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的來由其實是因為公眾號飯統戴老闆的一篇文章《國產女星的前浪、後浪和破浪》。
戴老闆的文章我很喜歡看，尤其是財經領域堪稱一絕。文史類的也不錯。不過這篇文章，雖然觀點鮮明，材料翔實，結構也層層遞進氣勢磅礴，但看完總覺得有些不對勁。
大概是因為我對娛樂行業的了解還是比這篇文章的作者要多那麼一丟丟（自以為）。雖然這篇文章的作者魯舒天的頭銜是「傳媒組-首席分析師」，但是從文章內容來看，作者對偶像文化、娛樂市場這塊並沒有太多耳濡目染的親身經歷，大多是通過一些行業分析報告以及專欄文章來了解的。
事實上，文娛行業往往不像科技領域一樣，有清晰的標誌物和分界線。保羅亨利朗在《西方文明中的音樂》中說：「最有意義的歷史教訓之一是，隨著新時代而出現的新思想的種子一般總可以在前一時代中找到。風格也是如此。」
《前浪、後浪和破浪》這篇文章的問題就在於此，首先它將內地的偶像時代分為三個階段，分別是以鞏俐、章子怡、周迅、郝蕾、趙薇為代表的「前浪時代」，以李宇春、張靚穎、戚薇、趙麗穎為代表的「後浪時代」，以及以流量明星們為代表的「破浪時代」，並分別概括為「精英選拔」、「大眾民主」和「民粹橫行」的時代特徵。
這個概括不能說全無道理，但是混淆了幾個重要的屬性，一個是時間軸，一個是「圈層屬性」。此話怎講？首先，鞏俐與章子怡、周迅、徐靜蕾、趙薇等「四小花旦」並非一個時代的女星，郝蕾在章、趙火遍亞洲的時候還基本默默無聞，而李宇春、張靚穎、戚薇等乘著「選秀東風」起來的這一代，與趙麗穎等靠於正劇、IP劇風潮火起來的一代，也不是完全一代人，並且歌手和演員的「壁」還是很厚的（粉圈語）。
事實上，在2005年超女狂潮來臨的時候，很多媒體就已經驚呼娛樂領域的「大眾民主」時代到來了。當然後來我們知道，這裡的「民主」還是要打引號的。
同時，雖然流量時代似乎是在2015年之後興起的，但是粉絲經濟、偶像文化都並非近幾年的新興事物，其中必要的元素，幾乎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存在並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了。
在這點上，與《前浪、後浪和破浪》犯了同樣毛病的還有前段時間流傳頗廣的《騰訊的背水一戰》一文。該文同樣混淆了粉絲經濟、偶像文化的濫觴及歷史沿革問題。
當然，論據的不嚴謹並不一定意味著論點是不對的，但是會非常動搖讀者，尤其是我這樣對粉圈和選秀文化、偶像行業有過很多觀察和了解的人的觀感。基於此，我也覺得有必要回應一下這篇文章。
一、偶像文化的起點
首先我想要指出的一點是，粉絲經濟、偶像文化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物，雖然隨著自媒體的發酵，這些名詞不斷躍入我們的眼球，但它們在中國大陸至少有著幾十年的成長史，在中國港臺地區以及海外華人文化圈中則有著更久的歷史。
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時候，中國人的文化偶像中的「頂流」恐怕要數費翔、齊秦、小虎隊這樣的海外、港臺明星，本土以崔健為代表的搖滾明星，以及以唐國強、周裡京、龔雪等為代表的影視明星。
而「追星族」作為一個專有名詞，誕生於93年，那時中國大陸開始全面轉向市場經濟，那也是「四大天王」崛起的時代。
那時的「追星族」基本相當於今天的「粉絲」。而偶像文化全面興盛在內地則有更明確的節點，即90年代末火遍亞洲的《還珠格格》，以及世紀初的《流星花園》。
這兩部劇不僅火遍兩岸三地以及整個華人文化圈，創造了後世難以企及的收視紀錄，帶火了趙薇、林心如、範冰冰、F4等，更將港臺、日韓地區的偶像及「粉圈文化」帶入了內地。那時內地的粉絲群體雖然已經「自然生長」了多年，但還是停留在比較原始的階段，還沒有進入「職業化」、「專業化」，像港臺粉絲「包機去看F4」之類的操作，是讓內地人瞠目結舌的。
而粉絲經濟以及偶像文化成型的節點，則源於2005年那場如火如荼的全民選秀。這點上，《前浪、後浪、破浪》以及《背水一戰》一文，都將其歸結於近幾年崛起的流量明星和娛樂資本，是不夠準確的。固然他們都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所有這些東西在十幾年前的選秀時代大都已經存在了，只是過去沒有「破圈」為人所知而已。
比如粉絲為偶像打投、應援，幾百上千張為單位的購買專輯（俗稱「屯磚」），為投票購買電話卡等，這些在當年的超女選秀中早就上演過了，只不過今天變成了買奶、jz等手法而已。
同時，超女選秀也應運而生了「職業粉絲」這一「頭銜」。說起「職業粉絲」，這真是一個讓人又愛又恨的群體。愛的是，它讓與粉絲相關的事務運轉得更為高效，「職業化」的粉絲群體與非職業化、自發的「散粉」群體，其戰鬥力和影響力不可以道裡計。恨在於，很多時候你無法將職業粉絲行為與偶像崇拜這一必備「要件」聯繫起來，很多時候甚至偶像本身都分不清，這些職粉到底是為了自己在做事，還是為了個人利益。
二、粉絲經濟的產生
與偶像產業同時應運而生的，還有粉絲經濟。這種經濟模式的產生，其實有一個讓人非常尷尬的原因。
我們知道，傳統的藝人通常是由經紀公司的星探發掘，然後進行封閉式培養，最終出道成為成熟的歌手/演員等，而選秀的特殊之處在於藝人還未經過系統性培訓的時候，就已曝光在觀眾面前，這個「養成」的過程觀眾是深度參與的。
因此，播出平臺和製作單位的話語權得到了空前提高，經由此，「人設」成了這個養成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對應的「人設」，公眾的關注度以及相應的傳播渠道是彌足珍貴的資源。因此，選秀註定是個一大波綠葉襯託寥寥幾朵鮮花的遊戲。
而作為製作/播出單位來講，如何從選秀中賺取利益，是個讓人頭疼的問題。自從2004年第一屆《超級女聲》中丟失了金餑餑張含韻之後（賽後籤約天中文化），湖南衛視就打定主意要做自己的藝人經紀業務。
所以2005超女火爆後，李宇春也成了湖南衛視天娛傳媒旗下的當家藝人。然而，更多情況是，那些在選秀比賽中紅了的選手，大都不甘於受到經紀公司的控制，都試圖出去「單幹」——這從2005年的亞軍周筆暢、季軍張靚穎的解約風波就開始了，隨後06年的冠軍尚雯婕和07快男的冠軍陳楚生也「如法炮製」。
同時，另外那些國民度不是那麼高、粉絲力量也不是很強的選手，大都甘於依託衛視/網絡平臺的力量，乖乖地籤下長約，哪怕之後沒有很高的曝光度，沒有很多的通告和商約，也甘心在平臺的庇佑下做個「透明人」。
在這種情況下，藝人不能靠路人和國民度吃飯，那麼就只有「吃粉絲」一條路，而那些「死忠粉」們，往往也甘心受到平臺和經紀公司的「剝削」，以自己一點微薄的力量，為偶像打call應援，以換得經紀公司的一點可憐的關照和資源「傾斜」。
這種畸形的生態模式，最終竟在經紀公司、藝人和職業粉絲的共同運作下，成為了一條成功的「產業鏈」，不得不說是一個頗為諷刺的事情。這裡面有些能在不利的局面下「鹹魚翻身」的，典型的如2004年「我型我秀」的冠軍張杰，最終依靠07年快男成功「翻身」，以及差一點就糊透的05年我型我秀參賽選手薛之謙，最終依靠「綜藝咖」、「段子手」的勞模式輸出而翻紅。
三、後浪如何變破浪
綜上，既然我們搞清楚了偶像文化、粉絲經濟的緣起，那麼這幾年來如火如荼的流量明星、IP文化又是從何而來呢？
這顯然要從2015年開始的貨幣大寬鬆說起，因為熱錢湧動，紛紛從傳統的製造領域、科技領域「溢出」到容易掙錢的地方，比如股市，影視行業等，才催生起了一波泡沫化的浪潮。
知名編劇汪海林曾說過，影視行業曾經歷過幾次熱錢湧入的浪潮，第一波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煤炭行業，第二波是房地產行業，第三波是網際網路金融行業。
而這幾波浪潮還略有不同，主要的差別在於對待創作的態度上。他回憶說，煤老闆只管投資從不幹涉編劇的創作，頂多會要求指定幾個演員進去。而房地產公司也不怎麼幹預創作，只是比較喜歡管理。「最壞的是網際網路公司，它有很多想法，什麼大數據啊，流量啊，大IP啊，越來越離譜，」因此他特別懷念煤老闆。
因此，《前浪、後浪和破浪》，以及《背水一戰》等文，將如今的娛樂圈亂象、流量明星當道、IP爛劇泛濫的現象歸因到某些個網際網路巨頭或者背後的資本身上，雖然有失偏頗，也不能說全無道理。
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更不能提倡一種簡單化的思維，比如認為某個資本是「壞」的，所以把那些「壞」資本去掉就可以了。請問我們可曾見過什麼「好」的資本？
資本是逐利的，如果無利可圖，那麼資本會逃得比誰都快。那麼話題又要回到，為什麼資本會製作那些品質不佳的東西？因為有人看。這又要回到馮小剛導演的那句「這屆觀眾不行」了。
難道真的是因為「觀眾不行」？我想除了少部分人會同意以外，大部分觀眾都不會認為自己不行，也許會覺得「是別人不行」。
這裡我們稍微做一下辨析，所謂「流量明星」們，從數量來說，還是以男明星居多。而所謂粉絲經濟中，女性粉絲的消費力是遠遠大於男性粉絲的，這也是市場公認的。
那麼流量明星主要被消費的是什麼？我想這一點不用避諱，就是「男色」。
讓我們再把時間軸撥回去一點，從2006年東方衛視《加油好男兒》開始，就有所謂「男色時代」來臨的呼聲。而再往前，實際上從《流星花園》開始，男色消費的潮流就已經興起。
而再往前一點的《還珠格格》，引領的是什麼呢？正是《前浪、後浪和破浪》以及很多女性主義自媒體批評的所謂女性的「幼化審美」。「小燕子」這個火遍整個華人文化圈的形象，代表的不僅僅是相貌裝扮上的「幼」，更是脾氣秉性，以及整個心智模式上的「幼」。如果沒有這種「幼」的心智模式的驅動，整個《還珠格格》的故事都是不成立的。
而2004年超女中張含韻的爆紅，可以說是這種幼態審美的第一個平民造星的果實。然而很快，湖南衛視就在下一年的超女中掀起了一場「中性審美」的革命。
而「中性審美」從源頭上，是純粹的舶來品，是日韓系二次元文化、偶像文化的次生產品。而中性審美崛起的秘訣在於，它恰好趕上了國內新都市女性消費主義風潮的崛起，以及相應的女性主義思潮的興起。
所以，縱觀整個二十世紀頭二十年的流行文化歷史，會發現這是一個充斥著不同類型的、各種奇怪的消費導向的雜合體，其中幼態審美、男色消費、女性主義（加或不加引號）交替並進，誰也沒有壓倒誰，並且都沒有「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
因此，在面對如今的《乘風破浪的姐姐》時，我們再次感到了這種思維導向上的混亂，和評論方向上的失語。三十加的姐姐為女團夢拼搏，似乎很勵志，她們努力保持身材和活力的態度也讓人尊敬。同時，又有人說平臺宣傳這些明星姐姐費勁心思保養自己是在物化女性，而之前還惺惺相惜同舟共濟的姐姐們，轉眼就在線上線下演起了塑料姐妹情……真是異彩紛呈，一言難盡。
四、解法
回到這篇文章的題眼，我們究竟應該怎麼去創造一種成熟、健康的，屬於我們自己的流行文化和偶像產業？為什麼中國的女性一到了三十歲網上，就要和普通的職業女性一樣患上焦慮症？為什麼我們的影視劇裡缺少國外的那些成熟幹練、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
我們先看看《前浪、後浪和破浪》給出的解決方案：
首先，藝人的收入與社會發展程度成正比，社會越進步，他們越有地位；其次，藝人的收入與技術知識的可靠性成正比，他們的業務能力越高，他們收入就越高；最後，藝人的收入與經濟繁榮程度成正比，老百姓越有錢，市場對娛樂越有需求[5]。我們的第二點和第三點其實都滿足了，亟待解決的是第一點：分配機制失衡是因為創作題材狹窄、製作水準低下，而這統統都是市場化不足帶來的畸胎[9]。市場並非是多元才變亂的，恰是因為多元得還不夠，導致行業始終不能迎來正向篩選，也使得藝術家與觀眾深受其害。
作者提出這個觀點是針對馮遠徵的「給演員評職稱」的提案，即回到過去那種職稱與收入掛鈎的體制決定一切的道路去。而作者本人據說是借鑑了倫斯基的《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然而這裡的觀點卻值得商榷，似乎帶有一種「市場萬能論」的色彩：不是因為市場化導致混亂，而是因為市場化的不夠。
然而，「回到過去」固然不可取，「市場萬能」也值得懷疑。市場化給了你多元選擇的權力，但市場化並不一定導向多元化，反而可能導向寡頭壟斷化，這是歷史一再證明了的。正如評論中有一位讀者質疑的：
前後破浪三個維度的分析鞭辟入裡，但不是很同意文章說藝人行業市場化不夠的觀點，我認為當前流量橫行的狀況反而是充分市場化的結果。 資本總是想掙錢，而且是以最穩妥的模式增值，現在的流量模式雖然惡評如潮，但從生產發行到盈利的模型是清晰的，粉絲的市場和消費能力是可評估的，而且可以通過造星運動「憑空產生」，年輕世代求新求變的口味和吃顏值人設的易忽悠性，意味著流量領域可以通過供給創造需求，可重複性又方便。所以現在流量橫行的原因是因為粉絲經濟的存在和強大，粉絲經濟這一細分市場被資本高度認同並大規模投入。
我們不必鐘擺式地搖來搖去，不是體制決定一切，就是市場決定一切。在經濟發展進入新的複雜局面的今天，我們理應有更為成熟的態度和思維。
在此引用一下我在2018年寫的文章《PgOne與GAI事件背後：路徑依賴與創意焦慮》中的文字：
中國的四級辦臺（「中央-省-市-縣」）體制下，恐怕是全世界電視臺最多的國家。電視臺掌握頻道資源，而收視率是電視臺的生命線，有收視率才有廣告收入，才有資金和動力去製作節目。而觀眾打開電視，首先想到的就是「看哪個電視臺」。因此電視臺對於製作綜藝節目這種極度吸睛的產品，熱情是十分高漲的。但同時，電視臺的娛樂導向和它的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的功能又經常發生衝突，並且娛樂的熱點瞬息萬變，電視臺要培養出做節目的團隊，並且能一直跟上綜藝的節奏，並不容易。另一方面，尤其是對選秀節目捧紅的選手，如何從他們身上獲得利益，是個更難的問題。對於歌唱選秀節目的製作方來說，從我這兒出去的歌手，經紀約要籤給我，演出約要籤給我，甚至還要幫忙做唱片，忙的不亦樂乎。而凡是選秀出去的選手，幾乎沒有不想脫離出去另立門戶的。說到底，播節目，做節目，做經紀，做藝人都是不同的主業，指望一股腦兒包攬下來，不是個容易的事。中國的綜藝節目產出模式，從90年代湖南廣電的競爭上崗、製片人中心制、市場導向，到2005年超女開始的以選秀藝人經紀和演出策劃為核心的全產業鏈模式，再到2012年燦星打造中國好聲音的模式化製作、制播分離、藝人經紀、上市體系，可以看出這是一個體制力量與市場力量此消彼長的過程。體制資源豐富，實力雄厚，市場靈活多變，選擇面廣。中國選秀/綜藝一路走來，背後都體現了體制/市場，權力/資本雙重變奏的格局。時至今日，這個演化過程還在進行中，並沒出現一個「完美」的樣板供人仿效。另外，每一次娛樂熱點產生後，都有遏制不了的資本跟風衝動，在搞得一片狼藉後，又是由體制出來收拾局面。另外，無論權力還是資本，都有一個如何抓住受眾的問題。這才是綜藝節目萬變不離其宗的根本。
在這篇文章裡，我提出了權力-資本-受眾的三體博弈格局。事實上，從2018年影視資本寒冬，以及廣電部門不斷出臺一系列的整頓措施來看，體制已在不斷發揮作用，試圖讓行業和從業者重新走入正軌。
我在上一篇文章裡，也提出過《乘風破浪的姐姐》未必能起到「撥亂反正」、引領新價值的作用，因為匡正行業、產業升級是個系統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在《梁博奪冠想到的：第三條道路，抑或文化復興》中提出，經濟基礎的發展未必能帶來文化等上層建築的提升，反而有可能產生混亂、矛盾甚至倒退。而我在文章《路徑依賴與創意焦慮》中提出的終極辦法是：重建我們的價值體系和美學體系。
價值體系和美學體系，說起來只是一句話，但做起來可難了。這裡面最關鍵的是，我們是誰？我們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
這個夏天，有《乘風破浪的姐姐》異軍突起，有方興未艾的女團選秀《青春有你》、《創造營2020》，有老牌音綜《中國好聲音》，有綜N代《中國新說唱》、《明日之子》以及《樂隊的夏天》，可以說愛看綜藝的觀眾是一點都不缺「糧食」的。
但同時，卻仍然讓人覺得「缺了點什麼」。我想主要是由於這些節目製作雖然精良，卻總有種「新瓶裝舊酒」的感覺，缺乏那種真正激動人心的力量。
我們不想看到粉絲經濟、偶像文化變著法地一次又一次以新的面目不變的套路出現在面前，而當下這種不滿的情緒和力量正在堆積。只要過去的模式還有盈利的可能性，新的模式就仍然缺少足夠的動力，而這層窗戶紙被捅破也許就在一念之間。而那一刻，也許才是真正的「乘風破浪會有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