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楊慧
大眾文化研究的兩位大牛約翰·費斯克和約翰·哈特利曾用過一個堪稱浪漫的譬喻來形容電視尤其是電視劇：「吟遊詩人」。
「吟遊詩人」在不同文化間穿針，在各色故事間引線，你對它所呈現可以付諸一笑或浮一大白，嗤之以鼻或報之喝彩，卻難以否認，它娓娓道來的絮絮叨叨，在某些碎片瞬間，會加固或挑戰你的信念。
我們也許習慣電視劇是消遣玩意，演的、編的、如有雷同純屬巧合的，但卻又常常被這份明知的虛構所刺痛。蘇明玉也許讓你掉過眼淚，羅子君或許讓你皺過雙眉，改名成陳可的陳可依，可能換來你的搖頭與嘆息。
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也是這樣一部手持利刃來勢洶洶的作品，在故事裡層層剖開人性，卻也通過觀看傳遞痛感，刀刀切割觀眾的神經。
而這也許就是現實題材電視劇的價值，通過最日常的內容與形式，讓人停頓幾秒，對這浮世疑惑沉思。正如布萊希特所說，任何所謂慣常事物都應使你感到不安。
誰是惡人？
法律以外的社會審判
現代法律確認有行為能力的自然人的權利和義務的主體獨立，一人事一人畢，除非繼承遺產導致的債務傳遞，否則血親行為與你並無關係。
道理清晰，但終究知易行難。犯罪在人類文明的實際操作中，從來都不只是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的事情。
《我們與惡的距離》以數個案件串聯，卻沒有將重心放在明確的犯罪者身上。故事鏡頭對準的第一類所謂「惡人」，是罪犯親屬。
沒有人理會他們其實也極端痛苦，「我一直在想，到底是哪裡我把小孩教壞了」，「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個二十年去養一個殺人犯」，殺人犯李曉明母親的哽咽除了辯護律師無人聽見，而社會直接宣判他們被統統連坐，李家父母倉皇關掉經營多年的麵店搬家，妹妹李大芝被改換名字、隱去家世才能祈求一個重新開始。
死刑判決書，下給了李曉明，也下給了他的直系血親。甚至連殺人犯的辯護律師也一同被圍剿聲討，沒人理會法律的應有程序和律師的存在意義。與「惡」為親，與「惡」為伍，就是他們被放逐的不爭罪名。
故事並未就此停步，還為我們展開了更多場景，證明被標定為「惡人」何其容易。懷才不遇精神分裂闖進幼兒園被認為綁架孩童的青年導演，因網絡女主播自殺身亡就被冠上出軌罪名的男友，一件不明真相的事、一個未經證實的由頭，引起關注後便足以成為定罪的社會儀式，從此他們成為人群中的「惡人」，被圍攻、被人肉、被如何殘酷對待，都只會贏來大片喝彩。
當這些對「惡人」的徵討都成為了不假思索，這些「善行義舉」看起來，反而更像「惡」本身。
誰在作惡？
社會相關職能的保障與失靈
具有社會秩序管理和監督功能的職業，應該是社會良性運轉的維持者，但似乎在一些時候，他們並沒有站在善的那一邊。
美國新聞先賢普利茲曾有過一個著名比喻：「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麼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
這部劇裡也有一群站在船頭忙碌的人，但他們鮮有時間瞭望，他們在真假新聞中押注，在收視率面前動搖頭顱，在追根溯源和死纏爛打之間，一邊習以為常一邊自我厭惡。
他們為每一次突發新聞枕戈待旦，為真情實感的大事件和花裡胡哨的小消息都人仰馬翻，被廣告商和收視率勒得喉嚨發疼，然後告訴自己這就是新聞人。
新聞現實和新聞理想之間搖搖欲墜的平衡，在資深新聞人宋喬安得知下屬李大芝真實身份的時候徹底崩毀。
作為被害者家屬的宋喬安，痛苦之餘的第一個舉動是跟蹤李大芝做成獨家新聞，並且在李大芝質問她時，再次把攝像機對準了一個家庭和理想同樣破碎的女孩的臉。而這一套令人發冷的媒體連環拳，最終出現了悲劇的延長線。
新聞持續報導下出現了李曉明模仿犯，一個輕度智障的少年，媒體再一次猛烈的圍追堵截，卻換來了他的母親與他跳海自盡的屍體。
有句臺詞被不止一位死者家屬咆哮出口：媒體這樣隨意殺人，你們跟李曉明有什麼差別？
而與新聞業平行的另一邊，則是法律業。比起媒體的群像，法律界主要出場了一位專為死刑犯辯護的人權律師王赦。王赦是法律的擁護者也是反思者，他並不相信單純地依靠判決就能「以殺止殺」。了解罪犯，了解真相，才能真正防患未然。
但王赦在他的行業裡並不是多數派，甚至他所信任的法律體系的運轉也與他最終背道而馳，為了安撫民心急匆匆被處決的李曉明，讓更多真相石沉大海，也令王赦的堅持淪為空談。
故事最後還是對這些職業人給予了信任表態。新聞行業在最後一集依靠對李曉明父母的深度訪談，勉強尋回了社會責任和社會溫度的擔當。而律法這條線，雖然更為無解，但王赦代表的對執法本身的質問和愚公移山般的精神，仍然通過劇中角色的肯定言語，得到了故事的嘉許。
人性本惡？
彌散在故事裡的普遍病態
如果說當事人家屬，或是關鍵行業從業者，對他們的善惡是非討論顯得濃墨重彩，那麼在這部電視劇裡，還瀰漫著更廣泛的對人性的質問，就如同第八集的標題，「眾生皆有病」。
大眾的病態初露其實從第一場戲就已經開始，王赦因為替李曉明擔任辯護律師，被當街直接潑糞。而隨著他接受越來越多殺人犯的辯護委託，網上線下的暴力也越來越多，甚至殃及他的妻子和孩子。這種無成本、匿名性的惡如同棟梁白蟻，看似微小，卻可累積出摧枯拉朽的毀滅個體的力量。
電視劇在每一集開頭都以社交媒體或者視頻網站評論作為開場，更是直接點明了公共話語空間中無處不在的、瀰漫著的惡的力量。
還有更多淺淡的惡不動聲色，甚至並非全然不能理解。居民抗議在小區內建康復之家，約會對象在得知對方是殺人犯妹妹後選擇躲避，這些都是利己的人性，雖然對另一些人而言確實構成了堂皇的冷漠和歧視；而這一類型最極端的，莫過於故事裡的另一重要支線，李大芝的房東家庭故事。
這一家人和命案沒有直接關係，卻因為一個疑似犯罪的精神分裂病人弟弟，也遭遇各種流言和背棄。尤其是房東未婚夫是一個標杆人物，他既可以對未婚妻說出你弟弟就是我弟弟的溫柔言語，也可以露出你家這種情形你配不上我的猙獰面目，同時存在的愛意與惡意，人性在這條支線裡格外淋漓。
故事最後一集切換成「我們與善的距離」，用和好、諒解、新生，用人性的善良與溫存，來為前九集釀下的傷口打了一針止疼，雖然宣洩了觀看中的抑鬱，但卻消解不了問題。人非聖賢，有光就有影，與其呼籲世間人人心懷大愛僅存善意，如何和人性的光與暗相處才是更真實的議題。
「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最後答案是，近在咫尺。「為惡」和「成為惡人」都如此輕易，這份認知如果能換來觀者未來某些言行舉止前的半秒思索和遲疑，也許就是這部故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