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過短短十集的電視劇，以一場「電影院槍殺案」為導火索，卻沒有追求案件的緊張刺激，偵破定案的前因後果，反而從無數角度，包括其中涉及的九個家庭，辯護人、司法者，媒體大眾，進行剖析聯繫和切割，勾連開再真實不過的社會與人性。
其中有孩子天彥被槍殺的受害者家屬宋喬安，一直自我折磨地活在失去孩子後的失眠和夢魘折磨之中，甚至有時要靠酗酒來麻痺自己，個性也越來越敏感和偏激，導致與她的丈夫無法溝通，互生嫌隙。
因為夫妻吵架和她作為新聞臺副主編的忙碌工作，缺乏陪伴的女兒天晴只願意住在姑姑家中。
逃離不開失去兒子的陰霾，又無法處理好家庭間的問題，因為一場兇殺案而遭打擊和改變的受害者母親，心已瀕臨破碎。
而另一邊的加害者的家屬，一邊是在媒體前下跪道歉被質疑真誠和罵作「作秀」。
一邊變賣家產賠償，戴上口罩隱姓埋名依舊遭到全社會的攻擊。
加害者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被潑糞，懷孕的妻子被威脅，而從始至終他只是認為法律應當維護每一個人的人權，解決傷害最好的方法是善後和預防，探究出殺人背後的原因也許就能避免下一次類似事件的發生，不惜為此東奔西走，不為人所理解。
被貼上李曉明妹妹標籤的李曉文，改名為李大芝，想要走出陰影開始一段新生活卻舉步維艱，甚至被學長欺騙。
她住的房子的主人應思悅，有一個因女友自殺事業受挫而患有思覺失調症的弟弟思聰，日常幻想、幻聽，認為自己受人監視，被人跟蹤，也曾抱著頭無助過「為什麼是我」。
社會害怕精神病群體，王赦律師的妻子也曾說過無數人心裡所想的那句話，「神經病就是要關起來，他們四處亂跑，我們的日子還要不要過了？」
即使這個世界從來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惡的，即使實際上罪犯中只有百分之五是精神病人，而這百分之五中，也極少數是會攻擊其他人的。
受害者家屬活在難以走出的陰霾和黑暗之中，所有的發洩和怒火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然而加害者家屬「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的痛心之言也不斷撕扯著觀眾的耳膜。
面對喬安的質問，李大芝丟下「你們媒體殺的人，不比我哥少」，淚流滿面。
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幫助嫌犯辯護的律師被千夫所指，李曉明在輿論壓力下的提早槍決使得王赦情緒崩潰，「但是民主法治是用來討好人民、討好媒體的嗎？殺人犯該死，但民主法治不應該為此陪葬！」
「拍這個故事的初衷，是想撕掉標籤。我們沒有定義誰是惡，誰是善，想認同誰，由觀眾自己決定。」
這個社會之中，我們每個人每天都被無數的善與惡束縛，或與之擦肩而過。我們與惡之間究竟是一條鴻溝，還是一條窄縫，無人可以判定。
複雜的社會和人們之間，不是事事都有標準，選擇都有答案。李大芝的老師曾經語重心長地對她說的「不要挑戰人性」何嘗不是一種清醒又無奈的認知。
現在的社會中，一旦有事件成為人們視線的焦點，經常就是立分兩派，二元站隊，找一個靶子，吵得不可開交。
可一旦我們跳出這個怪異的圈子去看，你是否還能清醒地找到自己的出發點，認清自己的目標和態度，知道自己說出的話究竟代表什麼，又是什麼立場？
《我們與惡的距離》英文名叫做「The world between us」，我們構成了整個世界，也正是我們的複雜構成了這個世界的複雜，我們之間的相互牽扯模糊了這個世界的對錯和善惡標準。
宋喬安問，「敢不敢踏進現實的世界。」
現實的世界裡，理想和家庭如何兩全，工作和教育互相影響，原生家庭與孩子成長的關係，媒體搶頭條與真實確認，噱頭與內容的對立，輿論和法治之間的關係，精神病人汙名化等劇中反映出的問題比比皆是，我們又何嘗有哪一刻逃離開了這個世界。
只要是「我們」，只要有「我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無論善惡對錯，都會永遠存在。
每個人心中也都有一座巴別塔，這座巴別塔就是我們與世界的距離，也是我們與我們的距離，這個距離，可以變化，但永遠存在。
全劇的結尾與其說是一種撫平先前的壓抑、痛苦的安慰和給人希望的甜餅，不如說是現實中存在的一種可能。
與世界之間，與惡之間隔著怎樣的距離，與善之間，與愛之間也隔著相反的距離。
這是一部引人思考的電視劇，結局，留給或許願意去看一看的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