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上下五千年，儘管紛亂複雜，但是用十六字便能概括出來。前八個字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後八個字是：亂久必治，治久必亂。天下大亂之後，民生凋敝，統治者勢必採取各種措施恢復生產，只要這些措施能沿用一段時間，使社會進入一段相對太平的歲月，民生自然會得到恢復並發展，這便是封建王朝經常出現的「盛世」。
西漢有「文景之治」，東漢有「明章之治」，西晉有「太康之治」，隋朝有「開皇之治」，唐朝有「貞觀之治」，宋朝有「仁宗盛治」……總之，幾乎每個封建王朝都會有一段盛世。由於人們對宋朝的爭議較大，「仁宗盛治」的知名度並不如中國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不過，很多人說「仁宗盛治」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那麼，這是真的嗎？下面，我們拿「文景之治」作參考，並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來對比下「仁宗盛治」。
至於為何拿「文景之治」和「仁宗盛治」做對比，筆者在正文開始前先簡單說明下。第一，西漢初期和宋仁宗時期的疆土都不大。第二，兩個「盛世」持續的時間都在四十年左右。第三，兩個「盛世」的統治者都採用無為而治的方式治理天下。從以上三個角度來觀察「文景之治」和「仁宗盛治」，由於相同點甚多，筆者認為這樣對比，顯得公平些。
先看「文景之治」
西漢承秦末大亂之餘，內則人口減少，經濟凋敝，一個只有五千戶的曲逆縣便被漢高帝劉邦稱讚為大縣，可以比得上洛陽，至於公卿出行，甚至找不到顏色一樣的牛來拉車，國家經濟的實力可謂是跌到了谷底。外則諸國林立，北方和西北有匈奴，西南有閩越，南方有南越，也就是說，漢高帝雖然統一了中原，但卻沒有完全繼承秦朝全盛時期的疆土。
漢高帝為儘快恢復國家的經濟，不得不對內採用休養生息的政策，對外採取保境安民的策略。具體到促進國內經濟恢復和發展的政策，漢高帝「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人，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也就是說，漢高帝在法律方面，放鬆對百姓的約束；在稅收方面，只收取百姓十五分之一的稅；在財政方面，依照量入為出的原則，並在縮減官吏俸祿和規模的基礎上向百姓徵收賦稅；在其他方面，依照「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減少國家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幹預。
此外，漢高帝還把秦朝的軍功爵制度推廣到全社會，以爵位為標準，實行和爵位匹配的名田制，例如，規定較高級的關內侯擁有田95頃，宅95畝；最低級的公士擁有田1.5頃，宅1.5畝，就連沒有爵位的庶人也能擁有田1頃，宅1畝。漢高帝做出如此規定，既是為了抑制土地兼併，也是為了保障社會底層人民的基本生產和生活。
總之，漢高帝比較注重緩解社會矛盾，減輕百姓負擔，採用比較寬鬆的政策促進國民經濟增長。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全面繼承漢高帝各項政策的同時，又進一步減輕了百姓的經濟負擔，把「十五稅一」降為「三十稅一」，以加快民間經濟的增長。於是，西漢初年的社會得益於統治者的惠民政策，民間經濟異常活躍，百姓們在安居樂業、繁衍生息的同時，積極從事農業、商業等活動，使社會徹底擺脫了剛建國時的困境。
「文景之治」期間，西漢國內欣欣向榮，除爆發過短暫的「七國之亂」外，整體上太平無事。這段盛世為西漢積累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也為漢武帝革新政治，加強中央集權，對外開疆拓土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再看「仁宗盛治」
宋太祖趙匡胤通過發動軍事政變建立宋朝，對加強中央集權，防範大臣專權和藩鎮割據，尤其在意。宋太祖為鞏固皇權，在中央沿用三省六部制的同時，增設參知政事為宰相的副手，又設樞密使分割宰相的軍權，又設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財權。至於地方上，宋太祖採用「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的分權理念，增設通判為州郡長官的副手，又設轉運使剝奪州郡長官的財權，並規定州郡長官必須「擇本道士兵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此外，宋太祖還全面推廣募兵制，把社會上的不安定分子納入朝廷的掌控中。
宋太祖一方面通過擴大官僚機構，以加強中央集權，另一方面通過降低武將的地位，全面推廣科舉制，提高文人的地位，擴大文人的群體，以加強對大臣的控制。這是政治方面的舉措，從來政治和經濟不分家，宋太祖在經濟上沿用兩稅法，卻為了優待官僚階層，不抑兼併，這就導致賦稅的重擔絕大部分都落在了一般無權無勢的百姓頭上。
百姓在繳納賦稅時，亦不同於往時，由於北宋初年的戰事不斷，朝廷規定百姓繳稅時，不能到本州本縣輸納，而是要自費送到邊防軍隊所在的城鎮中去，這便是「支移」。此外，尚有「折變」，即朝廷徵收賦稅時，不做明確的規定，時而「以絹折錢」，時而「以錢折麥」，這就變相增加了百姓納稅的成本。此外，亦有「差役法」，即把民戶分為九等，下五等戶一律免役，上四等戶則量其資產而分別給以輕重之役。例如，第一等戶為衙前、裡正，第二等戶為戶長等，但是，充任衙前的百姓，如遇府庫財物或押運的財物有傷耗損失，便須負賠償之責，充任裡長的百姓，如其鄉裡中有不能按期交納賦稅或根本無力交納者，則須先為墊付或代為交納，因此，應役之人也往往傾家而不能給。
總之，宋太祖在關係百姓生計的賦稅方面，並沒有像對待官僚階層那樣體貼。宋太祖在統一割據勢力的過程中，不僅不減免當地百姓的賦稅，反而沿用了割據勢力向百姓徵收的賦稅。其後，宋太宗趙光義、宋真宗趙恆全面繼承宋太祖的各項政治、經濟政策，這就造成了「冗官」、「冗兵」、「冗費」的現象，加重了百姓生活的負擔。
宋仁宗繼位的第二年（1023年），鹽鐵判官俞獻卿向朝廷反應國民經濟的形勢時，直言道：「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荊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民力積困也。」並呼籲朝廷裁減冗費。宋仁宗執政期間，雖然頒布了一些惠民政策，但沒有落實，加之20多年後，宋朝和李元昊在西北爆發戰爭，又加劇了國民經濟的困境。故而，宋仁宗期間，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頻繁爆發，若王倫起義，張海、郭邈山、黨君子起義等。
宋仁宗為改變政治、經濟方面的困局，不得不在1043年任用範仲淹、韓琦、富弼等實行改革，範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均公田、厚農桑、減徭役、覃恩信等十項主張，以緩解社會矛盾。由於這場改革觸犯了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遭到了來自各方的阻力，最後只能不了了之。
宋仁宗在位時期，國內固然整體太平無事，但是民眾的負擔卻十分繁重，慶曆新政的失敗還加劇了「三冗」的現象。宋仁宗的口碑確實甚佳，然而歐陽修在給宋仁宗上書時，卻不止一次地提到百姓生活的疾苦和社會矛盾的激烈，這不得不讓我們思考宋朝百姓生活的質量到底如何？是不是真的像網上所說的那樣美好？
綜合來看「文景之治」和「仁宗盛治」，「文景之治」實際上既有其名也有其實，「仁宗盛治」反而徒有其名沒有其實。用現代的話來說，「文景之治」時期的百姓生活更加富裕，其幸福感指數明顯比「仁宗盛治」時期百姓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