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訓芬和孩子們。澎湃新聞記者 陳雷柱 圖
在第二任丈夫患上精神疾病接受強制治療後，李訓芬一度感覺自己活不下去了。這個大山裡的農村婦女獨自帶著兩次婚姻中留下來的11個孩子，靠著地裡的土豆和政府的低保艱難挺過了8年。
李訓芬居住的村子叫曙光村，位於貴州省威寧縣板底鄉，距離縣城約有一小時車程，沿途均是綿延的環山公路。在這條路修好之前，由於交通、經濟、教育和意識等多方面原因，這個約500戶的村子裡，最多時有272戶貧困戶，而李訓芬則是他們當中的「典型」。
曙光村。澎湃新聞記者 陳雷柱 圖
1974年出生的李訓芬身材瘦小，皮膚黝黑，看上去比實際年齡略顯蒼老。她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自己19歲結婚，第二年就生下一女，受傳統觀念束縛，他與第一任丈夫一心想要個男孩，但一連4胎生下的全是女孩。2002年，前夫因病去世，她改嫁後，與同樣帶著4個女兒的第二任丈夫組建成一個十口之家。
二人婚後又生下三個孩子，終於在2011年有了一個兒子，但第二年，丈夫就因患上精神疾病被送往精神病院強制治療。李訓芬說，那時，她一個人帶著11個孩子，每過一天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氣，「看不到希望，我得把這些孩子一個個都養活，只能咬牙撐著」。
李訓芬的情況很快引起了當地扶貧幹部的重視，在他們的幫扶下，這幾年，李訓芬家裡的情況逐漸有了好轉，不僅有了穩定收入，還住上了二層樓房，今年9月實現了徹底脫貧。她說，自己曾是扶貧幹部眼中最難啃的「硬骨頭」，現在成了村子裡變化最大的脫貧戶。
李訓芬女兒幫她做飯。澎湃新聞記者 陳雷柱 圖
超生致貧李訓芬已記不清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成了附近幾個村莊的名人，她的出名源於她一手帶著的11個孩子。她說，即便是在農村，家裡這麼多孩子也十分罕見，這使她成為一個「異類」，也是她多年貧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重原因，是因為她是「單親媽媽」。
李訓芬1974年出生在貴州省畢節市赫章縣，19歲時，因為家裡貧困，為了給父母「減負」，她經人介紹嫁到了威寧縣板底鄉曙光村。李訓芬回憶稱，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個孤兒，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由於交通不便，曙光村鮮少有人走出大山外出務工，除了地裡種的土豆，唯一的掙錢方式就是去附近的礦洞裡背鐵礦。
「礦洞很小，背礦時要跪在地上往前爬。」李訓芬說，那時候村裡一些男人在農閒時會去礦洞背礦，丈夫也跟著去，從早到晚，一天爬兩個來回，能掙二十元左右，丈夫每天回家都是渾身泥汙，幾乎要累癱了，雖然辛苦，但日子也還過得去。
婚後第二年，李訓芬生下一名女嬰。受傳統觀念束縛，他們一直想生個男孩，便婚後九年間陸續又生下5個孩子，儘管第四胎曾生下一名男嬰，但他出生後第六天就夭折了。
2002年，就在第五個孩子出生後不久，李訓芬的丈夫突發急性闌尾炎，因為醫療條件等諸多原因限制，最終丟下李訓芬和四個孩子撒手人寰。
李訓芬說，那時她獨自帶著4個孩子，其中最小的還不到一歲，她甚至顧不得悲傷，就被生計問題壓得喘不過氣，後經親友勸說，她與第二任丈夫重新組合家庭，「他跟我一樣，也帶了四個女兒，因為家裡太窮，妻子丟下他和孩子離家出走了」。
兩個破碎家庭重新組合後，李訓芬的日子過得也不輕鬆，她說，一個家十張嘴要吃飯，除了種地背礦，他們沒有其他收入來源。
此後的九年間，李訓芬又陸續生下三個孩子，在2011年生下一名男嬰，此時家裡已經有了11個孩子，「越生越窮」的窘境早已經形成；更讓她沒有想到的是，在兒子出生一年後，他的第二任丈夫突然患上精神疾病，整天胡言亂語，還有暴力傾向，被送往精神病院強制治療。
「我想他可能永遠都好不了，也回不來了。」李訓芬記得，丈夫被送走的那天，她坐在門外許久站不起來，聽著身邊孩子們的哭鬧聲，她第一次對未來感到無助和害怕，她不知道自己一個人能不能將孩子們養活。
李訓芬回憶起最初幾年帶著11個孩子艱難求生的日子時說，她過的每一天都要用盡全身的力氣，做家務、幹農活時總是抱一個孩子背一個孩子，其他孩子在身邊的要哄，上別處玩的怕丟，「最難的是，餵不飽12張嘴，我經常會覺得自己活不下去了，但我不敢死，為了孩子，我必須咬牙堅持」。
打破窮苦困境和李訓芬一樣，32歲的周登文在曙光村也是典型的貧困戶。
周登文一家。澎湃新聞記者 陳雷柱 圖
據周登文介紹，他從小就和別的孩子不一樣，因父親年輕時修鐵路受傷致殘，失去了勞動力，直到41歲時才娶妻生子有了他。小時候，家裡沒有收入來源，周登文從小穿的用的，都是別人用過的，也從未有過任何一樣玩具，直到小學畢業輟學回家，他的舊書包也未曾換過。
幾十年過去了，周登文至今仍對上學時其他孩子在村子裡滾鐵環的場景念念不忘。他說，自己從沒有玩過鐵環，對於八零末出生的男孩來說，這算是一個遺憾。說到此處，他憨笑著撓撓頭說：「現在年齡大了，就算買得起，也不好意思玩了。」
因為父母年邁，身體又有殘疾，周登文從小聽過最多的一句話就是省吃儉用。他說，自己心裡一直有種強烈的失落感，「但家裡就是這樣的情況，父母能將我養大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我從不敢抱怨，也不敢開口要任何東西」。
小學畢業後，周登文一直在家幫父母務農。他回憶稱，儘管家裡只有十幾畝耕地，但因為沒有勞力，每到農忙時還是吃不消。通常村民們莊稼收完後，他們一家人還要在地裡繼續忙碌許多天，「那時天天盼著長大，想能幹重活兒，可真正長大了，其他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我卻不得不留在家裡照顧老人和莊稼」。
2013年，周登文在婚後與家人商議，由妻子照顧父母，自己外出務工補貼家用。他說，那段時間，他每個月有約3000元工資，眼看著日子有了起色，但不到一年時間，他的孩子出生，被查出先天性殘疾。無奈之下，周登文只能辭掉工作回家照顧老人和孩子。
上下兩代人均身患殘疾，這將剛剛對生活燃起希望的周登文再次「綁」在了曙光村，只能靠著十幾畝莊稼養活一家人，「突然覺得我可能註定一輩子都是窮苦命，挺絕望的」。
實際上，當時的曙光村包括李訓芬和周登文在內的貧困戶大約還有270戶，佔到全村總人口的一半以上。這個總面積約10平方公裡，平均海拔2100米，距縣城37公裡的山村，在過去數十年間，因地理環境封閉、道路交通不便，群眾意識偏低、收入結構單一等多方面原因，造成了長期貧困，許多村民一直面臨著住房、教育、醫療等多方面重壓，甚至還有人曾為吃飯問題發愁。
而當地的扶貧工作，也一直沒有停止，並正在打破周登文家兩代人窮苦的困境。
脫貧摘帽受多重客觀因素的影響和限制，脫貧對於曙光村這樣的山村來講並不容易，尤其是像李訓芬和周登文這樣的特殊家庭，更是難上加難。曙光村現任村主任李榮告訴澎湃新聞，經過幾任脫貧幹部的共同努力，從2014年開始到今年9月，曙光村272戶貧困戶已陸續全部實現脫貧，其中也包括李訓芬。
早在2012年，從李訓芬第二任丈夫患上精神疾病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開始，扶貧幹部就已經開始關注這個特殊的家庭。據李榮介紹，板底鄉扶貧工作實行幫扶責任人分配製度，李訓芬家正是他的幫扶對象，第一次去李訓芬家時，他就被對方家裡的情況驚到，「他們一家人擠在兩間小平房裡，家裡來了人的話，連站的地方都沒有」。
通過與前任扶貧幹部溝通，李榮得知，李訓芬家早在2012年便被納入建檔立卡貧困戶，因為家裡人口多，他們每個月能領到約1700元低保。2017年，扶貧幹部曾對她家進行危房改造，花了三萬五千元修建了兩間平房。儘管這幾年隨著李訓芬的幾個女兒長大出嫁，家裡的人口減少，但在今年5月的「全排全查」工作中，扶貧幹部發現，李訓芬家仍然存在功能區分不全、人均住房面積過小等問題，經過上會商討，他們決定為李訓芬家加蓋二樓。
李榮記得，那天散會時已是傍晚，他第一時間前往李訓芬家中，將這個好消息告知對方。那時，李訓芬剛從地裡幹完農活回到家，得知家裡的住房問題終於能得到解決後，她臉上的疲憊一掃而光，激動得原地轉了幾個圈，「她說住房問題一直困擾她多年，但村上此前已經為她建過房，又送牛送羊，她不好意思再提要求，只能自己克服」。
僅一個月時間，在村民們幫助下，李訓芬家二樓幾間房就建成了。
李榮說，除了住房問題外，他們也想盡各種辦法，為李訓芬和周登文這樣的貧困家庭增收，除了低保外，還為他們家送去家畜搞養殖，安排公益性崗位讓他們當上了護林員，「現在李訓芬家的低保、護林員工資，加上種植和養殖，每年的總收入有7萬多元，在今年9月28日正式標註脫貧」。
周登文如今當上了護林員。澎湃新聞記者 陳雷柱 圖
9月28日，對曙光村的扶貧幹部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日子，在這一天，村裡包括李訓芬和周登文這樣「極端個例」在內的最後一批貧困戶，經過審核標註脫貧了。李榮說，近些年來，在縣鄉兩級政府的統籌和幫助下，他們通過產業增收、就業增收、林業增收等方式，使村民的收入結構逐漸多元化，收入也大幅提升，同時通過舊房改造、重建、異地搬遷，資助、補助等方式，為貧困戶補齊了來自住房、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短板。如今，曙光村的貧困發生率已從2014年的46.5%下降到0%，「現在，這些貧困戶家家有肉吃，有房住，有錢賺，相比5年前，已發生了巨大變化」。
山城巨變提到村裡貧困戶的變化，李榮如數家珍。他說，從2014年開始，隨著扶貧工作的逐步深入，曙光村的脫貧人數也逐年遞增，從最初一年十幾戶，到2019年一年脫貧59戶，今年9月低，剩餘的30戶貧困戶也已全部脫貧，「最後這30戶是最難啃的『硬骨頭』，大多沒有勞動能力，或居住環境極度惡劣。我們是通過政府兜底保障、異地搬遷、發展產業脫貧等方式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
李榮所說的產業脫貧，是曙光村在長期探索中總結出的「黨支部+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新模式。他說，近些年，曙光村黨支部已領辦合作社3個，其中肉牛養殖專業合作社、村集體養鵝專業合作社和蔬菜種植專業合作社各一個，目前合作社已有700餘頭肉牛、1200多隻鵝，馬鈴薯、蕎菜等種植業也搞得有聲有色。
「所有的收益35%作為合作社分紅，其餘65%都會給用來給貧困戶分紅。」李榮為澎湃新聞算了一筆帳稱，以李訓芬家為例，她家每年低保總額19000餘元，每天在林區負責看護防火、修剪樹木一年的工資有10000元，此外，通過產業脫貧，參與種植和養殖，她現在每年還能有約42000元收入，「這已經遠遠超出了脫貧標準。」
李訓芬是曙光村最後一批脫貧戶，也是變化最大的貧困戶。她說，自丈夫患病住院後，一直咬牙堅持，要將孩子們養大，後來溫飽問題解決了，她又怕他們自卑，一直期盼著他們能和其他孩子一樣，想為孩子們撕掉貧困的標籤，「現在日子越過越好，我再回想起以前的事，反倒沒那麼苦了」。
實際上，曙光村的脫貧工作，也是威寧縣的一個縮影。五年前，威寧縣曾是貴州省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貧困發生率最高的國家級深度貧困縣，這個150餘萬人口的山城中，貧困人口佔到7.3萬戶34萬餘人。
威寧縣扶貧辦相關負責人介紹，經過5年努力，6.5萬餘人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實現脫貧致富，建成的7萬畝的蔬菜基地解決了1萬名貧困人口的就業難題。此外，威寧縣在近幾年打造特色經果林和林下經濟，開發綠色食品，發展生態旅遊，使農村產業結構得到調整和重組，也為農民的脫貧增收提供了助力。
目前，威寧林下經濟產業綜合產值已達1.7億元，帶動了全縣5萬餘人實現增收致富。另一方面，一些農民通過易地移民搬遷，不僅成了「城裡人」也通過務工或經商有了穩定收入。據統計，目前威寧縣通過易地移民搬遷實現脫貧致富的已有6.5萬人。
上述扶貧辦負責人稱，如今，威寧的貧困人口已從五年前的34萬人下降到3.8萬人，今年年底將實現全部脫貧，「那個『威寧哥哥下山來，麻布衣裳破草鞋』的時代將徹底成為歷史」。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