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歸元玄奘文化促進會、中國玄奘研究中心、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佛學論壇共同主辦，主題為「傳承玄奘精神，弘揚絲路文化」的首屆玄奘與絲路文化國際研討會及高峰論壇在西安、商洛舉行。研討會囊括現今玄奘與絲路研究領域的主流學術和文化專家，集結出版了《首屆玄奘與絲路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經授權刊發由貴州省博物館助理館員袁煒撰寫的《<大唐西域記>所見西域錢幣考》。作者通過考古資料、傳世文獻、出土文書和錢幣學來考證《大唐西域記》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所見西域錢幣。他認為，玄奘將其所見的西域138國流通貨幣分為四個部分，這些貨幣與當前出土中亞、印度、伊朗等區域錢幣學研究相符，由此說明了《大唐西域記》對西域錢幣的描述基本可靠。
《大唐西域記》是玄奘在貞觀二十年（公元646年）向唐太宗李世民上進的一部西域史地專著，玄奘將其在西域所見所聞的138個國家如實的撰寫成《大唐西域記》。在《大唐西域記》中，有不少對當時西域各國流通貨幣的描述，通過這些描述，我們可以一窺唐朝初年中亞、印度等地各國貨幣流通情況。
因為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王朝滅高昌國並以其地設西州，故玄奘以離高昌最近的西域國家焉耆為《大唐西域記》所述的第一個西域國家。但其實在玄奘途徑焉耆前，他已經多次接觸過西域貨幣。《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言，玄奘在涼州舉辦法會，「散會之日，珍施豐厚，金錢、銀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燃燈，餘外並施諸寺。」
在兩漢之時，河西地區通行五銖錢，到南北朝時期，隨著絲綢之路貿易的繁盛，涼州成為西域商人匯聚的大都市。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的一個長城烽燧遺址處發現了8件粟特文信件，其中的五號信札是由居住在姑臧（今武威）的發黎呼到寫給可能居住在于闐的商隊首領薩般達的信件。有學者認為這封信札的年代在公元313~314年。在信件中，多次提到了一種以「斯塔特」為貨幣單位的銀幣，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其中還有「二分之一斯塔特銀幣」這樣的描述。
由此看見，自4世紀初葉起，隨著粟特商人對絲綢之路商業的經營，他們在如武威這樣的商業城市設立商站，白銀逐漸成為了絲綢之路上的流通貨幣。到了北周、隋唐之時，正如《隋書食貨志》言，「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 玄奘在河西涼州舉辦法會，西域胡商捐獻西域金錢、銀錢可謂是這一歷史情況的真實寫照。
未能釋讀君主姓名的中亞銅幣（公元6-7世紀）
在高昌國時，高昌國國王麴文泰給玄奘，「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有學者以此認為，唐初的高昌國以稱量黃金、銀幣、「綾」及「絹」共同做為貨幣，而沒有銅錢的流通。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是麴文泰在玄奘離開高昌時贈送給玄奘以充當其西行求法的開支，即「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疋」是玄奘即將去的西突厥、印度各國所流通的貨幣，並非簡單的視作高昌國以以稱量黃金、銀幣、「綾」及「絹」共同作為貨幣，而沒有銅錢的流通。其中，還沒有鑄幣傳統的西突厥使用綾、絹作為實物貨幣，中亞、印度等地使用黃金、銀幣作為貨幣。
至於當時高昌國的流通貨幣，則可以通過出土文獻和錢幣實物得到解答，有學者通過對吐魯番經濟文書的研究，指出自公元561年至680年，即麴氏高昌中後期到唐朝初年的120年間，這一階段吐魯番以銀錢為流通貨幣，在唐朝滅麴氏高昌設立西州後，中原的絹帛在西州也逐漸開始承擔貨幣職能。由此可見，在玄奘到達高昌國的時期，銀幣是高昌國流行的貨幣。再根據當今吐魯番考古發現，可見這一時期吐魯番墓葬中陪葬的錢幣主要是薩珊波斯銀幣和仿製的拜佔庭金幣，這些仿製金幣幾乎都有穿孔，故其絕非作為流通貨幣使用，而應當是裝飾品。由此可見，在玄奘到達高昌國時，高昌國使用的貨幣是薩珊波斯銀幣，而並沒有稱量黃金、「綾」及「絹」等貨幣。
薩珊波斯喀瓦德銀幣（488-531年）
《大唐西域記》言阿耆尼國「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阿耆尼即焉耆，焉耆國國都和其後的焉耆都督府治都位於博格達沁古城，據考古調查，在博格達沁古城採集有東漢五銖、薩珊波斯銀幣等錢幣。這枚薩珊波斯銀幣是卑路斯一世時期（公元459至484年）所鑄行的。在四十裡城市舊城採集有金子、五銖錢。由此可見，唐初焉耆流行的「銀錢、小銅錢」所對應的薩珊波斯銀幣和東漢五銖都已發現，但至今為止還未發現有「金幣」，曾有學者認為這一時期西域各國流行的金幣應當是拜佔庭金幣，但後又否定了自己的說法。
龜茲五銖正面
龜茲五銖背面
《大唐西域記》對龜茲國貨幣的描述同樣是「貨用金錢、銀錢、小銅錢。」但需要指出的是，與焉耆銅錢流行的是東漢五銖錢不同，這一時期龜茲國所流行的「小銅錢」是一種一面有漢文「五銖」字樣，一面有兩個還未能釋讀的婆羅米文龜茲語字母的方孔圓錢。這種銅錢被當代學者稱之為龜茲五銖。據考古發現，自1928年以來庫車已經發現了上萬枚龜茲五銖錢。由此說明了龜茲與焉耆流行的「小銅錢」並不相同。在銀幣方面，《周書》言，龜茲國「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錢」。且考古也在庫車發現了這一時期的薩珊波斯銀幣，故玄奘所言龜茲流行的銀幣即薩珊波斯銀幣。至於金幣，與焉耆國條目相同，迄今為止還未在文獻和出土發現中找到這一時期龜茲國流行金幣的證據。
Chaganian仿薩珊波斯庫斯老一世銀幣（公元6世紀）
仿薩珊波斯庫斯老一世銀幣1（公元6世紀）
仿薩珊波斯庫斯老一世銀幣2（公元6世紀）
《大唐西域記》載覩貨邏國故地「貨用金銀等錢，模樣異於諸國。」據玄奘介紹，吐火羅故地的地理範圍東起蔥嶺、西至波斯，南抵興都庫什山，北達鐵門關。對於吐火羅錢幣，蘇俄學者作了不少研究。研究指出，當時吐火羅地區流行的錢幣主要是模仿薩珊波斯銀幣鑄行的銀幣，其上有巴克特裡亞文、粟特文或裝飾性紋樣的戳記。但在細節上，這些模仿薩珊波斯銀幣鑄行的銀幣其錢幣銘文語言，君主肖像風格等都已經發生了變化，故玄奘言吐火羅錢幣「模樣異於諸國」。
《大唐西域記》言梵衍那國「貨幣之用，同覩貨邏國」。梵衍那國都城即今阿富汗巴米安。在北魏時期，嚈噠盛興，吐火羅國和梵衍那國同被嚈噠控制，通行嚈噠仿薩珊波斯樣式銀幣，所以在嚈噠滅亡後，吐火羅國和梵衍那國依然使用嚈噠仿薩珊波斯樣式銀幣，故其貨幣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90年代在今阿富汗巴米安附近的Samingan地區發現有一大批巴克特裡亞語文書，其中很多是有明確紀年的經濟文書，在這些有明確紀年的經濟文書中，有一些與玄奘西行的時代非常接近。在這些文書中，多次提到以「第納爾」為貨幣單位的鑄制金幣。故在玄奘西行的年代，位於阿富汗巴米安的梵衍那國打制行用有金幣，同理可推證貨幣與梵衍那國相同的覩貨邏國故地也打制行用有金幣。為何當今這些地方發現的這一時期的錢幣主要是銀幣和銅幣，金幣極為罕見，筆者認為這與金幣價值高，在後世很容易被銷熔有關。是故玄奘描述覩貨邏國故地和梵衍那國「貨用金銀等錢」是正確無誤的，由此也可推論玄奘言焉耆、龜茲等國「貨用金錢」必定是有所具指，只是這些「金幣」我們現在還未發現。
《大唐西域記》載迦畢試國「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模樣，異於諸國。」在嚈噠解體後，迦畢試成為獨立的國家。其貨幣繼續沿用吐火羅地區嚈噠樣式鑄造錢幣，所有錢幣銘文都採用婆羅米文，錢幣上絕大部分的國王採用印度名稱，由此可見迦畢試國的統治者已經印度化。
《大唐西域記》言印度「然其貨幣，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值得注意的是，在玄奘自印度東歸時，戒日王付烏地王「金錢三千、銀錢一萬，供法師行費。」將戒日王給玄奘東歸的贊助與高昌國麴文泰給玄奘西行的贊助（雖說麴文泰給玄奘的經費是供玄奘往來印度二十年的費用，但印尼玄奘對沿途寺廟布施過多，在到達印度時就以用盡）相比較來看，在銀幣方面兩者都是一萬枚銀幣，但在黃金貨幣方面，麴文泰給玄奘的是「黃金一百兩」，而戒日王給玄奘的則是「金錢三千」，由此可見與只通行銀幣的高昌不同，當時的印度金、銀幣同時通用。印度戒日王錢幣現發現數量極少，1904年，印度北方邦發扎德巴縣出土了一批錢幣，包含1枚金幣，522枚銀幣和8枚銅幣，其中就有一些屬於戒日王發行的錢幣，由此從出土錢幣上證明了在戒日王統治時期印度流行金、銀幣。
西北印度仿薩珊波斯銀幣（公元8世紀）
在使用天海海貝等作為貨幣方面。《通典》言印度「以齒貝為貨」；《舊唐書》言中天竺國「以齒貝為貨」；《新唐書》言中天竺國「以貝齒為貨」；《冊府元龜》言中天竺國「以龜貝為貨」。據歷史文獻學研究，《通典》、《舊唐書》、《新唐書》和《冊府元龜》對中天竺國風俗的描述基本相同，且不見於唐前諸西域傳中，所據內容可能出自已經亡佚的王玄策著《中天竺國行記》。王玄策曾多次出使印度，《中天竺國行記》正是其在第三次出使印度歸國後撰寫的，其時間距玄奘遊歷印度之時不過二十年，其對中天竺國貨幣的記載可與《大唐西域記》對印度貨幣的記載互為讎校，可證戒日王統治下的中天竺國的確以海貝為貨幣。
《大唐西域記》言在那揭羅曷國醯羅城「諸欲見如來頂骨者，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玄奘在此「施金錢五十，銀錢一千」。再加上後文言玄奘在犍陀羅布色羯邏伐底城時，「自高昌王所施金、銀、綾、絹、衣服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去。」由此可見，高昌國所行用的薩珊波斯銀幣自高昌起，經塔裡木盆地，吐火羅故地至西北印度都是可以行用的。
《大唐西域記》言羯若鞠闍國曲女城西北窣堵波的精舍中藏有佛牙，佛教信徒「欲見佛牙，輪大金錢。」《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言戒日王在舉行曲女城大會前，施佛「金錢三千」，在無遮大會結束時，欲贈玄奘「金錢一萬，銀錢三萬」。在舉行無遮大會時，「人施金錢百」，《大唐西域記》載恭御陀國「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據考證，恭御陀國位於今印度奧裡薩邦甘賈姆縣北部，面臨孟加拉灣。
由以上玄奘、王玄策對印度各地貨幣的記載來看，可以看到位於印度西部的那揭羅曷國主要流行金幣等金屬鑄幣，位於印度中部的中天竺同時流行金銀鑄幣和天然貝幣，而位於印度東部的恭御陀國則以螺貝珠璣為主要通貨。故玄奘總稱印度「然其貨幣，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
中亞Ramik銀幣（公元6世紀）
中亞Bravik銅幣（公元7世紀）
《大唐西域記》言波斯國「貨用大銀錢……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對於玄奘為何將使用波斯薩珊銀幣的焉耆、龜茲錢幣稱為「銀錢」，而波斯本國使用的薩珊銀幣稱為「大銀錢」，其主要原因是，薩珊波斯銀幣在庫思老二世時（公元591年至公元628年），做了比較明顯的改動。一是在幣重不變的情況下，幣面直徑擴大，幣身變薄；二是正面用圍繞君主肖像周圍的連珠紋改為兩圈，背面連珠紋改為三圈；三是其中後期鑄幣，肖像由半浮雕改為平雕；四是幣的正、反兩面均鑄造有上下左右四組新月抱星圖案。故玄奘將流行於中原、西域鑄造較早的薩珊波斯銀幣與薩珊本土流行的新鑄造的庫思老二世銀幣視為兩種不同的錢幣，並認為薩珊流行「大銀錢」，新疆地區流行「銀錢」。就中原、新疆出土的薩珊波斯銀幣而言，也同樣支持這一說法，如作為早期尺寸較小形的卑路斯一世銀幣，其在薩珊波斯的鑄造時間是在公元459年至484年，在中原和新疆的埋藏時間則自公元481年至唐初；開始變薄變大的庫思老一世銀幣，鑄造時間在公元531年至579年，在中原和新疆的埋藏時間則自公元584年至7世紀後半葉；庫思老二世銀幣鑄造時間在公元591年至628年，在中原和新疆的埋藏時間則自公元626年至8世紀中葉。可見，新疆地區流行的薩珊波斯銀幣要比薩珊本土流行的薩珊銀幣遲一段時間，而這延遲則造成了玄奘認為焉耆、龜茲流行「銀幣」而薩珊波斯流行「大銀幣」。
薩珊波斯庫斯老一世銀幣（531-579年）
此外，有關波斯國以銀錢賦稅的資料，可與《隋書西域傳》言波斯國「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相印證。這種以銀錢來繳納人頭稅的稅收制度，其實就是薩珊波斯庫思老一世（531—579）進行稅制改革的成果。在此之前，薩珊向農民徵稅主要以實物形式徵收。庫思老一世為了進行稅制改革，首先下令丈量土地。其次，他根據農田栽種的作物種類確定每一加裡布土地徵收的稅額，如一加裡布的小麥或大麥田徵收一德拉克馬賦稅，一加裡布的葡萄園徵收八德拉克馬賦稅。在這種新規定下，除了貴族、戰士和祭祀，所有年齡在20到50歲的人都要付人頭稅，稅額依富裕程度而定。從4德拉克馬到12德拉克馬不等。可見，《大唐西域記》和《隋書》中記載的波斯國每人每年四德拉克馬銀幣的人頭稅是其中稅率最低的一等。
由以上可知，玄奘將其所聞所見138國流通貨幣分為了四個部分，一是焉耆、龜茲等塔裡木盆地諸國，玄奘言其流行金幣、銀幣和小銅錢，這裡的銀幣是發行時間較早的薩珊幣原型銀幣；二是位於中亞和西北印度等原嚈噠領土，玄奘言其流行金、銀幣，且形制不同於其它地區流行的錢幣，這裡的銀幣是嚈噠仿薩珊幣型銀幣；三是印度諸國，玄奘言其流行金、銀幣以及貝幣等，此處的銀幣是印度型銀幣；四是薩珊波斯國，玄奘言其流行大銀幣，即厚度較薄，尺寸較大的薩珊王朝晚期寬緣幣型銀幣。這也與當前出土中亞、印度、伊朗等區域錢幣學研究相符，由此說明了《大唐西域記》對西域錢幣的描述基本可靠。
註：龜茲五銖錢圖片版權歸甘肅錢幣博物館，其餘錢幣圖片全部採自（烏茲別克斯坦）E.Rtveladze, Catalogue of Antique and Medieval Coins of Central Asia Ⅱ&Ⅲ, the National Bank for Foreign Economic Activity of the Republic of Uzbekistan,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