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馬凌
「我以輕浮為生，它為壽者帶來解脫。」法國女作家科萊特如是說。隔著遙遠的歷史，科萊特是否「輕浮」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她在紅磨坊舞臺與子爵夫人米茜情意纏綿地熱吻，尺度出位，驚動了警察；年屆三十五，她還在以「流浪女伶」的身份巡演於布魯塞爾、裡昂和法國南方；她一生結婚三次，不僅喜歡男人，也喜歡女人，尤其喜歡年輕人，哪怕年齡落差三十歲，前夫的兒子16歲時，她親自進行情感教育和性啟蒙。面對他人的責難，她傲慢地回答：「年齡的差別我不在乎，蠢人的意見我也不在乎。」鑑於科萊特後來當選龔古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獲得法國二級榮譽勳位，逝世後還有國葬待遇，也許可以推斷出法國人對待「輕浮」的態度非常獨特。
薩比娜·梅爾基奧爾-博內是17世紀法國史專家，對於路易十四時代最有心得。身為女性，她的研究又常從感官和性別出發，別開生面。《輕浮的歷史》使我們可以一睹「輕浮」的各種形態，以及「輕浮」為何被稱作「法蘭西民族的一個遺傳特徵」。
《輕浮的歷史》
作者：（法）薩比娜·梅爾基奧爾－博內
譯者：趙一凡
版本：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7年4月
人性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
輕浮還須寬容以對
「Frivolite」一詞，中文譯為「輕浮」，它的詞義因時賦形、隨世敷彩，具有流變性。時而指「微不足道的物件」、「無關緊要之事」，時而指「任性輕率、不解憂患之人」，時而又指「及時享樂、浪蕩閒遊的心態」。同時，這個詞幾乎總是具有雙重屬性，既與「瞬間的狂喜」勾連密切，又與空虛、遺忘、無常、善變難捨難離。薩比娜指出，在輕浮的問題上，教會、道德家、哲學家絮叨了幾個世紀，前兩者譴責輕浮，而哲學家卻要為輕浮正名，伏爾泰說：「為使我們在數不盡的苦難中有所慰藉，上帝令我們輕浮！」在道德與哲學的戰場上，作為史學家的薩比娜顯然偏向後者，《輕浮的歷史》全書實則強調：「這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輕是人性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還須在某種程度上寬容以對。」
歷史上，女人是輕浮的化身，夏娃的原罪一直不被原諒，對鏡自憐的女性形象曾被當作輕浮的象徵長達幾個世紀之久。無論是《玫瑰傳奇》還是《教女金書》，中世紀對女性的貶抑是僧侶和作家們操練嫻熟的題目，儘管有少數宮廷詩人捍衛「弱女子」和「美麗的貴婦人」。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在新柏拉圖主義和彼得拉克十四行詩的影響下，女性的美貌才具有正當性。17、18世紀，法國出現了一批女作家，她們捍衛著審慎的女性主義。1769年出版的五卷本《法蘭西文學史》收錄了約110名女性作者的名字。
但可以肯定的是，世俗的陳詞濫調並未扭轉：「最糟不過女學究」，「自負的才女最是禍患」。在法國大革命中，瑪麗安娜——那裸露前胸的法蘭西共和國象徵隨處可見，海報上聲稱「共和的法蘭西向全體法國人敞開胸懷」，然而激進的女公民們在現實政治中卻不受歡迎，意氣風發的羅蘭女士就遭到馬拉指控——想在香閨中遙控執政！
當時頒布的許多重要法令都無視女性，1804年拿破崙主持制定的《民法典》更是確立了女性低等的原則。簡言之，在大男子主義根深蒂固的社會裡，輕浮必須是女性的標籤，只因不如此不能把男性加諸女性的支配關係正當化。
《輕浮的歷史》插圖。
世俗主義的一種表達方式
沒了熱情與欲望，靈魂將陷於板滯
在《輕浮的歷史》中，作者所做的工作，一是將「女性專屬」的輕浮標籤撕去，二是在基督教和古希臘哲學中，尋覓始終存在的另類觀點。《聖經·傳道書》說，虛空的虛空，萬事都是虛空。我們插手一切，抓到的只有風，既然如此，「人在日光之下，莫強如吃喝行樂」。古希臘哲學中的伊比鳩魯學派，主張在節制欲望的前提下自由享受一切。
在16世紀法國哲學家蒙田那裡，兩種另類觀點合流，他為輕浮找到了正當性：既然一切都倏忽即逝，僅有相對的意義，智者就該從形而上的玄想中抽身而去。在人生苦難的迷宮中，沒了熱情、激蕩與欲望，靈魂將陷於板滯。如風似飆，輕浮是使人稍稍透氣的拔風井，是重振生命的清流。
雖然宗教一直用最後的審判來震懾世人，但是及時行樂的觀念從來不乏擁躉。特別是隨著17、18世紀醫學的進步、科學思維的覺醒、經濟的日漸繁榮，宗教漸漸失去對社會的實質控制，世俗主義大行其道，在某種意義上，輕浮就是世俗主義的一種表達方式。
薩比娜做的第三個工作，是回顧輕浮的文化史。就像自由一樣，輕浮原本是上層階級的權利，逐漸向較低的階層普及，而輕浮的母親是閒逸。凡勃倫在他有名的《有閒階級論》中做過精深的研究。在路易十四的凡爾賽宮廷中，穿著輕浮的紅色高跟鞋的貴族們深諳「虛擲生命之道」，行圍射獵、騎術競技、御河泛舟、芭蕾表演、宮廷舞會，一場接一場的消遣、盛宴或縱歡。
《有閒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
作者: [美]凡勃倫
譯者: 李華夏
出版社: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2年1月
凡勃倫通過研究制度的起源，觀察社會上的經濟現象，尤其是上層階級的有閒特權與消費特徵，來探討制度與經濟現象之間微妙的關係。
在啟蒙時代，輕浮成為一種生活藝術，這種藝術與「天生活潑、淺薄、善良」的法國人的脾性極為相合。在沙龍聚會、調笑揶揄、智力遊戲、愛情遊戲中，人人都擺出一副遊戲人生的輕浮做派，雖然《百科全書》的副主編達蘭貝爾指責說，輕浮「腐蝕了大部分法國貴族」，但是這種輕浮之風愈刮愈烈，至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登峰造極，一個王朝就此傾覆。
可嘆的是，雖然法國大革命寄希望於古羅馬式的理性、節制、健朗的民風，但隨著督政府時期的到來，沒有人再談革命與反革命，巴黎每天都有新舞場開張，多達644家，跳舞的有新政權的王侯顯貴，有幹完活的女工，有奇裝異服的時髦浪蕩子，也有普通的販夫商賈。舞會之外，最受歡迎的就是看戲，輕喜劇、誇張或放蕩的戲碼最是熱門。巴黎的每場演出都一座難求，上流貴婦與平頭百姓共處一堂。換言之，法國大革命的後果本該是政治上的人人平等，卻不幸體現為輕浮上的萬眾一心。
《輕浮的歷史》插圖。
步入19世紀，隨著資產階級主宰歷史舞臺，特別是19世紀中期的巴黎城市大改造，時尚之都更加熱鬧，戲院、林蔭路、世界博覽會、巴黎狂歡節、郊遊、康康舞、新型百貨大樓，到處人山人海，到處鶯歌燕舞。消費主義為享樂主義助力，在消費並浪費的個人主義民主社會，連工人階級也加入娛樂的大軍——因工作安排與工種分類變得日益區塊化的時代，休閒是一個寶貴的忘憂時刻。
另一種形式的勇敢
不論處境順逆，拒絕乏味無聊的清醒
當大眾都在追逐歡愉，如何才能爭得輕浮的桂冠？齊奧朗在《解體概要》中說：「沒人天生就能做到輕浮，這是一門特長、一種修煉。」在一種以「時尚與否」實施社會區隔的時代，新式優雅至關重要，chic（潮），當時的詞形還是chique，具有無朋的影響力。
蕩弟（dandy）昔日也譯為「花花公子」或「紈絝子弟」，可惜與任何標籤一樣，蕩弟族內也有複雜性，的確有隻重外表、金玉其外的公子哥們；也不乏將唯美主義、頹廢主義的美學旨趣熔為一爐的先鋒藝術家；甚至還有同性戀、雙性戀、崇尚雌雄同體的亞文化群體，真是難以概括。
《輕浮的歷史》插圖。
蕩弟們的祖先可以追溯至英國的喬治·布魯梅爾，出身不夠上等，卻以特立獨行的姿態縱橫上流社會，他每天花五小時拾掇自己，襯衫折領的高度於他而言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據說他的偉大在於「一事無成並因此名垂不朽」。此後，蕩弟們踐行一種穿著和生活的藝術，追求一種態度和趣味的獨立，孤芳自賞，標新立異。拜倫、波德萊爾、王爾德、比亞茲萊、普魯斯特、惠斯勒、羅貝爾·孟德斯鳩伯爵、讓-科克託，都可併入這耽美的蕩弟隊伍。
作者薩比娜指出：
「這樣一種姿態竟有幾分英雄主義色彩：不論處境的順逆，蕩弟堅持自己的方向，優雅、隨意、浪費、輕浮，他們樂享一切，玩笑一切，拒絕乏味無聊的清醒，在誰無一死的悲劇與膚淺存在的喜劇間跳舞。這種迴避某些恐怖念頭的力量，不啻另一種形式的勇敢。」
二戰後，消費與玩樂成為時代風氣，法國哲學家鮑德裡亞在1970年的《消費社會》中將之比作「欣快異化」。器物的泛濫、經濟的虛浮、幽默和反諷為王、展示和表演當道，當各路學者提醒大眾警惕「娛樂致死」，大眾卻寧肯「娛樂至死」，21世紀在網際網路的作用下，我們步入了一個小、微、輕、碎的時代。在《輕浮的歷史》結尾，薩比娜安慰我們說，
「輕浮是麻醉藥，是令人欣快的消遣；它是對墨守成規、對全能思想、對鉗制或不妥協的一種復仇；它帶來的小小愉悅抗擊著日常生活的疲於奔命，化衝突於無形。輕浮可以憑藉其靈活輕巧與吸引力潤滑社會關係；與多變的生活相適應，它與刻板和成癮作鬥爭，主張榜樣的多樣化和活潑的他律，而不是自我封閉，陷入僵化的自戀。輕浮是一种放松的生活，一種小調的幸福生活，一種淺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