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大上海》文稿賞閱(二) |《中國工業的發軔》

2020-11-17 澎湃新聞

上海老底子每天呈送精彩文章一組

打開塵封的記憶,尋覓往昔的歲月

敘上海老底子事 憶上海老底子人

訴上海老底子情

紀錄片《大上海》以8集、每集50分鐘的體量,完整記錄上海開埠至今176年的歷史進程,呈現出這座城市海納百川、大氣謙和的氣質和追求卓越的成長與發展。

第一集 上海的開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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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經121°29′0.02″,北緯31°14′20.38″,是鐘樓旗杆的位置。這座曾經的「亞洲第一大鐘」,仍是今日上海標誌性的象徵。

建於漢口路外灘的海關大樓並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它歷經了四代變遷。

與這座海關大樓一樣有名的人是羅伯特•赫德。這張刊登在124年前英國老牌雜誌《名利場》封面上的畫像,精準刻畫了此人的特別之處:內穿西式禮服,外著中式漢服。

赫德出生在北愛爾蘭。1854年大學畢業,來到中國時只有19歲,在寧波、廣州等地領事館做了5年翻譯。

也是在1854年,英、法、美三國領事迫使上海道臺吳健彰籤訂《江海關組織協定》,規定上海海關由外國人管理。這與上海的租界一樣,都是那個年代的標誌性事件。

1861年,赫德到中國九年,他做了上海代理總稅務司兼江海關稅務司,兩年後正式成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到1908年回國休假離職,他執掌中國海關47年。正式卸任則是在3年後他去世的時候。這一年,辛亥革命爆發,皇帝倒了。

一個外國人掌控一個國家的海關,長達半個世紀,今天似乎不可想像,但在當時別無他法。

從籤訂《南京條約》以後的多少年裡,偌大的中國竟找不到一個真正通洋文的人;海關有其名,沒有海關管理制度之實,腐敗成風。

這些都是《總稅務司通令》,從1861年,大致有七千五百件,它涉及了海關管理的各個方面,都在裡邊。

這本1869年的《總稅務司通令》中,有份《大清國海關管理章程》,這是一份影響了近代中國海關走向的文獻。

在赫德執掌中國海關的半個世紀裡,他移植了英國的財務制度和輪崗迴避制度;他把行政組織、人事管理以及徵稅規範都置於一個嚴格、統一的系統內。

1936年編印的《中國海關人事管理制度》是赫德創立的人事管理制度的延續。涵蓋了關員錄用、升遷晉級、考核考績等方面的內容。

背靠著深厚的長江流域,有南北海岸線的拱衛,從1864年有統計數據開始,上海已是中國進出口貿易中心。而這時一個廉潔高效的海關對於衰朽的大清王朝,意義不言自明。到1899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來自海關稅收。

但少有人知道總稅收的15%已被留作海關經費。一個多世紀以來赫德的名字總是讓中國人五味雜陳,這個名字總是籠罩著近代中國的屈辱陰影。然而真正可悲的是佔了清政府財政收入三分之一的海關稅收,不是拿來做戰爭賠款就是作清廷借款賒帳的抵押。

上海交通大學當年是由李鴻章授意盛宣懷創辦的南洋公學。如今這些老建築已是文物了。其實學校門前的這條華山路兩邊的任何一幢老建築裡都刻著上海的歷史。華山路當年不僅由李鴻章批准建造,還有不少他的地產。著名的丁香花園原來就是他的府邸,復旦中學則是盛宣懷當年為他建的李公祠。

李鴻章,安徽合肥人。由科舉入仕途,28歲做了翰林院編修。當太平軍興起,他一改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的積習」,練兵打仗。據說他看見長江上疾駛的機器小火輪驚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李天綱:中國今天遇到了大麻煩,這都要做改革。這個改革不是老的方法,龔自珍講的那個「藥方只販古時丹」,就是說:治理中國只是用古代的方法就能解決了嗎?那已經完全不行了。因為李鴻章根據馮桂芬、王韜還有一大批的像馬建忠、馬相伯,改良思想家的他們的認識,已經達成了一個共識:今天的中國,清朝的中國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李鴻章1862年到上海。之前的兩年裡,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佔領杭州,威脅到了上海。

清廷已無兵可用,只得起用漢人地方武裝——湘軍和淮軍。李鴻章由此率淮軍沿江從安慶到了上海。他在十六鋪碼頭上岸。這次他看到的已不是長江上的小火輪,而是黃浦江上停泊著的軍艦,那是兩年前燒了圓明園的英法聯軍的艦隊。

上海守軍是3000洋人的「萬國商團」和3000中國人組成的「常勝軍」,上海士紳和商人出錢,為他們裝備了來復槍和榴彈炮。李鴻章親見他們打勝了太平軍。

洋兵數千,槍炮並發,所當輒靡,其落地開花炸彈真神技也。——李鴻章《上曾相》

李天綱:中國所面臨的一個格局,和以前都不一樣了,當時大家以為就是太平天國是長毛造反,就好像是另外一次的農民起義,把它鎮壓完了以後就結束了嗎。但是在上海你看到的問題不是這個樣子的。

李鴻章為淮軍購買了一萬支來復槍和多門使用26磅炸彈的大炮,組建了中國近代第一支炮兵部隊。但「自強」的代價高昂:一發英國12磅普通榴彈被索價30兩白銀;還被要求在租界以外獲得更多特權。

李鴻章覺察,以洋人的特權和勢力,「難保無他日佔據上海」的可能。自負於和太平軍周旋的戰績,更因為上海的稅收是湘軍和淮軍的命脈,李鴻章決定「力求自強,不與外國人攙雜」。他平生第一次用了「自強」這個詞。

為「學得洋人一二秘法」,李「虛心忍辱」。1863年,他委託洋人在松江城外的一座廟宇裡,建「上海洋炮局」。最初50名工人完全手工操作,每天生產炮彈百餘發。後來「上海洋炮局」一部隨淮軍由蘇州而南京,改稱「金陵機器局」,那是僅次於江南製造總局的洋務成果。

俄羅斯、日本從前不知炮法,國以日弱,自其國之君臣卑禮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槍炮、輪船,漸能制用,遂與英法相為雄長。中土若能加意於此,百年之後,長可自立……唯望速平賊氛,講求洋器。中國但有開花大炮輪船兩樣,西人即可斂手。——李鴻章《上曾相》信1863年

戴鞍鋼:學習西方在當時不是一個很體面的事情,李鴻章還是一個拿來就用的人,他認為洋槍洋炮有用,那當然我應該用洋槍洋炮。

李鴻章要引進機器發展軍工,但沒有人掌握機器背後複雜的知識和技術。於是就在這一年,他奏請朝廷改科舉制度,為專攻技術的人才設立科目;奏請設「上海同文館」,招收14歲以下幼童學習外語和近代自然科學。也許那時他還沒想到,真實的科舉改革還要等上35年;但「同文館」獲準,李鴻章命馮桂芬擔任監院,辦學經費由江海關支付。這是上海第一所外國語學校,後改名「廣方言館」,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精通西文西學的學生。

戴鞍鋼:國門被打開,這個是一個非常茫然的局面,因為面對的是完全陌生的世界。然後就有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就面對著這個陌生的世界,中國應該走向何方。你講得早一點比如講林則徐,比如講魏源這些人,就是我們過去歷史學界就是睜眼看世界。但是他們是比較膚淺的,他們看到的主要就是堅船利炮。

馮桂芬曾師從林則徐,林稱之為「百年以來僅見」的人才。1860年在蘇州,他與太平軍一戰而敗。流落到上海,被李鴻章招為幕僚。這位晚清的思想家在上海不僅辦了學館,還急切得寫出了「汰冗員」、「停捐輸」、「變科舉」、「廣取士」、「採西學」、「制洋器」等47篇文章,成為系統闡述洋務思想的「總綱」。

為「制洋器」,1865年李鴻章在虹口創辦江南製造局。虹口劃為美國租界後,它遷到上海城南濱臨黃浦江的高昌廟一帶。今天的製造局路就是因它而得名的。江南製造局佔地400畝,工人2000多,機器多為容閎從美國採辦。

張忠民:江南製造局是近代中國,也是近代上海第一家大型的機器製造工廠,它是最早的軍工企業,它是最早的重工業企業。

江南製造局是「官辦」,開支龐大、效率低下,所需的煤、鐵、木材等都仰賴進口。最初靠購進洋槍洋炮,「逐件拆開,仿照配製」。當它1868年成功生產出一種來復槍時,竟已過時了。李鴻章下決心招徠人才,自辦煤礦、鐵礦,修建鐵路。

要「制洋器」,還需「採西學」。製造局創辦3年後,設立翻譯館,先後聘請偉烈亞力、傅蘭雅、林樂知等傳教士,還有近代中國著名科學家李善蘭、華蘅芳、華世芳兄弟,徐壽、徐建寅父子等,翻譯西方書籍,總計159種,1075卷。翻譯館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1869年,同文館併入江南製造總局。1898年又設立工藝學堂,培養工藝技術人才。

歷史似乎已遙遠。那時的中國雖沒有大學和科研機構,但這家為「自強」而生的企業就是在一百多年前誕生了許多個第一——中國第一支步槍、第一艘機動輪船、第一門鋼炮、第一爐鋼,到了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有了第一艘萬噸輪、第一批巡洋艦、第一架艦載飛機。

在黃浦江與長江交匯入海處的長興島上,江南造船(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延脈著江南製造總局的歷史。150年多年過去了,中國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走到了今天。

淮軍到上海,李鴻章還擔著一件關乎清帝國安穩的大事——漕運。但他陷入了和前任一樣的尷尬:黃河淤塞、傳統沙船日顯落後,加上沿途官吏盤剝,從江南到直隸的漕糧運輸已成困局;靠走私鴉片發財的美商旗昌洋行開闢的上海到漢口的輪船航線,坐地起價,每噸貨物運價25兩,往返一次就可買船一條;怡和、寶順、太古等洋行與旗昌幾番角逐,也站穩腳跟,他們包攬了中國沿海、長江乃至遠洋的航線。李鴻章又一次想到自強。

長江通商以來,中國利權操之外夷,弊端百出,無可禁阻。我能自強,則彼族尚不致妄生覬覦,否則,後患不可思議也。——李鴻章《上羅椒生書》1863年

1864年,李鴻章奏請建造船廠,並允許華商置買洋船。但一等就是8年。

戴鞍鋼:李鴻章是受清朝栽培的,所以他想努力地為這個維護清朝的統治盡力。所以李鴻章每走一步都戰戰兢兢,他考慮的首先要保住他的位子。其次他才能做他想做的事情。

8年後,也就是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公局」。這是洋務運動中第一個「求富」企業。但事情總要有人來辦。最初李鴻章請了一個亦官亦商的沙船巨富來辦,但沙船和洋船是兩個時代,請來的人既不能招商,也不會經營,更談不上與洋行競爭,一敗塗地。這就逼出李鴻章嘗試「官督商辦」。

戴鞍鋼:李鴻章想有所作為,一方面解決軍工企業的資金問題,一方面想解決洋人在中國的利權,越佔越多的問題,這樣和買辦的想法一拍即合,買辦他們自認為我們有本領,我們不一定寄人籬下,又可以自立門戶,跟洋人抗爭。官督商辦,也就是說官方主持,民間出錢出力。

李鴻章的這一應對之道,出自幕僚盛宣懷。

此類創舉,責之民辦,而民無此力;責之商辦,而商無此權;責之官辦,而官不能積久無弊。惟有商集其資,民鳩其工,官總其成,而利則官與商、民共之。——盛宣懷《湖北煤廠試辦章程八條》

李鴻章請來當時唯一有能力實現商辦的人——洋行裡的買辦:唐廷樞出任總辦(總經理),徐潤擔任會辦(襄理),把「招商公局」也改成了「招商總局」。

有意思的是,唐廷樞、徐潤和後來加入的鄭觀應都是廣東香山人。香山出了中國近代最早的買辦。唐家村三聖廟的廊間石碑上,字跡模糊但依然可讀——

近年新開上海、漢口、九江、福州等埠各路通商,我鄉人在諸埠貿易者指不勝屈……——《重修三廟碑》

唐廷樞就是唐家村人,自小在香港接受「徹底的英華教育」,後在港英政府當翻譯,又一步步坐上了怡和洋行的總買辦的位置。當年的買辦儘管風光富有,但也時時忍受洋人對華人的不公。一次,唐廷樞乘坐洋商輪船遇風停泊,發現中國船客的每日飲水量受到船主嚴格限制,而船載的羊群卻可以飽飲。此種經歷使他願意為招商局效力抗衡洋商。

徐潤則是另一個英商巨頭——寶順洋行的買辦,也是當時最有實力的茶商和房地產商。1862年,李鴻章到上海時急於籌餉,徐潤曾幾次出巨資捐官。加入招商局後又一次投入24萬兩,佔總股本的四分之一。

唐、徐二人在籌資和招攬貨運方面的經驗,當時無人能比。他們先自己投入資金作表率,向國人招股的募股書又明確了資金使用、盈利和回報,結果商人們蜂擁而至,一下就募到商股50萬;唐、徐同時制定了具國際視野和商業規範的《輪船招商章程》和《輪船招商局規》,創設了現代企業制度的雛形。

招商局開闢了從上海到汕頭的中國第一條沿海航線;從上海到漢口的第一條長江航線;從上海到日本神戶的第一條遠洋商業航線。很快,中國各通商口岸也被連為一體。

這掀動了其它商船的既得利益。旗昌和太古聯手壓價,在招商局「輪船預定起航的當天把運費減半」;甚至達成「齊價合同」,將運費降低七八成之多也在所不惜,只為擠垮羽翼未豐的輪船招商局。

但商戰中招商局也有優勢:首先是經營成本低;其次,中國人攬中國貨便於成交;再一個是,每年有20萬擔的漕糧,不愁無貨。

招商局依仗漕運墊底,與洋商打了三年商戰。到1876年年底,對手幾乎到了無利可圖的地步。規模最大的旗昌洋行將16艘輪船和各口的碼頭倉庫賣給了招商局。招商局囊括了「江海生意之大半」。到1877年冬,招商局又迫使太古、怡和籤訂了「齊價合同」。

盛宣懷曾描述當年招商局與洋行競爭的自信——

英人少獲一兩,我國商賈即少出一兩,故太古盛怒而減,我亦樂得隨之而減。——盛宣懷等《招商局始末及擴充辦法節略》

招商局航線逐漸覆蓋了大半個地球,向東至日本和美國,向西過南洋經蘇伊士運河直抵倫敦。縱橫交錯的航線都連接到一個點——上海。

李天綱:上海是作為一個商務城市起家的,所以我們講的「以港興市」嘛。它是港口,所以港口就有貿易。

貿易的發展,使上海成了亞洲第一個金融中心。而貿易多了,信函往來也多了,又催生了中國郵政。

蘇州河畔的這幢大樓是遠東第一郵政大廳,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最早它叫江海關郵政書信館,設於1878年;1897 年更名「上海大清郵政局」,後來又叫「上海郵政總局」。由海關印製的龍票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枚郵票,如今是集郵者的珍寶。

戴鞍鋼:港口是大上海的源頭之水。海關的大清郵局,是和海關相聯繫的,郵局本身倒是和港口沒太大關係,但是它和物流有關係。

史料和研究都表明,赫德執掌的海關,洋貨進口「值百抽五」,就是100元商品繳關稅5元。這是當時世界上最低的關稅。但問題還在於這遠低於中國商品的稅收。到1874年前後,「英國呢布運至中國,每歲售銀三千餘萬兩」。對中國農村傳統的家庭手工紡織業,幾乎是滅頂之災。

「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 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 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閒……外國用機制,故工致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華民生計,皆為所奪矣。」——鄭觀應《盛世危言》

李鴻章沒看見千萬農戶的破產和艱辛,卻已看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他看見了日本「機器紡織已有大小三十餘廠」,「日本既能仿造,必應勸諭華商,集資購器,設廠自行製造,以敵洋產而保利源」。

戴鞍鋼: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其實是深化的一個過程,它一開始就領教的是洋槍洋炮的厲害,所以他喜愛洋槍洋炮。上海就是一個縮影,在國內戰爭平息之後洋務運動其實也是有一個工作重心的轉移,他從軍事工業轉到民用工業,民用工業就是經濟,經濟建設提上議事日程。

1878年,李鴻章請鄭觀應主持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以「力保中國商民自有之利權」,抵制「洋商自運機器來華製造紗布」,防止中國利權被「一網打盡」。

張忠民:當時上海有四家英國人和美國人開的紗廠,這四家紗廠其實很希望上海織布局開不起來。

戴鞍鋼:李鴻章搞洋務運動,他也是想,第一分洋商之利。因為他看到了這個外資在中國盈利巨大,所以他要分這個利。第二個利(是)權,他是個中國人,李鴻章他看到了洋人在中國比較跋扈。把中國人看得很低的,從他內心深處來講他是有點受不了的,不願意這種局面,長久地繼續。

從此中國有了機器的棉紡織廠。它1890年投產,日夜出布600匹,銷路順暢。但僅僅3年,工廠被大火吞噬,火燒了10個小時。織布局派人去租界請英、法、美洋龍隊(消防隊)救援,被以工廠不在租界內為由拒絕。當時租界裡的輿論是這樣的——

織布局是屬於李鴻章和他的朋友們的。由於他對允許外國人進口軋花、紡紗、織布等機器一事,過去曾經設置而且現在仍然設置一切可能的障礙,試圖援救他在盡力壟斷並嚴重幹擾對外貿易的織布局,那是不可思議的。——《北華捷報》

張忠民:非常可惜,他籌辦了十幾年,歷經很多磨難,最後一把大火把這個工廠全部給毀於一旦。

李鴻章令幕僚盛宣懷立即著手恢復:一定做到「所紡之紗與洋紗同,所紡之布與洋布同,」讓「華棉有銷路,華工有生機,華商亦沾餘利」。盛宣懷被李鴻章認為是「於商務洋務尚肯苦志研求」的人。他在原址重建的工廠,更名為「華盛紡織總廠」,並在上海、寧波、鎮江等地分設10廠。

《北華捷報》又發表評論——

這次火災並沒有阻住中國工業的努力建設。規模更大、設備更好的織布局又建起來了……大火之後整整十一個月,棉花已入廠,預計數日即可出紗。舊局有布機五百臺,紗錠二萬五千枚;新局現有布機一萬五千臺,紗錠七萬枚。——《北華捷報》1894年9月28日

這就是一個農業古國紡織工業的起步。

李天綱:到上海成為一個貿易港口、市場中心的時候,它要發展自己的產業。所以紡織、菸草、包括一些任何新式的這種行業、產業都在上海首先落地。

整整一個甲子後,「華盛紡織總廠」1931年被榮氏家族收購,成為榮家的申新第九紡織廠。

今天在申新九廠的原址上是中國紡織博物館。這段歷史就保存在這裡。

李鴻章為輪船招商局延攬了第三位香山買辦,是鄭觀應。他在洋行浸潤了20多年,是老牌英商太古洋行的總買辦,相對于洋行按合同辦事,守契約法則,他擔心「官督」的招商局,「心若轆轤,殊難臆決」。

高速發展了幾年,「官督商辦」模式的裂痕出現了。徐潤曾用「泰山壓卵,誰敢異言」來形容「官督」的強勢和無力按市場規則抗爭的尷尬,但鄭觀應最終還是踏進了招商局的大門。之後,他與唐廷樞、徐潤聯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與洋商談判、籤訂「齊價合同」,使招商局走入穩步發展的局面。無論如何,洋務創辦的近代工業起來了。

洋務所辦之實業業績向好,社會投資熱情隨即高漲,三千年未有的工業化運動,為官僚、地主、士紳買辦、傳統的行商坐賈進入新式企業提供了嘗試的道路和轉身的機會。一時間爭相開礦辦廠、一哄而上。只要有「新公司出,千百人爭購之,以得股為幸」。地價飛漲,上海第一家仿效西方的證券交易所——平準股票公司開張了。無論是否投產、是否有效益,許多人將全副身家投入股市和房地產。這已不是辦企業而是為了掙三千年未有的「快錢」。香山的買辦們甚至挪用公款,將平時的穩重謹慎都拋在了腦後。

這樣的瘋狂持續了一年。1883年中法打仗,銀根收緊,外資銀行拒絕辦理短期信用貸款,金融倒帳風潮接踵而來,商號、錢莊像多米諾骨牌一個接一個倒閉。冬天,上海78家大錢莊只剩10家,

唐廷樞、徐潤的投資全打了水漂,還因挪用招商局資金,被革職出局;上海機器織布局也嚴重虧空,鄭觀應背負巨額債務。他說:「一端不謹,萬事瓦解」。金融風潮過後,剛走上軌道的中國近代工業猶如曇花一現,止步了。

招商局的船隻十年沒有增長,洋商太古、怡和迅速反超。盛宣懷在金融風潮後全面執掌招商局和機器織布局。

盛宣懷出身官宦世家,但他沒把科舉視為正途而致力於「有用之學」。26歲入李鴻章幕府,深得信任。29歲在上海出任輪船招商局會辦。此後他集官、商於一身。但他提出把「顧商情」置於首要地位。

中國官商久不聯絡,在官莫顧商情,在商莫籌國計。夫籌國計必先顧商情。倘不能自立,一蹶不可復振。——盛宣懷《上傅相輪船章程》1873年

1901年,輪船招商局在它早先收購的旗昌洋行的臨江花園裡建了一棟新樓。這是國人在外灘建的第一棟大樓。從1882年到1909年的28年間,招商局向煤礦、紡織、鐵廠、銀行、鐵路、學堂等幾乎所有的洋務領域投資20項。主持者是盛宣懷。

這樣的業績中有鄭觀應的一份功勞。他是在金融風潮10年後,被盛宣懷請回來的。

這個為李鴻章經營過上海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洋務老將,這時已傷痕累累。經歷了金融風潮後,他「家惟千卷書,囊空無一錢」。

鄭觀應17歲因貧困離開家鄉香山到上海,進鴉片販子顛地創辦的寶順洋行當學徒,22歲當上了買辦。26歲自立門戶當了茶商,並涉足航運業、鹽業。鄭觀應曾總結:「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

戴鞍鋼:商戰也是近代中國的一種特殊的經濟現象,它是和買辦有直接的關係,在和洋人的交往過程中間,他們實際上慢慢掌握了經商的本領,鄭觀應講了這一句非常貼切的話,可以反映這一批人的心路歷程,他們覺得外國到中國而來是謀利而來的,他們並不是為中國的富強而來的,所以中國的富強還是要靠自己。

在華洋雜處的上海,鄭觀應30出頭已是見多識廣、富甲一方。但與其他人買辦不同,他31歲時寫了《救世揭要》,38歲時,又寫下《易言》。「其言之易者,其心之苦也」,他提出了「借法列強」。也就是說,他看到了堅船利炮的不足和「師夷長技」的片面。

戴鞍鋼:他是一個與時俱進的(人),他是把對國家的考慮,置身於他的個人的考慮之上的。

周武:因為在上海,所以他比內地的很多知識人,比內地的很多師生他更了解西方,更了解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局勢,也更了解這種局勢底下中國更迫切需要掌握的,需要了解的一種知識、制度。

又經過20多年實踐思考,最終他重訂《易言》,寫成了《盛世危言》。那一年他52歲。

鄭觀應反思洋務運動提出,要振工商自強致富——

「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鄭觀應《盛世危言》

他明確提出了「工商立國」、「富強救國」主張,那是一個完整的改革思想和方案。

更可貴的,是他的思考有糾心於民間疾苦的情愫。

上海圖書館:到了第二年1895年……他又加了一篇,再印了一次。這一稿印好以後,安徽巡撫鄧華熙把這部《盛世危言》呈到了光緒皇帝手裡。光緒皇帝看了以後,命令衙門專門印了兩千部分發各省各部的大臣們,要他們閱讀。可想而知,這本書對當時的影響是多麼巨大。

但來不及了。書刊印行的當年,甲午戰爭爆發了。最後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戰爭把洋務運動30多年壘起來的老本打沒了。

中國太苦了。《盛世危言》沒有改變中國。鄭觀應經歷了庚子之變,清王朝垮臺,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議會賄選,他不齒於袁世凱的敗壞,議員的卑汙,軍閥置民生國計於不顧。他將生命最後的歲月全部投在了教育上。繼「工商立國」、「富強救國」後,他明確地說出:「教育為立國之本」。而他對道德培育的呼籲和重視,折射了當時社會道德淪喪的現實。1921年6月14日,鄭觀應在上海提籃橋招商公學宿舍裡去世,終年80歲。

淮海中路的這座花園洋房,早年是盛宣懷在上海最大的一處別墅。

1900年6月戰事起,八國聯軍進入北京。逃亡中的慈禧電催李鴻章北上與列強談判。李到盛家大宅與盛宣懷談了兩天。燭火燈影間,盛宣懷看到李鴻章老了。

臨別,李鴻章留下六個字:「和議成,我必死。」

戴鞍鋼:這個是傳說,但是這個《辛丑條約》的談判是心力交瘁這是事實。《辛丑條約》之所以談了幾個月,不是和中方在談,是列強之間就分贓問題在談,所以這個對李鴻章這樣一個好強好勝的一個人,好面子的一個人,你可想而知,他的沮喪。等談完了他基本上也就去世了。去世之前講的一些話,這個是有案可查的,他就是一個「裱糊匠」,清政府就是一個紙房子,從我的角度來講只能多補一個窟窿,總比沒補要好。他也只能這樣。

封建官僚的洋務運動雖然自我標榜為「自強新政」,但始終不能表現為自強的事實;他們在對外事務上,總的說來,實行的只能是遷就、妥協、投降的方針。……他們希望牢牢地維持原來的社會政治制度而只加上一點從外國買來的新式武器,就能達到他們所謂「自強」的目的,當然只能是個夢想。——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

1901年9月7日,李鴻章籤下了他一生中最後一個象徵國恥的條約——《辛丑條約》。兩個月後,李鴻章真的死了,死在京郊的一座寺廟裡。

李鴻章去世後,盛宣懷被清廷委以重任。1911年,面對民間集資修築鐵路風潮,他依舊 「官督」,將鐵路收歸國有,這成為壓垮清王朝最後一根稻草:保路運動風起雲湧,清政府顧此失彼,武昌首義的幾聲槍炮竟讓幾百年的王朝坍塌了。盛宣懷由此被清廷視為「誤國首惡」。

今天這裡保存著一份中國規模最大的個人檔案——17.5萬件盛宣懷的遺稿、信札、帳冊。

這些就是我們圖書館收藏的盛宣懷檔案,這就是檔案的主人,盛宣懷先生。

盛宣懷就像他的老師李鴻章一樣,也是面目複雜,充滿悖論。他杜絕任用私人,卻又塞人進招商局和徐潤結怨;他開創了晚清實業、金融、輪船、鐵路、紡織、鋼鐵各行業的格局,又被視為「誤國首惡」;他是一名大官,但卻帶著「中國商父」「中國實業之父」之冠;他為洋務「虧苦太甚」,但盛家又富可敵國。

中國的工業再度有起色是在甲午海戰、庚子之變兩次大災難之後。

周武:甲午戰爭之前對民間私人資本投資現代工業是限制的。甲午戰爭之後朝廷開始逐步逐步地開放民間私人資本投資現代工業,到後來走向了獎勵。就是鼓勵大家來創辦這個現在的工業。民間私人資本可以進入實業的領域。這個對上海這個城市來講可以說是一個最深刻的一個變遷。

「官督商辦」的時代已過去,這一次是榮氏兄弟來與日資爭「利權」了。

1913年,榮氏兄弟創辦了福新麵粉廠,這是榮家在上海的第一家工廠。8年後,擴展到了8家。1915年榮氏又創辦申新棉紡織廠,到1931年「華盛紡織」被榮家收購,兄弟倆也構建了一個可以和日資紗廠匹敵的申新系。1932年,申新棉紗產量佔全國的18.4%,福新麵粉則佔中國麵粉總產量的29%。當年,榮氏福新麵粉袋出現在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和東南亞許多國家的廚房裡。

上海檔案館收藏的這本紀念冊,榮宗敬表達的初衷竟與李鴻章異曲同工——

生齒日繁一日,舶來品日盛一日,不禁興起創辦實業思想,維時吾國商辦事業無多,而洋粉洋紗運銷與吾國者,為數至巨,竊思衣食為人生要需,解決衣食問題,莫如多辦麵粉廠與紡織廠。——《茂新福新申新總公司卅周年紀念冊》1929年

榮宗敬與榮德生兩兄弟,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稱得上是財團的,就只有他們一家。」

在這張合影中,榮宗敬雙手緊扣,霸氣凜然;比他小兩歲的弟弟榮德生則雙手擱膝,顯得平和內斂。

榮氏家族的理財之道,只有一個字——「儉」。榮德生的這本書開篇道,「立國貴有精神,崇儉其一也。」

不過,企業決勝的秘訣,榮宗敬的總結四個字——「快」,「新」,「足」,「多」。

中國民族企業家是在夾縫中,在列強的包圍中殺出來的。縱觀歷史,就資本而言,洋人最強,官僚資本其次,民族資本最弱。但就是最弱的他們,為辦實業,殫精竭慮,堅忍不拔。

張濟順:當時日本人在企業方面是無孔不入。……刺激了民族工業在這方面這麼發展,後來包括刺激了化工廠,刺激了吳蘊初,所以他,吳蘊初是味精大王,實際上他最重要的業績是在化工方面。

虞洽卿、穆藕初、劉鴻生、吳蘊初、胡厥文……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上,他們也是篳路藍縷,以獨特的面貌和精神氣質開啟山林,在他們之後,上海形成了麵粉、紡織、造紙、捲菸、火柴、肥皂、皮革、橡膠等八大支柱產業,寫下上海工商業的傳奇。

穆藕初生於1876年,在他同時誕生的還有中國第一條鐵路——淞滬鐵路。後來淞滬鐵路被拆了,但穆藕初長大成人了。他受過傳統的啟蒙教育,13歲後因貧外出做工。他20歲那一年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馬關條約》籤訂,他「心中之痛苦,大有難以言語形容者」。為救國圖強,他立下求學之志。然當能夠赴美留學時,沒有讀過新式學堂的他已經34歲了。他在三所大學苦讀5年,修了農科、紡織、企業管理,獲農學碩士學位。回國前,他向世界「科學管理之父」泰羅提出把已經譯成意、法、德、俄、日及荷蘭和西班牙文的《學理管理法》譯成中文,泰羅欣喜接受,贈送他多本著作。

1914年回國後,他在七、八年的時間裡,創辦了德大、厚生、豫豐三家紗廠以及上海華商紗布交易所、中國勸工銀行等實業。

他在中國第一次將各種辦實業的資源要素歸納為人才、母經、原料、機器、用工、管理、交通、市場、金融等9個方面,他在中國最早實施泰羅科學管理法,但了不起的是他的創造性運用。他經過觀察計算發現,兩個女工管理400枚紗錠可以由一個女工管理,但就是推不下去。他不理解,實地觀察明明是可能的,為什麼失敗呢?他終於明白,一個女工是可以管400枚紗錠,但許多女工將因此而失業。他改變了自己。以減少廢花的多少來酌加工資,獎勵勤慎。結果工人沒有減少,棉花損耗降低了,盈利比別人都好。世人評說,穆先生實業救國為的是人。

劉鴻生出生於上海一個買辦之家。他17歲入聖約翰大學。21歲進英商上海開平礦務局,當煤炭推銷員。

從跑街先生做起,劉鴻生往返於老虎灶等銷煤小戶中間;還向宜興的燒窯業兜售煤炭;後來他把銷煤網絡延伸到長江下遊工業稠密地區,每推銷一噸煤賺銀4兩至5兩。

劉鴻生年銷煤炭最多時達200萬噸,這就需要建立自己的碼頭堆棧。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黃浦江中心地段71%的岸線碼頭,攥在英、美、日三國洋商手中。劉鴻生只能將目光投向浦東。7年間,他分別在董家渡、白蓮涇、周家渡建造了4個堆棧碼頭,組成「中華碼頭公司」。

從楊樹浦到南碼頭,沿著黃浦江一帶是各國的碼頭,一長串的外國兵艦插著各式各樣的國旗。人們走過這裡,會不知道這兒究竟是哪國的土地?我自己是搞碼頭企業的,往往站在碼頭上搖搖頭。——劉鴻生《我為什麼擁護共產黨?》

煤碼頭上有煤屑,劉鴻生創辦了中華煤球廠。煤多了,他又創辦上海水泥廠。看見「洋火」家家戶戶都要用,他就辦火柴廠。自己下苦功研究火柴生產的全部過程,不惜代價解決火柴藥頭化學配方的關鍵,不到兩年,產品行銷全國。

但瑞典和日本的企業很大很強,在他們的傾銷下,很多國產火柴廠連年虧本,處境艱難。劉鴻生就和他們通過合併形成規模,改進設備,統一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結果當年全國銷量就達到22.25%。自立自強。

劉鴻生的一生還創辦了華豐搪瓷廠(1928年)、章華毛絨紡織廠(1930年)、大華保險公司(1927年)、中國企業銀行(1931年 )

外商享有低關稅的特權,可是他們的中國同業,卻完全處於海關的外籍官員的虐待之下。華商因為缺乏對等的權利,在外商競爭之下而處於絕望。這就說明了中國人為什麼無力大規模地發展工業。關稅問題是中國工業發展的主要障礙。——劉鴻生《中國工業預防外商貿易的一些實際問題》1927年

劉鴻生創業在一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裡。面對的是一個又一個災難。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持續了4年;危機還未過去,1932年淞滬抗戰又爆發了。

劉鴻生1956年逝世。去世前半個月他說:「在過去半個動蕩不安的世紀中,我曾被人稱為中國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企業大王』……能使中國變為工業化的國家,這是我過去五十年的夢想。」

1933年元旦,58歲的穆藕初應《東方雜誌》邀請,為未來中國做「新年的夢想」——

政治上必須實行法治,全國上下必須同樣守法,選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貪汙不法者,必須依法嚴懲,以肅官方。經濟上必須保障實業(工人當然包括在內),以促進生產事業之發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實業發達,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便是我個人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東方雜誌》第30卷第1號 (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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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紀實人文頻道」公眾號

原標題:《紀錄片《大上海》文稿賞閱(二) |《中國工業的發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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