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當今的中國學術來說，一種意義重大的反省性自覺正逐漸生成：中國學術是自律的，還是他律的？是自我主張的，還是依仗外部權威的？思享者工作室近日專訪了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吳曉明教授，邀請吳教授來給我們講一下中國學術長期所處的「學徒狀態」、如何通過獲得自我主張來擺脫「學徒狀態」。
吳曉明 ｜ 江蘇江陰人
（ １９５７—）
哲學博士，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科學哲學和比較哲學研究。
一
思享者：近代以來，隨著國門打開、西學東漸，中國學術進入了唯外國權威馬首是瞻的「學徒狀態」。那麼，這種「學徒狀態」是中國的特例，還是學術發展的通例？
吳曉明：
幾乎所有發展成熟並產生偉大成果的學術都在自身的發展進程中經歷一個決定性的轉折，即逐漸擺脫它對於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並提出它的自我主張，批判地脫離自身以外的權威。
在學科方面，拿哲學來說，近代發展起來的西方哲學一開始是在哲理神學的襁褓中成長的，它長期充任「神學的婢女」並處在「學徒狀態」之中；只是從笛卡兒的「我思」開始，近代哲學才擺脫了它對哲理神學的依傍，並從理性的思維本身獲得了它的自我主張。正如黑格爾所說：「從笛卡兒起，我們踏進了一種獨立的哲學。」
就不同民族的學術發展和學術成果而言，情形大抵同樣如此。一個典型例證就是希臘文化。尼採曾這樣描述道：在很長的時間內，希臘人似乎要被外來的東西壓倒了。他們的文化是一大堆外來形式和觀念的混雜——閃族的、巴比倫的、呂底亞的、埃及的等等，而他們的宗教則仿佛是東方諸神的一場混戰。但希臘文化並沒有因此成為一種機械的混合物或一種「裝飾性文化」，因為希臘人聽從了德爾斐神廟「認識你自己」的箴言，堅定而誠實地反省了自己真正的需要。由此他們逐漸學會了整理好這堆雜物，這樣，他們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沒有長時間地背負著自己的遺產做整個東方的追隨者。
二
那麼，中國學術的「學徒狀態」是一種必然嗎？
從一種真正歷史的觀點來看，就中國的歷史進程必以特定的方式進入到現代文明所開啟的世界歷史之中而言，中國學術的「學徒狀態」乃是必然的；就中國的歷史發展不能不以特定的方式「現成地」佔有現代文明的積極成果而言，這樣的「學徒狀態」又是意義深遠的。事實上，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正是伴隨著這樣的「學徒狀態」，中國的學術開展出一個史無前例的和內容豐富的對外學習過程，這一進程是如此地波瀾壯闊和成果豐碩，以至於我們必須對它的積極意義作出高度的評價：它構成了中國現代化進程重要的內容。
雖說中國學術的「學徒狀態」在一定的歷史階段上是必然的和有積極意義的，但它在性質上卻總意味著缺乏根基的不成熟性。這種不成熟性特別明顯地表現為學術上的外部依賴和單純模仿，因而習慣於採用「外部反思」（也就是教條主義）的思維方式。舉例來說，我們在中國革命時期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那裡就曾見到過這樣的外部反思，他們把來自俄國的「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當作一般原則，然後又把這一原則先驗地強加給中國革命的實踐，其結果只能是一次又一次的慘痛失敗。我們今天依然面臨的問題是：由於學徒狀態習慣於因循和依傍，當今中國的學術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外部反思的思維方式。只不過先前的教條主要來自俄國，而今天的教條主要來自西方。
我國接下來將要構建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無疑包含成熟的和自律的學術，必須以擺脫「學徒狀態」為前提，只有如此才可能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獲得其自我主張，才可能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
三
擺脫「學徒狀態」的標誌是什麼？如何才能擺脫？
中國學術只有取得了自我主張，才可算擺脫了「學徒狀態」。而取得其自我主張的決定性標誌是：能夠真正深入到社會現實的實體性內容之中，能夠真正揭示並切中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這需要三個方面的條件：
其一，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獨特道路得到充分的發育並成熟起來。中國學術的自我主張只能是中華民族復興事業的一部分，因為其積極的動力只能生成於當今中國歷史性實踐之進一步的展開過程中。
其二，中國的歷史性實踐發展的目標已不再可能從外部的任何一種形式中現成地取得，甚至不再可能從現代性本身中現成地取得。最近三十年來，一方面是中國物質財富的極大增長；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之全力投入現代化進程，現代性本身的歷史限度正在快速向我們臨近，並正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不可遏止地進入其終結階段。因為正是在當今中國的歷史性實踐中，現代性本身的自然限度——生態、資源、能源的限度——正在迅速顯現。因此，中國的未來要麼僅僅作為從屬的一支而一併進入到此種解體狀態中去，要麼是在其歷史性實踐的自我主張中開啟出新的文明類型。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如果有遠大前程的話，就必將從這種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中，來獲取其形式和內容之充分而完備的自我主張。
其三，中國學術實踐基礎本身在展開過程中形成一種匯聚其各個部分、各種要素的強大的統攝力，從而能夠在實踐中把它的傳統質素和外來成果積極地加以佔有，並整合成一種具有豐沛活力的有機體。只有當這種力量充分地發展起來，中國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才有可能將它自近代以來多方擷取的思想資源當做必要的原料來使用，才有能力將一系列外部對抗及尖銳衝突的傳統物或外來物加以陶冶和熔鑄，從而開展出立足於自身之上的學術創製。這種情形，用陸象山的話來說，就叫做「收拾精神，自作主宰」。
四
習近平同志提出，「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能否以話語體系的構建為例，闡述一下我們應該如何做？
中國學術要有自我主張，不僅意味著「講中國語的學術」，要去研究中國問題、把握中國經驗，而且意味著這種學術要真正深入本質性和必然性的領域之中，從而使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能夠被揭示著來同我們照面。
第一，學術話語體系必須要整個地建立在「現實生活的語言」基礎之上。只是在這種語言發展的特定階段上,才談得上後來被建立起來的、派生的學術話語體系。雖然學術話語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逐漸贏得了某種獨立性的外觀，但它們依然從根本上從屬於現實生活的語言。只有當它們應和著「活的語言」並實際參與其生活時，它們才可能是積極的和有效的。
第二，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當代建構只有立足於我們民族自身的語言的基礎之上，才有可能實際地開展出來並積極地被構成。一言以蔽之：中國學術話語必然是說「中國語」的。拿哲學為例，雖然黑格爾在哲學上對沃爾夫評價不高，但卻盛讚他的「不朽的貢獻」，因為沃爾夫開始讓哲學講德語，從而使哲學成了「普遍的、屬於德意志民族的科學」，黑格爾就此評論到：「只有當一個民族用自己的語言掌握了一門科學的時候，我們才能說這門科學屬於這個民族。」
第三，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當代建構將表現為一項持續的任務，這項任務只有在那種喚起此議題的實體性內容本身得到充分發展，而我們的人文學術和社會科學又有能力深入到這種內容之中並開始思想時，方才有可能逐漸地完成。這是因為：只有當我們的歷史性實踐充分地開闢出自己的道路，並積極地顯示其自身的時候，一種真正的「語言轉換」才是可能的，從而根植於此種「活的語言」之中的學術話語體系方始能夠生成、發育並繁盛起來。
五
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的構建，都需要一大批中國學者的共同努力，現在提倡「中國學派」是否正逢其時？
中國自近代以來的「學徒狀態」大體上意味著「中國學派」的缺失和學術話語權的式微，因此「中國學派」的真正形成及其學術話語權的極大提升在理論上取決於其學術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揭示並切中當今中國的社會現實，從而使真正的「中國問題」和「中國經驗」得以構成；而在實踐上，「中國學派」及其話語權的擴大與鞏固必然是當代中國綜合發展的結果之一，是其學術傳統之實體性內容再度青春化的積極表徵，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的組成部分。在「中國學派如何成為可能」的問題上，其前提條件至少包括以下三項。
首先，徹底擺脫「外部反思」式的主觀思想，讓中國的歷史實踐成為由我們自己的思想所把握的東西。
其次，依循由中國社會現實而來的客觀需要和基礎定向，實際地形成外來學術——思想、理論、觀點、方法等大規模的中國化。正是在這種中國化的進程中，名副其實的中國學派便生機勃勃地應運而生，就像佛教的中國化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那樣。
最後，我們長期以來的對外學習，始終伴隨著一種以「中西」「古今」為樞軸的緊張焦慮之中，因此，真正構建中國學派必須經歷黑格爾所謂「文化結合」的艱苦鍛鍊。
六
每個時代的學術都有自己的使命，擺脫了「學徒狀態」的中國學術，如何能夠為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提供思想資源？
目前，我們所面臨的最緊迫、最重大的思想任務之一，是當代中國的精神建設。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物質財富極大豐富，與此同時，精神領域所面臨的日益尖銳的挑戰：它正在成為一種能夠被明顯感覺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
我們目前大體可以確定的是，中國學術能為中國的精神建設提供的思想資源是三重的，即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中國的近代思想史無可辯駁地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思想以及西方近代思想僅構成整個思想領域的三個本質重要的定向，而且形成一個各種思想在其中展開和演化的基本結構。在不同的時代條件下，三者在哲學上不斷展開著對話、碰撞和爭論，採取各種形式的聯合與衝突；雖說其間總是存在著各自力量的消長取捨，但卻始終保持著一種積極的和強大的張力。由於它們既植根於中國自近代以來的現實的歷史，又與當今中國生氣勃勃的實踐本質相關，所以理應被看作是一種引導前進的矛盾，一種產生積極成果的醞釀。就像唐宋時代的不同思想資源（儒、釋、道）積極醞釀了新的哲學形態（宋明新儒學）一樣。在這其中，尤其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發展在現實歷史的進程中形成獨特的社會主義道路，意味著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正是這一主導取向從根本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重要性。
如今已經十分明顯的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僅有賴於巨大的經濟成就和物質財富的增長，而且尤其取決於精神—文化的開拓性建設。如果說，這一精神重建將積極地指向新文明類型的可能性，那麼，它就必定會意味著我們民族所具有的實體性內容的再度青春化，同時又意味著一個新的世界歷史民族之精神的誕生。（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思享者工作室 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