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日本在廣島（1945年8月5日）和長崎（8月8日）遭受原子彈轟炸後宣布投降，接踵而來的是一種史無前例的崩潰。這個國家剛剛徵服了東南亞許多地區，現在它把這一切都失去了。雪上加霜的是，它失去了它自明治維新（1868年）以來建造的一切；這場維新在20世紀前半期把日本變成了遠東一個非常奇特的例外。
1945年後日本的奇蹟（其歷史上和第二次），就像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的奇蹟一樣，為其繁榮重新奠定了基礎，並賦予它一種過去從未達到的發展水平。現在日本不再像1942年以前一樣是一個軍事強國，它是一個經濟強國。
1961~1970年的計劃要求日本的國民收入到計劃結束之年翻一番，並在一些經濟領域有突出的增長。按照1955年基數為100計算，到了「目標年」，工業和礦產產量要達到648,鋼產量296,工具機448,化工為344······當然，這些目標都不是確定的，但也並非不負責任的空想，近年的發展證實了這一點。19世紀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日本的平均年增長率是4%;1946到1956年，是10.6%(法國同期為4.3%);1957到1959年，9.2%;1959到1962年仍保持了很高的增長率。這些都是些創記錄的數字，如果有別的國家曾經達到過的話，那只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蘇聯可以與它媲美。日本確定的1961到1970年的年增長率為8.3%。
出現這種進步的原因並不神秘。最為重要的無疑是這一事實，即美國佔領當局最終允許託拉斯多多少少像從前那樣重新建立起來。他們把舊的父家長制的財閥永遠解散了，儘管少數後來重新出現。不過許多新的大型公司出現了，一些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勝利地取得了這種史無前例的成功的日本資本主義與美國資本主義一樣，也建立在巨型單位上，能夠比小型藝匠作坊更有效地利用勞動力和資本；這些小作坊僅僅由於家庭勞動和非常廉價的勞動力才得以繼續存在下來，而且不無困難。
與此同時，由於日本大型公司不再像1945年之前那樣自籌資金，工業的成功就包括在日本銀行的保護下，建立一整套大銀行和信託投資體系，它們比在法國享有更大的自由。藉助於美國式的宣傳鼓動的一切手段，這些銀行和信託投資公司吸引了小儲蓄者的資金。結果是出現了購買股票的狂潮，就連天生謹慎的農民也加入到搶購的行列，東京交易市場在其盛期提供的神話般的回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的交易額是戰前的400倍。然而，自1961年6月起，股票價格的下跌抑制了這種過分的賭博，並使個人投資重新回到定期存款或儲蓄銀行上來。
大量小儲蓄者的存在說明了日本為什麼會出現如此高的投資水平（1962年，佔國民支出的20%),外國尤其是美國資本家為什麼對日本公司表現出如此的興趣。他們的興趣迄今仍然停留在理論上，因為1960年日本尚未充分對其外匯控制實行自由化，在那裡投資所獲得的利潤很難外流出去。一家瑞士報紙在1961年4月在分析實現完全自由化的可能性後宣稱：「不管怎樣，相對於南非，在那裡大量歐洲資本正陷入停滯狀態，我們更傾向於日本。該國無疑正處在全面發展時期，其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有著罕見的技術，而其領導人不僅對其成功抱有堅定不移的信念，而且有著令人吃驚的能力。」假如外國資本真正介入，日本的增長率會變得更加引人。
我們有可能找出隱藏在這種成功背後的驅動力嗎？對一個快速流動的經濟進行分析總是件難事。統計數字很快變得陳舊而脫離了現實。但可以肯定，直到最近幾個月，一個強有力的刺激是勞動力過於充足。1961年，日本的經濟計劃估計其人口為9400萬，1970年將達到1.04億－也就是說年增加100萬，大年、小年都是如此。
這種增長並沒有阻礙經濟增長：上述經濟計劃估計到1970年日本的國民收增加一倍；同時，人口控制有望使出生率的增長幅度低於人口增長速度。此外，在1962年，戰時出生的人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數較少，導致出現了供不應求（尤其是技術工人）的現象。因此，近年來工程師和教師的工資有了增長。
毋庸置疑，日本的工資和生活水平現在仍遠低於西方和美國的水平。然而，鑑於日本不同的習慣和需求，局勢遠非災難性。當然，大阪和東京（在後一城市，人口每年增加40萬，30萬是移民）附近出現了貧民窟。但人們每天平均食物消耗量是2100卡路裡，年均收入為200到300美元（為印度的四倍）。捕魚業有了飛速增長，日本每年從遠至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水域捕魚600萬噸，高於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農業產量有所提高（在這方面美國當局堅持個人特有的凡超過6英畝的田地都要出售），在冬天實行塑料大棚種植，使一年兩季和水稻早熟成為可能，避免了夏季颱風的破壞；最後是慢慢開始開發北方寒冷的島嶼蝦夷（北海道）：所有這些都對穩定的高速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國內市場同樣為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支持。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著要購買新的東西：洗衣機、縫紉機、電視機和照相機（日本的大型工業首先湧向國內市場）。新的品位帶來了消費需求的變化，人們要吃更多的豬肉和魚，要吃西式糕點、罐裝和速凍食品，服用藥品（尤其是鎮定劑），喝啤酒（日漸取代米酒）和錫蘭茶（取代了日本自己年產7.7萬噸的綠茶）。服裝和室內裝飾也開始追隨西方樣式。應當承認，普通日本人仍然是記者羅貝爾·吉蘭（RobertGuillain)所說的「雙重文明人」，在街上穿西裝，晚上則重新穿上日本的服裝，遵守日本的習慣。但日本人顯然越來越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越來越受到這種方式的吸引，並屈從於它們。
儘管如此，仍然存在著各種障礙。並非所有事物都預示著日本經濟良好。儘管這是通過努力、耐心和聰明的工作造成的奇蹟，但這是有限度的，有其弱點和危險。我們還不應該忘記，農業改革產生了無數小地產主，其中最貧窮的依賴那些情況比他們略好的，而且所有人都無力組織起來，採取真正現代和科學的方法。因此在1961年出現了貿易平衡受到破壞的令人不安的信號，儘管池田（Ikeda)政府持樂觀態度。根據一種有根據的估計，沒有美國佔領軍在日本的適時的消費，看來有利的平衡是不可能實現的。
由此可見，日本的這一成功是何等地脆弱···...對日本這樣一個嚴重依賴其工業繁榮的國家來說，問題主要不在於生產，而在於銷售。在這方面，處境更加不牢靠，因為它仍要依賴「自由世界」各貿易夥伴的繁榮和善意。這種善意不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西方，尤其是法國（它在這些事務上總是猶豫不決）仍記得日本在1939年之前不斷進行的貿易傾銷，對現在日本通過低工資而形成的強有力的價格競爭感到擔心。西方遲遲不願籤訂哪怕不完美的貿易協定，不斷地對它們提出疑問，其保留態度由此可見一斑。所有這些都令日本滿腹煩惱，誘使它成為一個「尼赫魯那樣的中立主義者」，並完全涉足中國和東南亞的經濟。
與此同時，日本的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不可避免地擔心，美國一旦撤離日本，許多社會成果就會受到威脅，尤其是年的議會法；更擔心的還有工會組織，它在一個如此馴順的國家發展得非常緩慢，而大型資本主義在接受它時表現得非常勉強，這進一步加大了它的困難。這些相互矛盾的掛慮說明了1960年大選為何會出現那種結果；大選中「溫和自由主義者」－也就是說大企業，據消息靈通的觀察家說，它們拿出了50億日元（100日元大致等於1法郎）來「拯救這一最後的機會」和擊敗社會黨－僅僅取得了「例行公事的勝利」。
但問題並不能永遠擱置下去，因為日本的繁榮強加了超人的任務，包括持續不斷的緊張。東京連同郊區在內共有1000萬居民，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它發展得過快，已經感到有些窒息，正在考慮填平其部分海灣進行建造。大阪已經樹立了榜樣，通過龐大的勞動力儲備為吸引到那裡的重工業提供空間。這些事實非常清楚地證明，在日本神奇般的成功中雄偉壯觀與如履薄冰嚴重並存。但是，正是在政治領域和在更寬廣的文明領域，產生了最大的不確定性。日本沒有根據美國的法令在一夜之間變成一個議會民主制國家。
我們也不能期望它做到這一點，眾多小的、具有重要意義的細節證實了這一事實。日本的工業家一直具有父家長制性質，而且小心翼翼。昔日民族主義者的侵略性絕沒有被清除。日本有暴烈而狂熱的右翼政黨，乞靈於該國一直非常強烈的傳統主義。天皇家族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到勝利者的羞辱，但仍坐著天皇寶座；任何人膽敢公開反對天皇或其家族仍有可能遭私刑處死。過去的永恆的日本遠沒有死去或被遺忘。
1960年11月12日，日本社會黨領導人、有「日本的米拉波」之稱的淺沼稻次郎（InegiroAsanuma)發表了電視講話。他譴責了「所謂日美安全條約的不忠」，說它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工具」。成百上千萬人應能聽到他的講話並從屏幕上看到他的形象。隨後他們看到一個中學生，一個尚不滿17歲的中學生，跑上前去刺傷了他；中學生雙手交叉握著匕首，採用的是柔道運動員（judoka)推薦的握法以保證筆直地刺過去。
三個星期後，這個學生在牢裡自殺身亡。這一犯罪和自殺事件在人們心中激起了巨大波瀾。日本禁不住地對為自己的思想獻身的人表示羨慕，哪怕他犯的罪非常不足取，讓人生厭。把這種態度和其他態度視為宗教信仰的一種反映是不對的。
結語
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人的宗教意識並不是特別強，並不特別關注來世。在這方面，它與印度截然相反。主宰日本的是社會和教育中的某種法典，是某種禮儀規則，我們何不這麼說：是它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