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漢人世侯的文學創作
三、漢人世侯的文學創作
河北漢人世侯很多成員都有詩歌與元曲創作，真定史氏與順天張氏兩個家族有詩詞曲存世的不只一人，稱得上是文學家族。
藁城董氏較為突出的是董文用。董文用（1224-1297），字彥才，號野莊，董俊第三子。他在兄長文炳的教育下，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仕至御史中丞、大司農、翰林學士承旨，曾與修世祖實錄[i]。董文用今存詩三首，即《送李兩山奉使安南二首》、《送蕭郎中方厓奉使安南》（《安南志略》卷十七）。
李兩山，即李思衍，字昌翁，號兩山，餘干（今屬江西）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十一月，以禮部侍郎充國信使，與萬奴同使安南，奉世祖詔，諭陳日烜親身入朝，否則必再加兵[ii]。董文用贈別詩其一頌揚李思衍「老臣一語百蠻通」，其二曰：「好持一卷《交州稿》」[11](P404)，是勉勵李思衍出使途中別忘記作詩紀行，這也是當時之風潮。蕭郎中方厓，為蕭泰登（1266-1303），字則平，號方厓，太和（今屬安徽）人。至元三十一年（1294）四月，成宗遣禮部侍郎李衎、兵部郎中蕭泰登出使安南[iii]。董文用作詩送別，稱讚蕭泰登禮貌雍容，「文學語言當此舉，宰相見之皆悅從」[11](P407)，預測他此行一定會馬到成功，使得安南朝拜元朝。
整個元代，安南與元朝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繫，出使安南成為當時政壇的大事，不但使者撰寫了大量安南紀行詩，送行的文士也有很多詩作[iv]。董文用僅存的詩作全和此有關，體現出元詩的特色。
真定史氏史天澤能詩，今僅存一首，即《元詩選》癸集乙收錄的《巡歷太康》，太康，今屬河南省周口市，金代為開封府屬縣，元代屬汴梁路。「巡歷」太康很可能發生在史天澤為河南經略使期間，即蒙哥汗二年至八年期間（（1252-1258年）。史天澤治理河南取得很大成功，不僅恢復了秩序和繁榮，而且為蒙古進攻襄樊提供了保障[v]。《巡歷太康》曰：「奉使孤城駐馬蹄，霜風冽冽戰旌旗。一鉤薄暮天邊月，照見禽荒舊地基。」[12](P148)詩描繪了史天澤風塵僕僕巡視河南，經過太康時看到的景象。孤城、霜風、旌旗、一鉤明月、薄暮，這一系列意象勾勒出經歷戰爭之後的荒涼破敗之景，禽荒，指迷於畋獵將導致亡國。語本《尚書·五子之歌》：「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13](P157)面對此景，詩人不由得聯想到金代亡國的教訓。
史天澤還擅長新興的散曲，他名列《錄鬼簿》卷上，還與雜劇演員天然秀之母劉氏有交往[vi]。早期的散曲作家基本上都是由金入元的文人，史天澤家族治理下的真定成為金末元初的文化中心之一，匯聚的文人包括元好問、楊果等人都屬早期散曲作家，受這些文人影響，史天澤家族也從事散曲寫作。
天澤次子史樟，出身勳貴之家，而作《莊周夢》，看破榮華富貴，宣揚人生如夢，很多人對此表示不解。筆者以為，《莊周夢》是元初殘酷政治鬥爭的產物，反映了蒙哥汗蒙古慣例與忽必烈漢法治國之間的矛盾，以及李璮之亂後忽必烈治理漢人世侯的舉措對真定史氏的影響。雜劇以隱微的方式，透露出元初漢人世侯家族表面的顯赫之下所蘊藏的危機，以及他們為保全自身而謹慎小心的處世心態[vii]。
順天張氏的文學創作集中於張弘範與其子張珪。張弘範「幼嘗學於郝公伯常，而友鄧公光薦，恆與鉅儒、學士、大夫交，故屬意文字為甚。」（許從宣《淮陽集》序）[14](P704)他在戎馬倥傯之餘，不忘作詩填詞，今存《淮陽集》一卷，附錄詩餘一卷，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張弘範詩詞內容主要包括詠史、述懷、戰爭、閒適等[viii]。關於張弘範詩歌的風格，元人鄧光薦《淮陽集》序認為，張弘範作詩詞為「率意吐辭」、「豪快天縱」[14](P705)，絕非一般文人吟詩填詞者可比。許從宣序補充說，張弘範既能超越帶兵打仗之將領，又不同於拘於詩詞格律的普通文人。他們都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張弘範詩詞的特色。四庫館臣認為，張弘範詩歌有南宋江湖詩派的意味，楊鐮先生指出，張弘範詩歌有著不同風格，除了江湖派，還有北方豪士的特色。《淮陽集》詩歌的江湖派色彩，與鄧光薦的指點，甚至潤色有關[ix]。
弘範子張珪「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聖外王之道。」[15](P169)和父親張弘範類似，他也視詩為為政之餘事。《元詩選》二集錄其詩七首，《全元詩》又輯得二首。張珪的詩歌多抒情言志，蘊含較深。
順天張氏不僅男性成員能作詩詞，還湧現出了女性詩人。張柔第八女很小就誦讀經史詩文，學習作詩，據元好問《續夷堅志》卷三「張女夙慧」記載，她七歲誦讀《孝經》《論語》《孟子》班氏《女誡》、郝氏《內則》《內訓》、等古代儒家經典，尤其是教育女子的著作班昭《女誡》等。張女成為恪守禮儀的典範，每日還學習作詩和書法。她作詩屬對才思敏捷，其詩句不類兒童所為。
真定史氏與順天張氏以英勇善戰和長於治政著名於世，他們於戎馬倥傯之際，吟詩作曲，成為元代北方文學家族中的極具特色的一類。
四、漢人世侯文人群體的價值
蒙古滅金歷經二十多年，長期的戰亂對北方破壞極大，文士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他們或者被殺，或者淪落為奴，或者流離失所[x]。河北三大世侯積極恢復政治與經濟秩序，保護了大量文士，使得文學的發展不至於因易代而斷裂。他們不但自身參與文學創作，而且成為文學活動的中心，為元初文學作出了重要貢獻。漢人世侯文人群體的創作既有傳統的詩詞，又包括新興的散曲雜劇，掀開了元代文學的新篇章。
作為文人群體，漢人世侯及其附屬文人有何特點與價值呢？
文人群體興起於西漢，是以諸侯王為中心的。淮南王劉安與其門客既編撰了《淮南子》，同時也創作了辭賦，梁園文人群體以賦作、散文顯名於世。東漢時期，朝廷設立的東觀和鴻都門學成為文人薈萃之所。漢末建安時期，以曹操父子為中心的鄴下文人群體蔚為繁盛。東晉時期，文學活動集中於門閥士族王導、謝安等家族。南朝齊梁之世，形成了竟陵王蕭子良，蕭衍、蕭統父子，蕭綱三大文學集團[xi]。
如果從保身並尋求仕途發展的角度看，漢人世侯文人群體接近於鄴下文人群體。然而，與以往的文人集團不同的是，這一文人群體的作為反映了金元易代這一特殊時期文人紛繁複雜的內心世界。
經歷金元易代，漢族文人對蒙古政權寄予一定的期望，希望能成就一番功業。比如王惲在贈詩中稱許董文用建功立業，郭昂贈張弘範詩勉勵對方為國立功，董文用送蕭泰登出使安南預祝他弘揚元朝聲威。同時，漢人世侯文人群體對蒙古政權也有忐忑與焦慮的內心感受。真定史樟之《莊周夢》反映了元初殘酷的政治鬥爭，體現了元初漢人世侯家族在這些鬥爭中如履薄冰的處境與謹小慎微的心態。實際上，順天張氏多次遭到皇帝的猜忌與打擊就是漢人世侯與蒙古朝廷微妙關係的例證[xii]。從這一點上說，元初漢人世侯文人群體的創作有其獨特的價值，是不容忽視和不可取代的。(續完）
[i] 董文用生平見虞集《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道園學古錄》卷二十）、《趙國忠穆董公神道碑》（《靜軒集》卷五）、《元史》卷一四八等。
[ii] 參見《元史》卷十五《世祖紀》。
[iii] 參見《元史》卷十八《成宗紀》。
[iv] 參見湯開建《元代安南詩輯校》，《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輯，南方出版社2001年版；拙作《論元代安南紀行詩》，未刊稿。
[v] 參見蕭啟慶《忽必烈「潛邸舊侶」考》，收入《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
[vi] 元夏庭之《青樓集》天然秀小傳曰：「天然秀姓高氏；行第二，人以『小二姐』呼之。母劉，嘗侍史開府。」
[vii] 參見拙作《史樟與元初政治》，未刊稿。
[viii] 參見李劍亮《張弘範其人其詩》，《漳州師院學報》1998年第4期。
[ix] 參見楊鐮《元詩史》第三章《縱橫天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版。
[x] 參見《金史》卷一二一《高守約傳》、卷一零八《侯摯傳》、卷一二六《文藝傳》、卷一二四《楊達夫傳》、《元史》卷一五八《竇默傳》等，及符海朝《元代漢人世侯群體研究》第二章，河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xi] 參見閻採平《齊梁詩歌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xii] 參見拙著《元代北方文學家族研究》，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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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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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元·白樸撰、徐凌雲校注.天籟集編年校注[M].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
[5]元·王磐.蔡國公神道碑.（雍正）畿輔通志（卷一零七《碑》）[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06冊）.
[6]明·宋濂等.董文炳傳附董士選傳.元史（卷一五六）[M].北京：中華書局,1976.
[7]元·夏文彥.圖繪寶鑑（卷五）[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14冊）.
[8]元·孫存吾.元風雅（後集卷五）[M].四部叢刊本.
[9]元·劉因.靜修先生文集（卷二十）[M].四部叢刊本.
[10]元·魏初.青崖集（卷五）[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8冊）.
[11][越]黎崱.安南志略（卷十七）[M].（與大汕《海外紀事》同刊）北京：中華書局,2000.
[12]清·顧嗣立、席世臣.元詩選癸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3]清·阮元.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卷七）[M].北京：中華書局,1980.
[14]元·張弘範.淮陽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1冊）.
[15]元·虞集.中書平章政事蔡國張公墓志銘.道園學古錄（卷十八）[M].四部叢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