯隨中大遷回南京，本可安心任教，緣何又前往臺灣大家任教？原來是因中大停聘新舊教授竟達7人之多，本已接到聘書的喬大壯對此大有意見，「遲遲不敢應聘」，並出面和校方交涉，不料毫無結果，乃憤而辭去中大教職，另尋教職。根據喬大壯目前唯一健在的兒子喬新所示喬大壯1947年7月25日手書，辭去中大教職的喬大壯當時其實有幾個選擇，去臺灣任教實出舊交吸引所致。
一是僑委會欲聘其為參事。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僑務委員會委員長劉維熾和他是舊識，但最終他還是沒有應聘。
二是思返成都。同為雙流籍的詞人向迪琮其時任四川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其堂弟喬曾希1948年任成都市民眾自衛總隊副總隊長，是和平解放成都的重要人物，有這幾層關係，加之喬大壯在篆刻、詞學方面的成就和營銷，相信不難為他在四川大學謀得一個教席。
三是去臺灣大學任教。時任臺灣大學校長陸志鴻專程上門致聘書，答應薪酬為臺幣600元，並承諾彼處有房可住。喬大壯也不知道這600元新臺幣是否足用，雖然兒子喬新力勸應聘，但當時他也在信中表示「尚在考慮之中。」之所以最後決意去臺，喬新分析主要原因或許是舊友相招之故。「若去臺大，又與許壽裳同事（許其時已受聘臺大國文系主任）。在臺灣工作，有日本背景，比較順手。家父早年在詩中有『論心形影偕周許』，周是魯迅，許就是許壽裳，他們在1920年代就是好朋友了。北洋政府欠薪，他們一起南下。父親把這種情誼看得很重，所以最後做出去臺大任教的選擇。這在當時說起來是天大的快事，但聯繫到後來許壽裳被殺，父親自沉，這個選擇，其實也可以說是悲劇的開始。」
本已獲接中大聘書，喬大壯卻為中大解聘7位新舊教授之事而辭職。「父親的氣性和氣節，和高祖喬樹楠是一脈相承的。戊戌六君子棄市，他可以為他們收骸骨；中大同事被解聘，他交涉不成，寧願辭職，他受不了這種屈辱，為朋友，他可以做出這種犧牲。」
要是不辭中大教職，或者選擇來成都，喬大壯的人生，當是另外一種可能。蘇州平門梅村橋自沉的悲劇，或許就不會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