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王朝#《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是清朝在北京國子監孔廟所立的第一通「告功碑」，碑文內容是康熙皇帝三次御駕親徵擊潰雄踞西北的噶爾丹蒙古政權、維護清政府國家統一的事跡（圖 1）。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特御書立碑告成於太學（孔廟），詔告天下，歌功頌德以垂萬世。但《清實錄》等官修史書在史料取捨方面存在嚴重的片面性，目的並不在於真實反映歷史，而在於塑造皇帝和清廷的「光輝形象」。筆者擬在借鑑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等資料進行補充，以詳其康熙三次親徵葛爾丹始末。
噶爾丹是準噶爾政權奠基者巴圖爾琿臺吉之子、藏傳佛教格魯派高僧溫薩活佛的轉世。他統一漠西蒙古各部，吞併回疆、哈薩克後建立了準噶爾汗國。康熙二十七年（1688）六月，噶爾丹藉口喀爾喀蒙古宗教領袖哲卜尊丹巴和土謝圖汗在調解喀爾喀兩翼紛爭的庫冷白爾齊爾會盟時，不尊重達賴喇嘛的代表西勒圖，便率精兵三萬，越杭愛山，分三路向土謝圖汗、哲卜尊丹巴發動突襲，又掠車臣汗部，血洗喀爾喀。哲卜尊丹巴、土謝圖汗南奔，先後進入內蒙，請求清政府的保護與支援。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爾丹又以追擊哲卜尊丹巴、土謝圖汗為藉口率兵南向進入內蒙地區侵掠，嚴重威脅到清朝北部邊疆的安全。
儘管康熙皇帝一直通過各種方式勸其罷兵息戰，但噶爾丹依仗著第巴桑結嘉措和沙俄的暗中支持，繼續向東進發。康熙二十九年 (1690) 三月二十日，康熙帝從理藩院侍郎文達的奏報中得知噶爾丹已兵至塔米爾的北勞齊河，立馬調集兵士 6000 人，跟著文達奔赴土喇河；安排理藩院尚書阿喇尼等人到文達駐軍所在地設立沿途驛站；指示都統額赫納、護軍統領馬喇、前鋒統領碩鼎到文達所在地一齊配合帶兵。
五月二十三日，康熙授意內大臣索額圖召見在京的俄羅斯使者，希望俄國不要援助噶爾丹，清廷儘可能阻攔有可能成為噶爾丹同盟軍的潛在勢力。六月十三日，康熙得知噶爾丹沿著克魯倫河下遊進兵，便安排烏來穆沁、蘇克尼特等派兵趕赴阿喇尼處，「催督前軍駐汛界，不時至軍前探聽。我禁軍及火炮，俱速令前往。再發八旗前鋒二百名，每佐領護軍二名，預備以待。」十九日，噶爾丹進至阿爾灘額墨爾地方，康熙帝命科爾沁兵速往，敖漢、餘曼、土墨特兵攜兩月糧前往會合；命京城八旗兵準備啟程。二十一日，康熙帝命令盛京將軍卓克託等人率領開原、興京、東京、遼陽、廣寧、錦州、易州等城的兵力 3000 餘人，下定決心親徵噶爾丹。
1. 第一次親徵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到六月的第一次出徵期間的朝政運轉，康熙皇帝做了如下安排：「此次各部院衙門本章停其馳奏，凡事俱著皇太子聽理。若重大緊要之事，著諸大臣會同議定，啟奏皇太子。」便藉此機會鍛鍊皇太子。在親徵途中，康熙皇帝給太子胤妠及皇太后寫過幾十封親筆信件，細述他在途中見到的事物，景色以及所處理的事情，從這些信件中可以對相關歷史細節有更多了解，窺見到康熙作為一個父親溫情的一面。這些信件在《親徵平定朔漠方略》中僅收錄了片段且內容和原文有所出入。而這些親筆滿文信件，使康熙第一次親徵期間的情況更加完整。如曾經深愛皇太子，親徵途中向身在北京的皇太子索要舊內衣，以抵思念之情。
七月二日，康熙帝任命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長子當副手，出古北口；任命恭親王常寧為安北大將軍，簡親王雅布、信郡王鄂扎為副手，出喜峰口；內大臣佟國綱、索額圖、明珠等為參贊軍務。兩路大軍在六日、八日這二天陸續調發。
福全按照康熙帝的囑託，對噶爾丹行「羈糜」之策，派人向噶爾丹營地送羊百隻、牛 20 頭，並致書問之。二十九日，又致書噶爾丹商談和睦共處的事宜，噶爾丹卻對康熙派來的使者阿南達提出以南北分治為條件，公然挑釁。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一日，福全率軍與噶爾丹在烏蘭布通發生激烈戰鬥，噶爾丹一行已在烏蘭布通駐紮了一段時間，佔據有利地勢，清軍則是倉促應戰，因而此戰失利。康熙帝分析失敗原因道：「因我兵排列極密，所以敵人亂放鳥槍得傷。而進退之際，海螺亦未鳴。此皆戰陣之道未熟故耳。」指出清軍一部分將士作戰中英勇無畏，尤其是火器營官兵，但也有一部分兵士臨陣脫逃，清軍將士在戰鬥中的表現呈現出二個極端。
噶爾丹趁黃昏率部撤走，後改用議和手法，派達賴喇嘛代表濟隆到福全大營，解釋是自己的部下無知，做出搶掠人畜等錯事。康熙知道噶爾丹一向狡猾，不可深信，依然在大同、宣府、古北口、張家口等處增兵防備。
康熙三十年（1691）正月，噶爾丹率殘部逃往土謝圖汗部的汗烏拉山，並進一步乞援於沙皇俄國，他多次派人到伊爾庫茨克、尼布楚和莫斯科。意圖在獲得俄國軍事支援之後，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就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來看，噶爾丹的上述請求始終未能如願。
康熙三十一年（1692）九月，噶爾丹派卓爾濟向清廷進貢示好，康熙斥責噶爾丹背棄誓言，出爾反爾，同時將信的內容轉寫給了達賴喇嘛，此後康熙多次下諭警告噶爾丹。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月，昭武將軍郎坦率軍駐紮在甘肅，防備噶爾丹進犯。康熙任命內大臣費揚古為安北將軍，駐防歸化城。五月，噶爾丹上奏狡辯自己殺害清廷使者一事，又舊事重提，提到烏爾會河一戰是清軍首先對自己發起的進攻，於是再次違背烏蘭布通之戰後許下的諾言，堅持索要土謝圖汗和哲卜尊丹巴。九月，昭武將軍郎坦根據抓獲的哈密人供述，得知噶爾丹處境困窘到靠捕魚為生，便提出可以趁此機會清剿敵軍。但由於噶爾丹居無定所且遠離清廷汛界，進行徵剿所需要的兵力糧草尚未準備充分，於是康熙只是讓郎坦、孫思克派人留意偵查噶爾丹的動態，及時匯報。
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噶爾丹率 2 萬多人從扎布幹向東出發，六月就到達了塔米爾河，八月二十二日，噶爾丹越過拖諾嶺到達克魯倫河源頭的巴顏烏蘭，在此安頓下來準備過冬。在得勒蘇、俄農巴爾濟、克魯倫河下遊三個地方每處安插了 30 個巡哨。噶爾丹還焚燒草原來延緩清軍的行軍速度，好為自己爭取更多時間來備戰。十一月，大將軍費揚古建議可以由自己帶領右衛兵趁來年青草萌發的時候，突襲噶爾丹所在地巴顏烏蘭。康熙提議：進剿噶爾丹，最好分為三路：東路由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帶領盛京、寧古塔及黑龍江兵，加上科爾沁兵從東向西沿著克魯倫河進軍；西路由大將軍費揚古率領歸化城兵士、將軍孫思克帶領寧夏兵和西安兵從寧夏北上斷敵人退路；康熙則親率中路軍直奔克魯倫河。于成龍等人負責軍糧運輸。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三十日康熙帶領中路大軍從德勝門出發，經獨石口北上；另一部分中路軍由內大臣福善率領從古北口出發於揆宿會和。但是西路軍因風雪太大導致行軍受阻，與康熙失去聯絡長達一個多月。康熙皇帝不懼困阻，決心徹底消滅敵人，將士們同仇敵汽，做好了一戰到底的準備。
五月一日，中路軍到了拖陵，將士們嚴陣以待，御營內增設衛兵，周圍則設環營以防噶爾丹突襲。康熙下諭兵部：「今已逼近噶爾丹，若遇敵交戰時，副將以下，至兵眾人等，有退怯違令者，著該總兵正法以聞。」 又命內大臣長泰遵照諭旨所授，繪製作戰陣圖進呈。初六日，康熙命部隊向克魯倫河進發，清軍到距克魯倫河約 40裡駐紮，馬不卸鞍，各處設伏，康熙也身披甲冑準備迎敵。
在昭莫多經過一番血戰，噶爾丹的妻子阿奴戰亡，噶爾丹率四五十騎兵衝出清軍的包圍，殘部四處逃散。清軍在夜幕下向北追擊 30 多裡地，費揚古才傳令收兵。這次清軍消滅敵軍 2000 多人，俘虜和投降的人約有2000，得到了2萬多頭牛、4萬隻羊。殲滅了噶爾丹主力。噶爾丹東山再起再無可能。費揚古派人快馬加鞭向康熙報喜，康熙設香案帶領眾皇子和群臣行大禮。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西徵準噶爾部噶爾丹凱旋，回京時路經歸化城，時逢崇福寺建成，康熙將手中寶刀並一應隨身之物，留下作紀念。
這次親徵加上往返共計耗時99天，行程5000多裡。六月九日，康熙回到北京，從德勝門入城，諸皇子和大臣身著朝服在五裡外跪迎，百姓沿街瞻仰皇帝凱旋隊伍。
2. 第二次親徵
噶爾丹從昭莫多敗逃後收集殘部打算反撲。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九日，康熙與大將軍費揚古討論下一步該如何布署兵力。九月十九日，康熙帝再次帶領大軍前往呼和浩特，開始第二次親徵。
烏雲畢力格在《五色四藩》一書中認為：康熙的第二次親徵是從 1696 年 10 月 14 日至 1697 年 1 月 12日，時至秋末，康熙帝不斷得到噶爾丹處境艱難，難於過冬，必來歸服的消息，判斷噶爾丹一定來投降，故親到呼和浩特，一邊在土默特和鄂爾多斯等地打獵，一邊等待噶爾丹來降。噶爾丹得知康熙帝親臨呼和浩特後，為了在清軍進攻前爭取時間，派使者到康熙處謊稱來降。康熙輕信謊報，與噶爾丹約定 70 天后立即回京。所以，康熙皇帝這次出巡算不上什麼軍事遠徵，實是一次以打獵為主要內容的「休假」。在《親徵平定西北地區方略》中只有 40% 左右的有關第二次親徵的文書不同程度地被引用。未加利用的大部分文書上寫著「不譯」或者「擬不譯」等字樣，可見史官對原始史料進行過精心的選擇。對第二次親徵的敘述意義不大的內容被省略是可以的。但那些在史官們看來有必要隱瞞或改寫的文書，統統地被遺棄了。改寫的手段和技巧是各種各樣的：遺棄整篇文件，副節奏摺文書的某一個重要段落，修改個別關鍵詞，把一份奏摺文件安排在與原來的歷史背景和「環境」相脫離的地方等慣用的手法進行有目的地系統篡改。但是，《親徵平定西北地區方略》把這類言行按前後順序記了下來，抹去了有關打獵的全部文字，給人們造成一種皇帝每天每時每刻都在為軍事遠徵忙碌著的假象。
3. 第三次親徵
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康熙第三次親臨寧夏指揮搜殲噶爾丹，這時的噶爾丹處境愈發艱難，其部下紛紛投降。曾被康熙恩待的噶爾丹親信烏爾佔扎布的母親齊巴哈察到達噶爾丹駐地後大讚清朝富足強大，歷數康熙對厄魯特俘虜的寬厚優待，說皇上賜給自己佛尊、黃袍、素珠、小刀等禮品。康熙帝把昭莫多之戰中俘獲的厄魯特人曼濟也放回準噶爾部。曼濟給噶爾丹帶來了許多新的消息：康熙帝在呼和浩特一帶行獵；清軍不斷加強沿邊布防；丹巴哈什哈、查幹席達爾哈什哈、沙克珠木等投附清廷的厄魯特貴族均被授為內大臣並住北京；投附清廷後的厄魯特人均被妥善安置，越來越多的寨桑認為投降清廷是一條生路，於是帶領屬下離開噶爾丹歸附了清朝。康熙帝的招降措施頗見成效。
四月，費揚古來報，稱噶爾丹已死於閏三月十三日，其子也被俘，押往京城。康熙下令除部分軍隊繼續進剿噶爾丹殘黨，其他軍兵可班師回京。至此，康熙朝的噶爾丹問題最終得到了解決。
康熙三十七年（1698），康熙皇帝御製《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立於京師太學，康熙四十二年（1703）御製了《敕賜歸化城崇福寺碑記》立石於曾經的崇福寺和參加誦經法會的席力圖召寺。
結語
康熙皇帝三次親徵噶爾丹的時間範圍也有學者提出不同觀點，認為是康熙二十九年（1690）七月至八月、三十五年（1696）二月至六月和三十六年（1697）二月至五月。這類觀點較早出現在清代魏源所著的《聖武記》中。 而清代官方之所以要淡化康熙二十九年的軍事行動並排除在親徵之外，筆者考據各種資料總結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在康熙二十九年的軍事行動中，清政府處於被動防禦狀態；二是這次康熙帝因病半途折返，未能親臨前線；三是烏蘭布通之戰，清軍並沒取得決定性勝利。而康熙三十五年春至三十六年春期間的親徵才徹底打敗噶爾丹，更能顯示聖祖皇帝的輝煌戰績與英明果敢。（節選編輯）
文章來源：《收藏家》
202007期《欲知大道 必先為史——康熙平定朔漠告成太學碑補遺》
作者：黃茜茜
責任編輯：秦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