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和唱》片花
「災難之後，人應該如何活下去？」這是紀錄片《和唱》所探討的話題。它講的是一個日本東北部宮城縣南三陸町的高中合唱團女生，在因2011年「3·11」大地震海嘯失去5位親人和自己的家之後，與父母一起重建生活的故事。
「不是我想拍，而是我應該拍。它的主題不是對受害者展示憐憫，而是要展示人們在絕望中怎麼找到希望。」《和唱》的導演榛葉健說。看了它，一位想自殺的女人，獲得了活下去的勇氣。她在海嘯中失去了弟弟和母親，一度不能原諒自己沒有救出他們。近日，穀雨專訪了榛葉健，探討了這部影片的拍攝過程。
「3·11」大地震後的日本
01 10 「3·11」地震兩年後災區海邊的日出。在日本東北地區，人們會為早夭的嬰兒準備風車，作為他們在另一個世界的玩具。
02 10 海嘯發生後的南三陸町政府災害預防部大樓。
03 10 2016年，在海嘯中失去妻子的消防員對著大海祈禱。
04 10 失去妻子的消防員在妻子遇難地祭祀。妻子遇難時，他正在撲滅因大地震引發的大火，此後他一直譴責自己未能救出她。
05 10 如今，人們在海嘯遺址前建起了高高的防波堤。消防員很難再找到妻子的遇難處了。2017年3月10日拍攝。
06 10 每當「3·11」地震周年到來時，人們都會在宮城縣大川小學門口擺放鮮花。這個學校的74位小學生和10位教師在海嘯中喪生。
07 10 相片中是海嘯前的宮城縣大川小學。
08 10 海嘯後的宮城縣大川小學。
09 10 大川小學為紀念去世孩子插的風車。
10 10 災區學生在集體觀看《和唱》。
這部紀錄片讓日本「3·11」大地震災民重拾希望
作者：陳默 翻譯：土屋祐輔
▲《和唱》主人公走在海嘯後的廢墟中。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發生後，一個女人想趕在地震引發的海嘯到來前救出母親。營救路上，她遇到了弟弟。弟弟說：「姐姐，我去救媽媽，你去山上避難。」她同意了。
這是他們的最後一次見面——弟弟和母親都死於海嘯。此後，這個女人一直覺得是自己害死了至親，她不應該活著。後來，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她看到了一部紀錄片。紀錄片叫《和唱》（註：「和」是和諧、和平之意）。它探討的是這樣一個話題：「災難之後，人應該如何活下去？」
《和唱》的主人公是一位高中合唱團女生。她住在日本東北部大地震災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宮城縣南三陸町，大地震奪走了她5位親人的生命，摧毀了她距海邊只有30米的家。此後，她住過避難所、簡易房，繼續參加學校的合唱團、讀書、高考，日子看似平靜，卻充滿艱辛。但在地震之後的絕望中，她一直在努力尋找希望，和父母一起重建生活。
看完這部紀錄片，文章開頭那位認為自己不應該活著的女人慢慢原諒了自己，決定繼續活下去。
3月18日、19日，《和唱》在北京放映。導演榛葉健也來到了放映現場。以下為穀雨故事對榛葉健的採訪。
我不想故意讓她說喪失5位親人的悲傷
穀雨：「3·11」大地震發生後，你是何時去到南三陸町的？你是如何發現主人公這個女孩的？
榛葉健：我生活在大阪，那裡到南三陸町坐車要一天。當時我不是為了拍紀錄片去的，而是和志願者樂隊的朋友一起去的避難所。到南三陸町時是2011年5月1日。
遇到主人公純屬偶然。在第二個避難所演出時，我看到了聽著歌哭起來的一個少女。唱歌的那個歌手不是很有名，但她為什麼流淚呢？我想，她的心裡應該有與歌有關的一些事情。避難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她是高中合唱部的。少女被請上臺和樂隊一起唱歌，他們唱的歌，就叫《故鄉》。
主人公的5位親人在地震中失去了生命。離開避難所時，我非常小心地問她：「願意帶我去你原來的家在的地方嗎？」我怕傷害她。意外的是，她回答：「可以啊。」第二天，她帶我們去了那個地方。
在那裡，她哭著說：「如果下次在我爸爸媽媽身上發生什麼災難，我會不惜生命地救他們。」而我在10分鐘之前剛了解到，她的爸爸是繼父，和她沒有血緣關係。我越來越感到，她和她的家人之間，有一種比血緣更重要、更深厚的東西。那時候，我就想應該能拍一部以她為主角的紀錄片。
應該說，不是我想拍，而是我應該拍。它的主題不是對受害者展示憐憫，而是要展示人們在絕望中怎麼找到希望。不僅僅因為地震，因為戰爭、貧困，在這個世界的很多角落都有絕望的人。希望他們能由此迸發生命的活力。
穀雨：要反映這個主題，拍攝對象還可以有很多，比如媒體報導過的尋親者。他們的妻子和孩子在地震中失蹤，他們一直在尋找。為什麼你選擇了拍攝一個普通高中女孩的後地震生活，記錄她在地震後參加高考、住在簡易房裡的故事？
榛葉健：因為我希望拍下她真實的姿態，讓同時代的人看到這部電影，就能有切身感受。
電視節目、電影都一樣，拍攝者都希望拍攝激烈的題材。激烈的作品當然很重要，觀眾會因此非常感動，感到受災群眾很可憐，但對於沒有受災的人而言，以這樣的非日常人物為題材，非常脫離災區的現實。觀眾身處很安全的地方，會感覺是在看跟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事。
主人公以前也說過，有很多人的經歷比自己更艱難。如果觀眾能通過她感受到災民的心理狀況，我會很欣慰。
穀雨：主人公失去了5位親人，但紀錄片中並沒有涉及這部分。為什麼？
榛葉健：這個很難回答。見她的時候，我沒感到她對失去5位親人的非常強烈的悲痛。不是她沒有感覺，而是她那時非常珍惜還活著的媽媽和爸爸，想和他們一起重建生活。對於失去親人這件事，爸爸非常傷心，而主人公要挽救爸爸（所以必須表現得很堅強）。
主人公不想刻意說喪失5位親人的悲傷，所以沒有拍到這部分。這只是真實的重現。
拍攝是有暴力性的，很多拍攝者沒意識到這一點
穀雨：以《和唱》為例，在拍攝災難性紀錄片時，最需要注意的是什麼？
榛葉健：這樣的拍攝很敏感，尤其是拍超過1.8萬人喪生的「3·11」大地震。對於倖存者來說，拍攝可能給他們帶來壓力，所以拍攝時，我不願讓自己像記者，不願有「我今天就是來採訪你」的態度。我希望自己沒有存在感，像是空氣，所以我經常不說話，就是一直站在那裡拍。越不對拍攝對象施加影響，他們越能表現出真實的樣子。這就是《和唱》的一種姿態。
經常有記者會問受害者：「你現在的感受如何？」這樣的問題會給後者壓力。他們那時的回答，不一定是真實的心裡話。紀錄片就是要找到他們心靈深處的回答，所以我拍攝，就好像在做心理諮詢。但這樣的回答，可能要等一段時間之後他們才會說。這段時間因人而異，可能一年，可能五年。
我剛採訪主人公時，她表現得很堅強。過了一年，在「3·11」大地震一周年的紀念警報馬上就要拉響的那一刻，她哭了起來，這才說出心裡話：自己是很軟弱的。可以聽到這樣的話，我很感謝她。對她而言，這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
穀雨：拍攝時，你遇到過倫理困境嗎？
榛葉健：有很多。我總是覺得，「可以拍下這些嗎？」我花很多的時間考慮這件事情。
拍攝是有暴力性的，很多拍攝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是很大的問題。拍攝行為並不是偉大的、了不起的，相反，拍攝有可能進入被拍攝者的心裡，傷害他們。所以在拍攝時，我總是覺得我應該謙卑。拍攝受害者時，應該非常關心、體貼他們。這很重要。
穀雨：這個時候，最不該問的問題是什麼？
榛葉健：災區居民給我說過一件事，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個記者去問災區的人：「有比你更悲慘的人嗎？」這個提問是完全不應該的。
穀雨：所以有的問題你知道回答會很精彩，但你不會問？
榛葉健：我基本上不問災民。對我來說，問災區民眾，他們的回答就成了我所想要的。最重要的不是讓災民演出自己所希望拍攝的，而是要拍攝他們真正的樣子。所以我就默默地拍攝。
穀雨：所以你給自己的定位是純粹的旁觀者，而不是參與者、介入者？
榛葉健：準確地說，我也提問，但非常簡短。我自己的發言越少，被採訪者的發言越多。當然，這種手段效率非常低，不適用於時間緊迫的採訪。紀錄片可以花一兩年的時間，所以我可以這樣做。這樣做，讓《和唱》看上去像是主人公自己在講自己的故事，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可以帶來真實感。
有時唯一能做的，就是傾聽
穀雨：通過你的介紹，我們了解到，大地震之後，因為絕望，很多人有自殺的念頭。他們後來是怎麼找到生命的意義和希望的？
榛葉健：三陸地區的海嘯六十年到八十年發生一次，一次有幾百到幾千人喪生，但還是有些人選擇在那裡生活。拍攝的時候我了解到，這是有原因的。三陸地區有非常獨特的家庭關係，它可以分為三類：家族、親人、親類。家族是至親，比如父母與子女。親人就是祖孫各代。而「親類」這個概念很關鍵——在三陸地區，人們所說的「親類」，跟日本其他地方所說的完全不一樣。在日本東北地區的村莊中，有很多人的姓是一樣的，儘管沒有血緣關係。他們會對彼此說：「我和你在一千年以前應該是家人吧。」
這種模糊的親類關係非常重要。在遇到災害時，如果一個家庭的父親去世了，一個家庭的母親去世了，這兩個家庭的其他大人就會在村裡一起養孩子。因為這樣的社會習俗，即使遇到很大的災害，人們也可以通過互相幫助活下去。
我採訪過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災民。災後一兩年，很多老年人因為沒人照顧，孤獨地死去了。為避免這樣的情況，有學者建議讓幾個人在一個房子裡共同生活。很多人表揚這個想法非常先進，但在日本東北的三陸地區，這樣的習俗早就有了。這裡可以說是「共同生活」觀念最先進的地方。儘管發生了這樣大的地震，人們還能活下去，這就是秘訣。
說到自殺的話題，有一個趨勢：地震發生兩三年後，自殺的人就會增加。阪神大地震時也是一樣。剛發生地震時，受害者都在避難所，可以說是平等的。但越來越多的人會從避難所離開，回歸正常生活。在避難所的人越來越少，到最後，留下的都是生活能力比較差的人，比如老年人、殘疾人、失業者。在復興和重建的過程中，他們感到自己是不被需要的存在，所以選擇自殺。
對這樣的人，我們可以做什麼？惟一的辦法，就是在他們的旁邊坐著，傾聽他們的心裡話。就像做心理諮詢，一直傾聽。說出苦惱，他們的心情就會好一些。有人傾聽，對他們來說，就是一個希望。
穀雨：在這樣的時刻，你會拍攝嗎？
榛葉健：如果拍攝，傾聽就不是傾聽了。重要的是挽救他們，阻止他們自殺，讓他們繼續活著。而且自殺的念頭涉及個人隱私，把它作為作品播放，未必合適。
當然，如果他們允許我拍攝的話，我可以拍。這方面的節目很少，讓全世界的人了解到他們的存在，也是有意義的。阪神大地震發生的第三年，我的團隊拍攝了一直留在避難所中並試圖自殺的人。這個採訪很難。有人說我不應該播放這樣的陰暗面，但我還是對外播放了，因為不容迴避。沒人願意看試圖自殺的人，所以這個片子收視率很低，但我還是認為它很重要，我應該拍。
穀雨：在你看來，《和唱》中的主人公在絕望時，是什麼讓她獲得了希望？
榛葉健：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是她繼父的話。地震後兩天，繼父來到她的學校，對她說：「回家吧。」主人公想，家已經被海嘯摧毀了，哪裡還有家？但她過了不久就明白了，家不只是房子，還包括家人。她也明白了，繼父是真正把她當自己的孩子。所以我採訪她時，她說如果發生什麼事情，就算犧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救爸爸媽媽，這就是原因。
還有一個原因，是歌，尤其是合唱。合唱不能由一個人進行，必須與別人溝通。這是地震發生後，大家互相幫助活下去的象徵。所以主人公從大阪過來的志願者合唱團human note的歌聲中找到了共鳴。
傳遞真實的作品非常重要
穀雨：在《和唱》中，你是如何在細節處展現從死亡到重生的過程的？
榛葉健：比如片子中的鳥的顏色從黑色變成白色：最初出現的鳥是烏鴉，在中間出現的是鳶，最後出現的是海貓。此外，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地震遺址的獻花臺前，觀音圍著的圍巾消失了。它是在春天掉落的。在我看來，這意味著冬天過去了，人們迎來了包含一絲希望的春天，心理負擔也卸下來了。
穀雨：這部片子播出後，最讓你感動的反饋是什麼？
榛葉健：在地震發生後到海嘯到來前，有40分鐘的間隔。一個女人就利用這段時間趕回家去救母親。在路上，她遇到了自己的弟弟。弟弟說：「姐姐，我去救媽媽，你去山上避難。」她就去了山上。她的弟弟和母親後來都死於海嘯。
這個女人一直不能原諒自己，覺得是自己殺死了弟弟和母親，她也沒有資格活下去。看了《和唱》這部紀錄片，她才慢慢感到自己被允許活下去。
穀雨：你還拍過與「3·11」大地震有關的紀錄片嗎？
榛葉健：今年9月，我的新紀錄片《跟被輻射的牛一起活著》會上映。它是關於福島核洩漏事故的。主人公是幾位農夫，他們養的牛受到了輻射，這讓他們陷入困境。片子是別人用了5年時間拍的，我作為製片人，剪輯了這些視頻。
穀雨：據你觀察，從「3·11」大地震到現在，反映這場災難的日本紀錄片有什麼變化？
榛葉健：現在有關「3·11」大地震的紀錄片主題非常多。作品的變化很難講，但觀眾的變化很明顯——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少。我認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有些片子不真實，粗製濫造。所以我認為，用心拍攝記錄片是非常重要。
《和唱》來到北京放映，我非常高興。希望看這部電影的中國觀眾把信息傳遞給別人，讓更多的人看到這部記錄片。我也相信這是通往和平之路。
穀雨：對你影響深的紀錄片導演有哪些？
榛葉健：有一位是橫山隆晴。他拿過日本播放大獎，在日本的紀錄片領域非常有名。他也拍過很多有關日中關係的作品，主人公包括從中國搬到日本的小學生，也包括為了幫助上海家人在東京工作的中國父親。
在這裡要說一個故事。《和唱》中，有一個高中畢業儀式的環節。一個人拍攝畢業儀式非常難，而且它是無法重拍的。在拍攝前不久，我曾告訴橫山先生這件事。畢業儀式那天，他突然從很遠的地方到了現場。他說自己是偶然來旅遊的，剛好趕上畢業典禮那一天，但卻帶著攝像機。我知道，他理解我的辛苦，是特意來幫助我拍攝的。我非常感動。
還有一個人我應該提到，那就是我已經去世的父親。（註：榛葉健的父親也是紀錄片導演）。他沒有直接教我拍攝，但是我一直看著他在家默默工作的樣子。他對我影響很大，直到現在，他一直活在我的作品和心裡。
榛葉健，電視節目製片人、紀錄片電影導演。1963年出生在東京，1987年進入阪民放局。圍繞犯罪、歷史、自然、體育等題目，製作了許多題材廣泛的紀錄片。曾獲日本電視技術協會獎、關西寫真記者協會獎、坂田紀念報界獎等多數獎項。1995年以後，製作了與阪神大地震相關的15部紀錄片。其中的《with……年輕美術女作家的生涯》於2000年在日本國內首次放映，獲得「日本獎・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獎」「亞洲電視獎」「紐約盛典優秀獎」「上海電視獎」等獎項。因為反響強烈，2001年，該片在添加新的情節後，作為日本的電視記錄片節目首次被製成電影，現在仍然在全日本廣泛上映。「3·11」日本大地震發生後，榛葉健多次自費往返於宮城縣的三陸地區，拍攝了《和唱》（UTAGOKORO）系列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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