昝濤:當代中國人為什麼要了解奧斯曼帝國的歷史?

本文是2020年3月「得到」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昝濤副教授的採訪，全文內容來源自「得到」APP，轉自中央歐亞通訊微信公眾平臺。

昝濤解讀《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

1. 當代中國人為什麼要了解奧斯曼帝國的歷史？

首先從純粹的歷史角度來說，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國對世界的了解和認識會變得越來越有必要。但是我們以前對於西方關注比較多，對於非西方，像中東這些地方，關注的相對較少。比如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一方面需要專業人士去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公眾的興趣來滋養相關的研究，形成一個相輔相成的關係。

其次，奧斯曼帝國是一個完整的帝國興衰的案例。它的興起不光是歐洲和中東的事兒，與亞洲、甚至於中國都有淵源。從14世紀一直到20世紀，六七百年的過程裡面，它經歷了人類歷史上很多重大歷史發展的時刻，它沒有經歷朝代更替，而是一個王朝延續下來的。另外，這個穆斯林色彩很重的政權和歐洲關係很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奧斯曼帝國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它應對挑戰的種種做法都值得總結和借鑑，尤其是所謂的東西方文明的關係問題，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今天的很多問題。

進一步說，今天的中東的格局其實就是奧斯曼帝國解體影響下出現的局面。離開奧斯曼帝國，尤其是對奧斯曼帝國近代史的探索，我們對於中東和歐洲歷史的認識就是不完整的。

當然，奧斯曼帝國也帶來很多教訓，這也是我自己最近一段時期非常關注的一個話題。中國也面臨多民族和宗教以及複雜地緣政治的問題，奧斯曼帝國所經歷的那些挫折、應對和失敗，包括民主化、西方化的改革，對維護國家完整和統一的經驗教訓，我覺得非常值得總結。

2. 這本書的題目是《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請問這裡的「和平」是指含義？

奧斯曼帝國在五百年間沒少打仗，內部也並非長期穩定，嚴格來說稱不上「和平」。我推測，作者所謂的「五百年和平」大概是模仿了「羅馬統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這個表述，強調在奧斯曼帝國的治理下，內部實現了相對穩定的秩序。「五百年」這個時間限定就更能佐證這一點。因為，按照作者林佳世子的說法，一般意義上的那個傳統的奧斯曼帝國實際上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就不存在了。對外戰爭的失敗和內部民族主義的發展，使原有帝國的規模已經相當萎縮，體制上也在19世紀因為「近代化」而發生重大變化。作者說，「將遼闊疆域置於真正意義的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體制到18世紀末已經消亡。」也就是說，從18世紀末開始，「奧斯曼治下的和平」意義上的那種秩序已經難以持續了。我想，這大概就是作者所謂的「五百年的和平」的意思吧。

3. 對於一位歷史愛好者，應該如何大致把握奧斯曼帝國的發展脈絡？

學界對於奧斯曼帝國的分期並沒有什麼共識，而且，我也不建議對奧斯曼帝國的歷史階段進行勉強或固定的劃分，因為奧斯曼帝國的歷史最大的一個特點是多元且複雜。

如果要做一個粗略的歷史分期的話，可以大致分為這麼四段：（1）從13世紀末14世紀初到1453年奧斯曼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滅亡東羅馬帝國，算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還說不上是帝國，只能說是走向帝國的時期；（2）1453年後才稱得上是帝國，之後就是帝國擴張與建設時代，也就是1453到16世紀中後期，這是奧斯曼帝國達至最強盛的一百多年，以蘇萊曼大帝的統治在16世紀中後期的結束為標誌。（3）16世紀中後期之後，奧斯曼帝國就進入到一個漫長的兩百餘年的危機、調整與相對平衡的時代，直到18世紀後期的1789年；（4）正是在1789年，蘇丹塞裡姆三世開啟了具有現代化意義的、長達一百多年的改革時代，這一百多年可以稱之為「挫折、現代化與收縮並行的時代」，奧斯曼帝國面對著西方的崛起以及許多內部問題，需要應對種種挑戰，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奧斯曼帝國戰敗，很快就徹底解體了。

傳統觀點會把蘇雷曼大帝統治結束後的時期視為奧斯曼帝國漫長的衰落期，這種觀點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現在已經被主流學界放棄了。最近我給《奧斯曼帝國六百年》一書寫評論時，具體談了這個問題。「衰落」（decline）是相對的概念，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實際上，在蘇雷曼大帝之後的兩個多世紀，奧斯曼帝國的狀況也是起伏變化的，不是「衰落」兩個字就能簡單概括的。

4. 本書中這樣一段話，「長時間形成的中央集權體制走向衰落，奧斯曼帝國自身也要從內部開始走向解體。」本書多次提到「中央集權」，您是怎麼看待中央集權與奧斯曼帝國興衰關係的？

過去很長時期，很多學者在解釋奧斯曼帝國解體的時候，會把中央集權的衰落和失敗作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這只是視角之一，而且是從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尤其是中央的角度來看的。林佳世子這本書有個特點，就是雖然它多次提到了中央集權，但作者在書裡既沒有刻意讚美中央集權，但也不是完全反對它。比如，在講到遊牧傳統反抗中央集權的時候，在講地方實力派崛起的時候，作者就看到，對中央集權的反抗，有時候也有不得已的一面，有時候對普通人的小生活也是有一定好處的。

奧斯曼帝國的中央集權跟中國不太一樣。我們講中央權力的時候，更多強調的是秦朝以後日益發展的皇權體制、郡縣制度和文人治國的官僚制等等。但跟中國傳統相比，這種體制在奧斯曼帝國並不發達，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者也不是靠這種方式來搞中央集權的，奧斯曼帝國的統治有自己的特點。

比如軍隊方面，在16世紀以前，奧斯曼帝國給騎兵分配土地的蒂瑪爾制度，有分封制的因素，但是它跟歐洲的分封制度不太一樣，因為奧斯曼帝國的分封制下得到的土地沒有私有產權，理論上不能世襲，得到土地的騎兵也有負責地方治安的義務。隨著火器的發展，戰爭技術變了，騎兵的用處就越來越小，但要養陸軍常備軍，國家需要的錢越來越多，然後包稅制度就逐漸出現了。當然每個制度的產生都是有原因的，在大部分時候它們都發揮了其作用。但是時間長了，原有制度不能滿足現實需求了，就面臨改革和調整的困窘。

又比如，奧斯曼帝國的精英選拔體系裡面，也有一個「用什麼樣的人」的問題。很多人都知道「dev irme」制度，也就是奧斯曼帝國徵召基督徒家庭的小男孩，使其改宗伊斯蘭教，加以特殊培訓，然後進入統治階層和禁衛軍的做法，這些精英在身份上是皇帝的「奴僕」，所以這個制度有時候翻譯成「奴官制度」，這樣選拔出來的精英，進入國家系統，一方面是增強了奧斯曼帝國的常備軍力量，另一方面，軍隊內部的精英人士會成長為帝國的重要官員，包括地方總督、大臣和宰相。這有助於維護蘇丹大權、中央集權。奧斯曼帝國也有文官，尤其是法律體系的法官（kadi），他們來自一個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即伊斯蘭教育。但總的來說，奧斯曼帝國沒有科舉制，也沒有普遍實行的郡縣體系，沒有形成中國那樣成熟完善的中央集權體系。

在奧斯曼帝國中央和地方關係上，有一個突出現象就是「特區」很多，除了帝國的核心區以外，中央對很多地區並沒有很強的直接控制力與統治。比如，在16世紀前期徵服了阿拉伯地區後，就保留了很多當地原有的社會體制，尤其是原有貴族的權力結構。另外像多瑙河以北、瓦拉幾亞、摩爾達維亞等地，以及克裡米亞，它們更像是奧斯曼帝國的保護國、附屬地區，也不在中央集權的直接控制之下。所以，奧斯曼帝國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圈層結構，越是靠近首都伊斯坦堡的，中央集權的特點就更明顯，是帝國統治的第一圈層。距離伊斯坦堡越遠，中央的直接控制力就會逐漸下降。帝國統治的第二層是實行蒂馬爾制度的安納託利亞部分地區、巴爾幹半島上的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希臘等。再向外就是第三圈層，也就是咱們說到的多瑙河以北、克裡米亞、大部分的阿拉伯地區等。

另外，在帝國後期，出現了強大的地方實力派（ayan），它們其實有兩面性，既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中央集權，又依賴並維護中央的權威。不過到19世紀的前半期，馬哈茂德二世搞定了地方實力派，然後搞改革。但這並不意味著地方實力派都是保守派或反動派，他們其實也熱衷於搞改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

5. 巴爾幹地區、小亞細亞地區、阿拉伯地區在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上扮演著什麼角色？

如果講奧斯曼帝國的源頭，需要從小亞細亞講起，如果要講帝國的發展，更應該重視歐洲大陸部分。奧斯曼人在巴爾幹地區立足以後，帝國才真正發展起來。最初，奧斯曼人只是小亞細亞幾十個地方政權中的一個而已，但後來它藉助於地利和統治者的謀略，先把巴爾幹地區拿下並鞏固之後，才回過頭去鞏固小亞細亞。而且小亞細亞東部一直不安定，後來不斷面對東部伊朗的薩法維王朝的挑戰，小亞細亞的東南部就更加不穩定了。

奧斯曼帝國是一個歐洲色彩比較重的帝國，在某種意義上，它就是如自己所宣稱的那樣是東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奧斯曼帝國極盛時期的版圖，跟東羅馬帝國的版圖很相近。但是由於許多非學術因素影響，比如政治因素、文明因素，奧斯曼帝國長期不被認為是歐洲國家。巴爾幹地區後來形成的各個國家也都不認可奧斯曼帝國統治的歷史階段，而是把那段歷史當成一個黑暗時代、特殊時期，是個被土耳其人異族統治的時代。但這是民族主義的觀念影響的結果，回到奧斯曼帝國時期，這些地區居民的地位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很多居民相比並不低。客觀地看待奧斯曼帝國五百年的歷史過程，巴爾幹地區，或者說東南歐地區，在奧斯曼帝國的歷史上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巴爾幹也始終是奧斯曼帝國統治的重心所在，奧斯曼帝國的真正失敗也是從逐漸失去對巴爾幹地區的統治開始的。

再說阿拉伯地區。奧斯曼人徵服阿拉伯地區具有一定偶然性，並不像是「蓄謀已久的計劃」。奧斯曼人很可能也沒有想到這麼快就能贏。拿下阿拉伯地區後，直接結果是奧斯曼帝國版圖的迅速擴大以及財富的增長。除了把「糧倉」埃及收入囊中，地中海以東的阿勒頗、摩蘇爾、大馬士革等大城市，以及耶路撒冷、麥加、麥地那三座聖城也進入帝國版圖。

這樣，東地中海貿易的核心區和命脈就被奧斯曼帝國掌控，這對歐洲造成的很大影響，所以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在這裡和奧斯曼進行了很長時間的競爭。

除了經濟價值以外，還有宗教意義。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從埃及統治者手裡拿到哈裡發頭銜，成為「兩座聖城（麥加和麥地那）的僕人」，也就是保護者。這極大地提升了奧斯曼帝國在整個穆斯林世界尤其是佔多數的遜尼派穆斯林中的地位，奧斯曼帝國成為穆斯林世界真正的核心國家和最強大的國家。

除了以上，奧斯曼帝國還收穫了許多人才。在徵服了阿拉伯以後，正統的伊斯蘭學術和秩序獲得發展的機會，中東伊斯蘭世界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時代。有一個說法我是比較贊同的，奧斯曼帝國在徵服阿拉伯地區之後經歷了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化的時期。

6. 蒂瑪爾制是奧斯曼帝國前期和中期最重要的基層組織制度，不過它看起來非常像西歐的封建制。蒂瑪爾制和西歐封建制有什麼不同呢？

蒂馬爾制度是國家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分封，沒有所有權，分的是稅收權。西歐封建制不是這樣的，你比如，封建主可以支配自己的土地，能夠繼續分封，有句話叫「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就是描述西歐封建制度中的採邑制中的從屬關係，歐洲各級封建主之間只效忠於直接上級，隔級之間無效忠關係，奧斯曼沒有這種情況。

7. 作者多次強調，奧斯曼帝國「運用伊斯蘭教法治國」，但它不是「伊斯蘭國家」（比如前言的第6小節）。前面兩者有什麼區別呢？「運用伊斯蘭教法」而非成為「伊斯蘭國家」，會給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帶來哪些影響？

問題可以這麼看。其實，過去那些被稱為伊斯蘭帝國的國家，在所謂的原教旨主義者看來，那些都不算是「伊斯蘭國」，不只是奧斯曼帝國這樣。

所以，這裡涉及到對什麼是「伊斯蘭國」的理解，雖然很有爭議，但一般認為，先知在麥地那時代的統治算是一個典範，當然那個狀態是沒法再複製的，後來就有了很多其他的定義，比如，有的說是將伊斯蘭教定為國教的國家，有的說是實行伊斯蘭教法統治的國家。但在原教旨主義的意義上，應該是「麥地那模式」，或全面實行伊斯蘭教法、由宗教權威統治的國家。

我想，作者是在將奧斯曼帝國與原教旨主義理解的「伊斯蘭國家」進行了對比。顯然，奧斯曼帝國，雖然實行伊斯蘭教教法的統治，雖然伊斯蘭教具有國教的地位，但它仍然是一個帝國模式，而非「麥地那模式」，宗教權威也無法全面統治國家。

奧斯曼帝國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國家控制宗教，這一傳統被共和國繼承和發揚。在奧斯曼帝國，君主位居頂端，集各項大權於一身，既是帝國最高的世俗君主（蘇丹，Sultan），又擁有「哈裡發」（Khalifa）的稱號。蘇丹之下設立國務會議，由數名大臣、大法官和國務秘書組成。通過君主頒布的世俗法和官僚體制的擴張，奧斯曼帝國從未成為嚴格意義上的伊斯蘭神權國家(伊斯蘭國)。

奧斯曼帝國基於伊斯蘭教法進行統治，社會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司法、稅收、軍隊、學校等——都要至少在理論上按照伊斯蘭教法的原則進行統治。穆斯林在奧斯曼帝國處於優越地位。奧斯曼土耳其人信奉的是遜尼派伊斯蘭教，追隨較為溫和的哈乃斐教法學派。但在奧斯曼帝國時代，負責管理伊斯蘭宗教事務的職位是謝赫·伊斯蘭（sheikh al-Islam），是由君主任命的。

16世紀之後，負責宗教教育和教法實踐的烏萊瑪（ulema，宗教學者）階層已經被基本上整合進國家官僚體制，其任命和薪水由國家負責，這是奧斯曼帝國實現對宗教的政治控制的重要和有效的方式。

較新的研究認為，哈裡發體制本身就具有世俗性。奧斯曼帝國的君主有權力發布卡農（kanun），即一種以聖諭形式出現的、被書寫和編纂出來的世俗法律，它只是在理論上須與伊斯蘭教法相一致。其實，卡農來自突厥‐蒙古傳統，強調統治者維護法律、秩序和共善的角色。卡農有助於建立一個宗教法之外的世俗領域。

8. 近代的奧斯曼帝國被稱為「歐洲病夫」或「中東病夫」，我們知道近代中國曾被稱為「東亞病夫」。但相比較於奧斯曼帝國從19世紀開始的逐漸瓦解，中國的主體部分卻能被繼承下來。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

原因很複雜。首先地緣政治的複雜程度是不一樣的。近代中國的東部開始出現一個強大的國家——崛起之後的日本。雖然我們多次被他打敗，但最終中國是勝利的一方。這是中國得以保持主體部分比較完整的重要原因。

另外還有北邊的俄國。俄國的確佔領了中國很多的領土，但俄國對奧斯曼帝國的威脅其實更大。因為俄國的關注重點在歐洲和近東，俄羅斯帝國甚至曾經兵臨奧斯曼帝國首都伊斯坦堡城下。更不用說在歐洲還有以奧地利為代表的強國，以及在地中海上的歐洲多國力量，長期與奧斯曼競爭。所以，奧斯曼帝國面臨的外部威脅要遠比中國更嚴重。

從民族的角度來說，中國有一個以漢語為母語的、具有絕對的地利和財政優勢的、數量上也佔絕對優勢的主體民族，這也有利於維護國家的大一統。從奧斯曼帝國內部來說，它的人口、宗教和文化的多元特性比中國更複雜。很長時期以來，奧斯曼帝國境內近一半的人口是基督教徒。而且奧斯曼帝國有大片領土在歐洲，有很多歐洲鄰居，帝國境內的非穆斯林與歐洲國家關係密切而特殊，離心力越來越強。所以，奧斯曼帝國的內憂和外患是結合一起的，奧斯曼帝國的內戰往往是糾纏了民族紛爭與地緣競爭的綜合因素，這是奧斯曼帝國非常典型的不同於中國的特點。

另外，因為奧斯曼帝國地跨歐亞非三大陸，地緣位置極為重要和敏感。歐洲其實有一個肢解奧斯曼帝國的計劃，也就是所謂的「東方問題」。

還有就是奧斯曼帝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試想，如果奧斯曼帝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戰勝國，它的命運可能會不同。當然歷史無法假設。而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

回顧來看，埋葬奧斯曼帝國的不光是西方人、歐洲人，也不光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樣重要的還有帝國境內的基督教民族主義，以及還有土耳其人自己。一戰後，在民族運動的過程中，土耳其人和其他非穆斯林民族類似，也自己決定拋棄了奧斯曼帝國，建立了一個現代的共和國。

9. 從發展路徑，以及中央集權統治這個角度來說，奧斯曼帝國與清王朝有一些共性。從曾經擁有廣闊疆域、帝國解體後形成很多獨立政治體這一點來說，奧斯曼帝國與蒙古帝國很相似。您怎麼看這兩組比較？

這是一個很好的也很重要的「比較帝國史」的問題。先比較一下清朝和奧斯曼帝國。所謂滿人入關建立大清王朝，這和奧斯曼人建立帝國統治有相似之處，首先他們各自的統治集團都不是一個純粹的民族集團，而是一個複合集團。兩者在建立多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都徵服了富裕的定居社會，藉以解決了國家建設和擴張所需的財政問題。不過從中央集權化來說，奧斯曼沒有滿清的程度深。畢竟，滿清繼承了一個非常發達的官僚集權的中華帝國傳統，包括財稅制度。雖然新清史總強調滿清的內亞特性，但我還是認為中國化是主要的。而奧斯曼帝國整合了多個傳統，包括內陸亞洲、地中海、羅馬、阿拉伯、波斯、伊斯蘭，等等，是一個多元化的歷史繼承，它的官僚制也不發達。

再從繼承性的角度來說，土耳其只繼承了奧斯曼帝國的一小部分領土，而更多的是一種精神上的繼承。現在土耳其很重要的一個意識形態就是「新奧斯曼主義」，雖然新奧斯曼主義本身有很複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但是在精神來說，它意味著對奧斯曼帝國的重新評價，具有重新承認奧斯曼帝國偉大性的鮮明特點。而新中國對古代中國的繼承是領土與文明的雙重繼承。這一點和奧斯曼帝國不同。不過，在現在這個都在強調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在對各自傳統的積極評價上，雙方也是有相似性的。

再比較一下奧斯曼帝國和蒙古帝國。我們說了土耳其和奧斯曼帝國是直接繼承的關係。奧斯曼帝國崩潰已經是距離現在不遠的20世紀的事情了。帝國解體後直接進入到民族國家時代，土耳其繼承了奧斯曼帝國的主體民族、知識精英和文化傳統。

從蒙古國家建構的角度來說，現在的蒙古國和蒙古帝國雖然有繼承的關係，但蒙古帝國是13、14世紀的事情，兩者距離比較遙遠。所以很多蒙古帝國的東西，包括領土、傳統、文化習俗並沒有被直接繼承下來。今天的蒙古國並非直接繼承自蒙古帝國或元朝。蒙古國的歷史敘事會把被清朝統治至蘇聯影響的幾百年歷史當作黑暗的「殖民」時期。蒙古徵服建立巨型帝國之後搞了兄弟分封，蒙古人的政權陸續在當地敗亡後，大部分蒙古人也就被同化和消失了。

奧斯曼土耳其人，雖然也是徵服民族，也有類似的經歷，但並沒有像蒙古人那樣只建立徵服民族的高壓統治，而是有伊斯蘭文明作為支撐，反而對當地有很大的同化力，比如在歐洲的被徵服土地上，就出現了為數不少的改宗伊斯蘭教者，還有一個就是利用我們說的「奴官制」汲取當地的人力資源。在奧斯曼帝國衰亡的過程中，有很多改宗的穆斯林的後代移民到了土耳其境內，成為了土耳其人。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就是馬其頓人。蒙古國主要的移民是西邊的哈薩克人，哈薩克人說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後裔，是朮赤這一系傳承而來的，不過，蒙古人可不把哈薩克人當作是同類，因為語言和宗教不一樣，哈薩克在宗教上伊斯蘭成分比較重，而蒙古人主要是佛教，語言上，哈薩克語屬於突厥語族，而不是蒙古語。

從文化發展方面來說，在蒙古國的社會主義時代，當時的政權對宗教和舊貴族的清除比較徹底，但在土耳其建國後，帝國時代的精英基本留用了，雖然土耳其的世俗化也很激進，但並沒有與宗教為敵。

來自：中東觀察員