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本書
作為一個認真地修剪歷史枝條的工匠——這是他給自己的定位——年鑑學派的一代宗師布洛赫比很多人都要清楚，自古希臘以來，歷史便承擔著敘述即時發生的事件真相的使命，真實(無論它是否存在)是歷史的最高價值。布洛赫從幼子無意的疑問(「爸爸，歷史有什麼用呢?」)入手，為歷史的高貴价值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辯駁，細緻入微地分析了歷史與人類和時間的種種糾葛，並提出了歷史的考察、考證等工作的方法論。書中沒有令人望而卻步的理論體系，只是些娓娓道來的治史心得。這本小書被稱為「年鑑派史學的宣言書」，為後代年鑑學派所發揚光大的總體史思想、長時段理論等均可在此找到源頭。
關於作者
馬克·布洛赫(Marc Bloch，1886—1944)，法國歷史學家，年鑑學派創始人之一。1886年7月6日出生於法國裡昂。1904—1908年考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學習，1908—1909年先後在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1912年之後，在蒙彼利埃和亞眠的中學任教。1920年他以題為《國王和農奴》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後，先後在斯特拉斯堡大學(1921—1936)、巴黎大學(1936—1940)等著名學府擔任教授。
布洛赫的早期著作包括《法蘭西島》(1915)、《國王和農奴》 (1920)、《創造奇蹟的國王們》(1924)和《致力於歐洲社會的比較歷史研究》(1928)等。1929年1月布洛赫和另一位同在斯特拉斯堡大學共事的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 1878—1956)合作，創辦《經濟社會史年鑑》雜誌，標誌著年鑑學派的形成。布洛赫的後期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法國農村史》(1931)和《封建社會》(兩卷，1940)兩部重要著作中。
關於譯者
張和聲，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西方史學史的研究。今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馬克·布洛赫
導言
「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
幾年前，我十分寵愛的小兒子居然向他身為歷史學家的父親提出這樣的問題，但願本書能夠作為我的答案。對一個作者來說，至高無上的評價，莫過於讚揚他對學者和學童都能以同樣的口吻說話。然而，「純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於此道者實在寥若晨星。當時，我雖未能給那個求知慾極強的孩子以圓滿的回答，現在，他的問題卻可以作為我的起點。無疑，有人會認為孩子的問題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來，這個質問切中了要害，童言無忌，他的發問恰恰是針對史學存在的理由而言的。
注意，這樣的話，史學家就必須做出解釋，而要做出解釋，內心未免有些惶恐不安。一位年邁的工匠捫心自問：花一生的精力來從事這個行當值得嗎?這時，他心中難道不會忽然產生一陣疑惑嗎?「歷史有什麼用?」這個問題已遠遠超越了職業道德之類的枝節問題，事實上，我們整個西方文明都與之有關。
與其他文明不同，我們的文明總是極為關注以往的歷史，萬事萬物都追溯到同一源頭——基督教和古典遺產。我們的前賢往哲——古希臘和古羅馬人——就擅長撰寫歷史，基督教就是歷史學家的宗教。其他宗教體系的信仰和禮儀都源於接近洪荒時期的神話。基督教的聖書包括：史書、禮儀祀典，還包括上帝的現世生活情節、教會紀年、使徒行傳。從另一種更深的意義來說，基督教是歷史性的宗教。基督教將人類命運視為在墮落和最後審判之間的一次漫長的歷險。每—個生命，每一次個體的朝聖，都是這種天路歷程的表象。正是在時間，也就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全部基督教思想的軸心——原罪與救贖，上演了一幕幕壯觀的活劇。在我們的藝術，在不朽的文學名著中，都激蕩著歷史的回聲，我們的政治家也不時把那些真假難辨的歷史教訓掛在嘴邊。自然，我們要注意團體心理之間的差別。例如，庫爾諾早就觀察到，法國的民眾總是傾向於按照理性來重組這個世界，但在保存其集體記憶方面遠不如德國人來得強烈。無疑，文明不是一成不變的，或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會與歷史背道而馳，這也不是不可想像之事。好在史學家會對此可能性加以深思，而如果他們掉以輕心，偽歷史就會殃及信史。不過，倘若我們真的淪落到這種地步，那肯定是以嚴重脫離我們最珍視的思想傳統為代價的。
1940年6月，德軍耀武揚威地走過凱旋門，法國民眾只能驚慌失措地看著
到目前為止，我們的探索僅僅涉及良知這個層次。確實，儘管處在持續不斷的生存危機中，每當西方社會對自身產生疑惑之時，我們都會反躬自問：西方社會曾否努力向歷史學習?究竟我們學得是否正確?請讀一讀戰前人們所寫的那些文字吧，同樣，也請讀一讀可能在將來會形成文字的今天人們的見解吧，在當今紛紛揚揚的牢騷聲中，你肯定能聽到人們對歷史的抱怨。在一次重大的事變中，我就正好聽到這種聲音。那是在1940年6月，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正是德軍進入巴黎的那一天，在諾曼公園，法軍被迫繳械，我們參謀本部的成員苦思災難的原因，以此來消磨無聊的時光，其中一人哀嘆道：「難道歷史已經背叛我們了嗎?」這樣，一位苦惱的成人以悲傷的語調所提出的問題，竟與那天真好奇的幼童隨口的發問殊途同歸了。兩者都要求回答：
「歷史有什麼用?」
「用」這個詞，在此究竟有什麼含義?在展開這個問題之前，請允許我先表示一下歉意，在目前的處境下，我不可能利用任何大型圖書館，藏書的丟失迫使我只能依靠筆記和記憶。我本想在此論述治史的技藝和法則，而正是這些法則所要求的輔助性的間接研究條件，我都不具備。會不會有一天能允許我來彌補這些缺憾呢?看來希望渺茫。因此，我不得不請求寬恕。儘管罪不在我，但還是必須說「我服罪」。若非如此，似乎我竟然膽大妄為到要為噩運而承擔罪責了吧。
即便不能證明歷史的其他用途，至少還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歷史無疑具有娛樂的價值，或者更確切地說，至少人們確實對歷史感興趣，我本人就多年樂此不疲。我想，所有的史學家都不例外，要不然，他們為什麼要選擇歷史為職業呢?只要不是白痴，任何人都會對所學的東西產生興趣，然而，每一個學者必然對某一門學科特別感興趣，他們選中這門學科，為此奉獻自己的一生，這就是所謂「使命」和「天職」。
歷史這種不容置疑的魅力，促使我們靜下心來對此加以深思。
歷史的魅力首先觸發人們對歷史的興趣，繼而激勵人們有所作為，它的作用始終是至高無上的。單純的愛好往往先於對知識的渴求。人們往往是在一種本能的引導下從事自己的工作，事先並不完全意識到它的結果，這在思想史上不乏其例。甚至物理學也是源於小屋裡的好奇，古董迷一開始也只是為了好玩，而並非打算進行嚴肅的研究。考古學和民俗學的起源概莫能外。在我看來，大仲馬的讀者很可能成為潛在的史學家，他們只是缺乏系統訓練，缺乏從事真正的研究所必需的更為純正、更為強烈的興趣。
系統嚴謹的研究一旦展開，歷史的魅力也不會因此而大為遜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學家都能證明，無論在研究的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這種魅力。其他任何腦力勞動同樣如此，而歷史自有其獨特的美感。歷史學以人類的活動為特定的對象，它思接千載，視通萬裡，千姿百態，令人銷魂，因此它比其他學科更能激發人們的想像力。偉大的萊布尼茨對此深有同感，當他從抽象的數學和神學轉向探究古代憲章和德意志帝國的編年史時，和我們一樣，親身感受到探賾索隱後的喜悅。我們要警惕，不要讓歷史學失去詩意，我們也要注意一種傾向，如我所察覺到的，某些人一聽到歷史要具有詩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為歷史訴諸感情會有損於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安德烈·紀德
然而，如果說，普遍永恆的魅力幾乎是歷史唯一的存在理由，如果說，歷史像橋牌和釣魚一樣，僅僅是一種有趣的消遣，那麼，我們費盡心血來撰寫歷史是否值得呢?我這裡的意思是，秉筆作史絕非易事，要講究史德，實事求是，盡最大可能探究歷史潛在的因素。安德烈·紀德曾寫道：「我們的時代已不容純粹的娛樂，哪怕是有益於心智的娛樂。」他是在1938年講這番話的，在1942年的今天，他的話顯得何等語重心長啊!確實，當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學的門檻，已開始探測宇宙的奧秘。然而，這個可悲的世界儘管可以為科學的進步而自豪，卻並沒有為人類自身創造多少幸福。歷史包羅萬象，任何一個煩瑣的枝節問題都可能虛耗人一生的光陰，如果其目的僅僅是為了給一種娛樂罩上令人難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麼，理所當然要被斥為濫用精力，濫用精力則近於犯罪。否則，要麼只有勸說有能力從事更好職業的人不要去搞歷史學，要麼就必須證實歷史學作為一種知識的存在理由。
不過，這樣又引起了一個新的問題。確切地說，究竟是什麼構成了求知的合理性?
正統的實證主義者認為：一種研究的價值必須以它是否能促進行動來衡量。我想，今天已經不會有人以這種口吻來說教了吧。經驗告訴我們，不可能在事先確定一項極抽象的研究最終是否會帶來驚人的實際效益。否認人們追求超物質利益的求知慾望，無疑會使人性發生不可思議的扭曲。即使歷史學對手藝人和政治家永遠不相關，它對提高人類生活仍是必不可少的，僅這一點也足以證明歷史學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即便加上這樣的界定，仍沒能直接解決問題。
激發人類思維的，不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唯有成功地解釋現象相互關係的科學，才被認為是真科學，除此之外，正如莫爾布拉克所言，不過是賣弄學問而已。現在，人們把賣弄學問當作一種娛樂或癖好，不過，同莫爾布拉克時代一樣，這根本不是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東西。即使歷史學不具備任何促使行動的功能，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躋身於值得我們為之努力的科學之列。它不是一個支離破碎、難以闡釋的學科，而是一門分類適度、日益言之成理的科學。
當然，不容否認，如果一門科學最終不能以某種方式改善我們的生活，就會在人們眼中顯得不那麼完美。而且，就歷史學而言，不正是這種情緒使我們感到更特殊的壓力嗎?因為，史學的主題就是人類本身及其行為，歷史研究的最終目的顯然在於增進人類的利益。事實上，一種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們幾乎本能地要求歷史指導我們的行動，因此，一旦歷史在這方面顯得無能為力之時，我們就會感到憤慨，就像上文提到的那位被徵服的戰士一樣。歷史的用途(指嚴格的實用意義上的「用途」一詞)，這個問題不應與歷史的嚴格意義上的理智合法性混為一談。而且，按理說，我們應當首先了解它，其次才談得上「用」。常識表明，我們不再迴避這個問題了。
年鑑學派的起源地——斯特拉斯堡大學
某些希望成為仲裁者的人，已經交出這些問題的答案。他們試圖指責我們的樂觀主義。他們中最寬容的人說，歷史學既無益處又不完善；而那些苛刻的、毫不妥協的人斷定歷史學是有害的。其中一位知名度不算很低的人聲稱：歷史學是「最危險的混合物，即便其中糅合著理智的成分」。這些指責帶來一個可怕的誘惑，預先就給無知做了辯解。萬幸的是，對我們這些仍然保持理智的好奇者來說，似乎還可從他們的裁決中找到上訴的理由。
但是，如要重新辯論，重要的一點在於這種辯論必須以可靠的資料為依據。
一般來說，貶低歷史學的人似乎失之武斷，他們高談闊論，妙語連珠，但最重要的是他們忘了問問自己，到底在談論什麼東西。他們為自己所描繪的歷史研究的形象，並不是以歷史研究的實際情況為依據的，這種形象更適合論壇而不是書齋。首先，歷史研究的情況已今非昔比，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在浪費精力，類似於用魔法去驅除魅影。我們的做法應當完全不同。我們試圖在此評估的，是那些在研究中實際應用的具體而微的方法，評估它們的價值和確定性。我們要探討的問題，和那些成天與史料打交道的史學家所遇到的問題是同一類型的。總之，我們旨在闡述史學家為什麼以及怎樣來從事歷史研究。至於是否值得幹這一行，就得由讀者來決定了。
然而，我們還得小心，即使經過如上限定，事情還不像看起來那麼簡單。假如我們要探討的是一種實用的工藝，事情可能簡單明了，因為計時的手工勞動可以一一列舉計算清楚。但歷史研究既不同於造鐘表，又不像做家具，它力圖最終能更確切地了解運動中的事物。限定自己只去描繪一門科學的現狀，多少可以揭示出一點真實情況，也總會有點曲解，更重要的是，要說出這門學科在時間的長河中將怎樣加以改善。這樣，難免會帶有許多個人的看法。確實，一門科學在其發展的每個階段中，都會受到各種相反傾向的幹擾。幾乎不可能確定，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傾向是否有前途。我們不要迴避這個問題。理論問題和其他事情一樣，怕負責任是有損於信譽的。在此，不過是要向讀者坦誠相告而已。
任何一種方法論的研究，所遇到的困難因本學科的發展階段而異，學科的發展過程像一條不規則的曲線，方法論的研究更是如此。例如，十年前牛頓力學仍是至高無上的權威，那時，以精確的體系來構思一篇關於力學的論文要比今天容易多了。而目前歷史學仍處於那種熱衷於實證的階段。
布洛赫著作英文版
歷史學不僅僅是一門變動中的科學，和那些以人類精神為對象的學科一樣，這位理性知識領地的新到者還處在搖籃中。也就是說，在胚胎時期，歷史只是敘述而已，那時的歷史著作充斥著傳聞逸事，在更長的時期內，歷史主要記載重大的事件。作為一門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學，它還十分年輕。現在，它終於力圖深入人類活動的表層，不僅拒絕謠傳和賣弄辭藻的誘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習以為常而墨守成規的學問和經驗主義的標榜，那才是更為危險的毒素。在一系列最關鍵的方法問題上，史學尚未超出初步嘗試性的摸索階段。所以，浮士蒂爾·德·古朗治和先於他的培爾都認為，史學「在所有科學中難度最大」。這話不無道理。
這僅僅是一個幻想嗎?儘管道路曲折，然而在我看來，我們現在正處於比前輩更為有利的地位上，已可以看到前方的一線曙光。
我們的前輩，如19世紀最後十年的人，甚至包括20世紀初的那一代人，似乎已完全沉溺於孔德的自然科學概念。這種迷人的先驗圖式侵襲了思想每一個領域，人們似乎以為，如果最後不能通過直接的、雄辯的證明，達到以至高而普遍的規律為形式的十分確切的公式，就算不上真正的學科。這在當時幾乎是毫無異議的看法，而當這種觀念應用於歷史研究時，就因個別的史學家氣質形成了兩大對立的學派。
一派認為將實證主義套於歷史學是切實可行的，他們力圖建立一門與泛科學的理想相吻合的有關人類進化的學科。他們打算把許多明顯的人類現實活動排斥在真正的人類科學之外，因為，這類活動在他們看來難以接受理性的解釋。他們不無蔑視地將事件或偶發事件稱為渣滓，大多數內在的、個人生活的諸多方面也是渣滓。總之，這就是涂爾幹創立的學派的立場。(自然，早期的這種刻板原則，在實踐中已漸漸有所鬆動，儘管不情願，這些人還是明智地服從了事實的壓力。)涂爾幹學派這種科學化的巨大努力，使我們的歷史學獲益匪淺，它教會我們分析，使之更為深刻，更善於抓住問題，甚至可以說，使我們的思想更為充實。在此，我是懷著無比的感激和敬意來談論涂爾幹學派的。如果說這種學說在今天已趨於僵化，那也只是任何思想運動在碩果纍纍之後遲早要付出的代價。
另一學派的研究者則持完全不同的觀點。由於無法把史料組織得像自然科學那樣章法井然，由於他們早期所受訓練的局限，他們對考訂資料所需的新知識，以及由此產生的困難和疑問尤其感到棘手，所以，從研究中他們得出虛無而謙卑的道德教訓。到回顧總結之時，他們感到自己在為一門學科貢獻才華，而現在既不可能對這門學科做出十分肯定的結論，也看不到它在今後會有所進步的希望。他們傾向於把歷史學視為一種美的消遣，或是一種有益於心智的健身操，而不是一種真正的科學知識。這派人物曾被稱為唯歷史的歷史學家，具有真正的「歷史的」觀點。但這種論斷有損於歷史學，因為它以否定史學發展的可能性來發現史學的本質。就我而言，我寧可在與他們相關的法蘭西思想中找出其更明顯的象徵。
阿納託爾·法朗士
如果我們認可阿納託爾·法朗士的作品對西爾韋斯特·博納爾生平所劃定的年限，那麼，這個人物就反映了所謂的時代錯置，他就像中世紀作者所描繪的那種年邁的聖徒，這些作者將自己的時代特色天真地加在筆下的人物身上。博納爾(如果我們同意這一虛構的人物一度是個有血有肉的人)「真正」生於第一帝國，他屬於浪漫主義史學家那一代人，他本來會具有他們那種昂揚充沛的熱情，像他們那樣對歷史「哲學」的前途堅信不疑。法朗士虛構了他的生平，如果略過假設的主人公所處的時代，而在作家生活的時代復活這一角色，我們就可以把他看成是庇護全體歷史學家的聖人，傳主幾乎成為法朗士思想上的同道。他們都堪稱地道的工匠，只是有點底氣不足。我們可以把他們比喻為醉鬼的孩子，浪漫主義歷史學的狂歡濫飲削弱了他們的體質。與實驗室裡的同事相比，他們自慚形穢，謹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連我可敬的老師瑟諾博斯那樣思維敏銳的人也曾在無意中說道：「向自己提出問題是有用的，但回答這些問題卻是十分危險的。」此言堪稱這派人的口號。確實，吹牛大王是不會講這種話的，但如若當年的物理學家沒有顯示出更大的勇氣，那麼物理學的現狀又會如何呢?
我們所處的思想氛圍已今非昔比，氣體動力學、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量子力學，已使科學的概念發生深刻的變化，而那些概念在過去曾是人們一致公認的。愛因斯坦等人的理論並沒有淡化這些概念，而僅僅使之更富有彈性。他們常以無限的或然性取代確定性，以永恆的相對可測性概念取代絕對的可測性。無數人的思想受到他們的影響(嗨!我也不例外)，由於智力或教育的欠缺，像我這類人只能遠遠地尾隨這種偉大的思想，就像光的折射現象一樣。因此，我們似乎更有理由認為，即使一門學問不具備歐幾裡得式的論證或亙古不易的定律，仍無損於其科學的尊嚴。我們發現，還是將確定性和普遍性視為「度」的問題更為妥當。我們感到，沒有必要再把從自然科學那裡引進的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強加給每一門知識。因為即使在自然科學界，這種模式也不再通行無阻了。我們不知道人的科學前景如何，但我們確知，為了生存，它無疑會與理性的基本規律相一致。它沒必要捨棄自身的特色，更沒必要因其特色而自慚自卑。
我但願，職業歷史學家，尤其是年輕的一代，能就史學的徘徊和不斷的自我反省問題加以深思，他們必定因此而得到訓練，通過審慎的選擇，理智地確定自己努力的方向。我尤其希望，在年輕一代中有愈來愈多的人能開拓歷史學的深度和廣度。我們中一些人早就開始醞釀這類設想。假如我的書能對他們有所幫助，我就算沒有白費精力，我得承認這也是本書的部分目的。
但是，本書並非完全，也不是主要為同行而寫的。我認為，面對著大眾的好奇心，應當把史學的不確定性公之於世。史學的不確定性正是史學存在的理由，它使我們的研究不斷更新。由於全新的開拓，我們肯定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將更執著於歷史。只要不懈地努力實現自身價值，史學的不完善性與完美無瑕的成功，同樣是富有魅力的。借用貝璣的話來說，一個好農民在播種耕耘時的喜悅並不亞於收穫時的歡欣。
這個簡短的導言行將結束之時，有必要再表白幾句。每一門科學本身，僅代表了知識海洋的一點一滴。我在前面已舉例說明，無論你從事什麼專業，為了了解和正確評價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須看到它們與其他領域同時代的發展趨勢之間的關係。方法論是一種專門的學問，從事研究者被稱為哲學家，我可不敢覬覦這一頭銜。筆者才疏學淺，這本小冊子難免有行文不當和一己之見的地方。我所呈獻給讀者的，只不過是一位喜歡推敲自己日常工作的手藝人的工作手冊，是一位技工的筆記本，他長年擺弄直尺和水準儀，但絕不至於把自己想像成數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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