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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黃飛鴻之二·男兒當自強》最後的情節，革命黨孫文在船上接住黃飛鴻飛擲過來的一塊破布，在朝陽中緩緩展開飄揚，原來是染有陸皓東血跡的青天白日旗。孫文脫口輕吟：但願朝陽常照我土，勿忘烈士鮮血滿地……這一幕讓熟知近代史者看得百感交集。影片情節是虛構，但有真實的歷史背景，那就是1895年的「廣州起義」。光緒二十年（1894），陸皓東隨同孫中山經上海往天津，向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上書，要求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以求國家富強。李鴻章當時軍務繁忙，未能接見兩人，其上書也無暇細讀，僅僅針對孫上書文「竊以我國家行西法以來，惟農政一事未聞其法……」給了孫中山一張出國考察農務的護照。陸與孫兩人旋即從天津到北京，再尋機會接觸大臣，但此時滿朝文武之中，大多數官員正熱衷於籌備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壽。隨後九月中旬，中日在東海大東溝發生海戰，以中國戰敗告終，是為甲午戰爭。兩個年輕人深感絕望，從此堅定了推翻清王朝統治、創建民主共和國的決心。上書失敗歸來，孫中山轉赴檀香山，創建興中會，陸皓東則留在國內，從事革命聯絡工作。1895年1月，陸皓東接到興中會回國籌備起義計劃，立即與其他革命志士趕赴香港與孫中山會合。4月，清政府籤下《中日馬關條約》，全國民情激憤，興中會決定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發動乙未重陽日武裝起義，以圖奪取廣州作為革命根據地。陸皓東在會上提出為了團結同志，號召天下，要打出革命派自己的旗幟。這個建議獲得孫中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熱烈支持，一致決議用陸皓東在尤列家中設計的革命黨旗幟「青天白日旗」（此時還沒紅底）作為軍旗。興中會以「農學會」名義作掩護，在廣州周邊地區聯絡了團防、會黨以及城內巡防營、水師部分官兵準備一齊舉事，日期選定在10月26日（舊曆九月初九重陽節）。但因興中會臨時主席黃詠商的姐夫韋寶珊告密，興中會從香港運送的槍械被海關搜獲，損失短槍600餘枝。同時革命黨人遭到大規模逮捕，其中陸皓東和朱貴全、丘四等人英勇犧牲，孫中山再次被迫流亡海外。廣州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潛伏江湖，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廣東人生性倔強，義旗插遍嶺海，殺聲彼伏此起。即使鄉間小兒，心頭壯志便是長大後加入洪門天地會等秘密組織，反朝廷，鏟官府。廣東人年年搞革命、歲歲興作反的風俗習慣遂成。而會黨中人舉事，沿用漢家尚紅習俗，喜紅巾裹頭，紅帶纏腰，以紅旗為令，此謂「漢家赤幟」。十年後的1905年，各革命團體聯合組成的同盟會於日本東京成立。翌年冬，盟內召集幹事編纂革命方略，並討論中華民國國旗方式問題，孫中山主張沿用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言乙未重陽廣州及惠州三洲田革命軍將士先後為此旗留血，不可不留作紀念。並闡述未來革命軍的主力是會黨中人，為尊崇會黨習慣，清白兩色，再增加紅色為底，謂「青天白日滿地紅」，但其他地方的革命團體並不同意，各抒己見，此事遂擱置。其後，革命黨人在兩廣等地發動的十次起義，如1907年潮州黃岡、惠州七女湖、欽州防城、廣西鎮南關，1908年欽州馬篤山、雲南河口，1910年正月廣州，1911年3月廣州諸役，革命黨人均打出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三色旗為革命標幟，表示為孫組織的革命勢力所發動。武昌起義爆發後，各省支援，但起義軍旗幟紛亂。如鄂、湘、贛三省用十八星旗，即武漢義師所用。粵、桂、閩、滇、黔數省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江、浙、皖及各省多用五色旗及白旗。還有惠州陳炯明部所用之井字旗；山西的太極八卦旗；中原革命軍的皇漢旗；上海革命軍的九星伴日旗；大漢四川軍政府使用的「漢」字旗；安徽安慶「人」字旗；昆明重九起義勝利後使用「中」字旗；各部旗章各異，頗為複雜。當時，日本人繪製的版畫《南北軍大會戰之圖》中，革命軍打出兩種旗幟，也清楚地顯示「鐵血十八星、青天白日滿地紅」兩派革命黨的武裝勢力迥異。其中意味，倒是頗為微妙。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後，海軍扯下1888年滿清海軍的黃龍旗，請示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應用何種旗式，孫回復用紅藍白三色旗，並派海軍部員鄧世昌之子慰勞沿江艦隊，向海軍將士說明青天白日旗與歷次革命之關係。鄧世昌是廣東番禺人（祖籍地在今廣州海珠區），他的衣冠冢就在現在的廣州天河公園內。其子鄧浩洪自然支持同屬老廣的孫中山，於是落力氣到各艦連蒙帶勸，復令海軍各艦艇全部升青天白日紅旗。1912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接任臨時大總統，臨時參議院亦遷往北京，為了國旗採納問題，參議院發生劇烈爭議。以蔡元培為代表的革命黨議員們，堅持用青天白日旗作為國旗，湖北省的議員則認為十八星旗與辛亥革命有密切關係，應以此為國旗，以示不忘武昌革命。最後江蘇都督程德全提出，五色在中國傳統中的五行學說中有所反映，且與五德等中國文化使用五數的習慣相符合，代表五個民族的五色以緩和種族革命的意義，亦是政治清明的象徵。最後折中方案是：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作為中華民國國旗；以十八星旗作為陸軍旗；以青天白日紅旗作為海軍旗。各有所得，此方案遂得通過，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但孫中山卻是不以為然，只是眾意如此，莫可奈何。1913年，各省反袁失敗，孫中山另組中華革命黨於東京，遂恢復同盟會舊制，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青天白日旗為黨旗，所頒發黨證及委任狀獎狀，即用此項國旗黨旗各一交叉於上。1915年，山東濰縣與廣東各地的中華革命軍，亦統一用此幟。1921年，援閩粵軍自福建打回廣東，孫中山由非常國會當選為非常大總統，宣布廢止五色旗、十八星旗，分別制定青天白日為黨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為軍旗。後來因為北伐問題，孫中山與陳炯明政見不合，互相鬧矛盾，孫被陳炯明驅走，青天白日的旗幟當然也被取締。陳去世前留遺言交代，用五色共和旗裹身。1923年，孫中山派武裝趕跑陳炯明，重新打回廣州，重組大元帥府，就職日正式舉行閱兵授旗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復現於廣州。1924年6月2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以青天白日旗為黨旗，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旗。1925年，以國民黨為首的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1928年11月2日，國民政府第五次國務會議決議制定《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12月17日公布以青天白日為國徽，青天白日滿地紅為中華民國國旗。從北伐開始，則以青天白日滿地紅為陸軍旗。與國旗不同的是，國旗的青天白日居於左上，而陸軍旗的青天白日居於中央，兩者均以紅色為地。1926年，國民革命軍從廣東興師北伐，各省被革命席捲，北洋的五色旗紛紛換上青天白日紅旗。只是事起倉促，各軍各地收編的北洋軍隊與地方部隊，對國民革命認識不深，雖然投效心切但不得其法，便按照自己的理解把軍旗亂改一通。他們認為，只要青天白日的旗徽有了，其餘無所謂。有些部隊在鐵血十八星旗中間繡個青天白日徽，便認為自己已經易幟；有些半匪半軍的地方軍根本不知道怎麼改，把前清的龍旗搬出來，在龍頭前繡個青天白日徽也算。尺寸更是大小不一，陸軍旗本應按「橫直八與七比例，用紅紗或紅綢布為地，內嵌縮小到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國徽為中心」的標準，橫長約1.4米，高約1米，旗杆邊縫10公分白綢條一幅，上下各距旗邊14公分，上面書寫部別番號。如「陸軍第X軍X師X團」。北伐時期的海軍軍旗制式沿用原樣，一如國旗。彼時空軍還沒成軍，沒有空軍軍旗。初期的國民革命軍由粵軍、滇軍、湘軍、豫軍、桂軍、黔軍、川軍等各地方軍改編組成，大多數的地方軍基層軍官並非由軍校畢業，他們來路多樣，成分複雜，很多是參加過辛亥革命的會黨人物，那麼會黨文化不免被這些老兵帶到軍中。會黨文化裡面的很多內容，是帶著各種封建迷信的儀式。在前清時期，這是會黨首領籠絡軍心、激勵士氣的手段，如乩童上身，借神佛之口測兇吉，又或「燒符喝水，可避炮彈」。更有甚者聲稱吃子彈硝可以避子彈……會黨中人大都是文盲，自然相信這一套。辛亥革命讓他們有機會進入正式的軍隊服役，但民初戰亂頻繁，軍中生涯莫測生死，這種庇託神靈與迷信儀式的心理安慰，在軍中大行其道。其中很奇怪的現象之一，便是軍旗崇拜，大部分軍人都相信本部陣亡者靈魂就附在軍旗上。故軍隊半夜發生營嘯（軍隊因夜驚而引起的騷亂），部隊長第一件事便是請出軍旗在營中繞行，以安軍心。民國北洋政府時期，陸軍部隊專門設有掌旗官司理軍旗，掌旗官一般挑選高大勇猛者擔任。如蔡廷鍇當排長時，便有一段時間做掌旗官，作戰時他聽長官命令進退，士兵則見旗行動。掌旗官是非常危險的崗位，雙方作戰時，掌旗官是對方首要狙擊的目標，次優目標才是軍官、機槍手、號手。所以軍隊裡面，掌旗官責任重大，生活有特權，比如軍餉特優，平時夥食與本部長官一道。還有許多莫名其妙的規矩，如軍旗不能倒放，打開便得豎立招展，不使用時捲入布套叫偃旗，一般人平時不能隨便觸碰。遇到演習等重大場合時，還會舉行一些相當隆重的「祭旗」「迎旗」儀式。如全軍被包圍，部隊長會抽調僅剩的精銳士兵護旗突圍，不得已時寧可燒毀軍旗，也不能落入敵手……軍旗是部隊榮譽的象徵，是軍隊對外的宣傳。實際上，民國時期的軍人更願意相信，若軍旗平安，即使自己陣亡，軍旗也可以帶他們的靈魂回家，軍旗若落入敵手，自己則成孤魂野鬼。抗戰時，陸軍第23師以一師之眾，持續抵禦日軍一個師團進攻達一個星期，所部幾乎傷亡殆盡。師長李必藩身負重傷，在作戰地圖上寫下遺言：「誤國之罪，死足何惜，願我同胞，努力殺敵。」同時命令副師長李楚瀛帶著師部軍旗與殘兵突圍。在某些特定的場合，國旗也能像軍旗一樣起到激勵士氣的作用。1937年10月，中國軍隊在淞滬會戰中失利，守衛大場防線的中國軍隊第88師第524團的420餘人在副團長謝晉元的指揮下，退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女童子軍楊慧敏，看見四行倉庫四周多是日本旗、英國旗，但八百壯士卻因為撤退倉促，沒有自己的旗幟。於是她當天夜裡，搭乘送物資的卡車進入公共租界，將一面國旗裹在身上，外面再套上童子軍的制服。小心翼翼穿過馬路，冒著性命之險將這面國旗送到了四行倉庫。當八百壯士看到國旗時，士氣大振。謝晉元在陣地上賦詩一首：勇敢殺敵八百兵，抗敵豪情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倭奴氣不平。」當然也有恥辱的事情。1938年7月18日，日軍出動大量96式中型轟炸機，對南昌機場的國軍空軍部隊進行轟炸。因為處於無法對抗的絕對劣勢，國軍空軍部分戰機只能疏散到其他機場避戰。日軍戰鬥機部隊小川正一中尉見我方機場空蕩無物，便帶領著另外三架96式戰鬥機降落到南昌機場上。小川正一帶頭走出了機艙，和其他幾名日軍飛行員提著隨身攜帶的手槍，竟然在跑道周邊搜尋起來。他們看到了跑道邊尚未被炸彈摧毀的旗杆，上面飄揚著中國軍隊的軍旗。小川正一把旗杆上的軍旗給降了下來，當做了戰利品。幾名日本飛行員還發現跑道附近的隱蔽所裡空無一人，而裡面卻停放著5架中國空軍的伊152和霍克3式戰鬥機和多桶航空燃油。4人最終將整個隱蔽所縱火焚燒。完成這一切後，小川正一帶著手下回到飛機上，重啟發動機揚長而去。如此長的一個過程，竟然沒有遭到機場守軍的任何抵抗，讓人痛心。南昌機場被日軍奪旗事件，是抗戰史上永遠的恥辱。【來源：《同舟共進》2019年第1期 文/陳重陽（文史學者）】註：本公號所推送的圖文如侵犯到原作者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繫（qq：2434476002聯繫我們），我們將在第一時間內刪除。所推送的文章並不代表本公號觀點，請和諧留言。投稿請至：historymook@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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