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臺上的「權力」：電影《白鹿原》權力的生成與消亡演繹

當電影鏡頭在指向某個特定的視野時，視野中場景已不僅是景色的展現，同時它也具有了某個特定的意義。正如「經濟領域的現象從來就不是純粹的經濟現象，它很容易就在隱喻層面上實行靈活的符號轉換」一樣，王全安電影《白鹿原》的鏡頭對「戲臺」這一意象反覆確認是基於歷史權力與現實權力建立的深層次的隱喻。「戲臺」負載著各方勢力的膠著，在這種語境下，傳統妥協於身著文明外衣的「權力」，最終分崩離析。戲臺上的「權力」能夠輪番上演，實則早已預示昏暗「祠堂」所代表的宗社權力的消亡。

01

在電影《白鹿原》中，楊排長率一眾身著黑衣的兵士進入白鹿原，自報家門說「我們是豫西的鎮嵩軍，為了攻打你們省城，浴血奮戰數月了，死傷的兄弟成千上萬。」值得我們追問的是，這夥兵寇是否是鎮嵩軍。據史料記載，1926年豫西臭名昭著的鎮嵩軍在閻錫山的支持下進攻陝西，圍困李虎臣、楊虎城駐防的西安城，久攻不下，便圍而不打，時間長達8個月之久。白鹿原屬溫帶季風性氣候，小麥種植屬冬小麥即冬種夏收，楊排長收的軍糧應屬於夏糧。同時電影在68分鐘處出現河流結冰的情況，反映出「徵糧事件」之後即到了冬天，緊接著屏幕顯示「一九二六」字樣，也就是說楊排長率領的所謂鎮嵩軍在白鹿原徵集軍糧事件發生時間應晚於1926年，最早發生於1925年，這於史不符。筆者無意指責電影這一缺陷，意在指出電影對於某些歷史事件缺乏確切的考證。

戲臺之上與戲臺之下呈現出一種「看與被看」的關係，當楊排長站在戲臺之上居高臨下俯視臺下的鄉民，既是「看」者，同時又是「被看者」，戲臺上的楊排長是權力的擁有者。在這種語境下，臺下鄉民的話語權被無情剝奪，臺上的楊排長是話語權擁有者。而鹿子霖憑藉著國民政府認可的鄉約身份，急於獲得話語權的擁有者身份，在戲臺之上急言「我是白鹿原的鄉約」，而話語權的擁有者楊排長對其反饋是「你是鄉約，我還是鄉約他娘」，並對鹿子霖大打出手。實際上，在楊排長尚未到來之前，白鹿原自民國政府成立後，就存在兩種權力體系：一種是以鹿子霖為代表的國民政府權力體系，規範著鄉民的政治秩序；另一種是以族長白嘉軒為代表的宗族體系，規範著鄉民的道德教化，並服從於民國體系。楊排長對鹿子霖大打出手揭示著「鎮嵩軍」對民國政府認可的白鹿原權力體系的否定。當白嘉軒登上戲臺自陳其為白鹿原的族長，楊排長立刻讓其敲鑼組織收軍糧，實則表明「鎮嵩軍」對存在於鄉間固有的、掌管鄉民教化的「族長」身份的認可。

在這種身份認可的基礎上，從楊排長的角度來說，只要讓族長服從於目前的權力關係，即可實現收繳軍糧的任務。故而當白嘉軒指出「自古百姓只交一份皇糧，別的糧不交」時，楊排長掏出手槍暗指「這就是皇上」，並讓手下牽過一頭牛擊斃，表面上看來是以威脅臺下鄉民，實則是為威脅作為族長的白嘉軒。因楊排長本就為農民出身「因為交不起官糧，才跑出來吃兩當兵的」，加之其本身是豫西人，古都洛陽宗族觀念更加濃厚，故而其深知「族長」這一身份對鄉民意味著什麼。從這一點來說，自辛亥革命之後，傳統的宗法觀念並沒有被瓦解，相反在傳統的鄉間，宗族觀念依然根深蒂固。也說明民國政府雖然成立但統治基礎相對薄弱，只作為傳統皇權的替代品，一如在電影開端時鹿子霖說「新皇上叫大總統，年號叫民國」。受到威脅的白嘉軒無可奈何的敲起鑼來，這也代表了傳統的宗族勢力在軍閥面前的妥協。

戲臺在某種程度上是權力的隱喻。楊排長起先對白嘉軒的尊重是出於「收繳軍糧」的意圖，實際上當他表達出「我的兵就駐紮在村裡，我本人就駐紮在這戲臺上」時，取代白鹿原的權力秩序，為自己權力的確認建立合法性的意圖便被合法的表達。白嘉軒見鹿子霖亦去割麥，打趣的問「你這政府也去割麥？」鹿子霖那句「在當兵的面前，政府算個屁!」當民國政府認可的權力代表對這種權力秩序認同時，新的權力秩序便得以建立。然而新秩序的確認，不僅需要白鹿原兩股舊勢力的認同，更需要權力約束著的認可。「烏鴉兵」引起了黑娃及鹿兆鵬等人的不滿，出於對這種權力秩序的不滿一把火燒掉麥田，惱羞成怒的楊排長抓了所謂的「罪魁禍首」槍斃。最終不得不退出白鹿原，退出後宗族與民國代表重新獲得了白鹿原的話語權，而「烏鴉兵」則像是演了一出鬧劇一般。

回顧這場鬧劇，值得思考的是，在楊排長白鹿原權力確認的過程中，鄉民們有沒有進行效地反抗？筆者不認同鄉民對此進行了反抗，黑娃及鹿兆鵬等人的那把火，僅僅是出於激進的「布爾什維克」思想作祟。誠然，這種思想雖有效地阻止了新權力的確立，但這是一種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做法，完全沒有顧及鄉民的接下來的生存境遇。除此之外，鄉民在暴力機器——槍——的威脅下被動地參與到這個新建立的權力體系，全然沒有思考新權力的生成是否具有合法地位。說到底，鄉民的妥協實則應了那句「槍桿子裡出政權」。

鎮嵩軍退出白鹿原的原因，一方面可以理解為沒有完成收糧任務，新權力沒有得到合法確認；另一方面翻檢歷史，1926年于右任接受李大釗的建議，去莫斯科請馮玉祥出山收拾殘局，馮玉祥在內蒙召集舊部，揮師五原打敗了劉鎮華的鎮嵩軍。從這一點來說楊排長退出白鹿原亦可能與此有關，這也說明了白鹿原的宗族及民國勢力沒有想像的強大，而後可以繼續管理白鹿原是內外力雙重作用的結果。繼續掌握話語的白鹿原族長白嘉軒與民國政府權力代表，在排除外部勢力的幹預之後，開始了新一輪的「內鬥」。

02

1924年，隨著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展開，推進了國民革命的進程，然而就在國民革命即將功成之時，國共關係破裂，第一次國共合作戛然而止。電影中鹿兆鵬力促建立的「農協會」便是這個時期的產物，「一切權利歸農會」的革命性、政治性口號實則欲在鄉村建立起唯一的權力機關，這個由社會底層建立的「權力機關」，在某種程度上也顯示了其內在的局限性。

在鹿兆鵬看來，戲臺上農協會公審田福賢的場景，是白鹿原鄉民掌權的首次嘗試。然而這種看法正確與否是值得商榷的，既然「一切權利歸農會」，權力應是某個政治性的組織所有，而在組織內部，權力應屬於集體或由民眾選舉產生的權力代表代替行使權力。事實卻不是這樣的，「穀倉封了以後就歸農協會管理，沒有飯吃的農民，只要委員長批一個條子，就可以到穀倉出谷。」歷史事實告訴我們，農會的權力屬於某個領導所有，領導掌管一切。在電影中鹿兆鵬一聲「黑娃，那祠堂，給我砸」的命令，宣告在白鹿原的土地上，鹿兆鵬是農會權力的擁有者。戲臺之下看似暫時擁有自主權利的鄉民，實則他們的目光聚集在黑娃、鹿兆鵬這些農協會領導身上，權力實現了隱形的嫁接。換言之，白鹿原的鄉民沒有獲得權力，得到權力的是打著讓鄉民獲得權力旗號的鹿兆鵬、黑娃。這種權力是一種沒有保障的權力，當國共雙方徹底撕掉雙方的面紗，田福賢開始對共產黨的「農協會」進行圍剿，農協會權利的擁有者黑娃、鹿兆鵬成為被抓捕的對象。

戲臺之上，黑娃呼喊「把鍘刀抬上來」，此時田福賢、鹿子霖所代表的民國政府權力以及白嘉軒代表的宗社權力在新的農協會的權力下瑟瑟發抖，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屈服，與其說屈服在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前，倒不如說是屈從於鍘刀的淫威。這一幕在鎮嵩軍到來時發生過，只不過槍被替換為鍘刀。然而在建立農會之初，鹿兆鵬強調「在國共合作期間，一方面要注意合作關係；另一方面，要加強和建立自己的武裝。」在白鹿原，這種合作關係下的國民黨成了戲臺上跪著的反動派，即便鹿兆鵬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黑娃提出鍘了田福賢時鹿兆鵬說「這上面有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實際上憂於破壞「國共之間」的合作關係。此兩者相悖的是，「國民黨區分部書記」在戲臺之上作為農協會權力規約下的囚徒，實則已經破壞掉了白鹿原的國共合作關係，鹿兆鵬的亡羊補牢，實則晚矣。

鹿兆鵬與鹿子霖在戲臺上農協會的威權與父權的對立是一齣好戲。此兩者權力分屬政治權力與道德權力，本不相干的兩組權力屬性在戲臺上進行了碰撞。鹿子霖在戲臺上表演者「你提著你爸的頭去邀官去，你踩著你爸的屍首革命去。」手足無措的鹿兆鵬不知如何是好，或許他也沒有想到，面對政治綱領與親生父親之間該如何做出抉擇。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構成是由小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構成，這種構成成分下確立的「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打到土豪劣紳」的政治綱領，多多少少帶有自戕精神。而文革將這種「自戕」推向極致，因為成份問題父與子，妻與兒的關係發生斷裂。此於鹿兆鵬而言是一個艱難的抉擇，一方面是作為地主官僚、血濃於水的生身父親；另一方面是宣誓效忠的政治信仰，此兩者正是父權與新生政權的對立，換言之，父權亦歸屬於傳統權力的表達，兩者間的對立其實是傳統與新生政權的對立。

農協會在缺乏有效地保衛機制下就貿然在戲臺上宣誓權力的歸屬，屬於一種不加思考的激進行為。一如鹿子霖在不顧及鄉民餘生生存境遇，便放火焚燒麥田。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國共合作走向破裂。1927年之前在白鹿原國共對立是一種隱形的、地下的交鋒，1927年之後這種對立走向臺面。田福賢在戲臺上公審反叛者實則是重新宣布「我田漢三又回來了」，對權力的重新確認。戲臺下鎮臂高呼「鍘！鍘！鍘！」與田福賢的戲臺下叫好的鄉民分屬同一批人，這也恰恰揭示了，在中國廣大鄉村，鄉民服從的是「權力」，不管這種權力到底掌握在誰的手中。田福賢的帳房金書手，之前在戲臺上對田福賢的指責與之後的懺悔巧妙地說明了白鹿原權力的轉移。在權力由農協會轉向田福賢所在的國民政府時，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傳統宗社權利的衰敗，權力鬥爭的主角此時是國共，或許自黑娃砸掉祠堂，傳統宗社權威的來源被破壞，即使被修補也是千瘡百孔。

上文提到白鹿原農協會在沒有足夠條件下，貿然搶奪權力是一種不明智且激進的行為。黑娃那句「誰管他姓國姓共，（他們）該鍘的」表明在傳統的鄉村，農民的政治觀關注的是參與的這種政治行為是否具有懲罰效力，能否滿足自身利益的確認與維護。在民國之前的古代農民呼喚的不是德先生與賽先生，不是農協會，而是「明君聖主」與「青天大老爺」。換句話說，鄉民並沒有政治立場，他們的政治觀念取決於能否獲得現實利益以及損害自身利益的行為是否得到遏制與懲戒。黑娃雖然作為農協會的領導之一，但缺乏明確的政治立場，所有行為（燒軍糧、公審）均是出於對自身利益的維護，其本質並沒有跳脫農民階級思想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在鹿兆鵬左傾思想的慫恿與帶領下很容易激進與極端。這也是鹿兆鵬在白鹿原的「農民協會」運動偃旗息鼓，成為歷史的原因之一。

03

1937年11月13日，日軍第一次對西安進行轟炸，而至1938年底日軍共對西安進行了百餘次轟炸，其中破壞最大的幾次轟炸均集中在1938年。在電影《白鹿原》結尾，即一九三八年，戲臺在日軍飛機炸彈的破壞下，轟然倒塌，電影也隨之結束。前文已經指出在電影中戲臺含有權力的隱喻，在日軍炸彈的破壞下，象徵權力的戲臺的倒塌在某種程度上揭示在白鹿原原有的權力體系走向滅亡的宿命。日本人雖然並沒有出現在電影中，只是通過飛機這一「鋼鐵怪物」，另類的對權力進行宣誓。

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轟炸，白鹿原不同人物的不同反應，實則表明了面對這種「權力」的另類宣誓的態度，或者說在面對外來不確定因素下自身是否能夠維持堅守的秩序的追問。

迷茫的白嘉軒。白嘉軒在電影中是一個矛盾的複合體，他既是一個大家族的族長，掌控者鄉民的道德教化，堅持著千百年來祖先傳下來的「仁義」。然而，現實裡鎮嵩軍與農協會都對這種「仁義」提出了不同意見，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背叛了「仁義」的價值觀念，此時的白嘉軒是迷茫的。在鎮嵩軍到來時他有勇氣走上戲臺與楊排長交涉，農協會摧毀了他所堅守的祠堂並將他束綁在戲臺之上接受被其教化的鄉民的批判，面對兒子有悖教化的行為，他也亦然對兒子實行「族法、家規」。可是在面對會飛的鋼鐵機器面前，傳統的宗法規矩與道德教化並不能實現其規訓的作用，即傳統與現代的矛盾。現代秩序的開放性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傳統宗社內部的封閉性，白嘉軒堅守的代表著傳統教化的白鹿原祠堂，亦如戲臺一樣在他心裡倒塌。也許在白嘉軒的心裡會有這樣一個疑問：這世界怎麼了？

瘋掉的鹿子霖代表著與白嘉軒與眾不同的態度。在電影中，瘋掉的鹿子霖既是因為兒子走上了與自己對立的道路，也因為其所忠誠的國民政府對其拋棄，兩失的境遇交錯使鹿子霖的價值觀念也隨著發生崩潰，隨即瘋掉。筆者並不認為電影塑造出的鹿子霖是一個反面形象。在鹿子霖看來「新皇上叫大總統，年號叫民國」是其對現有權力秩序的確認，即認同民國的統治。在這種權力秩序下，闖入白鹿原的楊排長及其鎮嵩軍與鹿兆鵬領導的農協會，都是對民國統治秩序的背叛。白嘉軒代表的宗社權力是屬於道德性的教化，非政治性的，並不會對民國統治秩序造成實質性的威脅，故而鹿子霖從未將白嘉軒作為他實際的敵人。但日本人飛機的到來則與鎮嵩軍和農協會是兩種不同的性質，它沒有對白鹿原進行實際的權力確認，但又在天上威脅著現有的權力秩序。鹿子霖所做的事情，如熱衷於出任鄉約等，是對民國秩序的依附，並不涉及道德層面。如同白嘉軒堅守的傳統宗社衰敗一樣，日本人飛機的到來使鹿子霖也看到了他所依附並信仰的民國秩序的瓦解。

慌亂的鄉民。在白鹿原鄉民是沒有話語或維護自身生存得到保障之權，在固有的權力秩序中，他們是被白嘉軒代表的以宗社教化規訓的一群人，同時又是被鹿子霖為代表的國民政府政治權威約束下的一群人。無論是鎮嵩軍亦或是農協會，鄉民都是作為「觀望者」出現，一旦某個政治性組織（無論這個組織打著何種口號，是否代表愛與正義）獲得白鹿原的主導權，鄉民會被納入到這種權力體系中，成為權力體系的一員，而一旦這個體系瓦解，新的權力秩序建立，鄉民又會被納入到新的秩序中去。從本質上說，白鹿原的鄉民是被規約最嚴重的且失去政治/文化信仰自由的人群。當代表著權力秩序的戲臺被日軍「會飛的機器」炸毀後，原來的賴以生存的權力體系被消解，面對外來的入侵者，鄉民的生存得不到現有的權力體系提供的保護，這是其慌亂的本源。

日軍轟炸前兩分鐘， 白鹿村鄉民處在「今年麥好」的豐收的喜悅中，民以食為天的觀念下，鄉民接下來一段時間的生存因為小麥豐收從而得到了保障。日軍飛機的轟炸打破了豐收的喜悅，傳統的賴以安身立命的事物已不能對鄉民提供足夠的保障。慌亂的鄉民兼具傳統鄉約機制遭到破壞的迷茫與民國政治體系破壞的瘋癲，身處雙重機制下的鄉民在它們都被破壞逐漸瓦解的過程中不可能不感到慌張。日軍的戰鬥機被虛化，處在畫外的位置，是一種無聲的權力「宣誓」，當然這種對於權力的宣誓無效且不具備合法性的，但它在某種程度上推進了白鹿原舊有權力秩序的解體，為新的權力體系的形成埋下伏筆。

04

在電影《白鹿原》中，戲臺作為權力展示的平臺，上演著權力的生成與演繹。楊排長帶領的鎮嵩軍、鹿兆鵬成立的農協會以及對現有權力秩序產生威脅的日軍，都在不同程度上將權力演繹。權力生成了暴力，暴力又是新權力生成的充分不必要條件，這種蘊藏於暴力之下的權力，是現實追求的體現。電影將白鹿原近代權力的演變史濃縮在一個戲臺之上，戲臺上演著權力下的眾生相，不可否認的是白鹿原上生活的人們都屈從於現有的權力，無論這種權力是否是長久的、合法的，隨著現代化的進行，生殖於這片土地上的一切權力都將走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