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張愛玲的英文
張愛玲基本上是屬於中文世界的作者。但是反諷的是，如果不讀她的英文文章，你就不明白她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植根於這一中國人的社會的
本刊特約撰稿/沈雙
在中國，以習慣了單一語言環境的眼光看張愛玲，怎麼看都是一個異數。
現在讀張愛玲就像讀很多民初人物一樣，如果只是把他們當作老照片來看，也許沒有什麼新鮮的意義。雖然張愛玲離開了大陸，雖然她並無意加入20世紀新文學的主流，但是我不認為她這個異數完全來自她個人的選擇。她的疏離也是歷史。
我們討論《色·戒》的時候沒有花工夫區別李安和張愛玲，兩個人真的很不一樣。張沒有李安的成功卻有李安同樣的艱難。這不是個別的現象，是二戰之後的美國移民史的典型。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國社會比現在要封閉得多，大部分移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融入美國社會。而中文版《小團圓》和新近出版的英文版《雷峰塔》都是不成功的商業運作，起碼它們的商業價值在作者生前都沒有實現。所以先不該簡單地把《雷峰塔》看成是張試圖取悅於西方讀者的又一例證。它的不成功恰恰證明除了西方關於東方的敘事模式之外，這個文本還有一些不能承納的複雜的東西。
有意識的不同表演
在《小團圓》和《雷峰塔》中，她都講到她父親在廢除了科舉制度的新時代的失落，她母親矯枉過正又多少帶上了點殖民性。在這兩種失落中間，張愛玲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走自己的路。而這個路是什麼，也許她一輩子都在尋找。
《小團圓》和《雷峰塔》的出版也讓讀者對於她在美國的生存狀況略有了解。
不能說《雷峰塔》是《小團圓》的英文文本，兩者在內容上完全沒有可比性，卻可以看成張愛玲赴美之後一個龐大的自我書寫計劃中的兩個不同篇章。據王德威教授為《雷峰塔》所做的英文序文中介紹，張在1957年已經向宋琪透露準備將自己的個人經歷從童年一直到結識胡蘭成通通寫成小說，到了1961年張給這部作品起名為《易經》(Book of Change)。然而直到1964年，張始終無法為自己的英文作品找到出版社，她最終放棄了出版這部作品的期望，開始轉為自己中文作品《小團圓》的寫作。
《雷峰塔》是《易經》的第一部分，講述張隨家人離開天津，往赴上海，之後父母離婚，她參加英國大學的入學考試，直至她離開上海為止。
我曾經看過《易經》的另外一部分手稿。在那五六百頁手稿的二分之一處，女主角離開上海去香港讀大學了。這一段對於女主角的心理有深入的描寫，也就是《易經》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有重複之處。既有重複，就有改寫——也許這正是張愛玲的自傳行為的一大特點，就是王德威教授所提出的「迴旋寫作」的問題。也就是說，與其把她的與自己經歷有關的作品每一本卻看成獨立的文本，不如把它們看成是一個貫穿張愛玲的後半生的自我書寫的行為的一個個章節。這些章節有時候以英文的面目出現，有時候則以中文，雖然書寫人生的不同階段，但細節上卻常有重複也有細微的變化。
這種「迴旋寫作」不只涉及到與張的個人經歷有關的文本，她的小說也具有這個特質。比如《金鎖記》就曾被張改寫成英文長篇小說出版。有心理分析癖好的批評家大可在這個問題上做文章：張為什麼要不斷地、以不同的方式寫自己呢？
一個比較簡單的答案就是「自戀」，把張描述成最為自我中心的人。這也許不錯。但我們沒有理由假設自戀的人在鏡中看到的就是真實的自己，因此也無法認為在不同文本中的自己就是同一個人的不同化身。所以，我倒認為，最自戀的人也是最喜歡表演的人。張愛玲在所有涉及到她自己的生活的文本中都沒有用第一人稱來指代自己；且與眾不同的是，她表演的媒介不是單一的中文，而是中文加英語。
張是很有意識地在中文英文讀者面前進行不同的表演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世紀40年代在「二十世紀」月刊上寫的英文散文 「Still Alive」，被張愛玲自己改寫成中文的《洋人看京劇及其他》時，生生地多出了一個開場白。一開始就說「用洋人看京劇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味的事情。」口吻多少帶有點自我辯護的味道。之後她又說，很多人愛國卻不知道自己愛的是什麼東西，「我們不幸生活在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所以「我們」要對自己的所愛的對象「看個仔細」才行。一個「我們」，調整了原來英文文章中客觀的抽離的視角，把自己看成了中國人以及中文讀者中的一員。這個開場白以及全篇很多細節之處對於文字的調整，改變了英文文章的口吻。概括起來，主要的變化在於，她在中文的文章裡提出了一個英文文章所沒有提出的問題，是關於「愛」的，具體說來就是——「我們如何才能愛我們的國家」的問題。
張愛玲的另外一篇英文文章中，同樣沒有給「愛」留下餘地，而中文裡卻有「愛」的暗示的就是「色·戒」。英文的初稿「The Spyring or Ch』ing K』e! Ch』ing K』e!」裡面對於男女主角的感情交代得極少，以至於讓人覺得女主角的感情完全是功利性的，為的就是引誘他。作為愛情信物的戒指只是突然在眼前一閃，之後，女主角逃離現場，被一家藥鋪裡面的男夥計佔便宜在身上摸了一把，她一生氣，掄起帶了戒指的手向那人的臉上擊去，戒指上的鑽石在那人臉上留下一道長長的刮痕。對於男女感情的描述雖然吝嗇，但是戒指的象徵意義在英文文本中卻複雜得多。起碼它不只是心中的怦然一動，還與後面的性暴力有關。這篇英文的初稿很有意思，恰因為它絕少修飾，使得愛情婚姻變得像惡夢一樣，這正是張愛玲性格的另一面的透射。
因為熟悉禁忌才懂得如何越界
張愛玲在《洋人看京劇及其他》堅持要對於愛的對象看個明白，這一注視不得了，引出了多少懷疑，多少問題。對於一個擅長寫兒女情長故事的女作家，男女感情隱喻了對於文化與文字的感情。
正是如此，張愛玲筆下的間諜同時也是一個情探，也是一個側身於知識戰爭中的信息傳遞者。而現實卻比小說更為複雜。張愛玲在冷戰中接受中情局的資助撰寫反共小說這是一個既成事實；另一方面，它牽扯到文學是怎麼樣達到它的政治目的的？間諜也許不只是一個身份，更是一個觀察社會的視角，是一個生產知識的渠道。
張愛玲在英文文章「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的開篇就把外國人的視線引到中國人晾衣服的場所——陽臺。在這兒，一家人幾代的隱私被抖落出來。張愛玲英文的口吻是具有誘惑性的：「來吧，來看看中國家庭曬衣服的樣子吧！」中文的《更衣記》口氣完全不一樣，相對客觀和冷靜。
用英文寫文章和中文表達的意義不一樣的，源於讀者的期待不一樣。就像她在《洋人看京劇》裡說，「不守秘密的結果，最幽微親切的感覺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觀者自衛地解釋一下。」張愛玲就是一個「不守秘密」的人。這裡關鍵詞是「自衛」，張愛玲在從英文到中文的轉換中每每需要「自衛」一下，證明她明白內外有別的道理，但是仍然要在內外交界的危險地帶挑戰一下我們的承受能力。恰恰因為有一定的危險性，才有爭議，才有意思。
之所以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裡魅力不斷，不斷引發討論，而在英文世界中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就是這個道理。她太熟悉中文世界的禁忌了，因此懂得如何越界。
張愛玲基本上是屬於中文世界的作者。但是反諷的是，如果不讀她的英文文章，你就不明白她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植根於這一中國人的社會的。
因此，讀她的《雷峰塔》，怎麼看都覺得這是一個上海的故事，而不是一個美國的故事。有趣的是，因為它是英文寫的，上海讀者或者是中國讀者恐怕會很有限。而一旦翻成中譯本就不是同一本書了。
用英文寫就的《雷峰塔》令人驚嘆的是，張愛玲並沒有美化殖民地的生活。第21章開篇就寫到，「沒有正式宣戰的戰爭，或者是報紙上所說的衝突，並沒有觸及到租界。戰爭還是和平完全取決於你住在哪裡。」一語道破天機。同一章裡，作者告訴讀者大世界被一枚炸彈擊中；作者又說，為什麼要瞄準大世界開炮呢？大世界那可是鄉下人到上海要參觀的第一個景點啊。上海雖然是避風港，但它並沒有完全與戰爭隔絕開來。在下面一章裡，女主角被囚禁在父親的老宅子裡，每次敵機飛過，她都喜歡跑到陽臺上去看。一邊看，一邊在幻想也許敵機可以投一顆炸彈把花園的牆炸開，這樣她可以逃出去。「如果這個期待過高的話，那麼索性把宅子炸了，大家都死了算了。」對於小說的女主角來說，哪裡都不是家，家本來就不能給她帶來安全感。
張愛玲的英文版《雷峰塔》，不只和中國很有關係，而且中國的讀者應該把它當作一個歷史親歷者的個人回憶來看。至於它是否能與張愛玲的生活一一對應倒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歷史經驗，是我們當下的歷史敘述不願記住的。 ★
(作者現執教於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