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網際網路時代，有些網絡媒體為了追求點擊率和瀏覽量，以基於事實又偏離事實的傳播手段，故意營造介於真實與虛假之間的第三種現實，從而迎合「後真相時代」的受眾情緒，導致數位技術與媒介倫理出現悖論——點擊率不斷增加，影響力不斷擴大，而傳者的職業素養愈加退化，受眾的價值觀念愈加扭曲。對此，網絡媒體既要堅守職業倫理的真實性取向，還要不斷調整媒介倫理的認知模式和實踐路徑，將媒介倫理由外設轉為內置，提升社交平臺參與者的媒介素養，防止傳播效率與媒介倫理二律背反現象蔓延。
移動網際網路技術使得信息傳播更加快捷，但卻不能保證信息內容整體真實客觀，由此產生一種新的語境——第三種現實，即信息內容介於真實與虛假之間，不完全客觀也不完全虛構，是一種情緒化的現實。如，中國對美國存在5000 億美元貿易順差，被川普競選班子解讀為中國對美國不夠公平，以此誘導美國選民情緒，進而贏得更多選票。再如英國脫歐派聲稱，加入歐盟使英國蒙受慘重損失，而隻字不提英國從歐盟得到的好處，以此引導英國公民對脫離歐盟給予支持。這種基於事實而又偏離事實的情緒化傳播，建構起網絡空間的第三種現實。
第三種現實具有強佔話語、輕視真相、崇拜戲謔、放大碎片信息等特徵，它將新聞信息的傳者和受眾，捲入藉助事實建構情緒和解讀情緒的場域之中。在「後真相時代」如何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是傳媒界和學術界面臨的重要課題。
一、「後真相時代」與「第三種現實」
1.文獻回顧
Post- truth（後真相）一詞，於2016 年11 月入選牛津詞典，其定義是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的各種狀況。早在2004 年，美國傳播學者拉爾夫·凱伊斯就提出「後真相時代」的概念，認為「後真相時代」既存在著謊言和客觀事實，也存在著一種介於兩者之間的話語。2010 年，傳播學者大衛·羅伯茨提出「後真相政治」的概念，認為事實真相被政客們所左右，公共輿論與新聞議題完全偏離立法的精神。當時，凱伊斯和羅伯茨關於「後真相時代」與「後真相政治」的論述，沒有受到學術界重視。直到2016 年英國脫歐和美國大選過程中出現明顯的後真相跡象以後，他們的觀點才受到學術界高度關注。
對於後真相的具體含義，西方學者從兩個方面作出闡釋。一是情感大於事實。在強烈呼籲情感和個人價值的噪聲中，客觀事實被人們漠視和遺棄，隨意發表的觀點有時比事實本身更加重要；真理經常會被帶有明顯情緒色彩的言論所遮蔽，而此類信息通常採用直擊人心的方式來吸引受眾。二是消解事實成為自媒體的常態。自媒體用戶受到某種情緒的驅使，通常會對事實作出「逆政治正確」的解讀，讓人們了解到的，只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事實。西方一些傳播學者對「後真相時代」表示擔憂。海霍認為，如果社會漠視客觀事實，那麼人們如何獲取真實信息進而研究社會？
2.第三種現實的概念界定
「後真相時代」的第三種現實，具有三個明顯特徵。
一是相對性，信息內容是介於現實和謊言之間的相對主義客觀事實；二是情緒化，傳者表現出迎合受眾情緒、注重引導、戲謔調侃、玩弄真相的喧譁性，受者表現出立即發聲、情緒突變、漠視真相的高潮性；三是速溶性，社交媒體受眾對雜亂信息快速更迭，看後即忘。總而言之，「後真相時代」的傳者與受者，都表現出先斷言後反轉、重共鳴輕真相、長情緒短記憶的特徵，背離了客觀公正的媒介倫理。本文從傳者和受者兩個角度出發，對其成因進行探討。
二、後真相語境的成因分析
1.技術賦權與認知偏見
網絡技術既賦予普通大眾生產、傳播、選擇信息的權力，也讓普通大眾對信息社會容易產生認知偏見。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平臺，搜尋引擎和精準推送等技術，使受眾基於個人偏好可以對信息進行自主選擇。受眾頻繁接觸同質信息，而自動過濾或忽視異質信息，久而久之就會形成刻板印象，陷入一個類似回音室的信息閉環社會之中，認知偏見隨之加深。與此同時，網絡信息加工者憑藉數位技術手段，對信息文本進行便捷化或可視化處理，引導受眾情緒，調侃事實真相，建構「後真相時代」的第三種現實。
2.娛樂至上的道德相對主義
網絡空間的去中心化和傳播主體的隱匿性，使得有些網民試圖擺脫現實社會倫理道德約束，強調「個人中心論」和道德多樣性，進而形成道德相對主義的思潮。道德相對主義者認為，既然社會文化是多樣的，而道德標準又是由文化建構起來的，那麼它就應該具有多樣性，不能按照某種道德標準進行跨文化的評價。在道德相對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有些網民越來越注重表達個人的感受和欲望，崇尚私慾至上和娛樂至上的錯誤理念，而且拒絕任何組織或個人的道德評價。進一步說，有些受眾已對客觀的新聞報導不感興趣，而樂於瀏覽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新聞信息，即使信息內容已被確認與事實不符，他們也會堅持自己原有的觀點。
3.職業道德自律的缺失
有些網絡媒體為了吸引受眾注意力，刻意營造介於真相與謊言之間的第三種現實，即以戲謔調侃、玩弄真相的話語方式迎合受眾情緒，從而提升點擊率和瀏覽量。這樣一來，客觀事實逐漸失去支撐共識的能力，而訴諸情緒逐漸成為網絡空間的通行規則，其背後是一些媒體人員職業道德的嚴重缺失。
三、「後真相時代」媒介倫理重建
後真相語境的形成與發展，背離了傳播領域的倫理秩序。筆者認為，網絡媒介倫理秩序的重建應從四個方面著手，即媒介倫理由外設轉為內置，視閾由一域投向全球，規則由單方制定到跨域協商，教育由原則抽象化到具體案例化。
1.媒介倫理由外設轉為內置
黑格爾認為，倫理是關於客觀善與社會善的，而道德則是關於主觀善與個體善的，人的社會性正是人的倫理性。因此，人們對於社會倫理的遵從，應該是實現自身發展的基本要求。「後真相時代」媒介倫理的選擇，不應該是由外力驅使的被動行為，而應該是內化於心的主動行為。媒介倫理的內置，既應指向媒體從業人員，也應指向社交媒體平臺的參與者。
2.媒介倫理視閾由一域投向全球
網際網路建構起全球性的虛擬社會，人類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正循著從狹隘到廣泛的道路發展，全球交往必然要接替局部的民族交往，而民族交往也必然會衝破各種藩籬，成為世界交往的一部分。面對後真相語境，媒介倫理的視閾應從一域投向全球，增強各個民族相互了解，促進多元文化溝通交流，從而建立全球性的媒介倫理規則。可以說，從全球視角出發解決「後真相時代」媒介倫理失範問題，是有效維護網絡生態環境的最終選擇。
3.媒介倫理規則由單方制定到跨域協商
全球性媒介倫理規則的制定，必須反對單方做主，堅持跨域協商。一要尊重不同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和信仰，強調多元主體平等參與；二要以對話交流、商談論辯為手段，達成具有開放性和包容性的共識原則。對話交流是多元文化和道德價值共同發展的前提，而商談論辯則是多元文化和道德價值相互了解的基礎。只有不斷增強各個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進而提出互相認同的道德價值標準，才能建構起全球性的媒介倫理規則。
4.媒介倫理教育由原則抽象化到具體案例化
當前，一些高校新聞院系正在探索媒介倫理教育的有效方式，努力解決以往照本宣科、空洞說教的問題。華中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建立相關資料庫，逐步實現媒介倫理教育由原則抽象化到具體案例化的轉變。一是由學生收集違背媒介倫理的典型案例，撰寫案例簡介和英文提要，然後上傳資料庫平臺。二是對案例進行實時更新，保證教學實踐與時俱進。三是資料庫免費開放，任何網絡用戶都可隨時瀏覽。四是面向全國高校新聞院系，讓選課學生參與案例在線製作。實踐證明，這種媒介倫理教學方法已經取得良好效果，對於學生辨別第三種現實具有積極作用。
總的來說，移動網際網路時代，有些網絡媒體為了追求點擊率和瀏覽量，以基於事實又偏離事實的傳播手段，故意營造介於真實與虛假之間的第三種現實，從而迎合「後真相時代」的受眾情緒，導致數位技術與媒介倫理出現悖論——點擊率不斷增加，影響力不斷擴大，而傳者的職業素養愈加退化，受眾的價值觀念愈加扭曲。面對這樣的傳播場域，網絡媒體既要堅守職業倫理的真實性取向，還要不斷調整媒介倫理的認知模式和實踐路徑，將媒介倫理由外設轉為內置，特別要提升社交平臺參與者的媒介素養，防止傳播效率與媒介倫理二律背反現象蔓延。
瓦叔評論：
我們一直以來都在講後真相後真相，但是很少有一篇文章能夠從生活中的現象來為我們詳細的描述後真相裡的這個「後」意味著什麼，它和「真相」究竟有什麼樣的區別？
江老師、黃老師這篇文章中「第三種現實」恰恰就為我們更加具體的回答了這個問題。後真相不是不要真相，也不是不顧真相，而是幾方面共同造成的原因：
1.非專業化的媒體如自媒體、輿論領袖選擇性的闡述、使用真相，這種真相在網際網路的碎片化傳播中，在信息繭房的過濾中，又變的更加面目全非，最後完全丟掉了事實本身，只剩下了態度。
2.專業化的媒體一方面受到新媒體衝擊，工作節奏大大加快，無法像過去一樣完整的呈現一個事實的全部真相。而他們原本秉持的中立客觀的價值觀，在社交媒體中也遠遠沒有帶有強傾向性的內容受歡迎，這造成了許多記者對自己的倫理原則產生了懷疑，甚至也模仿自媒體文風，造成了內容質量的強烈下降。
3. 理論上來說，「理不辯不明」，傳統環境中也有不同立場的媒體，但是由於都在一個輿論場內，所以可以通過討論，競爭得到近似完整的真相，而新媒體環境下，由於信息繭房的存在，每個人都只在自己的小圈子內。即使遭遇了不同的觀點，也往往是非常低級的語言暴力而不是有理有據的討論。
4.沒有人為自己的言論負責，相反會有大量的蹭熱點的自稱「信源」進一步擾亂整個輿論場。對這幾點的解決，除了作者提到的這幾個方法以外，網絡的規制，對自媒體的規範也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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