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組
打開塵封的記憶，尋覓往昔的歲月
敘上海老底子事 憶上海老底子人
訴上海老底子情
紀錄片《大上海》以8集、每集50分鐘的體量，完整記錄上海開埠至今176年的歷史進程，呈現出這座城市海納百川、大氣謙和的氣質和追求卓越的成長與發展。
第一集 上海的開埠
第二集 中國工業的發軔
第三集 東西匯流
第四集 紅色革命的策源地
第五集 生死抗爭
第六集 人民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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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了10年的中國高考恢復了，而且是十分急切地恢復了。
570萬考生，在1977年的12月，從四面八方走進了荒蕪已久的考場。他們當中，年齡大的已經三十五六歲。
左學金：我是1967年高中畢業。因為文革呢，所以我們沒有機會高考，1977年中央決定恢復高考，我已經將近28周歲了，而且當時不需要單位批准，小平同志說不需要單位批准。
考試結束不到三個月，二十七萬三千名考生被擇優錄取，邁進了大學的校門。29歲的左學金也在1978年的這個早春，走進了上海工業大學。
左學金：我非常深刻的一個感受就是說，我們個人的命運是和國家的命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改革開放是深刻地影響了我們每一個人……
曾經的家庭出身標準，在這場高考招生中不見了。標準之變，連同這次高考的本身成為一次影響深廣的撥亂反正和思想解放的先聲。
左學金：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開端。
1978年3月，左學金走進大學殿堂的第二個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這次大會後，「科學的春天」由此印在了中國人的心上。
在那個年代裡，讀書學習不僅是年輕人也是這座城市的生活主題。新華書店是當年最擁擠的地方；上海圖書館門口每天都有人排著長隊等候開門。那時，各區縣圖書館、工人文化宮都是人頭攢動。
恢復高考一年後，也就是1978年的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那是一個面向大海，春暖花開的年代。
中國的巨輪駛向現代化的航道猶如歷史的三峽，既有壯麗的風景，又有曲折險阻。那麼改革開放的上海是怎樣走到今天的，它又將怎樣走向未來？
中國，曾經是自行車王國；「鳳凰」和「永久」，則曾經是自行車的代名詞。
半個多世紀以來，僅「永久」牌自行車總銷量就高達1.1億輛，相當於平均每12個中國人，擁有一輛。
那時，剛剛改革開放，《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
王元昌：就是楊小運，湖北省應城縣一個青年農民，是一個種糧的大戶，他願意把餘糧賣給國家，當時我們國家糧食很需要，收購也很緊張的。他說我願意把這個餘糧賣給國家，但是我有一個條件，我要求一輛永久牌載重的自行車，別的自行車不能載重，只有我們廠生產的載重的自行車，它可以載重300公斤，騎著就走了。
這消息傳到廠裡，廠長王元昌決定滿足楊小運的願望。
王元昌：當時什麼都是計劃供應，我想我就做個好事吧，我寫了一封信給《人民日報》，說楊小運這個要的自行車由我來解決。所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寫了編者按語。
他帶上一輛「永久」，親自到湖北應城，把自行車交到楊小運手上。
王元昌：當地歡迎的盛況,縣城裡面組織了夾道歡迎。
工廠建於1940年。解放後，它成了上海最大的國有自行車廠。在它的發展歷程中，工人最多時達7000人，年產自行車超過300萬輛。
王元昌：它一年的利稅，佔到上海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一，佔到國家財政收入的千分之一。上海自行車廠在上海不算重點企業，但是社會地位很高。
陳海明：欣欣向榮的大廠，熱火朝天的一個大廠，只要你做得出就能賣得掉，所有的機器馬達人員是開足的。上下班的時候是一批人上班一批人下班，一批人騎著車出來，一批人騎著車進去，像潮水一波是這樣向東流的，一個是向東西方向，另外一個方向流的。
上海是中國現代工商業的搖籃，人才、技術基礎雄厚。在新中國建設中，上海擔負起主力軍重任，輕工業領域的「上海製造」，享譽全國。即使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上海牌手錶、「鳳凰」「永久」自行車、「蝴蝶」「飛人」牌縫紉機，是那個時代的標誌，也是中國人生活中的「三大件」。但這時，中國人看到了這個世界深刻的變化。
張林儉：那時候上海的彩電是全國名牌，金星、飛躍、凱歌、百合花都是全國名牌，但是索尼彩電一臺32寸彩電，它的利潤比我們售價都高，你怎麼打得過它，我們引進的組裝的零部件再自己生產出來，這個成本已經很高了。
申新九廠，中國紡織業最老的企業。它的身世書寫了中國近代民生工業自強的歷史。1878年它是李鴻章、鄭觀應創辦的上海機器織布局，1894年它是盛宣懷重建後的華盛紡織總廠，1931年榮氏家族接手後更名申新紡織九廠。
經過百年淬鍊，到這時，上海已有500多家棉紡織廠，50多萬紡織工人，紡織工業體系完整齊全，是中國紡織業的中心。
張蓓芬是申新九廠細紗車間擋車工。1980年代，她當了生產廠長。
張蓓芬：最輝煌的時候，一年產出的利潤再造一個申新九廠。就是這樣。但是我們全部上交國家。沒有用這個錢去改造設備，也沒有用這個錢給職工發獎金。
1988年，改革開放的第十個年頭。這一年申新九廠迎來110周年廠慶，廠慶隆重而熱烈。
但這時，職工們看到，鄉鎮企業的棉紗要比申新九廠便宜得多。工人們感慨，用陳舊的機器，密集勞動的方式，創造了申新的業績，但工廠卻無法自主地在車間裡添置一臺新的紡織機。紡織工業的困局是當時國企普遍面臨的問題。
陳錦華：企業沒有經營自主權，什麼都是靠上面，什麼都是要用計劃，計劃哪那麼周到？碰到一些問題，你上面計劃不可能估計到的，你更不可能靠上面來幫你解決。
張林儉：經濟體制是繼續走計劃經濟的道路，還是我們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時候沒有，沒有正面地提出來討論，但是要探索了。
計劃經濟下的定價機制、供銷機制在逐步改變，計劃調配的各種資源逐步在走向市場配置，上海工業的原料開始緊張，企業經營開始難以應對了。當社會講究效率、追求效益的時候，除了設備老化外，計劃體制下的管理和觀念也顯得落後了。老企業的危機凸顯。
陳海明：市場模式一開放，大家都能做自行車，那麼這個時候其實競爭開始了，你都能做了，然後就是以市場為導向開始了，然後你的營銷、你的價格都會變成消費者選擇的一個重要要素。
但當時直接拖累永久的竟是貨款收不回，因為在流通領域已經出現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局面，市場的規範和監管還來不及跟上。
陳海明：壞帳當初是兩個億，專門有個討債部門，太多了，需要清債嘛，一大堆的幹部抽調去討債，很艱難的一件事，收益能討回來一點，但是也是非常艱難。
1980年代的上海，雖然上交中央財政的錢沒有打過折扣，但經濟增長幅度開始下降。
光榮與艱難並存。
上海靠著自身工業、技術、人才、文化的優勢在努力，靠著原有基礎的挖潛改造，在改革開放最初的年月裡擔負著國家穩定器的重任。但同時它又直面著經濟增長、城市建設、人民生活改善滯後的問題。
改革開放之初，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沈峻坡就發文，以上海「十個第一、五個倒數第一」，探討上海的困境和未來的方向，在黃浦江兩岸引發轟動，一石激起千層浪。
工業總產值佔全國八分之一、出口總值佔全國四分之一、財政收入佔全國總收入六分之一、上繳國家稅利佔中央財政支出三分之一、日用工業品調撥量佔全國45%。
而與之相對的，五個「倒數第一」同樣令人嘆為觀止。
市區平均每平方公裡人口4.1萬，城市人口密度之大為全國之「最」；建築密度高達56％，人均擁有道路僅1.57平方米，綠化面積僅0.47平方米。建築之密、廠房之擠、道路之狹、綠化之少均為我國大城市之「最」。
胡煒：非常擁擠，……廠房的擁擠，道路的擁擠，是上海人民心中的一個痛。……我們沉重的負擔，我們體制的弊病逐漸顯現。
包括棚戶、簡屋、閣樓在內，市區人均居住面積為4.3平方米，4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戶有918000多戶，佔全市戶數60％左右，缺房戶比重之大為全國城市之「最」。
趙啟正：上海60%的人住房只有四平方米，這種住房都是沒有衛生設備的，沒有（抽水）馬桶，一家一家的木頭的馬桶每天提出去，街道上去刷馬桶。
何建明：它只能在小弄堂裡刷馬桶，這個弄堂裡頭馬桶那個下水往哪個地方走啊，它無非就是蘇州河和黃浦江，哪一個城市每天要這樣，那一個城市成什麼樣了？
市區異常擁擠，城市布局混亂，是上海的突出矛盾……
1980年代留下的這些視覺檔案，是幾代人的記憶。
這是繁華的南京路背後一棟普通的民居。
「從這個樓梯上去，住有15戶人家。你看，往樓上端水多費勁。這一個狹小的走廊既是過道又是廚房。這個不到一平方米的地方就是兩戶人家的廚房。」
馬伊琍：當時弄堂裡有很多年輕人，玩呀什麼的，我爸爸就每天都是把我抱著出去看他們玩。
馬伊琍在上海虹口區的弄堂裡長大，弄堂的溫馨和石庫門的窘迫都是她兒時抹不去的記憶。有一個自己的家，那時是她和父母最大的願望。
馬伊琍：跟我爺爺奶奶住在一個房子裡，我們當時在馬廠路的家非常小，8個平米……很多北方的小朋友是不能理解我們小時候為什麼那麼嚮往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因為我們幾乎家裡人都是跟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三代住在一起。
「這又是一個擁擠戶，一個後樓四個平方米，老兩口還有兩個兒子……」
當時上海分管城建近10年的副市長倪天增，當市長後很長時間裡也住在這樣的老房子裡。
鄭禮貞：我們家裡就是17平方米，馬桶就放在17平方米以內，床與馬桶就是中間一個帘子隔一隔，我有兩個小孩。那麼就是有一個沙發，翻下來可以當床，翻上去就是一個沙發，我們就是，我們周圍的鄰居都是這樣的。
「我們又訪問了一個擁擠戶，7個平方米，6口人……入夜，床上、地上睡滿了人。」
顧建平：那個時候非常困難。包括還有電話，那時候我在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工作，跟著倪市長。就在市政府往外面打電話，基本上能打成功的是四個當中只能打成一個，就是那時候各方面的基礎設施都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什麼都困難，什麼都需要改變，什麼都需要錢。即便市中心的黃浦區，危樓簡屋也很多。
胡煒：一場雨下來幾萬張報修單，那時候就怕樓倒了，一下雨一颳風我就緊張。
當時流行一句俗語：「螺螄殼裡做道場」，這是對上海人生活智慧五味雜陳的褒獎。
胡煒：1987年12月10號，那天呢延安路的大霧，黃浦江大霧，早上九點的時候輪渡站已經聚集了四萬多人，上萬輛自行車，還有幾百輛的送蔬菜的黃魚車。到9點10分的時候，黃浦江的大霧散去，結果發生了踩踏事件。一共死了16個人，兩個人重傷，70多個人輕傷，我到現場的時候，真的是心裡是非常地難過，當時我是黃浦區的副區長，管城建。
上海老了。
煤氣、自來水、電力及工業原料的供應都已嚴重困擾著這個城市的生活和生產。水，電，煤，交通，通訊……一切都在疲憊不堪地超負荷運行。改造舊城，改善市民生活路在何方？
張林儉：所以就在思考，實際上是市場經濟、計劃經濟到底怎麼來解決這些問題，怎麼尋找一個更適合於我們的一種經濟制度，一種經濟辦法。
上海在求新，在探索，改革是必然的選擇。
1989年底，鄧小平提出，中國要堅持改革開放，上海是一張王牌，浦東開放是一個大戰略。1990年4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宣布浦東開發開放。
李友梅：上海要有大的視野，要為國家挑起重擔。所以當時的浦東是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大開發大開放，大開發大開放是要有勇氣的。上海當時又是國有經濟的重鎮，改革開放是有難度的。
趙啟正：浦東開發到底是要建設什麼，是一個現代的大的經濟城市的一個核心的市區，不是單純的經濟、技術、旅遊、出口貿易，它是一個綜合的市區，所以我們說浦東開發是社會開發，是爭取社會的全面進步。
何建明：我今天再回到浦東的時候，我看到的既是美麗，但是有一種凝重，為什麼？來之太不易，這是我的感覺。
作家何建明並不是上海人，但是今天，他為這塊土地寫下了一部《浦東史詩》。他說，如果不是因為有這樣的因緣，也許無法真正走近上海。
何建明：我的祖先曾經在這生活工作過，但是他們遠遠地離開了，今天我要親近它，懷著一個遊子的這種特殊的情感，我看到的不僅是一條一條馬路，不僅是一棟一棟高樓，更多的是看到那些建設者他們的身影，是他們的活生生的一步一步，一滴一滴汗水建造了這樣一個偉大的城市。
1990年7月，王安德被任命為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開發公司總經理；主持金橋加工區開發建設的是朱曉明；掛帥開發外高橋保稅區的是阮延華。每個團隊都是六、七個人。
朱曉明：什麼都缺，不過只有一個不缺，那就是浦東開發開放的方向。
王安德：浦東辦的領導帶我們去臨時辦公室。大概十幾個平方米，三個課桌椅。就是小朋友讀書的那個，一個鬥放書包的，兩個人一個。就是三個這樣的課桌，三條板凳，上面擱著了一個鐵殼的熱水瓶。上海人老早知道的，這個鐵皮衝出來的熱水瓶，門口貼張紙，陸家嘴公司。
一個半月不到，1990年9月10日，陸家嘴、金橋、外高橋三家公司同時宣布成立，第二天他們領到了工商執照，正式掛牌。開發公司是國有，按慣例應由財政撥款。但這一次完全不同了。
據測算，浦東開發需要投入8000億元人民幣。這天文數字誰來解決。三位老總的兜裡都只有新區開發辦借給的20萬元。
可以肯定，當時的陸家嘴、金橋、外高橋是上海灘上三家最窮的公司。
王安德：姜建清同志，他就說這樣吧，三個公司我來支持一下。
姜建清：我們也是大膽的。因為幾乎沒有抵押，拿什麼抵押，他們什麼資產也沒有。
王安德：沒有東西可以抵押，信譽，就是浦東開發的信譽做擔保，三個公司每一家借給你們200萬的開辦費。
姜建清：有時候講起來大家都很好笑，他們都變成大公司了。最初的時候就一分錢逼死英雄漢子吧。
姜建清是中央宣布浦東開發後，奉命籌建工商銀行浦東分行的。
姜建清：我記得那時候在我們銀行旁邊，東昌路旁邊的招遠路方面，有個人開了一個蘭州拉麵店，破破的一個小鋪，然後外面有一個破舊的小雨棚，然後就幾個那麼非常簡陋的桌子板凳。我們經常在那裡吃飯，吃麵條，然後看著那個趙啟正、黃奇帆、胡煒呀什麼都在那裡，小路邊攤吃飯。
趙啟正：當時八百多人，我們被稱為「八百壯士」，這大家更感覺是一種光榮。一種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不能猶豫的這樣一種心情和氣概，也洋溢在浦東新區。
浦東開發不但政府不撥錢，而且第一次將開發用地全部納入有償使用機制。開發公司得先按市場價向政府批租，購買土地開發權。而這時想盡了辦法三家開發公司每家也只籌借到三千萬註冊資本。這樣，三個公司開張伊始就已各負債3220萬元。
28平方公裡的陸家嘴地區，集聚著54萬人口，10多萬戶家庭，且大部是棚戶。因此開發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實際上是肩負了開發和舊城改造的雙重任務。
王安德：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小陸家嘴1.7平方公裡當中，已經有戶口的人家有16945戶，多少人呢？有戶口本的49234人。
即使按照80年代平均一家60平方建築面積的動遷標準，陸家嘴首期開發的1.51平方公裡需要30多個億。但口袋裡只有借來的3000萬註冊資本的公司，怎麼能啃動這塊硬骨頭！領導對王安德說，「好肉長在骨頭旁邊」。
為破解城市改造困局，1985年，上海啟動了土地有償使用的研究。
通過兩年的探索，形成了改革開放後全國第一個改革土地使用制度的法規性文件。1988年虹橋開發區第26號地塊，成為第一塊被批租的土地。
何建明：上海批租實際上最早的它不是在浦東，它是在虹橋最早實施的，這個叫太陽廣場。你能不能讓一個外國的一個資本到中國來落戶？他們面對這個問題真是要有勇氣，要有政治擔當。
因為落後而急起直追，但一座城市功能的培育也許更艱難。浦東開發開放是上海開埠以來前所未有的一次城市建設，不僅要造城而且要孕育城市的功能。
王安德邀請八家銀行、保險公司的頭開會，爭取他們的支持。支持什麼呢？不是借錢，而是希望他們入駐陸家嘴。結果開會的場地和用餐都是向上海友誼商店「化緣」的。
王安德：我說不行的，我們有錢一定要還你，我會還你的。後來他們就嬉笑，這是上海最窮的窮老闆，口袋裡錢是零，找了上海灘最有錢的八家銀行、保險公司老闆開會。大家很支持，那八個行長過來一起，大家說這個東西該怎麼辦，然後我們告訴他們我們想幹什麼，他們各家籌劃，怎麼向總行匯報，怎麼來爭取支持。
建設者們為改革開放長遠計劃，辛勤地努力，自覺探索、營造市場健康的要素和環境。
王安德：我們抓住一個領頭羊，人民銀行上海分行，緊緊盯著它，如果人民銀行不來，啥也沒有。後面的銀行不相信你要搞這個東西。
浦東開發開放用開發區以點帶面，陸家嘴的功能開發請中國人民銀行來領頭。為了邁出培育功能的第一步，王安德倒貼了三千萬元。
王安德：我3000萬的註冊資本就是買了動遷房做了他們的事情。這個錢就貼下去了。1992年12月18日動工，到1995年6月28日竣工入駐，一共是1278天。
後來又有了浦東海關、證券交易所等數十家機構落戶陸家嘴。浦東開發開放是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是上海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城市建設。但王安德他們每天做的，又是繁瑣雜碎的服務工作。如組織設計、評審、施工、工程監理，乃至入駐機構員工住房、子女上學，陸家嘴開發的建設者們都勤力勤勉。
王安德：他們來的時候把要素市場帶過來了，比如說石油交易中心，煤炭交易中心，期貨交易中心，商品交易中心帶過來了。我做的是要素市場，做的是服務全國，做的是功能開發。
浦東新區在全國第一個實施土地有償使用。但這樣，陸家嘴開發公司到1991年已舉債7個億！
何建明：你想想看就等於說是用一個政策，用一種創新的政策的這種勇氣去實現了我們一窮二白的創業的這個前期過程，我覺得這就是上海人的智慧和聰明，也是擔當、敢幹。
上海在艱難出發。經濟和產業結構「退二進三」在艱難轉型，百萬居民大動遷、百萬職工轉崗、百萬人口的流動成為抹不去的歷史畫卷。
留下這些照片的攝影家多出自一個叫「育人」的攝影班，「育人」沒有文憑，卻有老師一生的技藝相授。老師在昔日的上海灘與郎靜山齊名，叫陳懷德，1988年辭世。
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日子裡，學生們自發舉辦了這個展覽，紀念自己的老師，也為祭奠這座城市40年的崢嶸歲月。
在改革開放早期的十多年裡，住房擁擠、交通困難、生產資料的匱乏、副食品供應的緊張，只是這座城市艱難的表徵，最艱巨最困難的，是它如何在僵硬的計劃經濟的體制中向市場經濟突破，發展要素市場，讓生產力要素活躍起來，自由地流動起來。
當年上海飛樂電聲總廠是一家為電視機配套生產喇叭的企業，也是上海最大的聲音元器件生產工廠。
秦其斌（原上海飛樂音響股份公司董事長）：第一張股票就在這裡醞釀出來的，策劃出來的，把一個很破的很舊的洋房改裝成那樣……人生最有幹勁的那段時間，最有理想的那段時間都在這裡了，都在這裡了。
八十年代初從海外傳來了這樣的歌聲。好聽的歌多了，音樂茶座也火了。這啟蒙了他的市場意識，秦其斌決定另外辦一個類似街道工廠的小企業，滿足和開發這個市場。
秦其斌：比如說我們把我們的喇叭做成音響、做成箱子，把我們的放大器、調音臺把它做成一個系統，我們不是多了一個經營門類了嘛，我們就多了一個生財之路了嘛。
但計劃外的經營活動，資金從哪裡來呢？計劃的年代，一個蘿蔔一個坑。
秦其斌 ：我當它是個寶貝，放到哪裡了？
秦其斌和那個年代的很多廠長一樣，已經意識到按老路子走下去，不可能有出息了。他決定職工集資、自己籌錢，調動大家積極性。秦其斌作了鄭重承諾。
秦其斌：要比銀行的利息要高，職工這樣才會來集資，而且也是為職工辦事情嘛。你說對不對。
秦其斌擔心職工集資拿不出多少錢，便設想在左鄰右舍兄弟廠之間再募集一點。但不料，《新民晚報》記者聞訊找到秦其斌，事情就有些不一樣了。
秦其斌：我說是呀，是向社會集資，是向社會集資。哪知道那這位大記者利用了我這句話，產生了一個美麗的誤會，大飛樂要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集資。
結果，《新民晚報》一條只有495個字的新聞——「上海飛樂音響公司接受個人和集體認購股票」，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那是1984年11月15日。
秦其斌：沒有幾天，新民晚報的黨委書記打電話了，他說老秦，你幫個忙，我們現在接電話接地……已經忙得不亦樂乎了，你們無論如何幫個忙，一定向社會公眾發行股票，幫個忙，否則我們報社的信譽沒有了，要受到影響了。
《新民晚報》原記者潘新華 ：事後我們才真正地理解，當時的社會集資並不是正規的股份制的企業的運轉。
飛樂黨委開會，一致決定不為難報社，把原本要發到兄弟單位的一萬股「股票」開放給社會。它每股50元，總股本50萬元。不到一個半小時，即被搶購一空。「小飛樂」，改革開放後，中國資本市場的第一支股票誤打誤撞地就這樣生下來了。
紐約證券交易所有一間特別的展室，陳列著一張小飛樂股。這是鄧小平親手送給紐交所董事長約翰·菲爾林的禮物。
講解員（英語）：作為一份中國央行的禮物，它是一份股票，第一張給John Phelan的股票。這是一份真實的股票，因為它真的標誌著紐約證券交易所和中國經濟之間的關係的開端。
秦其斌：1989年，我在美國，我去培訓學習三個月，去參觀紐約交易所，我特地到那個面前，立了一分鐘，我就一個人站在那裡。
秦其斌：我是不懂金融的人，怎麼會走走走，走路走到那麼遠。
小飛樂誕生兩年後，有了交易的地方。1986年9月26日，改革開放後第一個證券交易櫃檯——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開業。鄧小平送給菲爾林的 「小飛樂」 股票就是在這裡過戶的。外電報導，中國與股市握手了。
1989年底，上海啟動證券交易所的籌建。但，是悄悄進行的。
1990年5月，市長朱鎔基在香港宣布，上海將在年底成立證券交易所。這是一條爆炸性新聞。實際上，它是中國堅持改革開放的宣示。年底要開業的承諾，讓舉步維艱的籌建增添了緊張。沒有人相信，也沒有人料到竟是一個年輕人敲響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開市鑼。
尉文淵：現在你說辦一個金融，現代金融很容易，為什麼呢，最多是管制性的技術性的障礙，再回到改革開放初期，不是這個樣。我們所有人，都是工薪層，也不知道什麼叫股票，也不知道什麼叫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等那些專業知識，財務上的知識，那根本都不了解。那時我想是個股盲的汪洋大海，當時我就面臨這個問題怎麼弄這個事情，不是那麼容易是吧，那就是一片沙漠。
沒有人真正懂得交易所，也沒有人知道交易所大廳怎樣設計和布局，年輕的尉文淵也沒見過交易所的樣子。但他自告奮勇。有老同志問他知不知道年內開業意味著什麼？尉回憶，那時真沒有想到它有多難，開不出怎麼辦？不就是年輕人吃點苦嗎？
尉文淵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畢業後，在北京國家審計署工作了六年。為解決夫妻兩地分居，尉文淵回到了上海，到人民銀行工作。他是戰戰兢兢走進人民銀行的。因為改革開放的年代他看到了世界的進步，金融、財務、會計、稅收等的發展和研究日新月異。
上海證券交易所首任總經理尉文淵 ：那個時候，偌大一個上海，最高等的銀行每年年終做報表做什麼東西，都在打算盤。我是財經院校畢業的，我們財經院校裡面必修課就是學珠算，那個時候如果有一個小的這種加減乘除的計算器，那就是不錯的東西。我們是在那個起點上起步的。
靠著年輕，沒日沒夜，尉文淵竟急火攻心，腳都腫得沒有了形。他們就是把上交所建成了當時最先進的無紙化交易所。在尉文淵敲響上交所第一聲開市鑼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他被送進了醫院。
尉文淵：這個事情給從無到有突破，是這一代人在開創，在學習，在突破。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了經濟體制改革。「小飛樂」就誕生在1984年。今天，陳列在博物館裡的「老八股」都是上交所成立前出生的，它們多是集體性質的小企業，是計劃體制的縫隙裡生長起來的。1980年代上海的突破正是從「小」開始的。
左學金：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這個是最本質的一個意義。因為我們假定我們國家今天還是一個計劃經濟的體制，我想我們就不可能充分地調動我們國家的各種要素，資本、勞動力，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融入全球的生產體系。
左學金1991年在美國匹茲堡大學讀完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到祖國。以後的二十多年裡，他的每一項研究都與這座城市遇到的問題緊密相連。
左學金：浦東開發開放是我們上海的城市發展第一次跨越黃浦江，當然浦東開發開放的意義是遠遠不止於這個空間布局的重大的舉措。
1992年顯得有點特殊，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節點。這一年，小平同志南巡；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持續了40年的票證制度在這一年被終結；上海連續半年每個月發掉2000多個體營業執照。市場經濟的氣息撲面而來。
這一年，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成立。又兩年，全國第一個綜合性現代農業開發區——孫橋現代農業開發區成立。
趙啟正：浦東下的是五子棋，它分開幾個點同時開發，然後它們貫通起來，這樣在規劃上大家就放心了，不會出現規劃的重大錯誤。當時我們提出來基礎設施要先行，高科技要先行，金融要先行，以後又發展到多種的中心，這就是由浦東開發喚起了我們上海的新興，喚起上海的一個飛躍。
還是在1992年，匯集全球智慧的陸家嘴城市規劃在這一年啟動；金橋則在同年完成了21種規劃編制。
朱曉明：柯達公司，他們要在中國建一個總部，於是他們就派出了全球資深副總裁的領導帶隊，到我們金橋來考察。我也準備了好幾天了。我把各種規劃圖都貼在牆上，我想像當中他們問的問題肯定是地價多少，有多少優惠政策，我選址的地方是不是很好的地塊等等，結果卻不是這樣，他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請問金橋教育環境怎麼樣？這個正是讓我就在那麼一瞬間當中，我就感覺到，怎麼這個套路完全不一樣？一個五百強企業選址，原來還要問教育環境。這讓我深深地感覺到，浦東開發要面向21世紀，面向國際。
趙啟正：浦東開發這些土地是祖先給我們留下的，就是惜土如金，包括規劃要先行，世界各地城市有這樣精細規劃的例子並不多見，以陸家嘴為例，一共1.7平方公裡，可以說每個平方米都不是亂用的。那麼一個國際水平的金融貿易區應該是什麼樣子，我們不能盲目，不能隨便地擺幾個樓，因為一旦規劃不好，是子孫幾代也修復不過來的。
浦東的建設者對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下一個世紀，城市的主題是什麼？他們廣泛汲取全球建築師的智慧，答案是，21世紀城市的主題是人與自然界的和諧。三年後，聯合國正式提出了人與自然和諧的概念。
這是改革開放後全國第一個保稅區。與陸家嘴、金橋一樣，它也有講不完的故事。創業的領頭人阮延華已在2017年去世，年71歲。他一生創辦了三個國家級開發區。上海第一個開發區——閔行開發區，他是最年輕的創建者；54歲，他又受命創建上海化學工業區。
阮延華：這三個開發區，在我人生中間等於是改革開放過程中走了三段路。閔行開發區是怎麼樣在計劃經濟下搞開發區，等於我是一個小學生了，閔行開發區的一些經驗在浦東開發區正好淋漓盡致發揮。創造一個投資環境，吸引國內外的企業來進行投資，按著國際慣例我們認識到，政府一定要改變我們的行政管理，簡化審批手續。
他是在外高橋蘆葦蕩邊上這個農村小學開始創業的。他也由此被譽為中國保稅區工作的「開路第一人」。阮延華的實踐創造了對投資客商的一站式服務，他主持編訂了我國保稅區工作第一部管理條例，對我國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的發展有開創之功。改革開放後的物流、貿易和進出口服務等產業也由此起步。
何建明：一個城市的發展，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個民族的發展進步都是有多種因素的，但最主要的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這個城市，這個城市的人民自身的努力這是最重要的。
那些建設者他們的汗水為什麼一滴一滴下來的，在一滴滴下來的時候為什麼閃著光芒和熱度，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和書寫者我要完成的，我要告訴我們的世人，告訴我們的上海人，告訴我們的後代。
矗立在南京路外灘的陳毅市長像，是改革開放最初的10年中上海各階層市民自發要求的。全市一共徵集了6件作品，章永浩教授的作品被選中。
塑像以陳毅市長風塵僕僕而又親和、剛健的形象，獲得了上海市民認可。當人們在這裡駐足凝神的時候，會緬懷一代共產黨人為這座城市帶來的勤政為民的品格，秋毫無犯、犧牲自己的精神。從稿子到落成，雕塑家用了兩年半的時間。陳毅市長面南迎著陽光，同時可以看到浦東浦西兩岸。
陳毅曾注視著黃浦江東岸說：浦東是塊處女地，由於交通不便，一江之隔，就變成了遙遠的地方，多可惜啊！
今天，陳毅市長每天都能看到的浦東陸家嘴已然是一個金融中心了。全國70%的金融機構、70%的外資銀行入駐陸家嘴。1.7平方公裡的小陸家嘴中央商務區，匯聚了數十家國際銀行巨頭、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這裡400幢商務樓，集聚了十多萬知識白領。
後人將會怎樣地記述這個滄桑巨變呢？也許會這樣起筆：它最初只是一個十平方米的房子。公司的牌子是用毛筆寫的一張紙貼在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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