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與戰爭之間不能劃等號，但是二者之間的互動卻構成了世界政治的節律，當人們從戰爭轉向貨幣的時候，和平或許是可能的。
2012年最大的亮點是瑪雅人關於「末日」的說法是個「謊言」，人類一如既往翻開了2013年的日曆。然而，2012年的世界並不太平，用「貨幣戰爭」來概括2012的全球局勢或許是恰當的，當然，並非陰謀論意義上的「貨幣戰爭」，而是「貨幣」、「戰爭狀態」及二者的互動。
筆者曾用「民粹主義的反向運動」來概括2011年的世界，那一年，無論阿拉伯世界還是西方世界都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中東的群眾運動變成了戰爭，而西方的群眾運動已經被此起彼伏的選舉活動取代了，美國人2012年關注的不再是99%，而是誰將成為美國的新總統。連接著2011與2012年的是貨幣問題，金融危機在2013年還將繼續，美國的「財政懸崖」、日本的「量化寬鬆」都昭示著貨幣還是熱點與麻煩。
過去一年的貨幣問題，可謂此起彼伏，歐元區是最大的麻煩。在德拉吉的強勢領導下，歐洲央行表現出了非凡的勇氣，在2012年末終於讓歐元區穩定了下來，歐元解體的言論暫時可以休息了。
作為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在2012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壓製做空歐元的預期，降低歐豬國家融資成本，使這些國家能夠在市場中融資，而不單依靠救助。在應對歐元危機上，德拉吉在2012年的表現可以被寫入歐元歷史之中，相形之下，默克爾在選舉壓力之下，似乎沒有勇氣挑起大梁。2013年如果贏得大選，默克爾或可以與德拉吉「共舞」應對歐元危機。
2012年，新興市場國家的光環不再，金磚四國中除中國外，其它三國的貨幣經歷了大幅貶值，GDP增長減速。尚未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興市場國家難以承擔「救世主」的角色。貨幣貶值是各國應對經濟危機的重要舉措，但是競相貶值意味著匯率大戰，巴西財長多次指責美國等國發動匯率戰爭。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則大張旗鼓地壓低日元匯率，以此提振日本的出口能力，此舉被解讀為日本發動全球匯率戰爭，2013年日元會成為貨幣危機的風暴眼嗎？
筆者曾言，美元在2012年不戰而勝，美元不僅不會崩潰，而且會比較堅挺。原因很簡單：美元現在是唯一的本位貨幣，歐元挑戰美元的能力不再，其它經濟體的增長前景不明朗，美元依然是最好的避險貨幣。全球貨幣格局中出現了弔詭的現象：其他經濟體越是衰頹，美元越發堅挺，在2012年中，新興經濟體都經歷了資本外逃的考驗。
2012年全球貨幣秩序的震蕩折射出一個現實：美元雖然不受歡迎，但依然是霸權性貨幣，全球貨幣秩序正在調整、生成之中。與貨幣的問題相比，戰爭的議題更令人關注，從中東到東亞，歐亞大陸似乎進入地緣政治的動蕩期。美國主導歐亞大陸的能力在下降，戰略再平衡知易行難。
「阿拉伯之春」在2012年繼續，悲劇的是，敘利亞沒有像埃及那樣和平交權，也沒有像利比亞那樣遭到北約的幹涉，而是陷入了一場血腥的內戰之中。權力交替的程序化、定期化是現代政治的潮流，「阿拉伯之春」將佔據政壇幾十年的政客趕下臺，實現有序選舉。而敘利亞的癥結就在於巴沙爾拒不下臺，與反對派形成了僵局。
相比之下，埃及的革命是平和的，在2012年不僅選出了新的總統，而且還通過了新憲法，雖然未來之路未必是坦途，但至少有了一個穩定的權力框架。2012年的中東，圍繞著敘利亞形成了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埃及、伊朗、土耳其、沙特及其所代表的海合會成為新的「四國演義」，而以色列雖然在敘利亞問題上表現冷淡，但它一直盯著伊朗，2013年的中東依然是熱點，大選之後的以色列會對伊朗動武嗎？這將是對美國的重大挑戰。
中東地區在2012年經歷著戰爭或者戰爭狀態，所謂的戰爭狀態就像霍布斯所說的「鬥劍的姿態」。相比於歐美面臨的地緣經濟問題，中東地區面對的都是地緣政治的難題，而東亞則是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的震蕩。南海問題、東海問題表面是領海、島嶼之爭，地緣經濟問題夾雜其間，東亞地區的安全機制與經貿合作機制是二元分裂的。美國「回歸亞太」更多的是軍事力量的加強，而在經濟貿易方面起色不大，但是安全與經濟的分離破壞了東亞地區貨幣合作的基石——信任，尤其是中日之間。
無論貨幣還是安全都需要信任，安全上的對立則破壞了國家間脆弱的信任，沒有信任，便沒有信用，而貨幣則是信用的象徵。歐盟在2012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歐元消弭了歐洲國家戰爭的可能性。反觀東亞，安全困境與貨幣困境相互加強，對於東亞地區而言，2012年雖然不是末日，但卻是灰暗的一年，至於能否迎來2013年的新紀元，還要看中日韓三國新領導人的魄力與智慧了。
貨幣與戰爭之間不能劃等號，但是二者之間的互動卻構成了世界政治的節律，當人們從戰爭轉向貨幣的時候，和平或許是可能的。
（本版言論不代表本報觀點，僅供參考。文章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