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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偉人鄧小平身後默默奉獻了一生的卓琳，走完了她９３載人生歷程。從雲南宣化的富商之家走出，她毅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與鄧小平結成伴侶後，共同經歷了戰火硝煙的考驗，「文革」艱難歲月的磨礪，以及大起大落的境遇浮沉。她始終以女性的溫情、善良和堅忍，與丈夫相依相伴，不斷給予丈夫力量和扶持。鄧小平的一生是光輝、偉大的一生，他的一切與他身後有卓琳這樣一位偉大女性是分不開的。
在北京景山后街，卓琳和鄧小平生活了幾十年的院子裡，有兩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條互相擁抱著，並肩而立，好像兩個人相依相伴。孩子們稱這兩棵樹為「雙龍樹」。它們恰似卓琳與鄧小平相濡以沫一起走過５８個春秋的生動寫照……
卓琳的經歷雖不像鄧小平那樣波瀾壯闊、震撼人心，但卻同樣充滿曲折而耐人尋味。她出生在一個富甲鄉裡的工商名紳家庭裡，是家中第七個孩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孩子。卓琳原名浦瓊英，父親是雲南有名的「宣威火腿大王」，曾因某種原因而被「軟禁」過。當時只有四五歲的卓琳就由母親帶著先後赴越南、香港、廣州，千裡尋父。她從小就感受到女性地位低下、與男人不平等，並為之憤憤不平，小小心靈就萌發出莫名的反抗意識。
上中學時，有一個音樂女教員常常在課堂上向學生們宣講革命、共產主義，卓琳深受感染。有一天，這個教員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場時，這位戴著手銬腳鐐的女教員慷慨悲歌，高喊革命的口號。那英勇就義的場面與大義凜然的共產黨人形象，深深銘刻在卓琳心底。於是，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追求革命的真理，漸漸在卓琳的心底明確。
１９３１年，卓琳作為雲南省體育代表團少年選手參加在北平舉辦的全國運動會。剛到達香港，「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國難當頭，運動會沒開成，雲南隊只好撤返。卓琳心不甘、情不願，給家裡寫信表示不回雲南，要去北平讀書。家人同意後，她經上海輾轉北平，在一個補習班學習數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１９３５年，「一二·一六」運動中，１９歲的卓琳和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加入抗議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憤怒高呼「不當亡國奴」的口號，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國民黨的賣國行徑。對她來說，這是一次靈魂的洗禮，她的思想覺悟發生了質的飛躍。
第二年，卓琳抱著實業報國、科學報國的理想，以優異的成績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這是西南地區第一個考上北京大學的女學生。在校時，她積極參加了學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沒多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卓琳喬裝成老百姓，躲過了日本鬼子的視線，逃出了北平。逃出北平後，卓琳決意去延安投奔八路軍。幾經輾轉，她終於到達延安，並考上了延安陝北公學。次年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而成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並因工作需要而改名為卓琳。
１９３９年初秋，鄧小平與卓琳相識在延安。卓琳說：「他（鄧小平）是從前方回來的，和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裡頭。我當時在公安部工作，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因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時候也叫我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還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她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不同意。那個女朋友和我談了兩次，我不願意。我說我年紀還輕，不想那麼早結婚，於是我拒絕了。」
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１２９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女學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徵幹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據卓琳說：「因為當時去延安的那些長徵老幹部都是工農幹部，我就怕跟一個工農幹部結婚，不是看不起他們，是怕他們沒有知識，跟他們說話說不到一塊。延安有個笑話，一個工農幹部和一個知識分子結婚了，兩個人晚上沿著延河看月亮。那個女的說，哎呀，你看這個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卻說，有什麼漂亮的，我看不出來。我想，我結婚可不能找工農幹部，我要找知識分子。」
但鄧小平並不灰心。卓琳說：「後來他親自找我談了兩次，第一次談他的情況，第二次談他的希望。我聽聽，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而且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我那時候已經２３歲了，就同意了。」
從相識到決定結婚，在很短的時間內，鄧小平就和卓琳走到了一起。在延安楊家嶺毛主席住的窯洞前，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等中央領導為鄧小平和卓琳舉辦了婚禮。結婚的那天，還有孔原與許明要結婚。當時的延安由於膠捲缺乏，兩對夫婦便站在一起，拍了同一張結婚合影。
中共元老鄧發之子鄧北生回憶，鄧小平和卓琳的結合，就是鄧發牽的紅線。他還一手操辦了鄧小平的婚禮，宴客的時候，知道鄧小平不怎么喝酒，鄧發還擋在新郎前面替他喝酒。幾天後，卓琳便隨丈夫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婚後，快言快語的卓琳慢慢適應了同沉默寡言的鄧小平相處，也漸漸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著丈夫。
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場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後就帶著孩子們也趕到那裡。「以前都是他們在前方打，我們家屬都在後方；打完仗休整時，他們再接我們去。後來，進軍西南時，他下命令不準任何人帶家屬。我不幹，說不能把我們『丟』了不管，是共產黨的隊伍我一定要跟著你去，你砍我的頭也要跟著你去。他沒辦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帶著家屬。」
「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車走著，就那麼把著。女孩子怎麼辦呢？教堂裡有一種水罐，就拿那個水罐給小孩接尿，接了以後倒在汽車外邊。」
１９５２年，鄧小平從西南局調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帶著全家來到了北京。擔任黨和國家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風頭。於是，卓琳多次謝絕了一些單位、團體請她參與工作的邀請，一門心思為鄧小平當秘書，整理日常文件。
１９６６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把鄧小平一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艱難歲月，更顯出夫妻的情深意切。
那時，有不少人想的是劃清界限，清醒的卓琳特別信任丈夫，沒有「犯糊塗」，「那時我相信他沒有錯，當然失誤可能是有的，但不會有錯誤，更不會有大的錯誤」。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鄧小平以「全國第二號走資派」的身份被下放到江西監管勞動。卓琳毫不猶豫地陪伴鄧小平到了江西，共同度過了一段艱難的時光。鄧小平被分配到一家拖拉機修配廠幹鉗工活兒，卓琳的活兒則是纏線圈。那時工資全部停發，生活很拮据。
鄧小平愛喝酒，他們就自己釀米酒，還開墾了一塊地。他們在院子裡挖地、拔草、種菜、施肥，幹得很愉快，互相幫扶。鄧小平乾重活、粗活，卓琳做些燒飯之類的「技術活」，夫婦倆在配合中相互照顧。
鄧榕說：「爸爸老在忙工作，因此對我們來說，媽媽自然就比爸爸更為親近。我們的媽媽，不僅在生活上照料我們，在思想上，乃至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媽媽的影響力都是非同尋常的。」
在家卓琳是「中心」，鄧小平是「核心」。卓琳認為自己的主要任務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看好，讓他專心致志地幹好工作。家裡開支都是由卓琳計劃實行，鄧小平從不過問。卓琳夫婦倆的５個孩子、鄧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鄧家，由卓琳照顧。同時，她還十分關心老戰友的孩子，並盡力幫助老戰友。
晚年的卓琳，對待生和死的問題非常坦然，她多次和子女討論身後事，很早就填寫了角膜捐獻志願書。她說，我的骨灰撒在小河溝裡就行了，不要給國家添什麼麻煩。
１９９７年鄧小平辭世後，卓琳恪守著鄧小平關於「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謹慎」的提醒，在北京家中安享著晚年時光。每逢祭日，卓琳都會預先買些花瓣，在院子裡拋撒，邊撒邊喊——「老爺子，給你撒花了，你聽見了沒有。」這情這景令人動容。她說：「他去世了，全家人都很悲哀，但這是自然規律。每年他的生日，我們全家人還像他活著時一樣，一塊兒給他過生日，紀念他……」
「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與「親眼看一看中國人民的小康生活」，這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兩個未了的遺願。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卓琳參加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香港，出席香港政權交接儀式，代表鄧小平兌現了他生前期待已久的「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
晚年的卓琳，生活在兒女和孫輩們的簇擁下，每天早飯後，卓琳要聽上一會兒京戲，這是她一生的愛好。小時候，她家裡有一部老式留聲機，還有百代公司出版的很多京劇名家唱片。每天放學後，她都會仔細地聽上幾遍，從中了解到不少戲曲知識。幾十年過去了，老人對京劇的熱情依然不減當年。
卓琳還喜歡聽評書，她曾請人幫忙找了很多諸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評書的錄音帶，沒事的時候就聽上幾段。在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中她尤其喜愛的是《紅樓夢》，其中不少精彩段落還能背下來。自己不但訂閱了《紅樓夢研究》，還多次為「紅學」研究有關部門捐款。
在北京景山后街，卓琳和鄧小平生活了幾十年的院子裡，有兩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枝條互相擁抱著，並肩而立，好像兩個人相依相伴。孩子們稱這兩棵樹為「雙龍樹」。它們恰似卓琳與鄧小平相濡以沫一起走過５８個春秋的生動寫照……
據《遼瀋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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