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 橫貫東西的李安，對於世界影壇是塊少見的珍寶。出身臺灣，求學美國，他將東方人的儒雅與人性中的糾葛，與西方電影行業最先進的技術與商業性融合到了一起。即使是口碑與票房均沒有實現高預期的新作《雙子殺手》，批評聲中也充滿了包容，李安實在無法讓人狠得下心。
《十年一覺電影夢》首版於2002年。這部傳記記錄了到《臥虎藏龍》時期為止，李安的人生起伏。從求學時期與父親的衝突，六年的待業時光，到初入好萊塢的掙扎，李安一邊記錄，一邊反思自己的教訓得失。我們節選了書中《電影夢·生命》的部分，當李安第一次接觸到戲劇時，他發現了自己的快樂和意義所在，這是他電影夢的起點。
解放了
舞臺，改變了我的一生。在此，我的靈魂第一次獲得解放。混沌飛揚的心，也覓得了皈依。
一上舞臺我就強烈地感覺到，這輩子就是舞臺。清楚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它擦亮了我的雙眼，呼喚、吸納著我的精魄。我逐漸了解，所謂的升學主義、考大學，除了培訓基礎知識與紀律外，對我毫無意義。遵循常規，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學戲劇，走的可能就是條很不平常的路。
但剛進藝專影劇科時，誰也沒當回事。有些人就是去讀了一個月，隨即辦理休學，準備重考。戲稱影劇科是第一百零八志願的我，也打算重考，所以在我臉上找不到新鮮人（freshman，大一新生）的喜悅。當時學姐施秀芬（廣播主持人金笛）正編導一出獨幕劇，還缺個男主角「詩人」，經同學推薦，選中我來演。她覺得我雖無詩人的飄逸，但面部表情尚可，照他們的講法是，臉上掛著一副多愁善感的憂鬱氣質。這齣戲是個轉折點，記得第一次站上舞臺，強烈的聚光燈灑下來，面對燈光之後黑暗中的觀眾，我第一次感覺到命運的力量，是戲劇選擇了我，對它我無法抗拒。接著又演出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士（Tennessee Williams）的名著《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s）的男主角湯姆。從此在藝專，我一路擔任男主角，演戲不下十五出，並於1974年拿下臺灣大專話劇比賽的最佳男主角，同時自編自導獨幕劇，改編、導演外國劇本，興頭很大。可能臺灣第一次實驗做圓形劇場即是《泰吉絲的故事》，該劇由友人餘季編劇，我執導，我將觀眾席設在中間，四周劃為表演區。一搞戲劇，我什麼都想嘗試。
那時候學藝術，沒有很多大環境，不過藝專的環境很適合我，三專、五專、日夜間部齊聚一堂，總共才七百多人，自成一個小天地，有音樂、美術、舞蹈等七科，大家都是學藝術的，悠遊其中，我覺得很自在。
找到自己
到了藝專後，我才真正面對另一種人生的開始。原來人生不是千篇一律地讀書與升學，我從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並非唯一，其實每天可以不一樣，我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很過癮。
可是爸爸看了很傷心，因為環境實在很差，我又是他最寵愛的兒子。那時藝專的校舍很簡陋，爸爸第一次送我到學校時，一看夥食及宿舍，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因為老鼠正沿著柱子跑上跑下，一間幾坪大的小房間裡擺了七個床位、兩張桌子……聽說他回家後大哭了一場。現在那些宿舍都改建成宏偉的校舍了。
第一個學期快念完時，爸媽一起北上看我。那晚，北一女鄭璽璸校長請我們吃飯，席間鄭校長說：「小安休學吧，住到我家來，我請最好的老師給你補習，明年重考。」
飯後我們父子倆獨處時，爸爸問我：「要不要重考？」
我說：「我覺得我是屬於這方面的！」
爸爸決定支持我，他說：「不要再重考了，不過我有個條件，畢業後留學。」
當時大家心情都很矛盾，我不忍心看爸媽難過，他們也認為我很不甘心，覺得我應該考上更好的學校。
但是我在舞臺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充滿自信的喜悅，不再六神無主地過日子。
近鄉情怯的矛盾心理
我學戲劇、美術，爸爸雖然答應支持，但內心一直很矛盾。
記得二年級升三年級暑假時我們環島巡迴公演，到工廠、軍中演出舞臺劇，音樂、舞蹈科也隨行表演歌舞、民族樂等，我們演員也會支援歌舞表演充個場面，大夥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義，我就開始緊張，因為快回臺南了，我也心裡老犯嘀咕地氣自己，在外面本來高高興興的，為什麼一接近家就備感壓力。踏進家門，爸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樣，就在飯桌上開訓：「什麼鬼樣子！」我當時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裡，把自己鎖在門內。這是我第一次膽敢有此犯上舉動，已經是很革命了。當時父子倆都很不開心。因為在父親的印象裡，我的公演和小時候我們看的軍中康樂隊沒兩樣，他很傷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沒考上大學，居然淪落為給人逗樂子的康樂隊隊員，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學，希望能拿到學位，成為戲劇系教授。
直到現在，我格局比較大了，這層心理障礙依舊存在。我一回臺灣就緊張，搞戲劇，我是跑得越遠，能力越強，人也越開心。一臨家門，緊張壓力就迎面而來。對我來說，越接近生活，我的壓力越大，越難以從事藝術處理，能力越低。如小時候離開媽媽到花師附小，我就不哭了。離家到藝專，我的能力就有所發揮。在英國、美國拍西片較易發揮，一拍華語片就心情沉重。在我電影裡，這種心情表達得最明顯的大概就是《喜宴》，以為在海外很自由，但親情又把你抓回來。
想來有趣，返家、離家，壓抑、發展之間的拉扯，都和父親有關。留學是他和我之間的約定，離家千萬裡即是他的促成。
因為要留學，我就做了些準備。本來想去法國，因為那時法國電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剛開始我去學了兩個月的法文，但法文裡的陰性陽性、時式，搞得人頭昏腦漲，加上也要通過語文考試，於是改變初衷，有一搭沒一搭地繼續補英文，總算託福勉強過關，我開始申請學校。由於鄰居小孩在伊利諾伊大學念書，回來時說起該校戲劇系有棟很大的劇場，裡面在幹什麼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請伊大。
念電影選對了路
在伊大，學科、術科並重。學科方面有戲劇史及劇本研讀，術科方面除了學習表演、導演、劇場運作外，每學期還要打卡做滿一百二至三百六十小時的劇場工作。除了做劇場工外，我還參加過三次正式舞臺演出及導過一次小劇場。伊大兩年，藝專三年，五年的戲劇養成教育，成為我日後電影創作的底子。
當時一眼看過去，我以為最優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組，我就有個概念，如果把戲劇剝到最後，用削減法衡量每個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麼最後最必要的一個元素就是：一個演員站在舞臺上面對觀眾。
過去在藝專，從一年級開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練習的演講經驗，讓我可以口齒清楚，在臺上我是有兩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語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劇、小配角，埋頭在一邊學習導演功課，比較沒意思。
那時我開始興起念頭，當導演就要當電影導演。1980年拿到戲劇學士後，我同時申請了伊大的戲劇研究所和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
我將轉念紐約大學電影研究所的想法，徵詢父親的意見。父親本來希望我繼續念戲劇，拿博士，將來好教書，最後還是同意我念電影，學費及拍片花銷家裡會幫我。
我一讀電影就知道走對了路。因為我當演員是一種表演，當導演也是表演，借電影來表演。電影主要靠聲光效果，沒什麼語言障礙，這是最適合我的表現方式。
拍電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時我英文都講不太通，句子也說不全，但拍片時同學都會聽我的，做舞臺也如此，在臺灣、美國都一樣，不曉得為什麼。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導戲，大家就會聽我的。導戲時，我會去想些很瘋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給做出來了。我想，那麼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麼東西在裡面，也許這就是天分。
真搞創作的，其實沒什麼高深學問。拍片實務是街頭智慧，靠的是臨場的機變反應。可是想法的成形，卻是個複雜的有機過程。
我在紐約大學拍片後才發現，平常在班上滔滔不絕、分析電影頭頭是道的人，一拍片，你不敢相信那是同一個人，那麼簡單的事情，他都反應不過來。我這才知道，讀理論和拍片根本是兩碼事，是兩種不同的才分。當然，有些人像戈達爾（Jean-Luc Godard）、特呂弗（Francois Truffaut）兩樣都具備，但這種人真的不多。
身段高的人常常拉不下臉來放膽一試，較難突破現狀。我覺得人的自尊和他的知識背景有關，而創作多是本能，是打破現成觀念的。
觀念能分析很多東西，可是創作不是觀念分析，創作是運用想像力直觀地去表達一種經驗，創作者本身只是作品誕生的一個工具。
在臺灣升學體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觀念，以考試成績為唯一標準來評判一個人的高下，在這種科層裡，從小學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處的地位始終徘徊在吊車尾階段，反而是一種解放。到了藝專，我第一次可以拋開以往的價值觀，像個新生兒般地重新開始。走上這條路，是一種原始的衝動，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環境裡，我的自尊一直很低，從臺南一中起我就覺得不如人，到了藝專，社會上又覺得不是間好大學。畢了業，服兵役剃光頭，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進入社會往前走了，我還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國人，話也聽不太懂，朋友也沒法交，個子比老外瘦小，臺灣留學生又多是念理、工、醫、農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戲劇的大學生。雖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覺處於很低的位置，要進入世界闖出什麼，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電影系，就不一樣了。
我最愉快、最充實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學時光。一拍片就很快樂，會想很多點子實驗。學校經常放猶太假，有時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個人都沒有，我第一次覺得放假心裡不高興就是在NYU。以前上學放假是最高興的，現在不想放假是因為心裡想學，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課，我覺得損失了一天，心裡頭真的很在意。
NYU電影製作系研究所的訓練算是很紮實，三年裡把電影的前置、後制都摸過了，通常畢業作得花上額外的一年時間完成。每個學生要編導五部作品，包括默片、音樂片、配聲片、同步錄音片及畢業作。這裡以栽培導演為主，上課時，有時老師在課堂上講解名片的結構與拍法，但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拍片及討論彼此的作品。
拍自己片子時可練習創作過程、領導統御及被批評時要何以自處。幫別人拍片時，則有機會觸及各部門的基本技術。雖然都是入門，但我學到了初步的整體製片及導演的概念。
紐約大學期間，我拍了五部電影，二年級拍的《蔭涼湖畔》曾獲金穗獎最佳劇情短片及NYU的獎學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厲，用盡手邊一切資源，籌拍了《分界線》（Fine Line）。敘述紐約運河街南北分別住了不同種族的人，一邊是華人，一邊是義大利人，因某事引起兩種人在紐約四處流竄，以故事搭配我在紐約各處拍攝的街景。為了這部畢業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資助、女友惠嘉贊助，共花了一百多萬臺幣。
記得拍攝《分界線》的頭四天，我興奮得睡不著覺。到了最後階段，還差八千多美金，我就從惠嘉的帳戶裡直接提了來用。那時她在伊利諾伊大學當助教，因為要交稅，所以存摺放在我這裡。奇怪的是，我一點愧疚感都沒有，事後我跟她說起這件事，她也僅只哦地應了一聲，表示知道了。
李安抱著年幼的大兒子阿貓，此時還在寫劇本，找出路
窩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東西打包成八個紙箱，準備回臺發展。就在行李被運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畢業作《分界線》在紐約大學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當晚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經紀人當場要與我籤約，說我在美國極有發展，要我留下來試試。
當時太太惠嘉還在伊利諾伊念博士，帶著一歲不到的阿貓（李涵），學位還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還小，太太學位還沒拿到，也好，在美國再待一陣子陪陪他們，也試試運氣。經紀人當時極力捧我：「你將來在美國沒問題的，若有人認為你是中國人有問題，那是他們的問題。」捧到我沒有抵抗力，覺得好像是真的，當然後來成真，但當時誰曉得。
1986年1月，惠嘉畢業後找到工作，從伊利諾伊搬來紐約郊區同住，剛開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難過，都不想活了。不過後來她好像也想開了，家裡只要過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與喬爾·羅斯（Joel Rose）合寫了個劇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開始到好萊塢去試試，兩個禮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們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線》，然後一直吹捧，令我覺得充滿了希望。有人建議劇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兩個月後再去，又要再改，就這樣來來回回，都沒有付費。
在美國攻讀電影的人都嘗過寫英文劇本的苦頭，那幾年，我主要做的就是發展劇本的工作：自己寫的，找美國編劇潤飾、合作的劇本就有好幾個；別人的劇本，請我以導演身份改寫的，也有幾個；自己的構想，找美國作家寫的，也有幾個。
這些劇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歡，就叫你改寫，三番五次地修稿，這樣一兩年耗下去，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繼續發展，預算從美金六十萬到七百萬不等，這是美國所謂的企劃煉獄（development hell）。據說平均一個本子從初稿到開拍要纏鬥五年，那還是指千萬分之一順利拍成的劇本。
那時期每隔一陣子，就有人說，看到我的學生片，很棒，我們來談談怎麼合作吧！因為經紀人會把學生片拷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銷。
就這樣，一個計劃不成，另一個計劃又來了，總有幾個在進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懸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絕望，計劃全部死光，銳氣磨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要不要回臺灣？老是舉棋不定，臺灣電影那時也不景氣。
1980年初，臺灣新電影崛起，但後來受到商業考驗，開始消沉。這段期間我跟「中影」洽談過，企劃小野、吳念真雖然好意熱心，但講話都很低調：「沒什麼希望！」當時真是一籌莫展。有時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點吃不下來，就會帶我出去吃個飯，那時我們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貓就說：「我們去吃老公公炸雞。」
平常我在家負責煮飯、接送小孩，分擔家事，惠嘉也不太幹涉我，我們經濟不夠寬裕，所以我也不太願意進城。
我天天待在家裡很無聊，有時間就看報紙練練英文，也沒什麼進步。我這個人是有片拍就來勁，沒片拍就沒勁，所以惠嘉說過：「他不拍片像個死人，我不需要一個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會很高興，到城裡找人寫劇本，自己做研究，很來勁。如果我看起來很忙，她就不來管我；如果看我從早到晚呆坐在那兒，她就會問：「你到底在幹嗎？無聊的話找個事做，不一定要是賺錢的事。」
就這樣耗了六年，心碎無數，卻一直懷著希望，久久過一陣子，你會看見某位同學時來運轉，當然大多數都是虛度青春、自怨自艾地過日子。
這麼多年看下來，我覺得電影這一行真是形勢比人強。我那時發現，身邊當上導演、又做出點成績來的，都是持續寫劇本的人，而不是打工的人。許多人一出校門就有工作，如劇務、剪接或製作，到後來就繼續那份工作，很難再往導演方面發展。
我曾在紐約街頭碰到一個NYU的學弟，比我晚幾屆，當年他也因學生片紅極一時，人又高又帥、口才又好，片子藝術性強，比我的《分界線》受注目。但他至今仍無機會拍片，最多執導HBO（Home Box Office電視臺）的片子，不過他還在埋頭筆耕創造新的契機。
NYU畢業的校友，在我之前那幾屆最傑出的就是斯派克·李（Spike Lee），他也不是上班族，而是持續寫作及申請基金會的補助。那時拍電影的老中很多也走這條路，但我對這個沒興趣，因為拿補助拍的都是社會片、實驗片，和我的路數不合，加上我又沒入美國籍，不是市民。申請基金補助好像還得靠行，混入圈內大家輪流當評審，相互給補助。我資格不夠，又不會弄，所以沒朝這方面發展。
當年我就很怕自己像臺語歌《燒肉粽》歌詞裡所唱的：「自悲自嘆歹命人，父母本來真疼惜，讓我讀過幾年書，畢業之後頭路無，暫時來賣燒肉粽……」自怨自艾，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覺地就叫賣了一輩子的「來呷燒肉粽」。所以我就賴在家中，不肯去做賺錢的工作。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節的話，早該切腹了。
畢業快六年，一事無成，剛開始還能談理想，三四年後，人往四十歲走，依舊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說什麼理想，於是開始有些自閉。
這期間，我偶爾去幫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幫剪接師做點事，當劇務等等，但都不靈光。還有一次到紐約東村一棟大空屋去幫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會遇上宵小或搶匪闖入搶劫。為了身份，還曾幹過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有個非裔女人見我來擋就兇我：「敢擋？我找人揍你！」我連忙走開，鬧了很多笑話。後來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東西，其他機靈的事由別人去做。
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十年一覺電影夢》
作者: 張靚蓓
副標題：李安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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