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奧斯曼-土耳其的歷史研究，中文學界目前還處在起步階段，尤其是基於一手文獻的研究幾乎還是空白，這與中國的外國研究，尤其是外國歷史研究整體上比較落後有關係。但從世界範圍來看，奧斯曼-土耳其研究是顯學。在這個領域，與東鄰日本學界相比，中國學界還存在很大差距。因而，在當前的情況下，除加大力度培養中文學術人才之外，引介一些經典的著作或較新且「靠譜兒」的作品，也是了解相關動態、推動中文學界相關領域學術發展的必經步驟。近年來，中文出版界對譯介國外的奧斯曼-土耳其歷史研究作品，做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績，儘管翻譯的水平參差不齊，但對於中文學界儘快掌握相關領域的研究狀況，應該說貢獻不小，值得肯定。
整體看，中文學界的譯介作品，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設計上缺乏系統性，往往是出版商基於市場原則的策劃，而無法反映這個領域的趨勢；二是基本上都譯自英文，這麼做的理由不言而喻，但從學術發展的角度來說，對土耳其文、日文或其他西方語文的作品也需要關注，在英文世界之外，用其他語言寫的優秀作品也不在少數，人文學科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即用不同語言書寫時，作者心目中假定的讀者是不一樣的，從而其問題意識、側重點會有所不同，尤其是通史性的作品，在這一點上顯得更為突出，再者，不同的語言表述也不僅僅是工具意義上的差異，在思維方式、概念體系上也會有較大差異。因而，翻譯，尤其是高質量的翻譯，對於人文學科來說一直是必要的。
在以往的奧斯曼帝國通史的譯著中，斯坦福·肖夫婦的作品應該說是最好的，即便是在英文世界，它至今也仍然是經典。不過，肖的原書距今已近半個世紀，很多新的學術成果無法體現，而且原書的學究氣較重，敘述風格上也是過於持重，部頭也比較大，不太適合於普通讀者的閱讀。其他零星的奧斯曼帝國通史的譯著，要麼部頭過大，望之令人生畏，要麼過於簡略，讀來使人收穫不大。
《奧斯曼帝國》，[美]斯坦福·肖著，許序雅、張忠祥譯，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在上述情況下，林佳世子的這本《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能夠出中文版，應該說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關於奧斯曼帝國的一些基本問題，作者都有專題性的闡釋。以下僅撮舉本書的幾個例子。
一是關於奧斯曼帝國的起源問題，作者綜合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明確指出，它雖然有遊牧民族擴張的因素，但絕不是一個簡單的遊牧民族的軍事徵服問題，也不是單純的伊斯蘭「聖戰」的結果，而是一個多元複合問題。作者首先介紹了小亞西亞地區穆斯林與非穆斯林、遊牧民和農民之間的關係，在奧斯曼帝國崛起之前，當地的遊牧人移民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因為生活方式的不同，遊牧民和農民之間更多地是共存的關係，以交換為主要特點，此外也存在劫掠關係，尤其是在政治混亂時代。
1300年至1683年之間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變遷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發生了當地的土耳其化和伊斯蘭化。改宗通常是一個自上而下的過程，一般地，是先由權力的中間階層開始改宗，之後再逐漸向普通民眾擴散，它更多地是長期接觸而非暴力的結果。由突厥系移民建立的穆斯林政權與拜佔庭帝國之間人員交流很頻繁，在政界和軍界，雙方皆有相當規模異族出身者。在早期，安納託利亞的穆斯林政權和拜佔庭帝國的統治階層，並非完全異質，改宗的原因也很多，政治的（精英希望在異教政權中發展）、經濟與安全的（為了確保經濟利益和人身安全）、宗教的（神秘主義對突厥遊牧民和基督徒都有吸引力）……伊斯蘭化又為當地居民的融合提供了便利，到十三世紀末穆斯林已經佔安納託利亞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土耳其語也佔據了優勢。作者在這裡儘管批判了那種認為土耳其人都來自中亞的浪漫民族主義的想像，但若講到現代土耳其人的來源，同樣不能忽視十九世紀以來從東歐、高加索、克裡米亞、伏爾加河領域、中亞等地區來的移民。
蒙古入侵引發的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帶來了更大的混亂，整個安納託利亞地區進入了「戰國時代」，西部更混亂，小規模的騎士集團和蘇菲教團，四處割據。作者認為，起源不清的奧斯曼人，非常可能只是流民集團之一，主要是靠實力取勝的，至於在後世他們如何「包裝」自己的起源，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穆罕默德二世及其軍隊進入君士坦丁堡二是作者強調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過程中巴爾幹屬性的特殊地位。奧斯曼侯國之所以能夠成長為帝國，很重要的原因即在於對巴爾幹地區的經營，奧斯曼侯國是先變成了巴爾幹大國之後，才成長為帝國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她把巴爾幹說成是奧斯曼帝國的發祥地，也是因為奧斯曼的統治，才有了東南歐這片地域上的所謂巴爾幹區域意識。當奧斯曼人崛起的時候，整體而言，巴爾幹處於混戰局面，這使得奧斯曼人作為僱傭軍團得以進入該地區，它不是遊牧徵服或移民的擴大，奧斯曼侯國通過和親、同盟、支付貢納金、直接支配等方式在巴爾幹發展，通過收編巴爾幹侯國的海軍，奧斯曼人還有了進軍歐洲的條件。作者認為，奧斯曼人經營巴爾幹，很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的政策合理，得到擁護，帶來了長期穩定，徵服者和當地舊統治階層實現了和解，共同統治當地，成為新的支配階層，造成了巴爾幹的新秩序，不能視之為伊斯蘭對基督教世界的徵服。她根據新的史料指出，當時奧斯曼侯國有意識地招募騎士進行所謂的「聖戰」，其實並不是宗教性的戰爭，而是掠奪，他們招募的既有基督教騎士，也有穆斯林騎士。這些人有國家組織的背景，要向國家繳納五分之一的戰利品，這些人對奧斯曼的擴展發揮了很大作用，最多時達到了五萬人。
尼科波利斯戰役三是全書有一條重要線索，就是奧斯曼的帝國化問題。對於那些在徵服和掠奪中發揮了作用的騎士，奧斯曼統治者分封給他們採邑，他們的義務是在夏季參加蘇丹組織的遠徵，這就是蒂瑪爾制。但隨著戰爭形態的變化，尤其是火器的引入和長期戰爭的出現，騎士受到其戰法和參戰時間的限制，其作用就大大降低了，隨之，以各種方式和理由，他們的封地被剝奪，這也與隨著帝國的擴大和鞏固而走向中央集權化的趨勢相一致。軍事上的勝利帶來了更多的財富，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發展，實際上這是內陸亞洲徵服民族走向定居化和中央集權化（即帝國化）的一個普遍特徵。
財富的增加也使得蘇丹有能力發動下一次戰爭。這個循環要求的就是治理技術的不斷發展，具體就體現在稅收和財政上。林佳世子這本書在稅收問題上下了很大功夫，從徵稅調查、使遊牧民定居化、剝奪和重構蒂瑪爾、包稅制的發展、地方法官和書記員的角色等方面，作者對帝國的財政能力做了詳細討論。比如，剝奪不用納稅的蒂瑪爾，實行包稅制，就為帝國帶來了更大的財政收入。
蘇雷曼大帝關於帝國治理的問題，全書的另外一個亮點是討論了蘇雷曼大帝運用伊斯蘭教完善統治、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也就是十六世紀後，隨著阿拉伯地區被納入帝國疆域，宗教知識分子烏萊瑪階層也開始了體制化。帝國開始賦予在首都最高學府的麥德來賽中就讀的、接受了哈乃斐教法學教育的學生以任官資格，並進行登記，成為政府任命各地地方法官和麥德來賽教授的基礎，沒有資格的則沒有被任命的可能。政府有時還舉行晉升職務的專門考試。但這個制度規定了烏萊瑪晉升必須得到特定職務的上級烏萊瑪的推薦，而具有特定職務的烏萊瑪還有一個特權，即能夠無條件登錄自己弟子進入「候補名單」，這個制度使得腐敗問題產生，烏萊瑪除了學習宗教之外，還要專門去經營人際關係而尋求升職。很快就出現了掌握晉升體系的烏萊瑪大族。
烏萊瑪階層四是關於帝國的衰敗問題，作者指出，奧斯曼體制的終結是在十八世紀末，當時，帝國已經非常虛弱，其能夠繼續延續下去，是眾多偶然因素集合的結果。她提出了評估帝國體制能否維繫的三個界限：維持領土與和平的能力、基於伊斯蘭的政權合法性原則、中央集權體制。到十八世紀後半期，這三個方面都出現了問題，一個是帝國邊疆出現了動蕩，歐洲和俄國的崛起，列強有能力幹預奧斯曼帝國的邊疆事務，引發了當地的不安和獨立傾向；二是非穆斯林得益於跟歐洲的通商關係，經濟地位上升，加上列強的幹預，開始出現民族意識，原有的建立在伊斯蘭基礎上的統治合法性被動搖，而帝國加強管理的措施更進一步激發了當地的離心傾向；三是官僚系統的尋租現象日益普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職能，而各地出現了眾多地方實力派（阿揚），不斷積蓄著對抗中央的實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奧斯曼帝國進入了近代，改革與衰亡進行著賽跑，直到一戰後帝國滅亡。
1876年，第一屆奧斯曼帝國議會開幕。除了以上的專題性討論之外，本書至少還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是作者重視對歷史記載的解構，比如，關於奧斯曼帝國的前史，作者強調要重視其對手拜佔庭方面的記載，而對後世奧斯曼帝國的敘述，作者指出那並非信史，後世所寫的前史，皆為杜撰，其目的是將自身追溯為突厥系遊牧民的望族烏古斯的後裔、純正的伊斯蘭教徒，繼承了塞爾柱的王權。拜佔庭人的一些記載則提到，奧斯曼集團的軍隊是由突厥系騎士和拜佔庭人混編而成；奧斯曼人注重與基督教盟友的合作，有兩個改宗伊斯蘭教的基督徒軍事家族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可以說是奧斯曼帝國的共同奠基者，不過，奧斯曼後來的歷史書寫逐漸不再書寫這些同盟者的歷史。總之，對於和拜佔庭結盟的事，奧斯曼後世的歷史書寫諱莫如深，而拜佔庭史書則提供了更多細節。
二是作者很重視社會史，對農民、遊牧民、城鎮居民、不同宗教共同體、女性等都有專門的論述，使得這本小書內容非常豐富。比如，利用十四世紀著名的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遊記，作者生動地介紹了當時安納託利亞社會狀況，當地的伊斯蘭化已經很深入，對於講阿拉伯語並去朝聖過的人非常尊敬，認為他們來自文化的中心。城鎮中已經形成了類似於行會或兄弟會的同業組織，除了日常管理，他們還有自衛和互助的功能，這類組織直到奧斯曼帝國時代一直延續著，在安納託利亞的諸侯身邊有猶太人醫生、伊斯蘭教法官和希臘侍者，作者推斷這些多元特性的在當地的諸侯國中很普遍。
伊本·白圖泰三是歷史評價不獨尊中央集權國家的立場。隨著帝國的疆域達到極限，皇位繼承人的日益文弱化，後宮、禁衛軍、大官僚家族、地方大員和實力派等等都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挑戰了蘇丹所代表的國家權威。但作者並沒有完全從中央集權的角度來討論這些問題，對於分權的、地方自治性的要求，作者給予了更為客觀的評價，不管是禁衛軍的社會化還是地方實力派的發展，作者指出，它們對抗中央集權的努力也為特定群體和平民帶來了益處。對於那些被中央集權所邊緣化的群體，作者更是給予了某種帶有感情色彩的、同情式的描述。
託普卡帕宮內的大使們最後我想就日本的土耳其研究做一點簡單介紹
（在這個方面，我參考了日本學者鈴木董和永田雄三的相關文章，見永田雄三：「近年のオスマン史研究の回顧と展望」、載『日本中東學會年報』、no. 30-2, 2014年、145-150頁；鈴木董編：『オスマン帝國史の諸相』、「序」、東京: 山川出版社、2012年、3-11頁；Tadashi Suzuki, 「From Central Asian Studies to Anatolian Studies—A Century of Turkish Studies in Japan,」 in Orient, Vol. XXXVIII 2003, pp. 117-134）。
我國學人對日本的中東-伊斯蘭研究已經有一些介紹，雖然主流學術界仍知之不多。對日本的土耳其研究，專門的介紹幾乎還沒有。籠統地說，日本的土耳其研究在很多方面已經達到了國際一流水平，而且還有自己的特色。中、日同屬東亞文化圈，在問題意識、概念體系、研究方法等方面，日本學界的研究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應該有較大的借鑑意義。
日本學者在綜述本國的土耳其研究時，往往注意提到幾個重要的點。第一個是「突厥學」在日本的發展，這個領域主要是起源於日本人對中亞和北亞突厥人歷史的研究，對中國學者來說也完全不陌生，日本學者最初使用的資料主要也是中文的史籍，而且，大家也都公認，日本有很強的中國語文學與中國歷史的研究傳統。「突厥學」實際上滋養了早期日本學界對土耳其歷史（日本人也稱之為安納託利亞的土耳其人）的研究，一些日本的奧斯曼-土耳其歷史研究者，也是從「突厥學」轉過來的，或兼顧到這個領域的。限於篇幅，對此不做過多闡述。
第二點是經歷明治維新的日本日益具有世界意識，在關注歐洲和俄國時，日本人注意到了所謂的「東方問題」，自然地，奧斯曼-土耳其人就這樣進入到了日本人的視野，當時的日本政治界尤其是外交領域即開始關注奧斯曼-土耳其。第三點是在二戰前，當時的日本政府曾推行大亞細亞主義政策，這使日本跟以奧斯曼-土耳其為中心的穆斯林世界發生了密切關係。與此同時，日本也有較多人對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所推行的革命與變革頗有興趣，這些都是推動日本各界關注奧斯曼-土耳其的因素。作為第一代關注和研究土耳其的日本學者，大久保幸次在1938年即創立了「回教圈研究所」，在其所發行的月刊《回教圈》上就可以看到對日本人土耳其研究的重視。
《回教圈》我們一般所謂「奧斯曼-土耳其研究」，在日本學界通常被稱為「土耳其研究」，分為奧斯曼帝國史研究和現代土耳其研究。戰後日本的土耳其研究，長期以來是偏重奧斯曼帝國史的研究，對現代土耳其的研究很少，不過，近年來日本的現代土耳其研究也有了很大發展。根據日本學者鈴木董的說法，到目前為止，日本學術界對奧斯曼-土耳其的研究大致經歷了六個「世代」，第六個也就是當下這個世代也被稱為「新世代」。
1958年出生的林佳世子屬於第五代，即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完成教育並在九十年代嶄露頭角的一代學者。林佳世子於1988年修完東京大學東洋史學方向博士課程，專攻奧斯曼帝國史，她最初以穆罕默德二世時期的宗教捐獻文件為出發點，研究奧斯曼帝國的宗教捐獻制度，之後對伊斯坦堡城市史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其第一部專著是1997年出版的《奧斯曼帝國的時代》（『オスマン帝國の時代』）。這本被翻譯成中文的《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最初是2008年由講談社出版的，2016年經修訂後再版。從這部通史性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宗教史、制度史和社會史方面的專長。
林佳世子根據永田雄三的介紹，因為有東洋學的傳統，日本學界的歷史研究非常重視「古文獻學」，在奧斯曼帝國史的研究上，日本學界也有這個特點，甚至可以說，這是日本學界的一個特色。近年來日本的奧斯曼帝國史研究有了一些新動向，一個是在奧斯曼帝國近代史的研究中引入了與日本進行比較的視角；二是更加重視對非穆斯林共同體的專門研究；三是使用繪畫資料和文學作品，從事社會史的研究。林佳世子在書中即比較多地運用詩歌等文學作品來研究當時的社會輿論與政治狀況，也比較注意繪畫資料的使用，體現了奧斯曼史研究的新趨勢。
總之，林佳世子這本書的引入對於加深我們對奧斯曼-土耳其歷史的認識必定助益良多：它是日本學界關於奧斯曼帝國通史的高水平代表作，使我們得以初窺日本學者相關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它在很多方面具有新意，基本上體現了奧斯曼帝國史研究中的最新趨勢，除了前面提到的特點外，對環境史、國際關係史、世界體系論、經濟史等全球史領域的新成果也儘可能地加以利用；它在結構上充分兼顧了歷史的經度和制度、文化、社會的緯度，內容很豐富；語言平實、敘事生動，很多地方利用不同類型的原始資料來呈現歷史的樣貌，讓材料說話，使讀者更能貼近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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