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每天的生活是這樣開始的。
學校建於1952年。學校在體育、藝術、心理、康復、管理多個領域，培養「身心一統，德技相長，文理兼修」的專業人才,服務於人民健康。同樣榮耀的是，在最近的20多年裡它還贏得了5枚奧運金牌。
校園裡一幢器宇不凡的建築正在大修，新中國成立後這樣的大修已是第三次。
屋頂的脊獸、琉璃瓦、石階上的浮雕，透露著它不簡單的身世。進入大廳，地板上嵌著一幅上海的版圖。這裡藏著一個塵封已久的「大上海計劃」。
20世紀初葉的上海，執中國內外貿易、金融、工業、交通運輸之牛耳，成了中國最大的商埠與國際貿易港。到20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中國在軍閥割據、多年四分五裂的內戰中走了過來，有了一刻的喘息機會。上海的民族工商業也由此獲得了發展的空間。
但那時，上海是畸形的。公共租界、法租界橫亙於城市中心，將同屬華界的南市和閘北硬生生地攔腰截斷，形成了一個「三界四方」的「怪胎」。「十裡洋場」極盡繁華，佔盡上海地利之便。華界的南市和閘北交通不便，難以匯聚。相形之下，租界華界，繁華落後兩重天。
上海現在雖已成為全中國最大之商港，而苟長此不變，則無以適合於將來為世界商港之需用與要求。——孫中山《建國方略·實業計劃》
終於在1927年7月7日，上海特別市設立。隨後誕生了上海歷史上第一個浩大的、完整的、綜合性發展的規劃——「大上海計劃」。
上海市博物館（今長海醫院影像樓）上海市圖書館（今楊浦區圖書館）「東亞之最」「遠東第一」——上海市運動場（今江灣體育場）中國航空協會俗稱「飛機樓」（今第二軍醫大學校史館）
從規劃選址、方案設計到建築式樣，處處體現著規劃者後來居上、超越租界而代之的夢想。
這是一個實現中山先生遺願的計劃、一個振興民族的計劃，一個洗刷恥辱的計劃。這恥辱同鴉片貿易相伴而來。
但是，僅僅十年，也只有十年，歷史的進程被阻遏了。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13日第二次淞滬抗戰爆發。
早年，這裡叫天通庵鎮。淞滬鐵路到這裡有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車站，一邊是鐵軌，一邊是站臺。歲月滄桑，滄桑巨變，早已是熱鬧非凡的中心城區依然保留著一段鐵軌。這是天通庵火車站最後的遺蹟。為的是紀念86年前那場悲壯的一·二八淞滬抗戰。
1932年來到的時候，日本剛佔領東北全境。這樣的速度，連侵略者事先也沒有料到。接下來目標轉向了上海，企圖再撕開踏入中國的又一個口子，也為轉移國際社會對日本侵佔東北的關注。
日本人這幾天在上海處處都在同我們尋釁，處處都在壓迫我們，商店被其滋擾，人民被其侮辱，並加派兵船及飛機母艦來滬，大有佔據上海的企圖。所以下了一個決心，就是決心去死。但死也要有一個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來研究死的方法。
——蔡廷鍇軍長訓話 1932年1月23日
離天通火車站兩百多米處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
1932年1月28日晚11點30分，日本兵試圖從這裡進入上海北站。而北站是滬寧鐵路的起點。日軍向駐守於此的第十九路軍發動進攻，十九路軍奮起抵抗。「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
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等連夜設指揮部於真如車站。次日，通電全國：「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衛國守土而抵抗，雖犧牲至一卒一彈，絕不退縮……」
蔡廷鍇，廣東羅定人。九·一八後東北淪陷，他計劃組織隊伍北上支援東北義勇軍。「念敵既以武力侵我土地，為何不答以武力……」。現在，他駐防的南京-上海一線瞬間已成抗戰前線。
深夜，日軍以鐵甲兵為前導五路進入閘北，十九路軍與敵展開巷戰。第二天，日軍飛機開始轟炸華界，在閘北南市一帶肆虐，戰爭極為殘酷。
上海聯華影業公司黎民偉帶著攝影機也上了戰場，拍下這部《十九路軍抗日戰史》。
一·二八晚上，十九路軍擋住了日軍。第二天一早他們轟炸閘北。第一個目標就是商務印書館——中國最大的出版文化機關。它的東方圖書館46萬冊藏書，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種，35000多冊。但就在一·二八的第二天被付之一炬。濃煙遮蔽半個上海的天空，紙灰飄飛十裡，三日不息。
有中國最古老之南北宋版本圖書百餘種，有木刻之最重要名著繕本二萬餘冊，以藏中國省府縣誌之多甲於全國，為中國最大之史地書庫。至元明清之精刻書本，更難屈指以數。又西文書籍歷年亦置備甚多，足與著名之馬利遜文庫相匹敵。此珍貴無比之寶藏，今乃無故被毀，此種人類文化之損失，寧有恢復之可能？暴日之橫蠻如此，國人其永矢勿忘。 ——《東方圖書館被暴日炸毀宣言》1932年2月5日
紙灰飄過張元濟的居所。望著漫天飄舞的紙灰，老人長久不語。
林麗成：那麼多古籍他收集來了以後,他才集中在涵芬樓裡頭，然後再把它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圖書館，叫東方圖書館。
「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張元濟對夫人說，「這也可算是我的罪過！」「工廠機器設備都可以重修，惟獨我數十年辛勤搜集的幾十萬冊書籍，今日毀於戰火，是無從復得，從此在地球上消失了」。張元濟涕淚長流。
與商務一起被毀的還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東吳大學、大夏大學等幾所上海最主要的大學。
施扣柱：「一·二八」跟「八·一三」……第一次淞滬戰役和第二次淞滬戰役，這個兩次淞滬戰役對於上海的學校，包括上海的高等學校是比較大的毀滅性的打擊。像那個同濟大學，它很可惜的在第二次淞滬戰役之前它剛剛造好了一座新的非常設備完美的生理學實驗館，三層大樓，非常漂亮。它可以做72種實驗，一些很多設備是從德國引進的，可以說美輪美奐的，但是一場戰役就是把它全都毀掉了。……上海財大兩次淞滬戰役校舍全都毀掉的，第一次剛剛造好的新校舍被它炸掉了，第二次剛剛造好的又炸掉了。
自受到國門被迫打開的刺激後，上海就開始了新式教育。教育家張煥綸在1878年提出「教者政之本，教成則政立」，鄭觀應則在差不多的時候提出「學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有識之士不僅在發宏論警世，更起而立行。
那時各個學校的校訓精彩紛呈，都以育人為宗旨，至今仍閃爍著思想的光芒。
施扣柱：有一所市立小學，它的這個訓育的要求裡面，五年級六年級的時候，它的訓育條目裡面有這麼兩句話，一句叫做要看到自己民族的短處，還有一句是要看到其他民族的長處。……太了不起了，它是一所市立小學，小學，它那個訓育主任能定出這樣子的規範，看它的眼界它的胸懷。
商務被毀當天，66歲的張元濟重返商務印書館，主持復建。老人又開始了每天早上八點上班、下午六點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書的生活。胡適向他表示慰問。張元濟說：「平地尚可為山，元濟一息尚存，仍當力圖恢復。」
國難當頭，上海空前地團結起來，人們捐款捐物、出錢出力。中國共產黨組織起義勇軍、敢死隊、運輸隊、情報隊支援前線。宋慶齡發動各界人士5天裡趕製了3萬多套棉衣送到前線。她籌集資金，親力親為，創辦國民傷兵醫院，救治傷員。在她的感召下，一個月裡辦起70多所傷兵醫院。
她三次親臨淞滬抗戰前線，慰問十九路軍將士。這張照片拍攝於1932年大年初一。宋慶齡手持一枚日軍沒有爆炸的炮彈。她以此明志，感召國人。
淞滬抗戰打了35天，日軍三易主將不斷增兵，投入海陸空軍9萬，中國軍隊加上後來參戰的張治中第五軍總共不到5萬人。最後英、美、法等國出面調停籤訂《淞滬停戰協定》，日軍退回虹口的公共租界原地，中國軍隊撤出市區並不得在上海到蘇州一帶駐軍。
這個鬥笠是十九路軍當年的遺物。
戰士們戴著這樣的鬥笠走上戰場。後來，他們也是背著這樣的鬥笠揮淚離開戰場，告別上海。
這是十九路軍將士的影像，英國百代新聞社拍攝。是十九路軍告別淞滬戰場的儀式。
86年過去了，經歷了風雨吹打，烽煙燻染，鬥笠靜靜地在博物館供後人憑弔。
我們已無從查找它的主人。但我們知道，那是十九路軍3萬將士中的一個。他千裡跋涉到上海，如同一把流沙又無聲地灑在這片土地上。他是千萬中國無名英雄中的一個。
1933年，日軍已侵吞到長城腳下。接著，開始蠶食華北。到1935年華北事變後，民族危機已是千鈞一髮。
1935年底，由教育、新聞、出版、法律、文藝各界人士組成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成立,由愛國老人馬相伯領銜，聯名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在這生死存亡間不容髮的關頭,負著指導社會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夠苟且偷安,而應當立刻奮起,站在民眾的前面而領導救國運動。——《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大眾生活》 1935年 12月21日
這一年，馬相伯95歲了。自東北淪陷後，他即奔走呼號，發表演說，激勵國人禦侮自救，共赴國難，「我國民其猛省，我國民其亟起！」時人贊為「呼號抗日老青年」。
馬相伯的孫女馬玉章：馮玉祥將軍，也抗日，缺少糧，爺爺就義賣，一個壽字，30塊錢。寫副對聯50塊錢。爺爺一個腳是壞的。腳壞的，所以他站著的時候啊，都要兩個，我們管他們叫伯伯的，伺候爺爺的人，就扶著，那麼爺爺就一個腳站著，寫字。就那麼30塊，50塊，30塊，50塊，你們能想出來爺爺寫了多少錢？10萬塊錢。
不停地寫啊，勸都勸不了。
也是在1935年，在上海舉辦了第六屆全國運動會。這時，作為大上海計劃的一個項目，江灣的上海市運動場剛剛落成。在這座「遠東第一大體育場」裡，34個省市及香港、菲律賓、馬來亞、爪哇華僑，共派出38個代表隊、2700多名運動員參加角逐。東北五省運動員身穿黑色孝服，手持象徵關外白山黑水的黑白旗入場，全場觀眾肅然起立，寂靜肅穆。
這是民族危難日益深重的時刻舉行的運動會。它表達的是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和中國人的心聲。
1936年，黑雲壓城。這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呼籲「停止內戰，團結禦侮」。
四年九個月以來，日本既奪我吉黑，復攫我熱河，又進窺我冀察，近更增兵華北，保護走私。按其野心，勢非滅亡我中華民國，臣服我中華民族不止……務使全國兵力，一致向外，抗日戰爭，立即展開，恢復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壓迫之同胞……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對時局緊急通電》1936年6月
全國救國會成立當年，會員即達數十萬人，同情者更多。他們組織抗日遊行，唱救亡歌，為抗日將士募捐等各種活動。
但在11月23日凌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七個領袖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李公樸、史良、沙千裡、王造時在上海被捕，全國譁然，史稱「七君子事件」。
在北平，許德珩、李達、許壽裳等文化教育界107人聯名致電國民政府,要求即日開釋,勿再拘傳。在南京，馮玉祥、于右任發起徵集10萬人籤名的營救運動。在上海，宋慶齡、何香凝等人發出《救國入獄運動宣言》。宋慶齡宣布：「我們準備好去進監獄了！我們自願為救國而入獄，我們相信這是我們的光榮，也是我們的責任。」在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電國民政府：「如政府加以迫害,足使全國志士寒心」。
1936年底，西安事變。張學良和楊虎城通電全國，提出停止內戰的八項主張，其中第三條就是「立即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
七君子被關押在蘇州。開庭時，已步入古稀之年的張元濟從上海趕去，不料「法院臨時禁阻旁聽，悵然久之」。張元濟只得以書信言情：
「元濟近數月來，有感於諸君子人格之高尚，因就古史中選出數人，依本傳文字譯成白話，稍加論斷，名曰《中華民族的人格》，冀後之青年略知做人之道。頃已印成，謹呈上一冊，知不值方家一哂也。」 ——張元濟致鄒韜奮書信 1937年6月
這封信今天陳列在韜奮故居紀念館，鄒韜奮就是從這裡被抓走的。
七君子身陷囹圄，有親友去探監，留下了這些珍貴的獄中照片。年逾花甲的沈鈞儒寫下「還我河山」四個大字懸於囚室，以明心志。
還是在1936年，魯迅先生辭世。宋慶齡不顧安危，擔任魯迅先生治喪委員會主席，主持葬禮。10月22日下午1時50分，先生的遺體從萬國殯儀館出發，送往萬國公墓。上海各界自發地為先生送行，隊伍綿延十幾公裡。送葬的人們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
80多年前，這裡是電通影業公司，電影《風雲兒女》就是在這裡拍攝的。《義勇軍進行曲》就是電影的插曲。今天，人們在電影公司舊址上建造了國歌紀念館。館中珍藏著聶耳當年的曲譜手稿。聶耳為它定名——「進行曲」。電影投資人，東北抗日義勇軍總司令朱慶瀾將軍，為這首歌加上了「義勇軍」三個字。
三角形的街心公園中，靜靜矗立著聶耳的銅像。他揚起雙手，仿佛在指揮著萬物復甦，敦促春天降臨。他沒有讀過大學，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時候他只有23歲。
向南800米的長樂路，田漢正凝神靜思。他是電影《風雲兒女》編劇，但寫完後他就被捕入獄了。《義勇軍進行曲》一經問世，即傳遍大江南北。抗戰全面爆發後，更是深入人心。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運動中，學生們唱的就是這首歌。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獲釋。上海民眾也是唱著這首歌迎接他們回家。
國歌紀念館裡陳列著一張英文唱片，唱片名叫《起來：新中國之歌》，演唱者是美國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它灌制於1941年，正是中國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
從紐約到布拉格、莫斯科，羅伯遜都唱這首歌，傳遞中國抗戰之決心。誕生於1935年的《義勇軍進行曲》在1949年真的成了「新中國之歌」。
《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兩年後，一場令中國人最為苦難深重的外族全面入侵降臨了。
這是一場特別的慶典。自1927年上海特別市成立，十年苦心經營，上海已初顯氣象。
這一年，上海已有工廠5515家，銀行機構182個，259家書店出版機構，商貿航線通達100多個國家300多個港口，經濟產值、金融規模、進出口貿易總值都佔全國半數左右。
但一切在這時戛然而止。
慶典過後僅僅幾個小時，盧溝橋的槍聲震碎中國夜空。抗戰全面爆發！
第二天，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
1937年8月22日，上海第一家工廠順昌機器廠內遷，從這時至上海淪陷不到100天的時間裡，上海的民族企業家們用499隻木船，奇蹟般地遷出了148家工廠，技術工人2100名，機器物資12400噸。他們在敵人的炮火中強拆機器，又在敵人的轟炸中將偽裝好的木船駛離蘇州河，這時人們看到了一代中國實業家的本色和真情，「誓不以工廠資敵」。這是一個個令後世永遠尊重的名字：胡厥文、顏耀秋、吳蘊初、葉友才、支秉淵。
1937年11月中旬，上海失守。被毀工廠2375家，劉鴻生的企業三分之二在租界以外，他們全被日軍侵佔，這一年劉鴻生50歲。
但是三年後，赤手空拳逃出上海的劉鴻生又開始創業。抗戰期間，他在大後方創建了火柴廠和火柴原料廠9家，毛紡織廠3家，水泥廠2家， 給水、電力、電磁、制帽廠各1家。
這是1937年8月8日的北平，日本侵略者的入城儀式。5000名日軍荷槍實彈，扛著太陽旗，舉著刺刀，走過金水橋，他們踩在這古老民族的胸膛上，也把亡國奴的屈辱和悲涼刻在了中國人的心上。5天後，淞滬會戰爆發，上海成了這場民族大災難中最為慘烈的生死地。
每年的這一天，警鐘長鳴。201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紀念園的鐘聲敲了整整80下。
80年前，決戰就開始在淞滬這塊狹長的地帶上。
與五年前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一樣，槍聲又一次從閘北打響。
上海虹口區柳營路、同興路和水電路交叉口有一座小橋，名為八字橋，作為溝通虹口和閘北的交通要隘，這座小橋在兩次淞滬抗戰中都是交戰雙方爭奪的要地。8月14日下午，在八字橋爆發了中日雙方的第一次激戰。在狹窄的街道當中，中日雙方為爭奪一屋一巷展開了肉搏。
8月20日，張治中統率第九集團軍，張發奎統率第八集團軍，進入淞滬戰場。
8月23日，增援的日軍在長江口登陸，上海西北的郊區成了主戰場。
日軍投入海陸空近30萬兵力，傷亡4萬。淞滬抗戰聚集了中國70萬大軍，包括國民黨全部精銳部隊的3/5。還有雲南的58軍60軍，徒步行軍1000多公裡；穿著草鞋的20軍是最早出來抗戰的川軍，他們徒步、划船、坐火車，從貴州到上海整整走了一個月。
在上海西北半徑不到幾十公裡的地方，中日兩軍血戰長達兩個多月，死傷的人數超過五十萬以上。在最激烈的羅店，兩軍一次次形成包圍和反包圍。兩個多月下來，羅店已是血肉凝成的焦土，史稱「血肉磨坊」。
淞滬抗戰中30萬中華兒女犧牲。中斷德國學習回國參戰的羅卓英將軍站在羅店，感慨道：「一寸山河一寸血。」
血染的戰場，畫家的彩筆繪不盡那濃馥的色彩，音樂家的符鍵彈不起那悲壯的嘶喊，死硬的文字，算了罷，寫不出那以生命結成陣線的震撼力。我只想我應該跪在戰壕邊上，吻遍每個戰士的腳，表示我心頭的感激，遠遠看去，離開羅店還有兩三百米之遠，救護車一輛一輛駛回來，傷兵所奏出的呻吟曲，那是咬緊牙根所發出的呻吟…… ——曹聚仁《羅店戰場憑弔》
戰鬥進行了三個多月，10月26日大場失守。淞滬戰場形勢急劇惡化，駐守蘇州河北岸的中國軍隊面臨被日軍合圍的危險，被迫撤退。謝晉元率五二四團第一營負責斷後，他們在四行倉庫築起防禦工事，抵禦日軍。這是戰場上的最後一支中國軍隊。
硝煙已經散去了80年，四行倉庫依然靜靜佇立在蘇州河邊，剝蝕的牆壁上8個炮彈孔、437個槍眼，仿佛依然在訴說著那段歷史，是這座城市抹不去的傷痕。
四行倉庫當年是大陸、金城等四家銀行的儲備倉庫，倉庫的西邊和北邊此時已被日軍佔領，南面隔蘇州河與公共租界相望，東面也緊鄰公共租界。
這時，謝晉元所率領的加強營只剩400餘將士。但上海人傳誦的仍然是「八百壯士」。他們堅守了四天四夜。
這是當年的影像，謝晉元率部依託四行倉庫，近距離阻擊日軍。
數以萬計的上海市民、中外記者在離四行倉庫幾十米開外的蘇州河對岸和南京路的高樓上，見證了「八百壯士」的無畏。
這是一場向全世界直播的戰爭。蘇州河邊上出現了一道中外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奇觀：租界裡的英美記者，坐在河邊的咖啡館中，一面喝著咖啡，一面看著中日軍隊激烈交戰。
「為國殺敵，是革命軍人素志也……老親之慰奉，兒女之教養，家務一切之措施，勞卿擔負全責。」 ——謝晉元
這是謝晉元留給妻子的家書。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他們是父親，是兒子，是兄長，生命尚未全部綻放，卻已凋零在戰場。這封封家書，就是他們的遺書。
10月31日蔣介石下令：「珍重退入租界，繼續為國努力」。
當天深夜，「八百壯士」突破日軍封鎖，於11月1日凌晨撤入租界，倖存者376人。美國記者海嵐·裡昂一路追隨，記錄下他們撤離全程，為歷史留下了這些珍貴的照片。
大上海的建設阻斷了。華界到處是廢墟，作為上海特別市建市十周年慶典象徵的市政府大樓被炸，日軍的坦克耀武揚威地從樓前開過。上海，遭遇了最黑暗和屈辱的時刻。
戰爭使上海的華界成為一座「死亡之城」。
倖存者的悲傷和致命的絕望，一夜間，往常的市井生活就像夢一樣遙不可及了。
租界、華界間的每一道鐵閘門，都是難民們生存的希望。
儘管租界的軍警手持棍棒，但逃生的難民只要有一個縫就會擠出一個潮水般的缺口。
戰爭爆發前，公共租界有121萬人，法租界有47萬人。而此時湧入租界的難民一度高達70萬。
這時候，一個叫饒家駒的法國神父，在租界外建起了安全區，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戰時安全區。挽救了30萬人的生命，上海人尊饒家駒為「難民之父」。
80年前，這條馬路是一條生死線。被鐵絲隔開的兩側，一邊是殘酷的戰場，另一邊是擁擠的避難所。
那是一片從老城區憑空劃出的「飛地」，向北，與法租界接壤，向南，則是日軍佔領區。
人群中的大鬍子老人，就是饒家駒。
他在交戰的雙方來回奔波了三天三夜，終於有了南市難民安全區。日軍佔領南市後縱火多日，安全區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
當年，就在南市的這個彈丸之地，分布著24個糧食分發中心，24個集體食堂，還有殘老院、難民醫院、婦產醫院和災童醫院。
這是安全區裡孩子們的照片，他們只是幸運的少數。
饒家駒原是徐匯公學的老師，在協助學生製作煙火時候炸掉了右臂，所以他只能用左手安撫孩子。他用上海話和孩子們交流，孩子們叫他「大鬍子神父」。這是他在和日本軍官對話，希望他們能保護和平。
影片是日本隨軍記者拍攝的，原本的用意是為了宣傳侵略者的仁慈。這時，淞滬抗戰已經結束了，安全區成了難民區，為日本軍隊控制。
沒有人知道噩夢何時才能終結，不知道一覺睡下是否還能等到黎明，但人們無法放棄。
上海市檔案館保存的南市難民區監察委員會報告顯示：商人們從浦東帶回蔬菜、水果、肉類、大米，運到難民區販賣，商品價格則由中國商會控制。難民們也開始工作，自食其力。
難民區在梧桐路老天主堂等地設七所難童學校，招收2000餘名學生。難民子弟均免費入學。學校除教授難童文化外，注重品德教育，培養他們「自助·品格·責任·節儉·互助·勇敢·公益·誠實」的精神。
難民區教育由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主持，他開創了中國兒童心理學，是中國現代兒童教育的奠基人。
施扣柱：他是很偉大的一位教育家，做了很多的工作，為華人爭取教育權，辦理了很多為華人的很多中等學校，小學，包括那個社會教育，夜校他也辦了很多。
戰爭中有無數的孩子失去了家人，那些失去家人的孩子連難民所也進不了，只有流浪街頭。陳鶴琴夜不能寐，他發起組織「兒童保育會」。
我很感覺上海城市裡難民教育的重要，有了教育，這些兒童將長成為國家有用的公民。有了教育，各收容所的難民會變成有益於社會的人們。——陳鶴琴《上海難民教育》1938年
不管是在租借，還是在敵佔區，陳鶴琴每天在為救助難童四處奔波，就像當年上海的街頭到處有報童的歌聲一樣。他在二百多個收容所中開辦了一百六十多所學校，有二萬七千多名難童受到了教育。
施扣柱：他不是說因為這個戰時有很多的難童，他們要就是做一個好像救濟性的工作，只是一個慈善性的工作，他們不是這麼看的。他是把它看到說這些孩子將來是建設新中國的力量，從這個角度來看的，所以我們要從小為他們就是打下很好的這個文化的基礎。
陳鶴琴關愛孩子，救助難童，也救助抗日進步的愛國人士。他還與友人一起發起成立了上海市成人義務教育促進會，開辦成人義務學校，到街頭、工廠、碼頭向家庭婦女、人力車夫、船工播撒文化的知識，講解抗日的道理。
施扣柱：甚至於它在這個做難童教育的時候，他還做了這個拉丁化的這個文字的一個試點工作，他們這些人非常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們看得非常長遠，非常地長遠。
饒家駒安全區在戰爭爆發以後的一年裡，救助和保障的人數在當時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城市。而且難民的人口在不斷地變動，其管理和組織是一項龐大的工程。翻開這段歷史，我們讀到了趙樸初、劉湛恩、陳望道等一個個榮耀的名字，他們當中有很多的共產黨人。僅在饒家駒擔任主任的國際救濟會第一收容所內，副主任、總幹事、副總幹事都是共產黨員。
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歲月裡，他們中很多人上了日偽特務暗殺的名單。陳鶴琴是在1939年10月離開上海，踏上流亡的路。
幾個月後，饒家駒也走了。
1940年6月14日，巴黎淪陷。饒家駒奉教會之命調回法國救助難民，這一走再也沒能回來。在饒家駒走後，南市難民區因沒有人主持，於6月30日停止活動。南市難民安全區存在了963天。
德國，柏林。靜謐的聖湖公墓，饒家駒長眠在這裡。
1945年，德國戰敗，饒家駒從家鄉法國來到這裡再次主持人道救助，幫助這個曾經敵對國度的1600萬難民。
1946年，他在柏林去世，被安葬在這裡。
刻有四種文字的玉片，鑲嵌在花崗巖紀念碑上，它來自中國、來自上海。
淞滬會戰結束，日本佔領了上海，但租界內仍由英美法等國控制，如同孤島一般。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租界。這四年的時間，史稱「孤島歲月」。
孤島中的上海，依然可歌可泣。
南京東路120號，當年是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所在地。茅麗瑛時常在這裡組織義賣活動，為抗日募集資金。她是一個摩登女性，當過教師，做過海關職員，但她更重要的一個身份是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主席、中共黨員。
茅麗瑛提出「為義賣犧牲一切」，帶領職業婦女多次在大陸、新新、永生廣播電臺舉行評劇、粵劇、管弦樂和聲樂大會，為義賣播音。一次，電臺接到恐嚇信，上寫「茅麗瑛親啟」，內附一顆子彈，茅麗瑛態度非常堅決:「不要怕, 不能停止, 繼續播音!」當晚，播音至午夜12點。
1939年7月，茅麗瑛帶領職業婦女俱樂部成員，不顧日偽阻礙，舉辦「夏令物品慈善義賣會」，救濟難民，援助新四軍。職婦俱樂部聲譽鵲起，茅麗瑛上了暗殺名單。
12月12日夜，茅麗瑛在職婦大樓外被暗殺，年僅29歲。
她留下了這樣的話，迴響在今天：「我們要有熱的血、冷的頭腦、積極的精神、戰鬥的意志，我們要隨時隨地地反省，不斷地努力克服弱點。那末，在未來的新中國裡，絕配得上稱作新的女性。」
餘姚路，當年公共租界裡的星加坡路。這個小區，被命名為「晉元裡」。80多年前，這裡叫「孤軍營」。一片荒地，用蘆葦搭了一些棚屋，圈禁著謝晉元和四行倉庫保衛戰的370多名將士。租界是孤島，孤軍營是孤島中的孤島。四周都是電網，將士們被全體繳械，進退無路，由萬國商團的白俄僱傭兵看守。
「八百壯士」在謝晉元率領下每天習文練武，向天空行注目禮，他這樣勉勵戰士們：「大上海租界，我們的言行必須使外國人從我們身上看出中國人的氣概，認識中國人的精神。」
1941年4月24日清晨，謝晉元遭暗殺，年僅36歲。30多萬上海民眾到孤軍營弔唁英雄。
幾個月後，日本襲擊珍珠港，對英美宣戰，孤島淪陷。日軍攻入孤軍營，但侵略者懾於這支軍隊的世界影響，未敢將他們殺害，分散押往浙江、南京和南洋紐幾內亞等地做苦役。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沒有熬過抗戰勝利的那一天，很多人長眠異鄉。
「八百壯士」沒有一個上海人，但他們的生命刻在了這座城市的年輪中。
當孤軍營困守孤島之時，照片上的老人已踏上了流亡路。照片攝於1937年8月，淞滬會戰前夕。七君子出獄之後即去拜訪馬相伯，留下了這張「為公馬首是瞻」的珍貴合影。
這位鴉片戰爭中出生的老人已98歲了，他嘗遍了中國近代史上所有的外侮。他先是流亡桂林。又因戰局吃緊，從桂林流轉昆明。當走到越南諒山時，他羸弱的身子再也走不動了。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朱維錚：不能夠再走了他只好待在那個地方，但是他的家人都不敢告訴他這是外國，因為他堅決地不肯，在這個時候我堅決地不能夠出國。
上海淪陷後，他親手創辦的復旦大學也遷往大後方。流亡路上，他為復旦的學生寫下：「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還是在流亡的路上，他度過了百歲生日。抗戰中的中國舉國為他祝壽，老人說，壽者多辱。他捐出全部的壽儀為救助傷員、接濟難民之用。
馬相伯以一生的經歷而感慨：「自出生之日，我中華無日不在憂患中煎熬。」有學生到越南諒山看望他，老人說：「我是一條狗，叫了一百年，也沒有把中國叫醒。」
馬相伯流亡的時候，古稀之年的張元濟也歸隱了。
八年抗戰，張元濟蟄居上海。他主持著沒有撤離的商務董事會，拒絕與日偽的任何形式合作，甚至停止了股東年會。生活艱難，這個古稀老人只能靠賣字維生。但即使賣字，他也絕不給漢奸寫一個字。
張瓏張元濟孫女：珍珠港事件以後，日本佔領了租界，他也想弄出一些社會上比較有威望的人來替他撐面子吧。所以有一次來了兩個日本人，這種文化特務吧，可以說，要來見我祖父。祖父就寫了一個條，就說兩國交戰，不便接待。
老人隱居一隅，但他依然關注著時局的發展，關注著那因戰亂而流散的中華文明的斷簡殘篇。
1939年，張元濟與葉景葵、陳陶遺等人一起發起成立了合眾圖書館，在淪陷的上海，為散佚的古籍文獻搭起了一個家。
他在戰禍相連，文物圖書大量散亡之際，收藏、保存古籍善本，發展成為上海最具規模的圖書館。到1949年，合眾圖書館已有藏書22萬冊。上海解放後，張元濟捐出了全部藏書，成為今天的上海圖書館最重要的珍藏。
還是在淪陷的上海，1943年中秋，鄭午昌、梅蘭芳、吳湖帆、周信芳等20人成立「千齡會」。他們都是當時滬上書畫、文藝、收藏、出版、教育、金融界的翹楚，他們都生於甲午年，也就是1894年，如今正好50歲，20個人也就是1000歲。
在這張「甲午同庚千齡會」的照片上，你或多或少都能讀到他們的內心和境遇。
1945年，抗戰勝利。
1946年，「大上海計劃」重啟。這時，租界已經終結。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美政府審時度勢廢除了歷史上與清政府籤訂的有關不平等條約，取消了治外法權和在華租界。
所以重啟的「大上海計劃」是上海歷史上第一個完整的現代城市總體規劃。
這份長達百頁的規劃，歷時四年，前後三稿，匯集眾多中外城市規劃專家之力，它被稱為「大上海都市計劃」，與戰後歐美各國的都市重建同步。
這一次，上海被放置在更廣闊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中，作為中國最重要的港埠都市、最大的工商業中心、國際貿易中心。設計者預言，50年後，上海的常住人口規模將達到2100萬人，這個數據，驚人地準確。
1949年5月24日，德國城市規劃專家鮑立克與中國專家金經昌、鍾耀華和程世撫通力合作，完成了規劃設計圖的最後一稿。
三天後，上海解放。代理市長趙祖康將「大上海都市計劃」設計圖移交給了新任市長陳毅。
一年後，設計稿被集結刊印，它被列為新中國城市規劃的第一份檔案文件。
《大上海》第五集
10月7日
20:00
原標題：《《大上海》文稿賞閱（五） | 《生死抗爭》，重啟「大上海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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