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朋森樂隊。圖來自受訪者微博
最後一站巡演
成都是海朋森新專輯《成長小說》全國巡演的最後一站，樂隊成員在午後陸續到達場地，進行試音與舞臺置景，比其他站演出提前了三四個小時，演出定在晚上八點開始。
器樂調試期間，主唱陳思江在休息室的化妝檯前埋頭書寫，她把一些想法寫在當晚歌單的曲目之間，那是她在演出間歇時要說的話。她有隨手記錄的習慣，海朋森極具辨識度的歌詞，也多是由她在隨心的狀態下創作。歌單上快速爬滿一些黑色小字，隨後又用紅筆圈出其中的關鍵詞——合作、面對誤會、個體所感受到的，再一次。
場地門口擺放著「成長小說」四個字的迷你雕塑，離演出尚早，場地所在的園區不乏遊客，間或有小朋友在雕塑前合影，似乎為《成長小說》提供了音樂之外的註解。失真吉他和鼓聲不時地從場地傳來，低回於遊客的喧鬧之間，試著觸達某種當下。
場地門口擺放的迷你雕塑。新京報記者湯博 攝
陳思江的唱是調音的最後一個環節，她摘掉眼鏡放在音箱旁邊，習慣性地揚著頭演唱，目光越過場地，像是他們音樂裡的某種姿態。樂隊之間的配合非常默契，作為一支成立了十年的樂隊，演出已經如同生活方式，但他們仍然熱愛現場，吉他手季一楠堅信現場的意義，不同的場地、不同的觀眾，會和音樂組成新的場域，完成從不雷同的交流。
回到休息室候場，樂隊成員先後換上了《成長小說》專輯封面上的服裝，這是他們本次巡演的固定形象。陳思江為這張專輯的巡演編排了一些舞蹈動作，高中之前，她跳了十年民族舞，考級後不想參加院團便放棄了。後來做樂隊，更是很少用到舞蹈底子，但在這張專輯裡，她希望樂隊的表演是多維的、綜合的。
《成長小說》專輯黑膠版。圖來自受訪者微博
2015年，樂隊發表第一張專輯《我不要別的歷史》時，陳思江在舞臺上是非常具有後朋克色彩的主唱，清瘦、鋒利。PK14樂隊主唱楊海崧是那張專輯的製作人，或許兩個樂隊從舞臺表現到音樂主題有著相近之處，因此很長一段時間，陳思江被稱為女版楊海崧。但在《成長小說》裡，海朋森已經完整地確立了自己的美學體系，不與任何樂隊、任何人有關。陳思江表示，過去有些表達是下意識的，模糊的，但在《成長小說》裡，所有表達都是主動的、直接的。這其中也包括肢體。
當晚演出，一共有一千一百多名歌迷到場，場地幾乎是滿員狀態，很多歌迷從外地趕來，有的連續追了幾站。當燈光打亮，幕布升起，音樂開始衝撞時，舞臺上的海朋森不僅是一支樂隊，也像一齣戲劇的演員，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拓寬了舞臺的空間，直至與自己的內心相互接壤，臺下觀眾高喊著海朋森，這個名字更像是一種對場景的戲謔回答，hi person。
海朋森每一站巡演，陳思江都會用A4紙手寫一些話折起來給樂隊成員，演出時，這些密語會隨機送給歌迷。樂隊貝斯手明明上場前向我展示了紙上的字——成都在身邊。陳思江說，今晚給所有人寫的都是成都在身邊這幾個字。
展示紙上的字「成都在身邊」。新京報記者湯博攝
成都搖滾中的另類存在
季一楠問新京報記者，對成都有什麼感覺。記者說，感覺這邊的時間更緩慢一些，人也從容一點。他說，好像每個人都會覺得成都慵懶、宜居，但在他眼裡，成都也和北上廣面臨著一樣的問題，只是這個城市的外在氣質掩蓋了一些東西。
2020年三月，倫敦疫情嚴重，已經開始在英國做的專輯縮混工作被迫停滯，季一楠糾結，怎麼才能有把握地把專輯做完，他和陳思江商量了兩個小時，決定回成都，兩天後，他們坐上回國的班機。一周後，倫敦飛往國內的大部分航班取消。
季一楠說回來後，除了專輯也沒有太多事情，人閒著就會想很多事。比如，樂隊下一步該怎麼發展；比如，音樂到底是表達重要還是溝通重要。在英國留學期間，成都變成了他們的遠方，物理距離也帶來視角上的差異，陳思江表示，從倫敦回來後，她忽然對國際視野這個詞有了新的認識，「現在大家都心繫遠方，很少有人在做身邊的文化，這也使國內的藝術觀念缺少真正的支撐」。 季一楠補充，「很多在成都的藝術家音樂人，還是想努力跟上西方先進的東西，我覺得首先應該先摒棄先進這個概念，文化不是要向西方展示東方主義」。
記者一直好奇，一支搖滾樂隊，一支當下的年輕搖滾樂隊，是否需要這麼嚴肅地思考，畢竟搖滾樂只是萬千娛樂方式的一種，而出乎意料的是，在他們看來，表達只有質地的區別，而非路徑。陳思江說，很多人把嚴肅看作痛苦，其實嚴肅可以是優美的、幽默的，我們大可不必迴避嚴肅。
兩年前，陳思江讀到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感覺一下子把很多西方觀念打開了，「一個地方有一個現實，一個現實有一種方法」，現實種種並不能用理論一言蔽之。
十年前，海朋森樂隊在成都成立，當時，季一楠一心想做成都沒有的音樂風格。他們叛逆了一些旋律，加入念白，陳思江的歌詞成為解讀樂隊的符號，這些歌裡的故事，本質上都是關於她自己的故事。陳思江說，「我們沒有承擔『歷史』責任，我們承擔的是情感需要」。
他們是成都眾多搖滾樂隊中一個很另類的存在，在他們的生活裡，很難看到搖滾樂手的鋒芒，海朋森巡演紀錄片導演陳熹表示，海朋森是她見過最友善的樂隊，貝斯手明明會給陌生的哭鬧的小朋友買禮物，季一楠在機場飛奔著為手機尋找失主。「開始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轉他們的歌，點開聽了聽，感覺他們樂隊的表達和很多搖滾樂隊不一樣，就對他們很感興趣，找他們的資料看，後來給樂隊的郵箱寫信，發了一些自己的作品，說我想給他們拍個紀錄片，交流了一下，他們就答應了」。 陳熹認為海朋森在舞臺上和生活裡有著很強的反差感，但了解他們之後，這種反差感又代表了樂隊的一致性。
樂隊2016年在歐洲。圖來自受訪者微博
陳熹記得巡演到上海時，樂隊一天內連續演了兩場，吉他手劉澤同在後臺說了一句，我不願再有來生。這是《成長小說》專輯裡的一首歌，歌詞裡寫道：「我敬愛的人，讓我僭越吧，你們像垂死的龍那樣快樂地擁吻吧。像許多人一樣，我不願再有來生。美麗的朋友，難捨難分」。這首歌和劉澤同的話都讓陳熹印象深刻，她覺得那不完全是牢騷，在樂隊的語境裡，更像他們音樂的底色。
劉澤同自己的解釋要隨性很多，「那天就是累了，連著演了兩場，感覺到重複的疲憊」，劉澤同是湖南人，和季一楠在川音時是同班同學，也是樂隊的創始成員，他說做音樂這些年沒有疲憊感，但有過不自信的階段。曾經有長達一年的時間他不知道自己彈得對不對，樂隊其他人說他吉他編得很好，越是被誇贊越是懷疑自己，有一天忽然聽懂了一些國外樂隊的作品，知道自己該怎麼做音樂了，之後開始有了自信，「那時候樂隊其他人的鼓勵挺重要的，我一直覺得我們樂隊不是同事關係，更像親人，大家彼此影響」。
樂隊除了劉澤同外，都是四川人，他們的歌曲《歷史》的開頭有一段法語獨白，在演出時，這段念白由劉澤同用湖南話代替，劉澤同說在外演出時，說著湖南方言，但想家時更多是在想成都。
貝斯手明明除了樂隊工作以外，還在成都主持一檔音樂現場節目overlook，記錄成都地下音樂人的演出和排練，包括海朋森2019年那場著名的「晚會」。明明曾經是成都全女子樂隊荷爾蒙小姐的主創，2016年加入海朋森，因為難以兼顧兩個樂隊，在2020年退出了荷爾蒙小姐。海朋森原計劃年初去美國參加「西南偏南」音樂節，一同被邀請的還有荷爾蒙小姐，但因為疫情的緣故，國外的計劃被擱淺。在overlook的公號裡，海朋森與荷爾蒙小姐是連續介紹的，讓成都的樂隊和自己的成長有了連貫。
季一楠在小酒館2020年的樂隊合集裡擔任製作人，製作了三支樂隊，這是他的興趣；陳思江準備多畫一些作品，之前的畫作她不太滿意，想重新創作一批，作品量足夠的話，希望做成個展，在音樂之外，她希望自己的表達也是立體多維的。
很多情緒沒有能力瞬間理清楚，放在音樂裡就有粗糲的感覺
第一張專輯封面。
海朋森第一張專輯封面和封底都出自陳思江的油畫，封面是街邊舊宅的大門，封底是樂隊幾個人圍坐在方桌前面，都是生活中常見的場景，但畫面粗糲，像他們的音樂，陳思江說，很多情緒沒有能力瞬間理清楚，因此表達出來是粗糙的，放在音樂裡就有粗糲的感覺。或許這也是很多人評價他們音樂有態度的原因。
曾有樂迷給陳思江發郵件，問她的歌詞裡經常出現樂園、幕布、街道、絕望這些詞到底在表達什麼，有什麼傾向。陳思江回復，我究竟寫了什麼讓你有這樣的理解？歌迷回復，輿論。長久以來，海朋森的音樂始終無法被當作個人化表達，人們期盼從陳思江的歌詞裡看到鋒利的東西，為那些被遮蔽掉的東西劃出一道可以窺視的口子。誤讀像是一場心理遊戲，她留下了線索，但線索又被聽眾指向了另一個版本的現實。
「那些歌詞是我很個人的情感，很多種雜糅在一起，寫這些只是表達我自己，成為了歌曲之後，就一定帶有公眾性」，陳思江覺得歌迷的解讀方式可能源於對樂隊的困惑，有國外做性別研究的學者拿他們的歌舉例。宏大的字眼，常被習慣性地當作男性視角的敘事，而這一切出自女生之手，就更容易在別人腦海裡構建出新的故事。
陳思江不想強調所謂的沉重，只是不想讓歷史擱淺在過去，只有當這些被反覆書寫時，才會產生當下的意義，而他們樂隊關注的就是當下的生活和身邊人事。詞語和思考是一種美感，陳思江回憶巡演路上，樂隊趕早班飛機，在車裡看到太陽漸漸升起來，整個過程特別美，她一直哼唱著哪吒樂隊的《U are so great》，她喜歡裡面的一句歌詞，可你不該忘記英雄般的童年。「英雄般的童年，而不是青年，寫得多美好啊」，陳思江說自己喜歡年輕的，熱血的表達，季一楠補充，海賊王式的。
採訪一共進行了兩次。第一次採訪結束，我們提議去街邊市場拍一些有市井感的照片，在一家小蔬菜超市拍了幾張後，陳思江順手稱了些青菜裝進帆布袋裡，背著一包菜走向下一個拍攝地點。第二次採訪在她和季一楠家附近，那是他們演完成都專場的第二天，兩個人都有一些疲憊，五點多的時候，陳思江忽然問記者，今天可不可以早點結束，電競比賽的直播馬上要開始了，她很想看。
她是重度遊戲愛好者，樂隊五個人經常一起去網吧打英雄聯盟，陳思江表示自己在樂隊幾個人裡水平中等，劉澤同打得最好，至於誰水平最差，她選擇保密。最近她好幾次夢到國內頂尖的電競高手要和她成為朋友，夢裡還加了微信，她說這可能是一種預兆，「這個就不要寫出來了，其實寫出來也行，也許他們能看到呢」。
拍攝於2020年成都採訪時。旗 /攝
新京報記者湯博
編輯 田偲妮 校對 李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